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裘力斯·凯撒的悲剧》(The Tragedy of Julius Caesar，下称《凯撒》)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戏剧作品之一，在创作的过程中，莎士比亚并未拘泥于对历史的重现，而是通过参考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传记作品《名人传》(The Parallel Lives)，从人性的角度重述了这段历史，让观众及后世读者得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反思。不同于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莎士比亚在这部剧作中重新构建了凯撒、勃鲁托斯等主要人物形象。该剧以罗马将领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击败对手庞培、凯旋而归开始。此刻，元老院议员勃鲁托斯(Brutus)和凯歇斯(Cassius)却恐惧凯撒篡位，因而以维护民主为名义密谋刺杀凯撒。刺杀最终成功，但随后到来的却不是和平与安宁，而是经年的动乱与内战——与谋反者们声称的初衷背道而驰。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凯撒通常被看作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远见卓识的改革家，而在这部戏剧中，他被塑造成一个虚弱、自大的老人形象，且在故事进行到剧中时便被乱刀刺死，并无尊严和荣光可言。同时，勃鲁托斯的形象也与历史上人们通常的认知有一定偏差。勃鲁托斯在其所生活的时代以伟岸的德行著称，他密谋刺杀凯撒虽然罪不可赦，却常获同情和谅解，正如普鲁塔克所记载的那样：“有人因他谋杀凯撒而耿耿于怀，但即使这些人也将此行径归结为高尚的初衷。”( [1]: p. 127)然而，剧中的勃鲁托斯虽言语高尚，声称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必须杀死凯撒，但这却是建立在他对凯撒未来行动的推测之上，令人不禁对他言辞背后的真实动机产生怀疑：勃鲁托斯谋杀凯撒的初衷真的如同他所说的那般冠冕堂皇吗？而勃鲁托斯又真的像他所表现得那样正直吗？莎士比亚没有在剧中给出直接的答案，但却留下了阐释的空间，让勃鲁托斯在颠覆与重构中被不断再认识。
几百年来，对于勃鲁托斯的主流观点将其认定为英雄人物、道德模范。17世纪诗人亚伯拉罕·考利就曾写过诗篇赞美勃鲁托斯：“有人认为，在凯撒的血泊中，你背弃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对正直之人多么大的误解！)/对于一个甘愿自杀而非贪福的人/暴君的生命值得多少怜悯？” [2] 在不少对莎士比亚剧作的解读中，勃鲁特斯也被视为民主与正义的化身，正如约翰·多佛·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在为剑桥莎士比亚丛书所作的序中写道：“我们敬重勃鲁托斯，他既是一个悲剧英雄，也是一个人，然而他悲剧的核心却是他事业的失败，而他的死则象征着更大的灾难，那就是自由的死亡。”( [3]: p. xx)不过，意大利诗人但丁对历史上的勃鲁托斯却是持反对态度的，甚至将他放在了地狱的最底层 [4]，然而，这样的反对派观点虽然一直存在，却向来只是少数，且常遭到猛烈攻击和斥责，甚至还被认为“怀有帝国主义之心”( [3]: p. xxiii-v)。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莎士比亚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这部剧及剧中人物勃鲁特斯的认识开始进行重新审视，勃鲁托斯的正面形象也被不少学者所质疑。布鲁尔(D. S. Brewer)综合考察莎士比亚其他剧作中出现的对这一事件的评注，认为莎士比亚更有可能认为勃鲁托斯的刺杀是罪恶的而非高尚的行为 [5]。哈罗德·费尔德曼(Harold Feldman)则更直接地提出了勃鲁托斯谋反的动因是其不成熟的自恋导致的嫉妒心理，骄傲又让他不可能像凯歇斯一样将嫉妒明说 [6]。费尔德曼的结论固然可信，然而推论却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这为用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的欲望模仿理论(mimetic desire)阐释其刺杀凯撒的动机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在基拉尔出版于1965年的理论著作《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一书中，他通过对五部经典作品的阐释提出文学空间中的欲望模仿现象，并由此发展出欲望模仿的三角关系模型，揭示了人们欲望行为背后的模仿动因。
国内外对于基拉尔“模仿理论”的研究已有不少，专门的理论著作包括沃尔夫冈·帕拉弗(Wolfgang Palaver)出版于2013年的《勒内·基拉尔的模仿理论》(René Girard’s Mimetic Theory) [7]，葛尔桑(Richard J. Golsan)出版于2014年的《勒内·基拉尔与神话》(Rene Girard and Myth: An Introduction)等 [8]。国内对基拉尔的译介始于1998年罗芃翻译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9]，而近些年随着基拉尔新作《欲望之火：莎士比亚》(A Theatre of Envy: William Shakespeare 2000) [10] 的引入，将模仿理论用于莎士比亚作品解读的研究也逐渐出现，如许勤超的《欲望竞争与替罪羊——勒内·吉拉尔与莎士比亚的对话》(2020) [11] 以及王丽的《“嫉妒剧场”：吉拉尔论莎士比亚》(2021) [12]。但国内外学界将其理论运用于更进一步的文本分析的成果并不多见，且国内学界对基拉尔欲望模仿的介绍刚刚起步，大多数研究仅仅停留在理论介绍层面，并未将理论运用于文本阐释与解读。本文拟运用基拉尔欲望模仿理论并在其对莎士比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凯撒》中勃鲁托斯的谋杀动机，提出勃鲁托斯对凯撒的谋杀是出于他对两个偶像的欲望模仿，一个是裘力斯·凯撒，另一个则是他的祖先朱利叶斯·勃鲁托斯。正是这致命的模仿本能，诱导他做出了刺杀凯撒这一行动。本文将分为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基拉尔模仿理论，以及他对《凯撒》的研究和解读。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则从欲望模仿理论的角度，围绕勃鲁托斯的刺杀动机展开。其中，第二部分论述了勃鲁托斯对凯撒的模仿，认为凯撒之于勃鲁托斯是一个“内中介”，并成为勃鲁托斯实现自身欲望的阻碍。第三部分提出其祖先朱利叶斯·勃鲁托斯对勃鲁特斯起到了“外中介”的作用，由此刺激他为获得与祖先同等的地位而实施谋杀。
2. 基拉尔的“欲望模仿”
弗洛伊德认为，欲望是人的本能，属于无意识的范畴，但身为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勒内·基拉尔却认为欲望出于模仿，而模仿才是本能 [13]。不同于以往“欲望主体–欲望客体”的二元关系，基拉尔提出欲望的三角关系模型，其中不仅有欲望主体、欲望客体，还有中介，基拉尔认为正是这个被忽略的中介激发了主体的欲望。在他看来，人的欲望不是自发的，而是对他人的模仿。“人们之间相互影响着，他们只要聚集，就会对同一个对象产生欲望，这不是因为欲望对象的稀缺，而是因为……模仿掌控着欲望。”( [14]: pp. 16-18)基拉尔对“欲望”(desire)与“欲求”(appetite)进行了界定，他认为欲望并不是人生而就有的，欲求才是；我们当然有欲求，但让‘欲求’变为‘欲望’就需要有一个模仿对象(model)。因此，欲求是人的本能，而欲望则与作为欲望中介的模仿对象关系更大，即使基本欲求得到了满足，人们依然会被由他人唤起的欲望攫住——也就是说，人们自己并不直接产生欲望，而是通过模仿他人的欲望产生欲望。
根据基拉尔的理论，欲望中介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内中介”(internal mediator)与“外中介”(external mediator)，前者处于主体实际可接触到的社交领域范围之内，后者则在之外。在人际关系中，模仿本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对爱好、习惯等的模仿常可以增强情感联系，然而对不可分享之物的模仿则可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莎士比亚的另一部戏剧《维罗纳二绅士》便提供了“内中介”发挥作用的范例。故事中，普罗透斯与瓦伦丁本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二人从小便一切学习、玩耍，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共享，然而在爱情中，普罗透斯却与瓦伦丁追求同一个爱人，结果二人因此陷入恶性竞争，友谊也不复存在。这种多者之间由于不能共同拥有同一欲望客体所造成的不和谐状态便是“模仿危机”(mimetic crisis)，有可能升级为更为严重的冲突。由此可见，模仿欲望是一把双刃剑，既有促进关系的一面，也有造成冲突的可能。相比起“内中介”，“外中介”机制发挥的作用则要柔和得多，例如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将虚构的英雄阿玛迪斯视作自己的模仿对象，但阿玛迪斯并不真实存在于堂吉诃德的生活中，因而永远只能是堂吉诃德幻想的偶像，更谈不上冲突与竞争。区别“内中介”与“外中介”的核心便是主体与中介之间的差异，或说“距离”(metaphysical distance)。批评家沃尔夫冈·帕拉弗总结道：“只要引发模仿欲望的社交距离、或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差异依然存在，那么其冲突层面就被抑制下去。”( [7]: p. 59)
基拉尔认为，莎士比亚早已发现了欲望模仿的机制，并有意将其运用在写作中。在其1991年出版的《欲望之火：莎士比亚》一书中，基拉尔运用欲望模仿理论详细阐述了莎士比亚的若干戏剧，其中便包括《裘力斯·凯撒》。基拉尔将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的阴谋视作模仿危机的高级阶段，若干同谋者受到模仿欲望的刺激，共同选定了同一个偶像，即凯撒，作为刺杀对象。基拉尔认为，凯歇斯是阴谋的发起者，是“阴谋真正的父亲”( [15]: p. 186)，他巧舌如簧，激起了勃鲁托斯潜藏的、与凯撒竞争的渴望，而他“对待主体(勃鲁托斯)的方式完全符合模仿机制发挥作用的要求”( [15]: p. 186)，最终成功诱导勃鲁托斯参与到合谋之中。基拉尔的分析无疑很有说服力，但他将重点过分放在了凯歇斯对勃鲁托斯的引诱上，忽略了勃鲁托斯可能被诱导的前提条件，即他自身的模仿欲望，而本文认为，后者才是导致勃鲁托斯决心刺杀凯撒的关键和本质所在。
3. 内中介：与凯撒的欲望竞争
勃鲁托斯对凯撒的反叛是全剧的核心矛盾，然而无论根据历史背景还是莎氏的文本，凯撒与勃鲁托斯素来相互爱护，而勃鲁特斯却起了谋反之意，刺杀了凯撒。根据基拉尔的欲望模仿理论，正是勃鲁托斯对凯撒的狂热崇拜与模仿，才导致他最终走向了反叛偶像的道路。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凯撒以其卓著的军事成就闻名于世，成为了包括勃鲁托斯在内的众多人的偶像。勃鲁托斯则以其德行和智识闻名遐迩，同样得到了凯撒的赏识。勃鲁托斯自幼便与凯撒相熟，后者甚至将勃鲁托斯视若己出。然而在凯撒与庞培的对抗中，勃鲁托斯“考虑到庞培作战的理由比凯撒更充分”( [1]: p. 133)，因而选择了站到庞培的一方。凯撒对此虽感到遗憾，却也十分大度，甚至特意命令部下“不要在战争中杀害勃鲁托斯，如果他投降就饶他一死，把他关押起来；如果他坚持作战拒绝抓捕，就随他去，但不要对他动武。”( [1]: p. 135)，凯撒的偏爱无疑也动摇了勃鲁托斯的立场，因而在庞培失势后便离开了庞培阵营，并“向凯撒传递了一封书信，凯撒听说勃鲁托斯安全逃离十分高兴，命他来见他，不仅不加罪于他，还让他待在自己身边，成为座上宾。”( [1]: p. 137)，从此，勃鲁托斯便成了颇得凯撒信赖的助手，得到凯撒的器重和赏识。与凯撒的偏爱相对应，勃鲁托斯对凯撒也敬畏有加，忠心耿耿。凯撒在准备南征非洲与庞培的儿子卡托交战之前，特地将山南高卢地区交给勃鲁托斯管辖，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勃鲁托斯为民减税、发放救济，并且将所作所为都归功于凯撒。当凯撒归来之时，他发现“所有勃鲁托斯管辖的城市都欣欣向荣，而为他带来荣誉的勃鲁托斯本人更是让人欣慰，是个令人心悦的伙伴。”( [1]: p. 138)，在莎士比亚的剧中，二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联结也有所体现，一方面，二人不止一次地直接承认自己对对方的爱，同时凯撒于元老院被刺的情形也从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当凯撒看到勃鲁托斯也在凶手之中时，他才心如死灰地倒下：“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那么倒下吧，凯撒!”( [16]: p. 50)在凯撒心中，勃鲁托斯是最忠诚的心腹，然而连心腹都背叛了他，他执政的信心和底气便轰然崩塌。
勃鲁托斯背叛凯撒，并非出于对凯撒的厌恶、鄙视、担忧，而是出于对他的崇拜。基拉尔的欲望模仿理论认为，人们因为怀有对偶像的崇拜，进而想要模仿偶像并替代偶像。这种“替代偶像”的心愿一直存在，只不过有时因为时机未到而未能展现。随着欲望主体与偶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替代偶像”的欲望便逐渐强烈，直至这种愿望上升为对偶像的嫉妒与仇恨。在欲望的三角模式中，凯撒充当的正是勃鲁托斯偶像，也是他的欲望中介。由于他与凯撒之间差异与距离的变化，勃鲁托斯欲望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阶段。年轻时，勃鲁托斯敬畏凯撒，后者对他来说遥不可及，因而他与同时代人一样将凯撒偶像化为神明般的存在。在这一阶段中，凯撒是勃鲁托斯的外中介，他鞭策了后者，使其发奋缩小与偶像之间的距离，客观上对其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当勃鲁托斯逐渐强大，在声望和影响力上渐渐可以与凯撒相匹敌时，昔日的偶像便被拉下了神坛，替代偶像随之成为了可能。普鲁塔克也在书中指出了勃鲁托斯日后代替凯撒的可能性：“勃鲁托斯本可以坐上城邦的头把交椅，无人匹敌，假若他能耐住暂时居于凯撒之下，假若他能熬到凯撒权力衰弱、昔日的荣光消散。”( [1]: p. 143)这样一番话表达了普鲁塔克对于勃鲁托斯悲剧的叹惋，认为他按捺不住对凯撒权力的觊觎，因而贸然采取了刺杀行动。然而，普鲁塔克没有看到的是，权力只是勃鲁托斯欲望的一个方面，而“打败凯撒”的行动本身也是勃鲁托斯欲望的一部分。
当勃鲁托斯认识到自己可与偶像相匹敌时，凯撒便成为他欲望的内中介。此时，勃鲁托斯不再将凯撒视为高高在上的偶像，压抑许久的模仿欲望逐渐冲破阻抑，先前对偶像的认同升级为对其欲望的强烈欲望，崇拜之情变成了嫉妒的怒火。勃鲁托斯正式进入了与凯撒称王的欲望竞赛。由于欲望对象是不可共享的，勃鲁托斯与凯撒之间的欲望竞争只能有一位赢家，此时欲望的火焰已经将勃鲁托斯蒙蔽，行动的苗头蠢蠢欲动，亟待破土而出。如果此时理智还有一息尚存，那么凯歇斯的一番劝诱则彻底瓦解了勃鲁托斯理性的最后抵抗。凯歇斯恰恰看到了勃鲁托斯高尚的表象之下潜藏着的与凯撒的竞争之心，因而趁机煽动他对凯撒的嫉妒：“勃鲁托斯和凯撒；‘凯撒’那个名字又/有什么了不得？为什么人们只是提起它而不提起/勃鲁托斯？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一起，您的名字并不/比他的难看；放在嘴上念起来，它也一样顺口；称起/重量来，它们是一样的重；要是用它们呼神召鬼，/‘勃鲁托斯’也可以同样感动幽灵，正像‘凯撒’一样。”( [16]: p. 13)巧舌如簧的凯歇斯不断强调勃鲁托斯与凯撒之间的平等与同一，不着痕迹地使勃鲁托斯确证了自己替代偶像的可能，从而打破了勃鲁托斯的心理平衡，彻底唤醒了他心中的反叛与仇恨，使他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推翻这个占有了自己欲望对象的中介。
勃鲁托斯谋反的不纯动机在他操之过急的行动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莎士比亚的剧中，凯撒被谋反者们视为企图篡权的暴君，无论是凯旋归来、接受人民的欢迎，还是拒绝安东尼奉上的“王冠”，他的一切行动在谋反者的解读中都和专制、野心扯上了关系，然而凯撒本人却从未直接展现出类似的意图。但真相在勃鲁托斯这里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勃鲁托斯所模仿的正是他以为的凯撒的欲望，而这个欲望主体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了“称王”便是凯撒的欲望。因此，勃鲁托斯制止凯撒称王，实则是欲望三角关系中的主体阻止成为竞争对手的介体取得欲望对象的行动。此时，“取得王位”的欲望已经转嫁到了勃鲁托斯心中，或者可以说，这个欲望已经被勃鲁托斯完全继承了。随着模仿竞争的逐渐加剧，勃鲁托斯变得越来越像他的模仿对象。基拉尔在《欲望之火》中说道：“他越来越气势汹汹，也越来越霸道专横；谋杀行动之前亦或是之后，他都拒绝一切提议，所有事情都由他一人独断。凯歇斯本与他平起平坐，况且是他招募勃鲁托斯加入谋反的，然而现在勃鲁托斯对他说：‘你可以到我的帐里来诉说你的怨恨；我会倾听的(I will give you audience)。’”( [15]: p. 189)勃鲁托斯的样子显然已是一位居高临下的国君了。
对于勃鲁托斯，凯撒既是仇恨的对手，也是敬爱的偶像，但他爱之愈切，就恨之愈深，说到底，他在政治上对凯撒的不满与他同模仿对象的竞争本就同根同源。随着两人差距的缩小，模仿危机也在逐渐加剧，直到凯撒已然变成了欲望场上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勃鲁托斯的谋反便是欲望竞争激化升级的外化，因此，与其说勃鲁托斯企图阻止凯撒篡权，不如说他是在同凯撒进行欲望角逐。
4. 外中介：对祖先的欲望模仿
除了裘力斯·凯撒，勃鲁托斯还有另一个模仿的典范对象，即他的祖先卢修斯·勃鲁托斯(下称卢修斯)。与凯撒不同，卢修斯充当的是勃鲁托斯的“外中介”。如果说对于凯撒的模仿使得勃鲁托斯陷入欲望的竞争，那么卢修斯便是一个遥远但殷切的、神明般的声音，勃鲁托斯永远不会与他竞争，但这个声音一直催促着他向祖先看齐。
勃鲁托斯的祖先卢修斯在古罗马的历史中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在勃鲁托斯的家族中更是如此。卢修斯最广为人知的伟绩便是在公元前509年驱逐了暴君卢修斯·塔克文(Lucius Tarquinius)，推翻了君主制，并协助建立起罗马共和制，卢修斯因此被尊为古罗马民主制的奠基人。据说当时，民众认为他“驱逐塔昆王室的决心最为坚定”( [1]: p. 127)，为了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敬仰，特意在卡比托利欧山上为他筑起一座手持利剑的黄铜雕像，让他雄伟地立在历代伟大的国王之间。除此之外，卢修斯的决绝和冷酷也令人肃然起敬，在他推翻塔昆王朝的当年，便有传闻说他的两个儿子参与了复辟塔昆王室的密谋，此时卢修斯已被推选为第一届议会领事，然而他却不徇私情，下令处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进一步增强了卢修斯的声名和威信。卢修斯光辉的业绩被一代代流传下来，他被神话，被奉为英雄、救世主，成为民主、荣誉、公正的化身。勃鲁托斯为拥有这么一个祖先而感到无比自豪，他紧握着他们游丝般的血缘联系，期望着复现祖先的光辉，更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载入史册的“勃鲁托斯”。
卢修斯与勃鲁托斯之间的时空间隔使得二人没有物理接触的可能，但毫无疑问，勃鲁托斯在祖先神话的深刻影响下，已然将祖先树立为了自己的偶像，而祖先身为“外中介”的偶像作用可能比凯撒对勃鲁托斯的影响还要强大。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中，基拉尔以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为例，论证了欲望模仿的机制以及外中介的作用。堂吉诃德将传说中的骑士阿玛迪斯视为自己的偶像和榜样，认为“对他模仿得最贴近的侠客，最能接近完美的骑士精神”( [17]: p. 178)，因此便不遗余力地模仿偶像的方方面面，甚至为了更为忠诚地模仿阿玛迪斯的失恋，自己也与幻想的情人洛伦佐断绝了关系。在堂吉诃德的例子中，阿玛迪斯所扮演的便是欲望的外中介。与内中介相比，外中介对主体的作用更为含蓄。帕拉弗认为，由于堂吉诃德的榜样处于他可接触的范围之外，因而“堂吉诃德不可能与他想象的榜样阿玛迪斯发生冲突，因为二者之间的距离是不可弥合的。”( [7]: p. 58)在欲望的外中介这个层面，勃鲁托斯与堂吉诃德类似，他也将自己投身于对一个不可触及的偶像模仿中，并试图重现他的生活。
对先祖卢修斯的模仿首先体现在他对荣誉的看重上。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勃鲁托斯将预防凯撒篡位认定为关乎荣誉的事。他说：“倘然那是对大众有利的事，那么让我的一只眼睛看见光荣，另一只眼睛看见死亡，我也会同样无动于衷地正视着它们；因为我喜爱光荣的名字，甚于恐惧死亡，这自有神明作证。”( [16]: p. 11)由于祖先的荣光源自与暴君的抗争，勃鲁托斯对祖先的认同与模仿便让他同样将“阻止暴君篡位”视作无上的光荣，甚至为了这份荣誉甘愿赴死。在他看来，如果可以获得同祖先一样的荣耀，那么死亡也不是一份沉重的代价。由此可见，勃鲁托斯对拥有一位伟大的祖先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将祖先视为自己效仿的楷模，暗暗希望自己可以与他比肩，只要机会一到，他便会投身到复兴祖先的英雄事业中。
在这个以勃鲁托斯为主角、以祖先故事为剧本的英雄剧场中，凯撒恰好契合了“暴君”的角色，成为了勃鲁托斯模仿欲望的牺牲品。在莎士比亚的文本中，勃鲁托斯进行了看似逻辑清晰的推理，但那也不过是为自己的行凶正名。他思忖：“只有叫他死这一个办法；我自己对他并没有私怨，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他将要戴上王冠；那会不会改变他的性格是一个问题。”( [16]: p. 26)这段推理建立在并不公正的假设之上，然而勃鲁托斯自己也承认凯撒的性格是否会改变仍旧存疑，而且“说一句公平话，我还不曾知道他什么时候曾经一味感情用事，不受理智的支配”( [16]: p. 27)。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决心要杀死凯撒。可见，勃鲁托斯已经深陷模仿欲望的支配之中，急切地想要达成欲望目标，从而公正与理智的判断。
值此之际，凯歇斯不失时机的劝诱更加鼓动了勃鲁特斯欲望的火焰。狡猾的凯歇斯不仅洞察勃鲁托斯对凯撒的嫉妒，还同样深谙勃鲁托斯对祖先的崇拜：“你我都曾听见我们的父老说过，/从前罗马有一个勃鲁托斯，不愿让/他的国家被一个君主所统治，正像他不愿/让它被永劫的恶魔统治一样。”( [16]: p. 13)凯歇斯隐晦地将眼前的勃鲁托斯与历史中的勃鲁托斯相比较，既是对勃鲁托斯当下优柔寡断的含蓄否定，又是对他向祖先看齐的欲望的鼓舞。这样一席话触动了勃鲁托斯最敏感的神经，被欲望蒙蔽了双眼的勃鲁托斯彻底放弃了理智与判断，进入了凯歇斯的圈套：“您已经说过的话，/我愿意仔细考虑；您还有些什么话要对我说的，/我也愿意耐心静听，等有了适当的机会，/我一定洗耳以待，畅聆您的高论，并且还要把我的意思向您提出。”( [16]: p. 14)话已至此，勃鲁托斯已经表明了自己行动的态度。对祖先的模仿曾让勃鲁托斯正直高尚，然而现在，模仿祖先的迫切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欲望模仿的机制已然让勃鲁托斯踏上了不归的征程。
5. 结语
勒内·基拉尔认为莎士比亚早已认识到模仿欲望的发生模式，并有意识地将其运用在戏剧创作之中，这一点在马库斯·勃鲁托斯身上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勃鲁托斯是《裘力斯·凯撒》中的主要人物，他虽被认为道德高尚，却做出了刺杀凯撒这样的出人意料之举。虽然他声称自己行为的初衷是为了大众的利益，然而这样的言论在他的刺杀面前显得并不可信，而刺杀最终不仅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宁，反而导致了内战，开启了罗马经年的混乱。本文借助基拉尔的欲望模仿理论，剖析了勃鲁托斯阴谋的内在动机，认为勃鲁托斯的谋反根源并非为了公众的利益，甚至也并非为了民主，而是源于对凯撒欲望及其祖先荣耀的模仿。在基拉尔看来，欲望并非人的本能，模仿才是。勃鲁托斯深陷对偶像的模仿，在不知不觉间继承了偶像的欲望，然而在对偶像欲望愈发激烈的追逐中，却逐渐丧失了初心和理智，直至昔日的偶像成为竞争场上的对手，唯一的出路便是取而代之、你死我活。透过勃鲁托斯，我们看到了欲望在介体引导下的生发和释放，欲望的模仿与竞争若不加以理智的控制便会被推至极端，酿成悲剧。在现代社会之中，人们虽不易陷于如此极端的欲望竞争，却不乏被模仿的欲望推动的时候，身不由己而又麻木不仁。基拉尔的理论对现代人的启示便在于此，它使我们更加了解欲望乃至自我本身，或许当我们再次被模仿之欲望裹挟时，可以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自身与自己行为的动机，从而走出模仿欲望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