1. 引言
从开始写作到现在，蕾拉·斯利马尼一共只出版两部长篇小说：《食人魔花园》和《温柔之歌》，第二本《温柔之歌》就为她赢得龚古尔文学奖。作为评委之一的菲利普·克罗代尔评论说：“我很高兴看到文学不只是用来安慰、疗愈的工具，或是借以看世界的一扇模糊的窗子。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揭露的艺术，其中包含最苦涩、最艰难的部分。”
的确，蕾拉的小说因关注女性、深入挖掘女性心理、揭示女性生存困境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阅读。在书中，蕾拉摒弃了一切过于戏剧化的因素和政治阴谋的桥段，摒弃了可能使女性书写更政治正确的立场与主题，她希望去触碰女性内心深处的“不能承受之轻”，触碰女性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
我们可以说《温柔之歌》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书中的两个主要女性形象——路易斯和米莉亚姆，是这本书的主角。路易斯是一个传统的女性形象——她穿着女性化，干净整洁，照顾家庭孩子；米莉亚姆则是一个职场女性，她穿牛仔裤和丈夫的白衬衫。实际上她们的冲突也是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冲突，但是她们却面临着相同的困境。米莉亚姆毕业于法学院，受过高等教育，在生下两个孩子后又进入职场，工作能力也很不错。她看似是个独立的新女性，实际上和没有文化、生活窘困的保姆路易斯一样都套着枷锁。这枷锁就是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给女性的枷锁，她们受男性凝视，沦为“第二性”，具有内在性和依附性，丧失了自为性和超越性。
本文将用波伏瓦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析这两个人物形象：从她们两人各自不同的窘困遭遇描写她们沦为“第二性”的悲剧。从米莉亚姆因为“主体意识”而产生的挣扎表现出她由“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改变。最后一章结合现实指出她们反抗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阻碍。
2. 被“塑造”的“第二性”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她的著作《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在书中她写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把生理上的性别与后天逐渐获得的性别身份区分开来。生理性别是先天形成的，社会性别是后天形成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这里的女人就是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社会对男女特征、角色、活动、责任的期待和规范。社会性别是对物种决定论的否定，认为除了生育之外，两性的分工主要不是生理因素决定的，性别分工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强调，社会文化对男女的特点、特长、分工的定型，以及相应的资源和机会的分配、能力和特长的发展影响了该社会对男女高低不等的评价，形成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和地位关系，并且通过家庭、社区、市场、国家，在文化习俗、教育、宗教、法律、政策等作用下得到巩固和加强，被该社会作为行为规范而固定下来。这一理论的提出在社会文化层面为男女地位的差异找到了原因。在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贯穿始终的一个思路就是存在主义。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反对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认为人并没有一种先天不变的本性或者本质，人的本质都是自己后天创造的，并且被本质更重要的是存在。波伏瓦在这本书中就是力图要破除社会文化和所有男性千百年来附加给女性的所谓的本性。她指出女性“第二性”的从属性和“他者”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
2.1. 女性沦为“第二性”的悲剧
在哲学范畴中，所谓第一性，就是根源、基础，具有先在性；所谓第二性，就是派生、结果，具有后发性。第一性决定第二性，第二性从属于第一性。正如“物质决定意识”一样，这个社会普遍意义上认为，女性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第二性，是次要的、附属的性别，是相对于男性这一社会主体的“他者”(The Other)，如叔本华称女性为“矮小、窄肩、宽臀、短腿的人群”，他把女性称作“第二性”，他说：“第二性即女性在任何方面都次于男性，若对她们表示尊敬是极端荒谬的”、“女人的存在基本上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繁殖”。由此，“第二性”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映，是对女性作为一个普遍意义上所说的“人”的质疑。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成为了“客体”和“绝对他者”，是男人的附庸。在书中，蕾拉就向读者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首先是女主人米莉亚姆，她修读法律，受过高等教育，在毕业后便直接步入了婚姻和家庭，她完全忘记了外部世界的存在，蚕茧般的生活让她远离世界和他人。除了孩子们的种种滑稽古怪，或是在超市听来的陌生人之间的对话，她根本没有什么好说的。
波伏瓦这样评价全职太太：“几乎没有任何工作的辛苦，可以比得上永远重复的家务劳动带来的折磨——干净的东西变脏，脏的东西又被弄干净。日复一日，周而复始。”
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当中，女性是在不断的自我重复，不管是家务劳动还是怀孕生子，都是日复一日，以相同的形式再现的，而负责进步和超越的，是男性，如果说女性致力于维持既定的世界，那男性的任务呢，就是突破边界，打造新的未来。女性被排除于冒险远征之外，她获得了相对的安逸，却因此付出了最为惨痛的代价，换句话说，女性之所以会成为第二性，是因为与繁殖相关的生理因素让她不得不呆在家里，因此没有办法参与超越性的活动。
在米莉亚姆向丈夫保罗表示了自己想要工作的意愿后，保罗只轻飘飘说了一句他不知道米莉亚姆想出去工作。这让米莉亚姆极其愤怒，远远比她该有的反应还要大。在保罗看来，好像妻子完全不该有这个想法，他也完全没有把妻子的话放在心上。这就是因为一直以来男性都把女性客体化、边缘化——她们沦为“第二性”。
而在米莉亚姆进入工作之后，她也还是难以摆脱“第二性”的禁锢。她想从婆婆那里获得同情：她由于工作很少看见孩子，所有人都对自己那么苛刻，可是婆婆西尔维娅却将矛头对准了她，指责她在工作上投入太多时间。虽然西尔维娅在保罗小的时候也一直是工作的，而且总是炫耀这一点。但她还是认为米莉亚姆不负责任，太过自私。本应是最理解米莉亚姆的人反而成了伤害米莉亚姆最大的人，因为“女性第二性”的思想也早已植根于女人的头脑里，她们认为女人就应该照顾家庭和孩子。女人亦是父权制下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帮凶。甚至就连米莉亚姆本人也觉得这些指控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面对这些指控，她没有力气自卫，她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指控是真实的，但是她觉得这就是她的命，也是很多其他女人的命。没有一刻能有地方容得下她，给她温暖。没有一点建议，可以从一个母亲传给另一个母亲，从一个女人传给另一个女人。” [1]
为路易斯辩护的女律师把米莉亚姆描绘成一个因为职业野心就什么也不在意的女人，自私冷漠，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和“过于投入的职员”。这也是社会的刻板规定——女人就合该待在家里守着孩子和锅碗瓢盆，即便这是一种所谓的辩护的策略。
书中的另外一个女主角——保姆路易斯，她的一生就是个悲剧。她的丈夫雅克是一个暴虐的人，经常殴打辱骂她，完全不把她当人看。即便自己每天待在家里，一事无成，雅克还看不起工作的路易斯，认为自己没有一颗卑躬屈膝的灵魂，只做一些围着小娃娃转的工作。但是路易斯从不反抗，忍气吞声。
在婚姻中，女人成了物品。路易斯被完全物化，她没有话语权，没有任何尊严，任人摆布。即便是雅克这样一个男人，也自觉在路易斯面前是一个“半神”的存在。
在弗兰克家当保姆的时候，路易斯同样没有被看作一个人。路易斯是他的保姆，弗兰克却已经把路易斯看作自己的所有物了。在得知路易斯怀孕之后，他首先感到的是愤怒，他觉得路易斯这样的单身女人没资格要孩子，他担心路易斯不能在照顾自己的母亲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仁慈的雇主，愿意帮助路易斯改善处境而路易斯竟然敢这样“背叛”他。他没有询问路易斯德意愿，自顾自为路易斯预约了流产手术。他完全把路易斯看完做了第一个物品，他不认为路易斯会反抗，忽略她的意愿。路易斯好像是麦克购买回来的商品，随他处置。他忘记了他们只是雇佣关系。
2.2. 女性被塑造为第二性
对“他者”这一学术用语的分析是研究波伏瓦存在主义女性的一个基础，也是理解《温柔之歌》这本书的一个关键。
“The Other”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体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波伏瓦明确指出：人就是指男性，男人不是根据女人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 [2]。这也就是说，女性之所以成为他者，正是长期以来男性把自己确定为主体，是依据男性主体的观点来定义人的，并在社会各个方面实行男权统治的结果。“女性是他者”体现了女性的严重异化程度。
一个女性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人，就要能够创造生活，而不是依附于他人，取悦别人或者成为一个社会要求的贤妻良母。
保姆路易斯就是一个绝对他者的形象。在家庭中，她有工作、有赚钱的能力、也有健康的身体。她的丈夫雅克身体滞重、整日骂骂咧咧，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路易斯本应该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但是她却忍受着丈夫对她的打骂和羞辱，毫不反抗，周到的照顾暴虐的丈夫，给他按摩做饭。
路易斯被男性通过暴力和强权强加至“绝对他者”的地位。在长久以来这样的生活中，她已经麻木了，放弃了反抗，成了客体化的、物化的“绝对他者”。她接受了这一压迫并没有质疑男性的主体地位和权威，从而成为了失去主体性、超越性、话语权的“绝对他者”。
3. 反抗“第二性”
既然女性“第二性”的社会性别是被塑造得，那女性应该如何进行反抗摆脱第二性呢？
波伏瓦认为要实现女性要摆脱“他者”的枷锁，最根本是要确立并坚定女性的“自我”意识，并自由地承担起实现自我超越性的责任。“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的和成为物的意图……这样就避免了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所以女性要拒绝被“客体化”、被“物化”，避免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从“内在性”走向“超越性”。
3.1.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主人米莉亚姆在怀上第一个孩子米拉的时候才完成法律学业，在分娩前两个星期拿到了文凭。丈夫保罗认为“自己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两个人。虽然音乐制作领域已经遭遇危机，预算也大大缩减，他还是很自信，觉得自己必然能开辟出一番事业” [3]。之后米莉亚姆就一直待在家里经营家庭。她放弃了工作的权利。米莉亚姆在米拉一岁半的时候又再次怀孕，她一直说这是个事故。事实上怀孕是她预谋的结果。亚当是她不离开温馨家庭的一个借口。这个阶段，米莉亚姆还处于“逃离自由”的阶段，被禁锢在仆从状况中，是一个寄生者。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工作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法国法律不再把服从列入妻子的义务，每个女公民都有选举权；这种公民自由如若不是伴随以经济独立，就仍然是抽象的……即使习俗强加在她身上的束缚比以前少了，这些消极的规定也并未深刻改变她的处境；她仍然禁锢在仆从状况中。女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保证她的具体自由。作为生产者和主动的人，她便重新获得超越性，她在自己的计划中具体地确认为主体 [4]。
在接下来的生活里，米莉亚姆的日子显得无比漫长，她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随着账单越摞越高，她也日渐暗淡。有时候她甚至会嫉妒自己的丈夫，羡慕丈夫可以工作。她想到自己为学业付出的努力，想到自己为修学法律抵抗着来自父母的压力，想到自己拿到律师证时的喜悦……而现在却只能待在家里守着两个孩子，米莉亚姆内心充满了酸涩与悔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即便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 [5]。她开始拒绝邀请，她害怕别人问自己是做什么工作的。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米莉亚姆已经慢慢觉醒了自己的主体意识，所以她才感到挣扎和痛苦，她面对的只是每天重复的枯燥吵闹的生活，这样纯粹的重复不具有任何价值。人类的计划不是在时间中重复自己，而是主宰现实和创造未来 [6]。米莉亚姆也渴望能像丈夫一样创造价值，她的主体意识在一日日重复枯燥的生活中不断增强，终于在与昔日的同学帕斯卡聊天之后达到顶峰。帕斯卡向米莉亚姆讲述自己创业的酸甜苦辣，他看着曾经的同学西装革履走进办公大楼大受刺激。她是那么绝望，甚至想席地而坐，放声大哭。曾经可以用来自我欺骗的简单的幸福已经再也无法给自己安慰。她认为她也应该拥有事业。于是在第二天收到帕斯卡邀请自己重回法律界的短信后，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在公寓里蹦来蹦去。虽然丈夫并不是十分愿意米莉亚姆去职场打拼，但最终他们还是达成一致：如果把加班时间考虑在内，保姆和你大概挣得差不多。但是好吧，如果工作能让你快乐…… [7]
米莉亚姆不想在家中忍受孤独和恐惧，她有着强烈的走出家门的欲望并最终觉得走出家门，这是她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对女性“第二性”地位的反抗。
3.2. 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
萨特把存在分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自为的存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具有超越性，这种存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的存在。而自在地存在是意识之外的、固定的、确定无疑地存在，相当于一般所说的事物和人的未知之根源与本质，这种本质是“超现象的”，掩蔽在深处的东西。它永远、绝对的存在，但却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无法真正认识。
“自在存在”具有“内在性”，而“自为存在”具有“超越性”。“超越性”指人的意识的创造性、开放性。而“内在性”则相反，是一种把自己当成了物的存在的生活态度。在男权社会中，由于受到男权的压制，女性被当成了是“内在性”的化身，而男性成为了“超越性”的化身，这样就使得女性没有超越的可能，从而造成了她们的“第二性”的地位。
萨特认为自为是绝对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包括自身的束缚，它不断否定、创造着自己，发展着自己，正因为人是完全自由地造就他自己，人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由的。在萨特看来，人只得自己决定自己，自己选择，自己造就自己。人的一生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计划，不断地自由选择，创造着自己的本质，不断地向着未来的道路自我造就自己。
波伏瓦和萨特一样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的本质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女性要想从“自在存在”走向“自由存在”就要通过自主选择和行动摆脱“第二性”。
米莉亚姆不甘心一直待在家中，在收到老同学帕斯卡邀请自己回法律界的短信后，就立即和丈夫商量。尽管丈夫的不支持让他失望，指责她过于冒失；即便她的工资和保姆的差不多，但是米莉亚姆还是选择去工作。
她面试了五个保姆就是希望能让自己无后顾之忧地去工作。在工作中她充满了干劲，在同事们九点半陆陆续到达公司，米莉亚姆八点前就到了，兴致勃勃翻阅卷宗；对于帕斯卡给自己的卷宗，全盘接受，从来不会抱怨工作得晚；经常读诉讼笔录到深更半夜。她渴求认同和挑战自我极限十分渴求。这是她追求超越性的体现。她带有一种疯子般的狂热工作，最终一切都有了回报，她的名声在犯人间流传开来。米莉亚姆通过自己的行动出了价值，由“自在”向“自为”转变。
4. “处境中的自由”——女性追寻自由的现实困境
波伏瓦认为人是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和行动完成自我塑造的，她同样注意到人的自由受到现实境况制约的一面。在《第二性》中她写道：“她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人们欺辱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的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 [8] 女性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自由，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彻底的自由。
米莉亚姆就处于这种受限的境况，虽然她竭力争取自由，但是她受限于妻子、母亲的身份，无法追寻到想要的自由。
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一切变得更加糟糕。作为父亲和丈夫的保罗，开始想办法不回家，编造公务约会，实际上是躲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偷偷和喝酒。他把烂摊子留给米莉亚姆，没有想着和妻子分担甚至没有愧疚之意。“他知道自己的态度太过平庸。他想要的不过是不回家，得到自由。” [9] 保罗还可以暂时逃离，可是被禁锢在家庭中的米莉亚姆只能忍受这一切。在工作后，米莉亚姆试着不去想自己的孩子，不让自己陷入罪恶感之中 [10]。她一直不愿意去想，孩子有可能成为她获得成功和自由的阻碍 [11]。她觉得这十分不公平，令人沮丧。丈夫也不理解自由假装担忧她的身体实际却是想责备她工作太卖力。同为女性的婆婆也支持自己，成了男权社会的帮凶。
在米莉亚姆走向“自为存在”的过程中还有很多阻碍。
路易斯是一个无力反抗的弱女子。在丈夫死后，来到了米莉亚姆家工作。她摆脱了丈夫的折辱，可是丈夫留下来的债务却一直跟着她。这些催债信如影随形，路易斯逃到哪里，这些信息就跟到哪里。路易斯曾经天真地以为面对他的沉默，那些人会放弃的，可是这些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拖欠的账单还是邮寄到她这里。经济上的窘困让她无力反抗，她孤独、无奈又害怕，只能紧紧抓住自己服务的、给过自己温暖、需要自己的家庭。
路易斯任凭命运作弄，米莉亚姆积极反抗“第二性”，但她们两人都无法抵制处境给她们的制约。
5. 结语
蕾拉是一名女性主义者，她在采访中表达，自己也呼吁女权主义。她从完全女性的视角切入主题，笔触冷峻尖锐而不乏细腻，让读者倍感真实，不寒而栗。
在书中，她塑造了两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敢于反抗的米莉亚姆和任从命运捉弄的路易斯。她呈现了这两个女人面临的生存困境。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当今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思考。
米莉亚姆遭遇的是家庭和事业难以平衡的困境，路易斯被贫穷所拖累。她们共同面临着男权社会下性别不平等问题。
虽然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是女性还是笼罩在“母亲”、“妻子”这样家庭守护者形象的阴影当中。米莉亚姆想要进入职场工作却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好像照顾孩子的义务只属于母亲。米莉亚姆会因为无法照顾孩子而产生罪恶感，丈夫保罗则完全不会，甚至还会找借口晚回家。丈夫这一角色始终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育儿这件事中没有任何参与感。
路易斯则更是男权社会下的受害者，被一事无成的丈夫家暴；被雇主当成私有物品，代替路易斯做决定要路易斯去堕胎；保罗看到路易斯给女儿化的妆，觉得粗俗不堪，对路易斯加以呵斥。
女性地位普遍提升的今天，她们还是要面临这些问题。这不仅仅是蕾拉笔下两位女主人公要面对的，是全世界女性都要面对的。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有女性的参与是不够的。很多男性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蕾拉关注女性的命运，对女性的主体性加以肯定。她塑造的这些人物在文学艺术层面也为实现两性平等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