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乐观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在最近几十年成为研究热点。国外研究发现，在面对压力或挫折时，乐观者和悲观者采取的应对策略不同，乐观者更可能采取问题取向的应对策略，而悲观者更可能采取情绪取向的应对策略 [1]。乐观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国内学者发现，乐观不仅可以预测身体健康水平，还可以显著预测抑郁和焦虑 [2] [3]。目前国内研究更加关注大学生乐观与心理健康的影响，但是乐观对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乐观的大学生会看到事物好的方面，这很可能影响到人们对事情的真实评价。如果人们对事件产生不真实的评价，会过度乐观地判断自己比他人的风险小 [4]。对事件的评价会影响到我们对事件采取的行动，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乐观主义与积极应对策略的关系比较密切 [5]。
偏见是一种态度，根据知、情、意的三因素论，偏见由三部分构成，即情感、行为倾向和认知 [6]。偏见并非一种单方面的社会心理现象，偏见的产生是偏见持有者、偏见对象、旁观者等多方相互作用和共同建构的结果 [7]。偏见不是无害的，是有压力的，对人有负面影响的 [8]。
性别偏见是基于性别差异的先入为主的不公正态度，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家庭、学校、工作、社会等许多情境中都存在性别偏见。例如，尽管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男性和女性在智力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很多人仍然认为“女性抽象思维能力比男性差”；此外，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同样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性别偏见。例如重男轻女观念直接减少了家庭对女孩的健康投入，降低了女孩的健康水平 [9]。在社会生活中，女性总会不经意间因为“女性”的身份而遭受更多的质疑，性别偏见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研究表明，对女性的性别偏见会影响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甚至学术成就 [10] [11]。在遭遇性别偏见事件时，人们会受当时情境的影响把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心理状态，即性别偏见的觉察 [12]。研究表明女性对抗性别偏见的程度与她们持有的性别平等的信念和对性别偏见的警觉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13]。对性别偏见的觉察有助于个体去辨别出生活中的性别偏见事件，进而做出相应的反应。Brinkman，Garcia和Rickard在已有研究的经验基础上将对性别偏见的反应分为对抗性反应、非对抗性反应、心理反应和不做任何反应 [13]。对抗偏见是偏见对象或旁观者对偏见持有者表示不满的社会行为，能够降低偏见持有者的偏见水平，并有助于形成反偏见的社会规范，是一种有效的偏见消减策略 [14]。目前并没有探索出有效对抗偏见的策略来回避对抗偏见所带来的风险，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做出对抗偏见行为。所以大部分女性倾向于选择风险最小的回应方式——不回应，当女性评价性别偏见可能会带来危险或代价时，女性只会做出保守的反应，而不会反抗，这是因为女性面临着挑战性别偏见和社会地位之间的压力，这种压力不利于她们直接反应 [15]。
不同国家女性内部的异质性，如不同种族、不同阶级、在经济、教育、政治等方面拥有不同资源的女性遭遇的性别偏见可能不同，相应的心理感知和经验诠释也会不同 [16]。因此不同国家的女性在面对性别偏见时做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 [17]。虽然中国的女大学生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和更多男女平等教育的思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得不面对传统的性别偏见 [18]。为了更好地了解女大学生对性别偏见的反应，帮助女大学生对抗性别偏见，我们将对女大学生性别偏见事件的觉察和反应进行研究，探讨我国女大学生的性别偏见和乐观指数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招募被试60名女大学生(10~30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且此前未参加过类似研究。
2.2. 研究工具与材料
《生活定向测验问卷》(The Revised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R中文版)：由张勇于2006年修订，该问卷共10个条目，包含乐观和悲观两个因子，因子1为乐观因子，因子2为悲观因子。因子1命名为乐观因子，包括题项2、4、5、8，负荷在0.65~0.74，主要反映乐观的认知倾向，为正向计分；因子2命名为悲观因子，包括题项3、7、9，负荷在0.47~0.81之间，主要反映悲观的认知倾向，为反向计分。乐观主义维度分值越高越乐观，悲观主义维度分值越高越悲观 [19]。
性别偏见事件：实验材料涉及学校教育、婚姻角色分工、职场竞争以及社会生活等4种情境中出现的性别偏见的事件。例如：1) 学校教育情境性别偏见事件，“在学校，老师总是说女生不要勉强自己，理科逻辑思维比不上男生，不需要追求高学历，找个安稳的工作，相夫教子就好了”；2) 婚姻角色分工情境的性别偏见事件，“总是认为男主外女主内”；3) 职场竞争情境的性别偏见事件，“因为婚育问题，招收女性职员意愿不强”；4) 社会生活情境性别偏见事件，“在受害者为女性时，舆论更多地将原因归结为女性自身的外貌形象和自身安全意识等”。
2.3. 研究程序
采用个别测试的方式，每次请1名被试进入实验室，单独完成生活定向测验和性别偏见事件反应选择任务。任务中通过被试对情境的直接判断(不是性别偏见、不确定、是性别偏见)来评定被试对性别偏见的觉察，分别计为1分、2分、3分。
实验开始前告知被试，结果只用作学术研究，可以畅所欲言，最后收集被试的作答材料进行分析。根据被试的回答测量被试对性别偏见的反应程度，4个程度分别为非对抗性(出现安抚，逃避的话语)、不做任何反应(回答与性别偏见无关)、心理(产生了对偏见情境的情绪或认知反应，但没有其他实际行为)、对抗性(出现激动、恶劣的言语)，分别计为1分、2分、3分、4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对性别偏见的反应越强烈。
实验结束后采用软件SPSS19.0进行原始数据录入，剔除极端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运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等方法来进行数据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分析
3.1. 女大学生乐观指数和性别偏见的觉察现状
由表1可知，所调查女大学生乐观指数的平均值为35.13 ± 4.725分，对性别偏见的觉察平均值为28.53 ± 3.771分。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optimism index and gender prejudice perception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表1. 女大学生乐观指数和性别偏见的觉察的描述性统计
3.1.1. 女大学生对不同情境的性别偏见的觉察的差异检验
由表2可知，球形检验的结果不显著(λ2 = 7.684, df = 5, p > 0.05)，可以进行方差分析。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显著(F(3,177) = 218.697, p < 0.001)。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学生对学校情境中性别偏见的觉察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情境中的觉察，对社会情境中性别偏见的觉察显著高于家庭和工作情境中的觉察。
Table 2. Difference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gender prejudi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表2. 女大学生对不同情境的性别偏见的觉察的差异
3.1.2. 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觉察的学科差异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表3)显示，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觉察在学科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661，p < 0.05。理工类女大学生比文史类的女大学生更容易觉察到事件中的性别偏见；女大学生对学校、家庭、工作三种情境中性别偏见的觉察不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p > 0.05)；对社会情境中的性别偏见的觉察存在极其显著的学科差异(p < 0.05)。
3.2. 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反应现状
由表4可知，所调查女大学生对性别偏见的反应平均值为31.53 ± 4.196分，高于理论中值24分。
Table 3. The subject difference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gender prejudice
表3. 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觉察的学科差异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es to gender prejudice
表4. 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反应的描述性统计
3.2.1. 女大学生对不同情境的性别偏见的反应的现状
由表5可知，60位有效被试学校性别偏见的反应的平均值为11.20 ± 1.920分。家庭性别偏见的反应的平均值为5.95 ± 1.478分。工作性别偏见的反应的平均值为5.37 ± 1.288分。社会性别偏见的反应的平均值为9.02 ± 1.432分。女大学生对学校和社会情境的反应水平高于对家庭和工作情境的反应水平。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es to gender prejudi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表5. 女大学生对不同情境的性别偏见的反应的描述性统计
3.2.2. 女大学生对不同情境的性别偏见的反应的差异检验
由表6可知，球形检验的结果不显著(λ2 = 2.379, df = 5, p > 0.05)，可以进行方差分析。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差异显著(F(3,177) = 258.940, p < 0.001)。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学生对学校情境中性别偏见的反应显著高于其他三种情境中的反应，对社会情境中的性别偏见的反应显著高于家庭和工作情境中的反应。
Table 6. Differences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responses to gender prejudic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表6. 女大学生对不同情境的性别偏见的反应的差异
3.3. 女大学生乐观指数、性别偏见的觉察、性别偏见的反应相关分析
表7显示，女大学生乐观指数与性别偏见的反应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r = −0.321，p < 0.05。女大学生乐观指数与性别偏见的觉察在总体上未呈现出显著的相关，r = 0.048，p > 0.05；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反应与性别偏见的觉察在总体上未呈现出显著的相关r = 0.200，p > 0.05，说明女大学生乐观指数越高，对性别偏见的反应越不强烈；乐观指数与性别偏见的反应在学校、家庭、工作、社会四种不同情境中存在显著的负相关(p < 0.05)，说明女大学生乐观指数越高，学生对性别偏见的反应越不强烈，在四种不同情境中无较大差别。与性别偏见的觉察在学校、家庭、工作、社会四种不同情境中不存在显著相关(p > 0.05)；家庭情境的性别偏见觉察与工作情境的性别偏见反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 0.05)；工作情境的觉察与工作情境的反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 0.05)；家庭情境的觉察与家庭情境的反应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p < 0.01)；性别偏见的觉察与家庭情境的反应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 < 0.05)。
Table 7.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optimism index and perception of gender prejudice and response of gender prejudice in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表7. 女大学生乐观指数与性别偏见的觉察与性别偏见的反应的相关矩阵
注：1、乐观指数；2、性别偏见的觉察；3、学校性别偏见的觉察；4、家庭性别偏见的觉察；5、工作性别偏见的觉察；6、社会性别偏见的觉察；7、性别偏见的反应；8、学校性别偏见的反应；9、家庭性别偏见的反应；10、工作性别偏见的反应；11、社会性别偏见的反应；*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4.1. 女大学生乐观程度
从总体情况来看，本研究女大学生乐观的总分和平均分高于理论中值。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全民的生活幸福感提高，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此外，女大学生较少接触复杂的社会环境，在大学生活中各种关系相对简单，所面对的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相对较好解决。大学期间不断地完善自我，获得亲密，这也促进了大学生乐观人格的发展 [20]。
4.2. 女大学生对性别偏见的觉察的特点
从总体情况来看，本研究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觉察的平均分相对较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女性的自我意识增强，也使得女性更加在意在生活中是否与男性一样获得同等的对待。在这种渴望得到平等对待的期望下，女性对性别偏见的觉察可能会更加敏感。
4.2.1. 性别偏见觉察的学科差异
本研究结果发现理工类女大学生对性别偏见的觉察显著高于文史类女大学生。这可能是因为理工类女性的性格多偏向于理智、独立和外倾，比起文史类女性细腻且隐含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理工类女性表达情感更直接。在成长过程中，理工类女性相对于文史类女性周围存在的男性更多，相处时间更长，接触机会也更多，遇到性别偏见的几率越高。因此理工类女性对于性别偏见更敏感，对性别偏见的觉察也越高。
4.2.2. 性别偏见觉察的情境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女大学生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的性别偏见觉察更为清晰，而在家庭和工作上的觉察不太清晰。这可能是因为学校和社会中的性别偏见更能引起她们的觉察，而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她们所处的年龄阶段让她们不能更敏感地觉察到性别偏见。由此可见，对性别偏见的觉察水平与个体经验有关，个体对自己熟悉情境中的性别偏见更为关注也更为敏感。
研究结果表明女大学生在家庭和工作中觉察能力越高，更能够在遭受性别偏见时有更加强烈的反应，但是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却没有这一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和工作是女性遭受性别偏见事件最常见的情境，这要求女性在这两个情境需要做出反应来适应新时代生存的需求，所以在这两个情境中女性更容易觉察到性别偏见并作出反应。但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和男女平权的发展，在中国性别偏见不断减弱，因此在这两个情境中性别偏见越来越不容易被觉察。
4.3. 女大学生对性别偏见的反应的特点
从总体情况来看，本研究中女大学生的性别偏见的反应的总分平均分相对较高。在年龄、学科、现居住地、是否为独生子女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在性别偏见觉察中，被试在性别偏见的觉察中存在显著学科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她们还处在大学阶段，年龄相仿的她们主要的生活环境都是家庭和校园，生活经历也主要来自这两个情境。当她们面对觉察到的性别偏见时相似的生活阅历影响着她们的性别偏见反应。
研究结果发现女大学生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的反应更为强烈，而在家庭和工作上的反应不太强烈。这可能是因为被试为女大学生，她们的主要生活阅历来自于校园，而在学校里某些教师将女生成绩差归因于她们能力不足，而认为男生成绩差是动机问题，及其它一些非智力因素造成的。由于女大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这类性别偏见，因此她们在长期面对学校的性别偏见时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在社会文化方面，当我们比较不同文化中关于性别偏见的文献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虽然表达方式和程度存在差异，但构成不同文化中性别角色社会化基础的内容却非常相似 [21]。他们共同的模式是，男性处于主导地位并拥有权力，而对女性来说，重要的是她们的美貌和孕育后代的能力。因此在女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长期面对社会文化中的性别偏见的反应更加强烈。而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大学生大多数还未组成家庭和参加工作，她们对这类情境中的性别偏见的反应不太强烈。因此，女大学生在自己熟悉的情境中对易觉察的性别偏见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
4.4. 乐观程度、性别偏见的觉察和性别偏见的反应的关系
研究的结果表明女大学生的乐观指数和性别偏见的反应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乐观的女性更自信，更相信自己的能力，不会因他人的性别偏见作出剧烈反应，而较不乐观的女性更想反驳他人对自己的偏见行为，因而做出剧烈反抗反应。
5. 研究结论
1) 女大学生性别偏见的觉察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理工类女大学生对于性别偏见的觉察比文史类学生更加敏感。2) 女大学生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觉察更为清晰，而在家庭和工作情境中的觉察不太清晰。同样在学校和社会情境中的反应更为强烈，而在家庭和工作情境中的反应不太强烈。3) 女大学生的乐观指数与性别偏见的反应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乐观指数越高，对性别偏见的容忍程度越高，对性别偏见的反应越不强烈。无论是在学校、家庭、工作还是社会情境中，乐观的人对性别偏见的反应更消极，接受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