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诗歌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不同，诗歌的语言精练简短，但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内涵和句法结构。胡家峦先生谈及英美诗歌时指出：“在英国文学史上，自民族史诗《贝尔武甫》直到18世纪现代小说兴起之前，‘诗’几乎是‘文学’的代名词。” [1] 诗歌作为英美国家最早发源的文学形式之一，在历史中发展形成了丰富的题材和诗体，其中战争诗歌展现出战争的残忍和恐怖，抒发出强烈的反战情绪，在英美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战争诗歌中，诗人抒写反战思想的方式有所不同，有的诗歌通过描写血液、废墟、尸体等战场上的真实情景，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展现出诗人对战争的厌恶；而有的诗歌则是减少对战争的直接描述，利用“含混”传达出反战思想。燕卜荪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将“含混”划分为三重维度：“在第一个领域里，逻辑或语法是不规范的；在第二个领域里，人们必须有意识地理解朦胧；在第三个领域里，表现出了心理的复杂性。” [2] 诗歌语言中“含混”的形成不仅在于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利用语言结构营造出朦胧的效果，燕卜荪还将读者对诗歌的反应和作者的写作意图纳为“含混”形成的重要因素。本文将从语言结构、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三重维度分析战争诗歌中“含混”效果的形成以及反战思想的“含混”表达。
2. 语言结构中的“含混”效果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他从瑞恰兹批改的作业中受到启发，经修改扩充后于1930年发表了《朦胧的七种类型》。在燕卜荪提出“含混”七型前，“含混”一词的用法多带有贬义，它指风格上的一种瑕疵，即在本该简洁明了的地方显得晦涩难懂，甚至含糊不清。但通过燕卜荪的创造性阐释，“含混”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涵盖性极强的理论术语，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含义：一词多义词或同形同音异义词；双重句法或非常规句法非常规标点或省略标点；声音结构、韵律；词语或句子出现语境；明喻、暗喻、双关；同义反复、相互矛盾或无关陈述；反讽和讽寓等 [3] 。文学批评家更多的将“含混”视作一种褒义的用法，它多指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即用单个词汇或措辞表达出两种或者多种涵义、情感、态度等。
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燕卜荪就“纯声论”和“气氛论”展开了大篇幅的讨论，以此来例证诗歌中“含混”研究的科学性。“纯声论”否认除声音以外的一切诗歌形式，认为诗歌纯粹是由声音构成的，“这种理论使人们相信，一旦诗的意义被揭示，诗也就被毁了。因此，保持对诗义的无知状态就至关重要；此外，它还使人相信读诗时必须运用感觉，运用理智越少越好” [2] ；而“气氛论”则认为诗歌中存在着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可以被读者的感官所捕捉到，但人们无法解释这种感觉是什么又如何产生的。比如在一些战争题材诗歌中，虽然缺少与战场相关的实景描述，但却传达出强烈的反战思想。从“纯声论”和“气氛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战思想便是一种“诗意”或“气氛”，是一种神秘的、只能主观感受的东西。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燕卜荪对以上两种理论进行了大篇幅的批判和论证，他认为这种“诗意”或“气氛”的形成是基于诗歌语言中的“含混”，而“含混”是可分析的、科学的，不能趋向于神秘主义，更不能避而不谈，例如，诗人伊迪斯·席特维尔(Edith Sitwell)在战争诗歌《雨，还在下》(Still Falls the Rain)中这样描述：
雨，还在下——
黝黑像人世，阴暗如同我们的损失——
瞎了眼，像那十字架上
一千九百颗钉子。 [4]
席特维尔在诗中展现出伦敦遭遇纳粹空投的场景。诗中的“雨”存在着多重分析视角：其一，伦敦遭遇纳粹空投那天正值下雨，诗人借助“雨”渲染出伦敦城内萧条、冷清和恐怖的氛围；其二，诗中的“雨”是枪林弹雨的“雨”，纳粹的枪弹如同雨幕一样密集的钉进人们的身体里，伦敦城内血流成河；其三，诗中的“雨”是《圣经》中所提到的“雨”，《马太福音》中曾提到建在沙子上的房子会在雨中倒塌，而建在岩石上的房屋则不会被雨水冲垮，这是英国历史上的存亡时刻，此时的英国及英国人民也许是岩石上的房屋，也可能是沙滩上的建筑，生死飘摇。在《雨，一直下》中，“雨”一词可以被同时解释为三种涵义，即在诗歌中同时以多种方式有效。这三种涵义赋予了这首诗的美，这时的“含混”就在于无法辨认哪一种涵义在诗中的效果更加强烈，但这三种情感和氛围相互交织，读者可以在萧条、恐怖的气氛中看到无数子弹射入人们的肉体，进一步感受到伦敦城风雨飘摇的危机感，最终体会到诗人强烈的反战情绪。
此外，诗人艾特温·缪亚(Edwin Muir)在诗歌《格斗》(The Combat)中也有“含混”的表述：
看了这场格斗，我诅咒那只
冠饰于顶、傲慢骄矜的禽兽。
他华贵的色彩尽披于身，
掩住一双
掏心取腹的利爪。
豹的身躯、鹰的头颅，
尖利的嘴巴、狮的鬃毛，
冰霜般的灰色羽翼
向身后展去——他仿佛是万兽杂交而生。 [4]
在《格斗》中，诗人将现代残忍战争比作禽兽间的争夺，两者间的可比之处包括：战争的领导者被欲望所驱使，在攻城略地中不断地获得金钱和权势，最终失去人性而充满兽性；战争双方为了争夺资源而以命相搏，这与动物间争抢食物和领地的天性有相似之处；格斗中的将士肌肉勃发、手持武器，充满了野性和力量。上述原因结合在一起赋予了诗歌的美，这里的“含混”在于无法辨认哪一个原因产生的效果更为强烈，但随着每种原因的层层叠加，读者可以感受到战争中强烈的兽性和破坏力，看到战争的双方如同野兽一般凶残的争斗，最终体会到诗人的反战思想。
“朦胧可以被展示在三个可能的、重要的层次或领域之中。在第一个领域里，逻辑或语法是不规范的。” [2] 一些战争诗歌中的反战思想正是通过诗歌的语言结构“含混”地传达出来，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示出复杂的内涵和战争诗歌的魅力。
3. 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中的“含混”效果
燕卜荪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写道：“朦胧可以被展示在三个可能的、重要的层次或领域之中。在第一个领域里，逻辑或语法是不规范的；在第二个领域里，人们必须有意识地理解朦胧；在第三个领域里，表现出了心理的复杂性。” [2] “含混”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语言结构营造模糊的效果，而读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燕卜荪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不仅探讨了语言结构起到的“含混”效果，还着重关注了读者的心理和作者的意图。首先，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复杂的，诗人可以借助单一的词汇或措辞表达出多重的态度和情感；其次，读者的心理是不同的。“你对眼前的事物是一知半解的，如果你知道的多一点，它们告诉你的东西也就多一点。” [2] 读者对于诗歌存在多重理解，但他们无法确认哪一种更加贴近作者的意图或者在诗歌中起到的效果更为强烈。“含混”正是在读者心理和作者意图相互碰撞的过程中产生，例如，战争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在诗歌《基地》(Base Details)中这样表述：
假如我凶悍、谢顶、气喘吁吁，
我也会在基地升为少校，
并且边嚼口香糖边快速地念出阵亡将士名单。 [5]
单词“base”作名词时可以译为“基地”，而作形容词时则译为“卑鄙的”。萨松正是借助“base”一词多义的特点，在诗歌中《基地》中构成双关：其一，即使战争如此激烈残酷，无数将士在外浴血奋战，这些官员仍然在基地里加官进爵；其二，诗歌批判了官僚的腐败，认为这些无视战士死活，只会花天酒地的官员是卑鄙的。萨松有意识的借助语言结构形成复义，展现出对官僚腐败的厌恶和强烈的反战情绪。同时，读者在阅读诗歌时也意识到了诗人的写作意图，将诗歌的分析重点落在了“base”一词上。这里的“含混”在于读者无法确认对“base”的哪一层解释更贴合作者的意图。但升官进爵的荣誉和卑鄙冷血的作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比，突出了官员的无耻和战争的残酷，读者由此在“含混”中感受到强烈的反战精神。
此外，战争诗人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在《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中也有“含混”的表述：
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红罂粟盛开
在十字架间，一排又一排，
标记我们的下落；高天上
云雀依旧飞翔，纵情歌唱，
地上的枪炮声却将歌声掩埋。
我们是死者；几天前
我们活着，感受到黎明，看得见夕阳，
爱过，也被爱，而如今我们长眠
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 [6]
麦克雷在诗歌中描绘了士兵们遇难的场景。尽管他们生命已逝，但不畏生死的英勇气概仍然留在了战场之上。对于诗歌当中罂粟花的描写，读者间存在多种分析视角：其一，诗人在这里运用了暗喻的手法，将逝去士兵的灵魂比作风中飘扬的罂粟花。两者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类比，有的读者认为罂粟花鲜艳的红色如同士兵们受伤时的血液，有的认为士兵们英勇的品质是灿烂热烈的，即便在肉体湮灭后，也仍然可以绽放在战场之上。其二，罂粟花绽放在士兵的墓碑之上，代表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两种分析视角都是读者对作者写作意图的探索，这里的“含混”在于读者无法确认哪一种视角更加贴合作者的心理，但在探索作者意图的过程中，读者可以不断开拓思维，获得更多的信息，看到红罂粟背后的战士英魂和战场上流淌的鲜血，无限贴近作者的写作意图，由此在“含混”中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作者的反战思想。
4. 结语
在一些战争题材诗歌中，诗人并未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战场上的实景战况，而是借助特殊的语言结构，比如暗喻、双关语、一词多义等，在诗歌中形成朦胧的氛围，从而引发读者对作者意图和诗歌语言的思考探索。诗中反战思想的表达如同没有硝烟的战场，诗人不借助对废墟、将士、炮弹等直接的描写，而是依靠读者对诗歌语言的解构和对作者意图的探索，由此形成“含混”间接表达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