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变革动荡的时期。在经济上，经济实力上的扩张致使新兴地主阶级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因而造成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在政治上，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周王室逐渐走向衰微，周王朝的宗教礼法荡然无存。孔子自幼生活在被周礼熏陶下的鲁国，面对着周朝衰微，诸侯争霸，民不聊生的局面，孔子渴望恢复周礼，因而释礼、复礼、维护礼成为其终身使命，故“仁”的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
2. 孔子“仁”之内涵
2.1.“内圣之仁”
从“仁”最早出现的文献来看，“仁”字最早出现在《诗》、《书》中。而在《论语》中，提及“仁”约110次，然其中对“仁”无直接描述，故可从诸多侧面言说中见“仁”之意涵。
譬如孔子对颜渊言：“克己复礼为仁” [1] ，对仲弓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对樊迟言：“爱人”(《论语·颜渊》)，又如，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同样，还有孔子所说的“刚、毅、本、讷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孔子对“仁”之内涵的言说，是视提问之人的禀赋而作出的具体要求，如惠爱之德、诚敬之德、刚毅之德等，诸德统于“仁”，“仁”为众善之德目，是人心之全德。所以“仁”之内涵完美、崇高、圆满。可见“仁”之首要内涵乃面向个人内心的“内圣之仁”，具有针对性、主体性、完满性，强调通过内省修己以近“仁”，而“内圣之仁”的达成又促使“外王之仁”的自我期许。
2.2. “外王之仁”
“外王之仁”即孔子所谓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说要先立己后立人，先达己后达人，在己立和己达的同时，不忘他立和他达。“内圣之仁”要求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而外王之仁则是要求圣人达则兼济天下，即“圣人最宜于作王”原则。
故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以德方可治人。故熊十力说：“内圣者，内而在于个人自己，则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实践)以发展完成其德性人格之谓也……外王者。外而达于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 [2] 。天下，则行王者之道也。”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也认为：“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儒家千言万语，各种法门，都不外归结到这一点” [3] 。“内圣之仁”为修已之本，即把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外王之仁”为推己之用，即把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故成已成物，内外一也。君子诸德皆备，向往太平、功无止也。因此以“内圣”为基进方可成就“外王”，而“内圣”、“外王”之归为“天地之仁”。
2.3. “天地之仁”
冯友兰说：“被称为全德之名的仁，不是泛指任何一种精神境界，而是确指最高的境界——天地境界” [4] ，即“天地之仁”。这一层次的“仁”如冯先生所说，已然上升至宇宙范畴，超越具体的修己与外王，超脱个体小我与社会大环境。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地生发万物，“仁”为宇宙间生生不已的生机，亦是源于天地生生之理的心之德。天地之“仁”落实于人心之“仁”，此“仁”乃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境的必经之路。故张载又言：“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则须索做，始则须勉勉，终则复自然。人须常存此心” [5] 。“仁”人通过勉勉索做，由自觉到自愿终与天地合德。此时之“仁”已非任何的外在规范，而是一种天道自然无为的过程，因此“仁”之内涵从“内圣之仁”→“外王之仁”→“天地之仁”层层递进，由对自我道德的恪守和对自身恻隐之心的发动上升至对天下生民万物的关怀，最后升华到与超脱一切的宇宙境界，可谓难矣。故孔子亦弗敢言已达“仁”之究极境界：“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故“天地之仁”乃“仁”之接契天道，开物成务，生生不息，大化不已的最高境界。
3. 孔子“仁”的实现路径
孔子谈“仁”并不直接回答何谓“仁”，多是从“为仁之方”谈起。“为仁”即指践行“仁”并从中体悟“仁”、实现“仁”。
3.1. “孝弟”爱人
“孝弟”是孔子道德实践中的最基本的德行。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情感关系为基础，体现的是等级森严之下的脉脉温情及两者间的和谐有序，故“仁”的基础义乃“孝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对这二句话，历来学者的认知不同。一是以皇侃为代表的的认为“孝悌”乃“仁”之本；一是以程朱为代表认为“孝悌”乃“行仁”之本，争议处乃在“为”何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孔子之“仁”重践行，故“孝弟”乃“为仁之本”解释更佳。“孝弟”乃为“仁”行“仁”之本，故实践“仁”的路径当以“孝悌”为始。来看孔子对“孝弟”的态度：“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孝敬父母尊重师长，谨言慎行泛爱亲“仁”，在人际关系中，实现自己的向善之性。所以“孝弟”非外在物质之养,而是发自于内心之敬，不仅涵括对父母之孝，对孝弟之情，还有对众人之爱。故“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国欲长治久安，必推行“孝弟”、激发人们“仁爱”之心，使“仁”扩充施行。
3.2. “忠恕”而行
从“孝弟”到爱众人，一能摒弃家庭血缘关系中的自私之蔽，而能使人透过理性成就修己以安人，也就是就是推己及人的过程，即“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何谓？
“忠”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为尽己之向；“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为推己及人。因此“忠”是对个人的基本要求，“恕”则是对个人在更高层面上的要求。“恕”以“忠”为前提，是“忠”的自然延伸，不同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而是从“我”出发，在肯定自我之欲的基础上实现他人之欲。“忠”即能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工夫，“恕”即为能无私地对待他人的工夫。故“忠”首先是不欺己，然后才可不欺人，“恕”为“忠”之用，君子能以自身取譬,切身体会并推己及人地去行“仁”，进而成德成圣，立人达人，此为“恕”。因此推己及人可谓“仁”之方。
“忠恕”即是由内向外，不断扩充与超越自我，在尽己的过程中充分实现人性，在推己的过程中推扩良心以致念念如实，念念无私，发自坦诚，如实无妄，两心相印，使“仁”无可逃,必能成“仁”。“为仁”在即践行“忠恕”、“一以贯之”工夫的过程，最终达致“内圣外王”之境。
3.3. “仁礼”合一
为“仁”之方，首要在存心，而存心之功，则在务学，学而能后知，知而后能成“仁”。反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故真正的仁者要务学，而后方可成“仁”，而学“礼”做到“仁”“礼”合一也至关重要。在孔子之前“礼”是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刻板制度，但孔子则赋予“礼”以“仁”的价值，以“礼”约“仁”，以“仁”统“礼”，这就要求“仁”和“礼”之间有强大的张力，并且这个强大的张力具有创造性，可以保持“仁”和“礼”维持和谐、平衡和统一的关系。孔子以“仁”为本，以“礼”为用，将释“礼”、复“礼”、护“礼”为一生己任，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也是孔子希望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都是亲和有序的社会，并且在这个社会里的有识之士都能在有道之世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所以孔子提出了以“礼”约“仁”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即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哲学思想。
“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面对着这个礼崩乐坏，礼法制度被肆意践踏的时代，孔子发出这样的怒吼。人皆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然而当个人欲望膨胀到危害他人利益之时，个人之欲则应被约束，“礼”便是对人们进行约束的行为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合乎礼，便可激发人们的恭敬之心和敬畏之心，以礼约之，故“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故为人处世据“礼”行事，在内有爱人之“仁”，在外有“礼”乐制度约束，内外结合，“仁”不远矣。因此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仁”内植于人心，外源于天地，“礼乐”产生于天地自然与人心本然，所以礼乐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与人心融通，能否达到参天地、赞造化的境界。从宏观角度来看，为“仁”之方是相贯相通的，“爱人”的思想包含着“推己及人”，“推己及人”须以“礼”约之，并且三者又都不离“学”，由“学”而成以达“仁”，四者相贯相通，皆是为“仁”之方。“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与“我”息息相关的，是根植于人性的天赋特性。“仁”作为人的内在动力，促使人们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仁”道并不远，其关键在于“我”是否欲“仁”。
4. 孔子“仁”的特性
4.1. 内发与实践性
孔子对“仁”的阐发具有强烈的“内发性”，“仁”即内在于人格世界中的，由自省自觉而来之的精神与价值，如孔子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而人格世界的开启，立足于高度的自省自觉。故“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植根于人的内在生命之中，是人先天本有的，因此人可以在践“仁”的过程中本着内发自觉向上心，由“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把“仁”的“内发性”践行于日常生活的切近处，因此“仁”的特性，还具有“实践性”。
求“仁”需身体力行方可实现，行“仁”之法于自心与日用常行之中切实可行，所差者，不过是长久力行之恒心。就自心之内发性而言，首先行“仁”第一步乃求“仁”，求“仁”工夫是不假外人外物，向心内所求，要笃定其志、且据于德、通感他人而后能强恕而行、推己及人。因此“仁”是否能成并不在外人外物，而在自我，在自我是否有行“仁之初心、决心，并抱定决心，以自身之自信心与自觉性开启为“仁”之旅，并在日用中将其一以贯之。其次，成“仁”须有恒心地为“仁”，“仁”是人人可行却非人人皆达的境界，其差便在是否“毅”力去坚守求“仁”之心与践行为“仁”之法。故孔子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成“仁”任重道远，非有大恒心大毅力者不可成，是则孔子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圣人尚且如此，吾辈若欲成仁，更应坚守初心，砥砺前行，遥契天道，藉由内发之“仁”层层外扩，超凡脱俗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仁”还具有“整体性”与“超越性”。
4.2. 整体与超越性
就“仁”与其他诸德的关系来看，“仁”非固定的德目，而是统摄诸德,是全德之名，故“仁”是道大广大、无所不包的。就行“仁”之路径看，需要个人从自身修养推扩到他人,甚至超凡脱俗，以达于天的境界。故“仁”具有整体思维的面貌，因此要达到圆满无缺的“仁”非常不易。故追求“仁”的脚步是时刻不能停的，停下片刻，便离“仁”愈越远，须臾违背，便前功尽弃。
因此在求“仁”过程中，又体现出一种“超越性”与“高远性”，“超越性”体现在求“仁”、为“仁”过程中，主体对自身的超越；而高远性则体现在追求“仁”的目标中，完成自身对“仁”的回归，这一目标也正是古今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之目的所在，寻求成“仁”，寻求对自我的超越，成为更完善的自我。“仁”作为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具有无限性与高远性，但这种无限性和高远性的达致，其入手又非常近，在自心(内发性)和实践(实践性)之中，展现为一种无限的超越旅程。在此旅程中，个人推扩出去,向上超越，与万物合一，与天地合德。在面对整个宇宙人生时，仁者在践“仁”的过程中达到整体的和谐性与超越性。在今天，行“仁”亦是一个无限的历程，须持“毅”前行，方可到达“仁”的最高境界。
5. 结语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乱象横生，人心昏昧，为激发人民自己反省、恢复孔子之“仁”至关重要。从“仁”之内涵学起，从“内圣之仁”到“外王之仁”再到“天地人仁”，且不断地践行“仁”，做到孝悌爱人推己及人、“仁”“礼”合一，使“仁”在自身生命中发挥出最大价值，并以“仁”来安顿内心的心灵，最终超越自我，开创出和谐、有礼、完美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