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由主题的来源从古希腊到现代哲学仍存在持续的探索，古希腊开始了对宇宙的思考，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重新审视人自身价值，启蒙思想家所高扬“天赋人权”并希望人类通过理智来丈量宇宙中行星天体的辽阔世界，从而隔绝物理之墙去看待生活。海德格尔认为自由是指存在者(人)与存在关联的问题，他谈到：“人之本质奠基于自由中。但这种自由本身乃是一种凌越于一切人之存在的、对真正之存在本身的规定……自由乃是比人本身更本质性的和更强大的东西，自由不是人之意志的附加物和装饰品。而是真正之存在的本质，亦即存在者整体之根据的本质。”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对抗空虚之体之后的必然召唤，之前的此在一直处于被自身本质性逼迫的状态，此在无法真正地展现自身的自由本性，这是一种受制于“困迫性”之下的无力状态，唯有回到自身才能让此在重新复现自身，此在把自由重新带回到自身中去。“此在的存在中包含有存在之领会。领会在某种领会活动之中有其存在……从世内来照面的东西向之次第开放的那种东西已经先行展开了，而那种东西的先行展开不是别的，恰是对世界之领会。而这个世界就是此在作为存在者总已经对之有所领会的世界。” [1]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中人们先是驱除了上帝再到寻找自由的普适性，寻找在国家机器统治话语权之下的人属己的本质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伪”自由在实质上又令人陷入普遍的迷茫状态。毋宁说自由被塑造一种“自由的状态”，具有自由性的逻辑和价值判断，更为内在的本质上的自由从未被揭示出来。“此在”仍然处于遮蔽状态，无法彰显自身。表面上看这种凭附于天然的、本己出发的，建立在构想中的“想象的自由”，具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精神特质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吗？“想象的自由”能在多大限度上接近于人类探讨的自由问题的本质？能对这样的自由加以改造和吸收，使得其作为一种为自由的可能性的设想的补充进入到未来社会对理想的自由生活的构想当中去是否是可能的？
2. 现代社会的思想危机：自由抽象语境的争执
人们普遍认为自由是种在思想上的开端，人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自然界中的自身处境，以区别于野兽，从自然原始兽性中解放出来，寻找另外的生存模式，得到超越性自然本性的力量。自由意味着拥有思想，人需要把自由和自由意志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人类自主性的增强，人类自身的主动性中希望克服被自然属性统驭和奴役的现实目的，并摆脱作为生物的物种有限性所带来的卑下性体验，人能够通过自身自觉的那个的力量去主动参与活动创造，如：承担责任，制定法则，为自然定立法则并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些目标都使得自由以及自由性问题成为推动人类不断探索未知的生成性力量。
现代生活中“自由”的话语的讨论仍然存在，随着对人自身自然性的理解的深入，人类意识到在人本性的欲望刺激和推动下不断去探索人类自身可实现世界的发展是存在之于人的压力。在明确了对自然和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之后，人开始了对必然性的了解和体察，道德行为实践的实现问题产生并发挥作用。现代道德社会运作有其自身的评价体系，人在被国家、法律关系、伦理关系和周遭社群关系规约。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探讨并期望预见社会发展的诸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逻辑运作的情况下，世界市场的确立加速了全球化剧烈变革的进程，在财富累积和资源倾斜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中出现了资本强国以及诞生了超级大国，为了重新创造世界资本市场和推行资本逻辑运作到更广阔的世界格局环境境遇中，塑造权力话语在世界级领域的领导地位，各国间资本与智力加速竞赛，同时形成与之相配套的书籍思想、传媒资讯、娱乐消遣、艺术鉴赏、影音传媒等主流产业。资本逻辑在微观语境中的频频出现，形成一种由下至上的立体式重构，多维度纵深式地复合出现，迫使主体性以一种自以为是而非成其所是的方式被施予自由的定义并深信不疑地加以主动确认其语用界定，其结果是对主体性剥离和与存在之关联的强行拒斥，从而加重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资本逻辑之下导致的人的本质的被剥离，主体间关系形成物化形式，人际交往逻辑偏向于处理商品价值定位和判断的方向，资本竞赛之内在是知识竞赛和智力扩张，在欲望的填充和自我的狭隘化的扩充心理的裹挟之下，知识和技术充分展现出资本社会和现代性的普遍焦虑感，人心理建构的填充具有着工具理性的面向，其结果导致了裂隙。人与自身、人与他人和人与社会之间呈现的分裂状态，对抗异化趋式的超越现实性就成为了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讨论自由话题的原因。海德格尔用对“存在的遗忘”来表达这种担忧，资本模糊了对世界本质的探索，其影响无异于建立起某种新式的中心主义的观看视角，导致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立场的对立性。借由这种眼光来看待其他文化和其他民族国家，拆解人之间的共同性，用异己的眼光审视别国文化，在本国的惯常语境之下排斥并对立对象。马克思认为，资本在异化人心理结构的过程中取消了人的主体性特征，人变成无目的的存在者，而后又被赋予新的资本逻辑下的“新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建构基本根据是建立在资本帝国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武装之下，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即阿多诺说的“虚假的个性”形成，而自由是建立在个性主张的基础上的。其所追求的是对不确定性和不可定义性是生活的本真的自由探讨，从而蕴含着未来社会丰富的可能性的理智思考。对待文化的异质性偏向性解读，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文化领域中形成了具有明显偏向性色彩的视角，从而驱动着主流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的不断形成直到完全建立，继而引导大众舆论的走向和规训民众的思想。人对自由性和自由意志的探索，是对人类本己性原初自由观念的本源性诉求的思考。马克思的价值尺度的考量是还原人类的存在本质，人的活动以及思想均要有更为本源性目的作为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内容并不是在批判资本的价值，而是要在认真梳理资本与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微妙联系中发现新价值。在反复审视中确立对象与自我，别国与本国，他人与自己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过滤掉资本逻辑之下的竞争的复杂内在心理和面对主体异化后的非本质状态的危机。异化之后会出现凭借技术和武器武力加以解读他者的问题，正义性和普适诉求遭到破坏，天然的代际间平等性关系被打破。面对自由问题的思考，人本身所具有的反思和怀疑的能力，在理解权利之下人的选择性和理解人类自身本性的把握下作出更恰当的行动和解读。为了使得普遍法则能够具有普适性和客观性基础，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两只手的调控下进行对自由的限定。从稳定社会格局，提供发展机会，尊重保障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自由意志和权利限制。
3. 全球新冠疫情下的时代困境：自由现实语境的消解
自由的实质是对人的本质的实现和恢复，自由是作为有理性者的存在，在叶秀山先生对康德哲学的自由论的考察中认为，自由是一发动行为的能力，是理念中的道德自由，人们不应该有任何借口来逃避自由的必然性要求，体现自身存在之尊严，完成人的道德意义的实现。
叶先生说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讲述“物自体”和“存在”就是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去理解现存事物本来的样子，物自体才会向自由者显现出来。在海德格尔身上，自由是“此在”摆脱“存在者”的困惑而去思考自身，存在的追思就是对自由的追思，不是形而上学的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真理之本质显示为自由”；“自由则是去蔽着的隐蔽着的让存在者存在……让存在者整体存在不是无关紧要的某种东西之过程，而是这样一种发生，在其中此在从根本上被需用了。……让存在调谐着并定调着此在”。如果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真理的本质就是自由，那么让存在敞现就是人基于本能要求之下对自由的原发性冲动：人是本质上自由的，这将人从自然界和工业生产获得中解放出来，迫使人回到自身去重新对自己的灵魂作出检视，然后再用审慎的态度去行其所是，切近地体悟“人与存在之关联”，最终走向“天、地、神、人”的四位一体理想。
重大疫情下对人类心理产生的影响投射并不相同，出现了在疫情中人们的对自由的立场的识别能力，突显了在以身体作为主体的立场时，尤为关注到疫情管理下对身体的限制的担忧和困惑。以手机跟踪定位、路径轨迹数据，体温热感变化等数据的监控和搜集的系列行为造成了系列问题，范海潮谈到：“当数字设备可以被随身携带并流动时，时间的流动便成为对身体隐私收集、存储、流通、使用的重要维度。时间流动作用于身体隐私，兼具持续性和快速性。” [2] 各国都出现了不少对抗监管的反对声音。“液态监控”管控是一种违逆人权的做法，认为人应该坚持维护自己的自由权，破坏疫情下紧急约束规则，冲出隔离区，在这里自由则是对生活在“无序性”的向往，这种单层面的自由认知导致自由权的意义被简化，对理性的放任态度，其结局可能走向对自由概念的泛用，可能会在混乱和集体感染的大范围中遭遇可预见性的群体性溃败。
中美疫情的不同态度背后也有着文化思想的背景，当持有立场在“尊重个体自由”的人权基础下进行疫情时代下的弱管控，其结果可能是主体性的放任，对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含义的混用，这是对自由本质的误解。自由的本质更应该是种内心的秩序向往，它不是以破坏秩序为目标的伪“自由”，而是建立在全人类共识基础上有“限度”的自由，在根本上要以保护他者生存安全为考虑，自身行为过失都应与之关联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在以集体生命为考量的前提下个体自由才能得以保障。“就此而言，人的自由正是在‘形而下’与‘形而上’构成的张力中从本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表现为悖论性存在与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 [3] 笔者认为，自由是先容忍而后谈自由，有“惧”而后多做思量。利他性在特殊疫情和战争时代下突显出自己的意义，作为对于无限度的自由的一种有限度的约束和道德自控来谈，迫使自由除却本己意义之外还被赋予利他意义。这样的自由解读并不意味着对自由含义的更正，而是在更广阔的视角下对自由进行反思性的考察。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谈到：“一个群体的兴亡，不仅有赖于它掌握满足物质需求的技能之程度，也同样有赖于它遵循的道德准则或主导其行为的、关于美与幸福的理想。在任何社会之中，一个群体的兴衰都要取决于它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行为标准，成功的群体的目标最终将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和承受选择的复旦，它还意味着个人必须承担自由行动的后果，并接受对自己行动的赞扬或非难，自由和责任不可分。” [4] 自由并不意味着对自身领域的探求无条件的框定，而是一种回归式的探索，它更偏重于在内在行为上的约束以及外在法律的约束，其带有着利他的面向而存在，并不简单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展开。
4. 现代社会的哲学时代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在心理学上体现出运用积极寻找人类内部心理同构的认同依据，建立在认知，在了解人的主体间性的同时了解人性。海德格尔认为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在关系”，“在共在中我们和他者通过一种对某种东西的理解而相互理解，因此在根本上并不把我们自身区分为你和我”。寻找生命的“共在”成为当今全球人类命运和未来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命题。在灵魂深处发生共振，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让存在显现自身，让存在者自行退场的原因，存在本身的去蔽会变成重新的遮蔽，那么久要求存在者在理解存在之后消解自身，塑造出统一的对存在的感知力。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谈到“成为一个指涉一切的孤单又独一无二的基准点” [5]。要理解存在者之孤独是理解自由的基础，方能实现其自身的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的是让不同种族、国家、性别、肤色、年龄、性格和文化程度的人们形成一种整全性思维去思考人类自身命运与世界之关联，用更高宽阔的视野看待自己以及他人。领会、共情和理解等人类共同心理结构下的领悟与体验，使得抽象出的概念的维度增广并被置于对极限的无限接近，人类对自身精神领域探索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种群担当意识的生命体认。在资本与技术不断变化的今天，思维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厘清人们在理性诱导下的过于冷漠的现实，在普遍焦虑的时代对国家间力量以及背后的资本同文化实力的较量下，要用自由的意识对处于不同群体进行返回内心，进而让整个人类社会以自由的全面发展作为共同理想的未来图景。
只有建立起共同的需求基础，在理解人类命运的立场上对不平等的资源和利益进行再分配，在以全人类命运追求的同情心为伦理建构基础上去把握问题，理解和实现国际间的共同需求基础，站在生命的向度去使思想实现跨语境、跨文化和跨历史的共时性发展。只有同频共振才能够使各种族全人类在摆脱本土文化历史语境的历时性约束中建构起统一的基础，为更高的人类自由理想去进行有效的争执和对话。思考同理心的有无问题和其存在的意义，张柯教授在论述海德格尔将濠上观鱼与惠施就存在者的不同对存在有无影响的问题，进而说明以己体人的同理心存在之有无根据时运用海德格尔的思想立场来分析，他提出：“这种向陌异者之切近的开放和向本质争辩领域的突入，其中的消息之丰富、态度之精诚、远景之宏大，值得每一位来到临界处或向此而行的思 想者予以深思和推进。”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不是在实行一种强力的政策而是回归于本源问题上，在伦理层面上重新提出一个维系各国关系的方案。不在于强加一种标准和目标于他人，而是在共同的共识中达到对人民经济生活的管理。自由是对生命整全性的认可，海德格尔黑皮书中谈到对“失能”的首要的组织就是对裂隙(真理本质)的赋能进行的再认识，在面向人类可能性的未来走向所进行的对真理本质的“对峙”才是有价值的。
5. 结语
共情和心理同构并不为了建立完全的共同认知结构消除意见。在对自由者的存在之孤独的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存在者在发现自身处于孤独现实之后的行动走向或政治规划。列维纳斯认为：“唯我论既不是一种迷乱，也不是一种诡辩，它就是理性的结构本身。”尊重唯我论是谋求发展的前提，面对诸多不同的存在者之存在困惑，存在的迫近感造成的心理困迫，在理解他者的前提下充分考量到未来发展的多样性规律及其价值，让人之为存在被赋能，让理性完成自身和成其自身的决断力，是实现全人类自由追求的重要保障。同理心、利他主义是为了给以其他层级对象予以空间所做出的理性的认同，在考虑他者的资源配置、地位实力、心理建构和历史根基的前提之下对其进行包容性的理解，在予以相对宽容的生存状态下谋求共同生存发展和实现各自价值。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提到：“社会与人类自身的任务不是要把人个性中的一切不同棱角都磨砺成千篇一律，而是要在他人利益与权利允许的范围内将个性发扬光大、培养其多样性。” [7] 在良性的争执之中不断发现对方以及自身，不断寻求人类命运的共同发展的可能，建立平等共筑的主体间性关系，以实现对存在束缚的合力抵抗，完成人类共同命运归处的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