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胞竞争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机制

Factors Influencing Sibling Competi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Mechanisms

摘要: 物竞天择势必至，我们所处的时代竞争无处不在。同胞竞争也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同胞竞争是指一个家庭中具有相同父母的两个或多个人为了自身获取家庭其他成员更多的关注、喜爱、认可等所做出的生理或心理上相互的排他性行为。从个体、同胞、家庭、社会维度对同胞竞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影响因素整合了同胞竞争的影响机制假设框架，以便多维度结合分析同胞竞争。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本土文化研究；注重双向机制研究；并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同胞竞争。

Abstract: Competition is inevitable, and we live in an era where competition is everywhere. Sibling competition has also become a common focu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Sibling rivalry refers to the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exclusionary behavior of two or more individuals in a family with the same parents in order to obtain more attention, affection, and recognition for themselves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ibling rivalry are described in terms of individual, sibling, family, and social dimensions, and the hypoth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ibling rivalry is integrated wit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order to analyze sibling rivalry in a multidimensional combination.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further focus on local cultural studies; to focus on two-way mechanism studies, and to tak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sibling competition.

1. 引言

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大量孩子的身份从“独身子女”转向了“长子”或“长女”，这一身份转变的同时也给头胎子女带来了成长的挑战。一方面，White等人认为同胞之间的互动可能是一个人个性形成的主要因素(White & Mullen, 1989)，同胞之间进行分享、合作等互动能促进彼此共情(Jambon et al., 2019)、语言能力(Kolak &Volling, 2011)、社交和认知能力(洪伟，2019)的发展，会让头胎儿童变得更有爱心、责任心和成熟(周梦婷，2019)。而在另一方面，二孩的出现改变了独身子女原有的家庭生活模式，父母对他们关注度、时间、情感(吴向丽，2019)甚至家庭内部资源分配(郑磊，2013)会随之减少，这就会给第一个子女带来一定的“痛苦”，即使Winnicott (1964)认为这段时期长子的痛苦是规范的；“当一个孩子对一个新的孩子感到不安时，被称为正常是很常见的”，但是同胞之间也会产生嫉妒、竞争甚至敌对关系。作为在二胎家庭中一个人能经历的最持久关系之一(Whiteman, McHale, & Soli, 2011)，同胞关系充满激情，不稳定和不妥协(Coles, 2015)。除了第一位子女，其余子女从一出生起就会开始经历同胞间无形的竞争。当家庭资源有限时，同胞竞争在二胎家庭中也会难以避免。而竞争就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激励着积极争取，为朝向更好的发展而努力；另一方面，它又破坏理想信念，使人成为竞争的奴隶，为了脱颖而出而努力(朱永新，汪敏，2020)。而目前，我国几乎很少有完整关于二胎家庭中同胞之间的竞争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在同胞竞争关系的处理上。鉴于此，本文将在三个方面进行展开：1) 如何界定同胞竞争，即什么是同胞竞争；2) 同胞竞争的影响因素，即哪些因素会引起同胞竞争；3) 同胞竞争的理论机制；通过对这三个方面内容的探讨，希望能够减轻广大父母对家庭中同胞竞争的担忧，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和应用实践提供借鉴。

2. 同胞竞争的概念界定

同胞竞争(sibling rivalry)即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关系，目前，国内关于同胞竞争的研究较少。时蓉华等研究者认为广义的竞争是一切生物间的生存竞争，狭义的竞争是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对于一个共同目标的争夺(时蓉华，1999)。那在在不同情景下，竞争的操作定义也是不同的，周晨倩(2018)等研究者发现竞争的操作定义基本都包含四个条件：第一，必须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或者团体为了争取共同的对象或者目标；第二，竞争目标有一定的难度，不容易达成；第三，竞争活动必须有一定的规则需要遵守；第四，竞争的结果具有排他性，即只有一个人最终获得目标对象。影响同胞关系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而同胞竞争是影响同胞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同胞关系中竞争可能表现为言语或身体上的攻击、挫折、持续的注意力需求或倒退现象(Leung & Robson, 1991)。Felson (1983)认为同胞竞争传统上主要被定义为出生顺序和竞争，他将同胞竞争定义为一种源于哥哥姐姐对弟弟妹妹的怨恨，此时的同胞竞争就偏消极同胞关系，但是Boer (1990)试图确定同胞竞争的不同维度，并提出同胞竞争是指一种行动。对于二胎家庭环境来说，同胞间的竞争不完全属于是消极的同胞关系，同胞竞争通常与兄弟姐妹之间争夺有关获得父母的关注、喜爱和认可(Steelman, 1985)。同胞是幼儿最先接触、最亲密的伙伴，也是彼此分享秘密、争论和协商的第一人(钱国英等，2021)。因此，笔者将同胞竞争定义为一个家庭中具有相同父母的两个或多个人为了自身获取家庭其他成员更多的关注、喜爱、认可等所做出的生理或心理上相互的排他性行为。

3. 同胞竞争的影响因素

3.1. 个体自身因素

3.1.1. 气质

研究发现，儿童自身的气质对同胞关系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在同胞气质方面，国外研究者多关注儿童的活跃性、适应性对同胞关系的影响(Stoneman & Brody, 1993)。例如陈斌斌等人认为当头胎儿童属于平易型气质，他们在面对家庭中同胞的出生并不会表现出过多的情绪问题，反而一定程度上促进头胎的社会性发展，那在同胞关系的处理上同胞竞争将会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陈斌斌等，2016)，而困难型气质的头胎儿童在面对二胎同胞出生时，Dunn等学者(1981)发现他们容易表现出适应困难，产生社会退缩和睡眠困难现象；这就可能导致头胎儿童在面对二胎儿童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情绪，相比平易型气质的儿童来说，就会表现出相反的效果，处于这种状态下，同胞间的竞争将会难以避免。另一方面，如果同胞是低活跃气质，即使他们之间的冲突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温暖程度并不高(Brody et al., 1987)。脾气不好的头胎甚至可能会拒绝接受他们的弟弟妹妹(Brody, 1998; Kolak & Volling, 2013)。儿童的气质被认为是塑造和定义发展轨迹的最重要的个体差异因素(Nigg, 2006)。研究人员发现，难相处的气质，即具有高度活跃和情绪紧张气质的儿童，一些研究人员称之为“难相处”(Brody et al., 1994)，与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有积极的联系。

3.1.2. 自尊

林崇德认为，自尊是个体自我意识中具有评价意义的成分，是与自尊需要相联系的、对自我态度的体验，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都芳(2018)等研究者发现同胞竞争与自尊呈现显著负相关。自尊与同胞亲密、同胞冲突存在线性回归关系。可见，同胞关系与个体的自尊相关较大。可能是由于个体在和谐亲密的同胞关系中，自尊自信程度较高，若长期处于差别对待、冲突竞争的同胞关系中，势必影响其自尊自信的程度。如果两个兄弟姐妹并没有得到公平地对待和积极地对待这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自尊以及兄弟姐妹关系的质量。势必会产生竞争力，以及前面提到的兄弟姐妹冲突，因为同胞进行竞争来引起父母的关注(Hodges et al., 2020)。

3.2. 同胞间因素

3.2.1. 同胞的出生顺序

在出生顺序上，有研究指出年长的兄弟姐妹由于比年幼的兄弟姐妹拥有更多的知识和力量从而更有能力控制冲突(Perlman et al., 2000)。这就表明出生顺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同胞间的竞争(Leung & Robson, 1991)，Sulloway (1996)认为，出生顺序通过塑造潜在的人格特征，以及通过引入兄弟姐妹竞争来影响行为以及社会和政治态度。在争夺稀缺的父母资源时，兄弟姐妹们会在家庭中为自己争得不同的位置。例如原本是属于对长子的唯一职责，由于二胎的到来，父母的关注就需要与二胎即“竞争对手”分享，随之父母关注就会由长子的唯一转变为需要通过自己努力才能获得的渴望的东西，那么长子就会对新兄弟姐妹的到来产生的情绪不安甚至是破坏性行为，同时也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争夺父母关注上。同样，当父母将他或她的注意力从二胎身上转移并与长子互动时，年幼的同胞也会对这种成长关注的丧失做出反应(Volling, 2012)。有研究者认为，长子通常拥有更多的特权和更多的责任(Hilton, 1967)。但是在2018年有研究发现，出生顺序对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发生没有显著影响。Lupo (2021)等研究者发现独立于其他因素，出生顺序并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竞争意识。因此，出生顺序是否会通过影响其他维度进而影响同胞竞争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察研究。

3.2.2. 性别差异

对于同胞自身发展来说，Spitze和Trent (2006)认为同胞的性别也会对同胞竞争产生影响。Okudaira等研究者(2015)的实验表明在性别差异上女性是比男性更少的人参与竞，这与Niederle和Vesterlund (2007)的发现是一致的。在Dunn和Kendrick (1981)对40个英国家庭进行了纵向跟踪调查，从二孩出生后不久到14个月后，发现如果母亲参与了更多的共同游戏和共同关注，那么长子女孩对14个月大的同胞的积极行为就会减少。Dunn (1981)等研究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二胎的出现打破了头胎和母亲的和谐亲密的关系，因此，头胎会给出不积极甚至有潜在冲突的动向。卢亚(2018)等研究者发现相同性别的人会比不同性别的同胞更加亲密，异性别同胞在亲密度上呈U形变化，同性别同胞之间的亲密度处于稳定水平，其中姐妹之间的同胞亲密度最高(Kim et al., 2006)，但是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性，两者会产生潜在的竞争。同性别男生组合冲突行为较多，姊妹组合比其他性别组合具有明显的不同，同性别女生嫉妒竞争行为较多，姊妹组合比其他性别组合显示出更紧密的联系次数比较多。因此，性别差异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同胞竞争带来影响。

3.2.3. 年龄间隔

同胞间的年龄间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起同胞竞争，年龄间隔是指头胎出生与二胎出生的时间间隔。这样的时间差使得头胎与二胎在家庭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以及在家中拥有着不同的地位与权力，这就会使得两者所获不平衡会引起同胞竞争。有研究者发现，同胞间的年龄间隔越小，同胞间的积极互动越少，攻击行为越多(Minnett et al., 1983)。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在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之间最为严重，特别是在1至4岁之间(Buhrmester & Furman, 1990; Leung & Robson, 1991; Minnett et al., 1983)。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往往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反过来导致了竞争和嫉妒(Minnett et al., 1983)。有关年龄间隔和兄弟姐妹竞争影响的文献与年龄间隔对兄弟姐妹关系的影响相一致，年龄间隔越长，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就越少(Buhrmester & Furman, 1990)。

3.3. 家庭因素

3.3.1. 父母自身行为影响

根据Boer (1990)的研究，童年中期的兄弟姐妹竞争源于兄弟姐妹之间对父母认可和父母社会比较的竞争。从家庭结构出发，对同胞竞争能产生直接影响的家族个体便是父亲和母亲，从母亲的角度分析，由于母亲社会阶层的不同就会在教育儿童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方式与方法，Bee等研究者(1969)在研究中证明了处于底层社会母亲在教育婴儿时使用的非常直接的策略，这对孩子成长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相反中产阶级的孩子的母亲使用更多的暗示和积极的策略对婴儿的问题解决有积极影响。同时Hilton (1967)的研究也表明在母亲的行为方面，在对待不同出生顺序的孩子时存在强烈的一致性差异。例如母亲给予孩子温暖时有偏差，兄弟姐妹出生后，表达了对双方的温暖，研究结果(Taylor & Kogan, 1973)显示，母亲对头胎孩子的温暖明显减少。Kendrick和Dunn (1982)在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母亲的关注和玩耍也会有由于二孩的出生而减少。母亲注意力和玩耍的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同胞之间的负面竞争，而父亲就会增加对头胎子女的关注，父亲与头胎子女之间的联系便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而变得更加紧密，从而导致在同胞之间会有争夺父亲偏爱，关注的可能。从目前的研究发现，父亲角色对于同胞竞争的发展研究较少，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父亲这一个体角色在二胎家庭中对于同胞竞争的具体影响作用。

3.3.2. 父母的婚姻关系

父母婚姻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父母对于孩子的教养方式甚至是孩子的成长环境氛围的构造。在整个家庭中，无论是头胎的出生还是二胎的到来都对父母婚姻关系带来一定的压力与挑战。父母婚姻关系直接或又是间接的影响着同胞之间的竞争，积极婚姻关系即因彼此相爱并努力增进婚姻关系的配偶会创造一个充满积极情绪(例如，幸福、满足和快乐)的家庭环境，这样的生活环境让孩子们的生活没有愤怒和恐惧，让孩子们在情感上感到安全(Volling et al., 2002)。当心理上感受到安全的时候，竞争就显得不那么强烈了。但是当父母关系处于紧张时，父母的负面情绪和冲突矛盾往往会转移到亲子关系中，这可能是由于婚姻关系中经历的愤怒和冲突让父母变得易怒、失去耐心或情感上很疲惫，难以积极地与子女互动，敏感地回应子女的需求，导致亲子关系变差(Kouros et al., 2014)，亲子关系变差将会进而影响同胞之间的关系，子女需要通过自己更大的努力来与同胞竞争博得父母更多的关注与敏感，同胞间的竞争就会显得尤为突出，甚至会产生消极的竞争关系，进一步可能发展为嫉妒、对抗等消极同胞关系。Volling (2002)等研究者指出嫉妒是由于与竞争对手真正或可感知的关系的丧失而引发的。特别在在离异家庭中，由于家庭结构的特殊性，子女心理上的安全感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之间同胞竞争会更加明显与激烈(Milevsky & Heerwage, 2013)。混乱的家庭环境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父母对待子女时有偏心(Atzaba-Poria & Pike, 2008)。无论是同胞被父母偏心还是自己被父母偏心，对于同胞竞争的发展都不利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3.4. 其他层面

3.4.1. 学校层面

有学者发现，学校氛围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竞争模式的确容易激发个体的积极性，但过度的竞争往往会滋生个体之间的猜忌与不当竞争，学生处于高竞争的学校氛围中，其与他人沟通、信任他人的能力将会下降(李文烨，2021)。一直处在高度竞争环境下，也会对自身发展造成不可逆的打击(王路平，2003)。学生由于心智的不成熟心里会产生失衡，与同学之间产生不必要的隔阂。受到学校环境的影响，竞争成为常态后，孩子有着更强的争夺意识，这就会对同胞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学校的同伴竞争关系将会转移到家庭中演变为同胞竞争关系。但两者之间是如何产生影响机制的还需进一步研究。

3.4.2. 社会层面

近年来，自二胎政策的实行，媒体的广泛兴起，信息传播得非常快。社会上有关二胎家庭中的问题屡见不鲜，有关头胎打骂、排斥二胎，与二胎争抢关注，二胎夺走关爱等负面新闻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样的报道给公众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头胎儿童的行为给予潜移默化负面的引导。这会导致在二胎出生时，头胎就已经在生理或心理上产生抵触心理。Hart (2018)认为嫉妒的出现发生在第一年，人类妊娠期9个月后，这意味着头胎儿童在新生儿出生前已经准备好心理武器，当二胎一出生，头胎就已经进入同胞间的竞争模式。另外，在我国长久以来的文化背景下，竞争无时不在，心理学家已经表明，文化刻板印象会影响个人的表现(Steele et al., 2002)，当社会这充满竞争的大文化背景下，同胞竞争也会出现在家庭中。目前，对于社会对于同胞竞争的影响较少，未来研究需要对社会对同胞竞争的影响路径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3.5. 整合的同胞竞争影响机制假设模型

本文通过整合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尝试提出一个整合的同胞竞争影响机制假设框架(参见图1)。该理论框架从个体、同胞、家庭、社会四个维度呈现了同胞竞争影响机制。其中，幼儿自身的个体因素包括气质、自尊等；同胞因素包括同胞的出生顺序、年龄间隔、性别差异；家庭因素包括父母自身行为、父母的婚姻关系，笔者认为，同胞竞争的发展不是仅仅受到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这四种因素交互影响，共同发生作用，且同胞竞争的发展亦可反向影响这些因素，如图1：

Figure 1. Integrated sibling competition affects the mechanism hypothesized model

图1. 整合的同胞竞争影响机制假设模型

4. 同胞竞争的理论发展机制

从家庭系统理论来看，理论认为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或者系统，包括夫妻子系统、亲子子系统和兄弟姐妹子系统(毛欢欢，寇二虎，李欣怡，2019)。家庭系统除了可以作为整体对外发挥作用之外，其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发展过程也会对儿童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Cox & Paley, 2003)。家庭成员间构成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子系统，家庭中存在着不同的子系统，家庭子系统相互间一直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二胎的出生使家庭系统出现了新的子系统，即同胞关系，使得家庭系统发生变化与重组，每个子系统内部任何一个成员行为发生变化会导致其他家庭成员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都是通过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完成的，系统之间互动越多，那么相互影响程度越深。因此同胞关系在家庭动态中起着关键作用，并且对彼此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Howe et al., 2014)。由于父母的角色不同，除了父亲与母亲自身的情况会导致同胞竞争，父母的婚姻关系作为子系统也会对同胞竞争产生影响，那是由于家庭系统中提到的溢出理论，当父母婚姻关系良好时，积极的情感就会转移到其他子系统，当当夫妻婚姻关系处于冲突时，消极的情感也会转移到同胞关系上。例如当父亲或母亲的关注有转移到二胎身上时，即亲子子系统发生了变化，对于同胞之间关系就会发生轻微变化，竞争、嫉妒等情绪就会发生，如果系统之间产生的是冲突，冲突可能就会越加激烈。当然家庭系统理论中也存在着补偿视角(compensatory perspective)，补偿视角是指一个家庭子系统中的情感和行为可以补偿另一个家庭子系统中的情感和行为(Yu & Gamble, 2008)。即当孩子在亲子关系中情感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儿童也可能会在同胞关系中得到部分满足。另外，儿童的气质特征会影响儿童与环境事物相互作用的方式，但对气质的发展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以环境因素作为中介的(李鄄，2013)。

5. 研究展望

受我国相关政策的影响，目前，我国在同胞竞争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基于此，本文主要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对二胎家庭中同胞竞争的界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也对同胞竞争的影响因素及其理论机制进行了梳理。以期能够引起广大研究者对同胞竞争的兴趣，能为我国同胞竞争研究提供参考的依据。

5.1. 立足于本土文化深入研究同胞竞争

受相关政策影响，国内有关同胞竞争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主要聚焦在同胞关系等较为宏观的领域上，对同胞竞争的研究较少。目前国内有关同胞竞争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国外相关研究中提取的，大都反应的是国外背景下的情况，而作为古国之一的我国有着与西方不一样的集体文化，对家庭“以和为贵”有着深刻情感，重视亲情。由于国内外在具体发展情况、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在本土化改造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实际价值。未来同胞竞争的研究上需对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对比，关注是否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同胞竞争研究也会促进国外的研究发展？关注在如何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使同胞竞争向着积极竞争发展。

5.2. 创新研究视角，注重同胞双向影响机制

随着三孩政策的发布，同胞这一家庭关系将会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也会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孩子的增多竞争也会难以避免。而同胞竞争跟儿童与同伴之间的竞争关系存在着差异性，未来可关注在每个阶段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以便能更好的处理同胞竞争。目前，研究者的关注点也主要落在了同胞关系的问题处理上，例如同胞冲突、同胞暴力等，在面对同胞竞争的研究还存在着不足。且目前研究仅以理论分析和观察总结为主，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不科学、代表性不足等问题，较多关注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相关理论，在后续研究过程中需要得到改进和完善。另外，目前的国内外关于同胞竞争的研究大多关注在头胎的竞争发展变化上，或者是二胎的出生对头胎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关注头胎的存在也会对二胎的竞争意识产生影响，进一步探索双向作用机制。

5.3. 以发展长远的眼光看待同胞竞争

同胞关系是一个人一生中经历最长的家庭关系，换句话说，头胎或者二胎从一出生到成熟直至死亡都在经历着同胞关系，在他们短暂的世界里，同胞的经历、互动、发展和影响永远在变化(Hodges et al., 2020)。而目前大部分研究所关注到的都是阶段性的，而同胞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受到家庭系统环境的影响，例如父母的婚姻关系，父母的差别对待等等。有研究者推导出的同胞关系风格可能是不稳定的，每种风格的变化都是连贯的(Brody et al., 1994)。即同胞关系的风格也会随着时间发生着变化，同胞竞争会随着儿童的成熟减少，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心智变得成熟。他的自控力、独立性、意志力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此时的同胞竞争就显得没那么消极了。未来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同胞竞争，关注同胞发展的纵向变化，采取以长期跟踪为研究设计基础的实验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