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严重冲击了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与此同时也为全人类在后疫情时代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人类社会共同挑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人们愈发意识到只有社会各界加强对环境、社会、治理(ESG)的持续关注，践行ESG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ESG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发展非常广泛。截至2021年底，UN PRI签署的机构达到3000多家，全球ESG主题基金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120多万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占比82%，仅美国占比高达5成，在发达国家ESG已经是大家都认同的一种概念 [1]。ESG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微观企业层面的映射，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中意义重大。而且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与ESG理念不谋而合 [2]。因此，中国应积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认可的ESG评级体系，即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准的ESG评级体系来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2. 国际和国内ESG主流评级体系梳理
ESG是指一个旨在重视企业环保、社会责任和管理业绩，而不是企业财务业绩长远投资理念和上市公司评价准则。ESG理念最初是UNEP提出，随着社会企业经营格局的发展及国际价值观的转变，社会企业责任和绿色金融的发展逐渐深入人心。通过构建ESG评级体系引导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也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和实现国家“双碳”目标开辟了新思路。
目前，国际上比较主流的ESG评级体系都是围绕信息披露、评估评级和投资指引三大板块开展的。企业对ESG方面信息披露是进行评估评级和ESG投资的前提基础，主要由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及交易所发布信息披露的原则指引；评估评级反映了被评估对象在ESG方面的表现，主要由评级机构、数据供应商等开展，是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 [3]；而投资指引则是投资机构开展的投资实践。主要环节包括标准制定、披露要求、数据采集和评分评级。首先，评级机构参照国际组织或交易所等公布的标准制定评级体系；然后评级机构以选定的评级体系为标准向拟涵盖的各行业企业进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方式包括企业公开资料、相关领域数据供应商、针对企业的调查问卷等 [4]；最后评级机构给出评分结果。目前，在国际范围内有较高影响力和认可度的评级体系主要包括FTSE Russell、Thomson Reuters、Dow Jones、MSCI、Sustainalytics等。国际ESG评级机构的样本数量覆盖达数千家企业，在大数据的支撑下，主流机构的评级结果具有较高的认可度 [5]。虽然目前国际主流的评级机构都是围绕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这三个核心维度开展评级工作的，但是各自侧重点略有不同。具体内容见表1。
Table 1. International mainstream ESG rating system
表1. 国际主流ESG评级体系
资料来源：各平台公开资料信息整理。
根据GSIA统计，亚洲国家目前的ESG投资占比仅为0.8%，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由于亚洲大部分国家尚处于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理念和ESG理念认知度较低。随着ESG投资在国际市场的主流化，中国的ESG投资也不断发展，但速度较慢，指导2016年国内开始发行绿色债券，ESG投融资才加快了脚步 [6]。当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机构、市场机构、专家学者构建ESG评级体系，但国内ESG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为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统一标准。目前国内认可度较高的评级体系有中证ESG评级体系、商道绿融ESG评级体系、社会价值投资联盟ESG评级体系、华证ESG评级体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ESG评级体系等，具体内容见表2。
Table 2. Major domestic ESG rating systems
表2. 国内主要ESG评级体系
资料来源：各平台公开资料信息整理。
3. 国内ESG评级体系发展瓶颈
国内ESG评价体系现状为多元格局，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整体来看，国内ESG评价体系的发展比国际知名机构晚了至少20余年，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 [7]。一方面是因为虽然我国针对ESG信息披露在逐步向国际靠拢，但是ESG信息强制性披露还未在A股市场形成，企业信息披露的可量化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基于中证指数、华证指数、商道融绿、社投盟等评级体系标准不统一，评级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异，对ESG投资指导性不足。
3.1. ESG信息披露缺少统一标准，监管机构和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
3.1.1. 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缺失导致企业ESG信息不具备可比性
从环境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国内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尚未出台ESG相关的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现有的准则也存在诸多模糊表述，这就导致了各个企业信息披露的形式五花八门，披露水平参差不齐，缺少可量化可对比的ESG关键信息；其次，大多数企业的ESG信息披露并不包括企业控股的子公司及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企业，且通过A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等外部渠道获取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数据的可得性也比较低 [8]。此外，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依旧只停留在宣传层面，更多的是以正面的口径为主，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较为浅层的披露形式来呈现，这样的方式无法挖掘出企业的核心ESG数据，并不能真实的呈现企业近年实际的ESG履行情况。最后，类似于外部审计功能的第三方核查机构的缺乏也使得对企业ESG信息披露与评级的过程公允性产生质疑。
3.1.2. ESG评级信息频次无法满足金融投资需要
由于ESG披露的数据源具有时滞性、低频度等导致评级的时效性和准确度下降，最终使得ESG评级信息频次无法满足证券行业金融投资的信息需求。目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ESG数据都来自本企业的年报、半年报、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或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定期的信息披露，这对比证券市场每日的资金流量统计和按月度或季度更新的财务数据，ESG数据更新的频次过低，具有明显的时滞效应。尤其是更新频次相对较高的环境数据(在线监测、监管记录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此外，目前主流的ESG信息披露还是定性描述为主，辅以定量数据的展示，因此ESG数据还存在非结构化特征，即便一些研究机构在ESG评价中逐步引入AI技术，但总体来看，依然存在量化指标不足、动态数据不足以及方法论不够完善等问题。
3.2. 国内外ESG评级议题、方法有较大差异
由于国内外对ESG内涵的理解上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评级体系在主要议题上的选择也有所不同。海外ESG指标体系在E指标中更加关注绿色循环发展、生物多样性；而国内更加注重节能减排 [9]。S指标中海外更加注重人权保护、数据与隐私保护；而国内更加关注乡村振兴和抗击疫情等。G指标中海外更加注重治理结构；而国内的治理体系尚不健全，更多集中在治理信息披露审计与治理异常。
此外，国际国内外针对ESG评级的方法也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海外第三方机构发展相对成熟，其发布的ESG底层数据得到国际范围的一致认可，因此海外评级机构会选择重点参考其公布的ESG数据 [10]；相较国际，国内的评级机构对具备公允性的第三方机构底层ESG数据的可得性较弱，因此只能从企业披露的公开信息(如前文提到的企业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获取。其次，国际ESG评级机构相对更关注气候变化、碳排放等相关指标，且这些指标占较高权重，因此涉及能源特别是传统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在“E”部分的评级普遍受到较大影响。另外国内大部分上市公司能源相关数据披露完整度并不乐观，导致在国际评分体系中整体评分出现偏差。
总体而言，国内外ESG议题的统一性表明国内外在关键议题上认知正在趋向一致，而差异性则体现出不同文化环境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预期未来随着“双碳”目标和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相关治理机制的完善，国内外ESG指标体系在ESG评价体系的统一性将会继续加强。
3.3. 我国公司治理尚不完善，ESG评级局限于上市公司范畴
十九大已经做出重大研判，即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目前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尚未跟上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步伐，距离现代企业管理高质量的权责对等、产权清晰、激励约束相容、严格内控等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具体来看，国内一些企业目前还存在公司股权结构关系不透明，公司股东行为不符合规范，高管层级职责定位偏差，内部控制不到位等诸多问题有待规范 [11]。
当前，ESG评级还主要局限在上市公司范围。我们期待ESG相关的各项指标和要求从上市公司走向普通企业。监管机构通过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相应政策推动更多的中小公司树立ESG评级。
4. 构建中国特色ESG评级体系的路径策略
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进入深水区，资本市场将更加注重将资金向可持续和高质量方向引流，推动产业资本整体的结构性升级。加之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和资本市场注册制的落地进一步要求企业更加向ESG标准靠拢，我国的ESG评级体系将步入快车道。因此，构建中国特色ESG评级体系的路径策略来应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ESG领域的规制合作具有深远意义。
4.1. 完善企业ESG信息披露规范并逐步实现由自愿披露到强制披露转变
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是ESG评级与投资的基础。国际目前权威性国际组织和机构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ESG信息披露标准体系和报告框架，如PRI负责任投资原则、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准则、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 Initiative (UN SSE)准则、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 Board (SASB)制定的可持续会计准则等。相应的国际各大交易所也陆续建立了相应的ESG信息披露标准。针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方式，目前整个国际趋势越来越多倾向从鼓励引导走向半强制和强制。以中国香港为例，香港联交所最新修订的ESG指引已于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增加了董事会ESG管治事宜强制披露规定，新增气候变化等指标，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并将全部社会范围关键绩效指标(KPI)披露责任由建议披露调整为不遵守就解释。虽然近两年上市公司通过可持续发展报告、社会责任报告披露ESG信息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目前A股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程度仍较低，强制披露只停留在被监管部门要求出具的排污报告、环评报告等内容里。因此，第一，我国的相关监管部门需要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将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减碳降碳举措等E的内容，公司利益相关者保护和员工权益保障等G的内容，以及公共关系维系、公益事业等S的内容由自愿披露逐步向强制披露过渡；第二，对标国际权威信息披露标准，如ISSB的信披标准体系，完善统一国内企业信息披露报告框架；第三，引导企业针对ESG等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指标化和定量化，做到企业ESG信息披露的横向和纵向的可比性。
4.2.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价体系
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已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努力践行“双碳”目标的历史背景下，ESG责任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础，我国的“双碳”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也为ESG责任投资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优渥的政策土壤。
我们提出的构建中国特色ESG评价体系不仅要整合环境、社会、治理多维的因素，将投资决策标准和关注要素从传统的财务绩效为主扩展到可持续发展、公共利益和良好公司治理等领域，并且要与我国“美丽中国”、“共同富裕”和“新发展理念”等中国特色SDG理念、“双碳”目标愿景以及全球发展观密切吻合，为上市公司落实“双碳”战略提供了具有共识的ESG评价标准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实际情况并结合行业属性等维度细分ESG评价指标，适时根据国家政策变化和发展阶段对评价模型进行评估和改进。
4.3. 全球趋同的背景下中国ESG评价体系的应对策略
我们在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的ESG评价体系时，也要同时考虑ESG全球趋同的趋势。ESG作为一个全球通用的语言，需要兼顾一个国际共识的框架体系，即在这个框架体系内中美欧等国机构交流时须保持同一套话语体系。德勤在达沃斯论坛的一个报告指出要统一全球的ESG报告。所以，我们既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要主动融入全球性的ESG标准体系，做到ESG评价标准体系的国际规则国内化与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融合发展。我们很多上市公司，目前存在到国外上市的困难和脱藕，比如欧盟在2022年11月新推出的CSRD，它的覆盖范围就包括了在欧盟做生意的中国企业。
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的ESG评价体系时，首先要基于国际共识的框架，比如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立足国际共识框架后，再立足本国国情选取适宜的指标，即“求大同存小异”。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我们有很多指标在国际上是比较近似的，尤其是环境方面，比如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家会关注污染物、废弃物的排放，包括土地使用和生物多样性的排放，在国际上具有很高的共识。
在社会责任领域，主要是从利益相关方，比如关注员工，消费者，产业链，这可能会有一些中外国情的差别，比如国际社会上可能会关注社区的概念，尤其国际上会更关注脱贫的目标。但是在国内，我们提出的“共同富裕”其实是要比国际上提出的脱贫的目标更高的一些社会责任目标，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目标。在公司治理的纬度，国内国际亦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相比国际要略高。按国际范畴的理解，股权越分散越好，监督也更加充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国有企业虽然股权集中度很高，但是除了有董事会、有独立董事、有监事，甚至还有一些内部的内控机制，往往这些国有企业治理更加规范，而且还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这样一些中国特色可以对我们现有的ESG的体系形成一些有效的补充。
ESG评价体系的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是中国特色ESG评价体系发展必经的两个阶段，国际的主流评价体系的引导是一个倒逼我们ESG评价体系国际化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我们的国内ESG评价体系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大的过程。
5. 结束语
ESG评级体系的构建契合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趋势，对ESG投资理念的实践有助于引导社会资本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发展模式的转变。此外，大力推广国内统一标准的ESG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在丰富国内金融资产的同时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但国内ESG评价体系的构建还在不断完善当中，应进一步健全 ESG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ESG评价体系。在全球趋同的背景下，中国ESG评价体系的发展也必然经历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的两个阶段。为此，我们应不断加强对ESG投资的政策支持，不断培育责任投资人，为ESG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多指引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