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诗歌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诗歌创作往往取材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诗人则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来表达其自身情感。唐朝时期，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到顶峰，从而形成了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精华——唐诗。唐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无可比拟的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潮流的兴起，唐诗也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为此，国内外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其中有宇文所安、庞德、詹姆斯·霍姆斯、许渊冲、翁显良等著名翻译家。唐诗翻译研究也成为学术界内的一大研究热点。
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人们的认知再一次被置于文学研究的突出位置，传统的文学研究理论尤其是在翻译领域，其解释力的不足、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系统的解释和对文学文本研究的不足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表现出来。认知文体学作为文体学流派之一，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认知文体学在传统文体学研究中采用了现代语言学的图形–背景、心理空间、概念隐喻、概念融合等理论。它不仅追求传统文体学对文本的明确细致的分析，而且结合了语言创造和接受背后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的系统指导。本文以认知文体学中的意象图式理论为理论框架，以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和描述的研究方法，旨在更深入地解读唐诗的两种英译本，佐证和阐明认知机制和认知过程对翻译对比研究的作用与意义，深入研究认知文体学在唐诗翻译这一领域的应用。
2. 研究背景
意象图式最早由Lackoff和Johnson提出 [1] [2] ，意象图式理论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以及翻译研究。意象和图式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意象是一种心理表征，即在人们看不到某物时却仍然能够想象出该物体的形象和特点，而这正是在没有任何外界事物刺激下人们仍然能在心智中获取这一事物的印象的一种认知能力。康德认为图式是“连接感知和概念的纽带，是建立概念与物体之间联系的手段，也是建构意象、创造意义的必要程序，个体共有的想象结构”(王寅，2007) [3] 。Lackoff [2] 强调了意象图式中的动态特征，认为意象图式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感觉运动，所以动觉是人们体验世界的主要方式，而动觉意象图式体现了这样的特征并且与空间概念联系紧密。Lackoff [2] 将动觉意象图式分为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连接图式、中心–边缘图式、路径图式和其他图式，本文选取其中的容器图式、路径图式和其他图式中的上–下图式分析两位译者的译文。人们可以借助容器图式来理解生活中的各种意象，在体验客观世界时经常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容器，容器图式结构包括边界、里和外。路径图式起源于人们行走时的体验，即出发地–路线–目的地，因此路径图式的基本要素包括始源地–路径–方向–目的地。
目前，将意象图式理论应用于唐诗翻译的研究还比较少，专家学者们对于唐诗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译者翻译策略或者翻译方法的探讨上，关于唐诗翻译所涉及到的认知因素的研究为数不多，且大多从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的角度进行分析，如金胜昔(2017) [4] 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唐诗经典中的转喻翻译；杨文滢(2015) [5] 从概念转喻的视角解读了汉语诗词的意象翻译；强慧云和王斌(2014) [6] 研究了《枫桥夜泊》许渊冲译本中的意象，探讨了许渊冲在翻译诗歌意象时所用的策略；余霞和王维民(2021) [7] 从语义场的角度对比分析了《月下独酌》的四种英译本。大多数的研究以解读翻译策略和分析不同英译本为主，研究对象大多以一位诗人的一首诗歌的两种译文或若干译文为主，研究的语料范围狭窄，不全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代表性，很少有人将意象图式理论应用于唐诗英译研究。
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小说、外国诗歌)的研究较多，而在该视角下对唐诗的研究还相对匮乏。而在为数不多的对于唐诗翻译的研究中，大多从广义文体学的角度入手，如刘莹和杨荣广(2014) [8] 借助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从语音、语义、节奏三个方面对《陇西行》的三个译本进行分析；万兵(2008) [9] 从文体学角度出发，对《送元二使安西》的四种不同译本进行语音方面的分析。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图形–背景、前景化以及概念隐喻的视角对唐诗英译进行了分析研究，如胡晨飞(2010) [10] 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分析了《登幽州台歌》的英译本，译者与诗人各自认知系统的无法完全契合，译文与原诗的图形–背景不完全对等，影响读者的想象，因此图形–背景对会对译文产生影响；邵璐(2021) [11] 对《尘埃落定》中的隐喻分为概念隐喻、意象隐喻、意象图式隐喻，并对这三种隐喻方式提出了不同的翻译路径。目前从文体学的视角分析唐诗翻译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启示为主，缺少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以认知文体学中的意象图式理论为指导，聚焦许渊冲和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本的差异，从容器图式、路径图式、上–下图式三个方面考察两位译者的识解与表征异同情况，挖掘影响译者识解原诗图式的认知因素。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两位译者对于唐诗中的容器图式、路径图式、上–下图式的识解与表征有何异同？
2) 意象图式的认知差异对译者表征原诗意象有何影响？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从收集到的许渊冲和宇文所安都翻译过的258句诗句中提取出25句含有容器图式的诗句，如：“紫驼之峰出翠釜”，“故人入我梦”中“翠釜”和“梦”在原诗中以容器的方式呈现，其中“紫驼之峰”和“故人”这两个意象则作为焦点分别出现在两个容器中。经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对于原诗容器图式的处理情况得出以下结果：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ntainer schema representation in translated versions
表1. 译文中容器图式表征情况对比
在提取到的25句诗句中，其中两位译者在译文中都保留或者都没有保留原诗容器图式的诗句有11 (44%)句，译文中容器图式表征不同的有14 (56%)句，表1显示，在许渊冲译文中，其中40%的容器图式被保留下来，60%的诗句没有按照原诗中的容器图式进行翻译，而在宇文所安的译文中则更多的保留了原诗的容器图式(80%)，只有20%的译诗与原诗的容器图式没有保持一致。由此可知，两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原诗中的容器图式的表征存在差异：许渊冲在翻译时更多的对原诗中的容器图式进行了转换，采取的是意译的翻译方法；宇文所安在翻译过程中更多的保留了容器图式，其翻译能够体现出诗人通过容器图式所要传达的情感。
路径图式在唐诗意象中的使用频率也比较高，诗人通常使用路径图式来传达自身体验，因此诗歌中的路径图式能够反射出诗人的认知框架，路径图式不仅能够传递意象美，也能展现诗歌的艺术特性。从两位译者翻译过的唐诗中选取92句含有路径图式的诗句，将诗句中体现路径图式的动词分为路径动词、方向性路径动词、方式动词三类，其中两位译者翻译相同的诗句有40句，不同的有52句，在相同的路径图式翻译中，方向性路径动词所占比例最高(42.5%)，其次是方式动词(20%)和路径动词(13.46%)；在不同的路径图式译文中，对于原诗中路径动词翻译的不同程度较高(55.77%)。经过将两位译者各自的译文与原文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果(表2)：
Table 2. Comparison of path schema representation in translated versions
表2. 译文中路径图式表征情况对比
总体来看，对原诗路径图式的翻译中，宇文所安译文更多的与原诗保持一致(59.78%)，而许渊冲译文中与原诗不一致的占比较高，达到63.04%，在两位译者各自译文与原诗不一致的路径图式中，对于路径动词处理不同的占比最高，分别为55.17%和51.35%。因此，对于原诗路径图式的翻译中，许渊冲在改变原诗意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宇文所安以遵守原诗的叙事方式为原则，在译文中将其中的路径图式一一体现出来。
上–下图式来自于日常的具身体验，当人们走上或走下，仰望或俯视，体验上升或下降的运动时，大脑便形成了上–下图式的认知。这种空间关系的抽象认知结构可以应用于其他相关经验的建构，也可以应用到诗词创作等其他认知活动中。除了上述的意象图式外，诗人还喜欢用上–下图式来构建自己的认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因此，本文还对比分析了两位译者译文中上–下图式的表征情况，例如，诗句“杨花雪落覆白苹”、“一行白鹭上青天”中的“雪落”和“上青天”这类的上–下图式是否能够在两位译者的译文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译文中是否存在与原诗相对应的上–下图式的表达。统计结果如下表：
根据上–下图式的划分标准，选取了20例诗句，经对比分析，其中有9例两位译者的翻译相同，11例不同。由表3可知，许渊冲将原诗中一班的上–下图式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即50%的上–下图式没有被保留，宇文所安保留了85%的上–下图式，即采用目的语中与之相对应的表征上–下图式的表达方式。同样，在表征上–下图式方面，许渊冲在不改变原诗意义的基础上在译文中转换了上–下图式的表达，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宇文所安遵守了原诗的表达方式，更加忠实于原文。
Table 3. Comparison of up-down schema representation in translated versions
表3. 译文中上–下图式表征情况对比
4. 讨论
参照上文关于意象图式的分类，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分析整理，发现两位译者对于唐诗中的容器图式、路径图式以及上–下图式的表征存在差异，总体来看，许译本中与原诗相对应的英语表达较少，许渊冲对原诗的意象图式灵活表征，宇译本中则能明显表现出原诗的语言风格特点，其翻译更加忠实于原文。
4.1. 许渊冲和宇文所安唐诗英译本意象图式表征情况分析
Johnson (1987) [1] 认为意象图式是我们认知互动和运动程序中反复出现的动态模式，赋予我们的经验以连贯性和结构性。Lackoff (1987) [2] 认为，意象图式总是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体验中。意象图式是对知觉经验的浓缩再描述，目的是将空间结构映射到概念结构上。人们通过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体验获取意象图式，并利用它们对客观世界进行意义建构。诗人创作诗歌的过程就是诗人对客观世界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因此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意象图式。通过对诗歌中意象图式的剖析可以了解到诗人创作过程中的认知结构与认知变化。译者作为唐诗的读者首先要明白诗人通过诗歌中的意象所要表达的感情，能够准确的识解出原诗意象意义，找到与原诗相契合的目的语表达方式，帮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反应。
许渊冲和宇文所安两位翻译家在翻译唐诗时除了受到文化背景、社会环境以及母语的影响外，也会受到认知风格的影响。由表1可知，许译本保留了40%的容器图式，60%的意象没有以容器图式的形式在译文中体现，而是通过意译省去了容器图式这一概念。许译本中路径图式的表征也较少，只有34例(36.96%)，许译本中与原文相一致的路径图式表征有55例(59.78%)，不一致的则有37例(40.22%)。同样，许渊冲译文中保留的上–下图式相较于宇文所安也较少，占比50%，而上–下图式在宇文所安译文中占比为85%。
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不同的身体、社会和文化经历影响了他们利用容器图式隐喻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方法，考虑到唐诗英译本的读者大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为避免因容器图式的概念差异而造成误解，影响读者理解诗人所要传达的感情，减少原诗意象图式在译文中的直接再现可以减少读者的阅读负担，从而更好的理解源语文化。因此，许译本更多的省略容器图式、路径图式以及上–下图式的表达方式，为达到原诗形式上以及意义上的对等，宇文所安在翻译时则更多的保留了原诗意象图式的表征特征。
4.2. 意象图式在唐诗中的功用及其译语重构
意象是传播诗歌主题、抒发诗人情感、交代社会背景以及时代潮流的重要载体。因此，诗歌意蕴的传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意象的翻译。译者通过各种翻译方法再现源语诗歌中的意象图式，从而在目的语读者脑中构造了源语意象呈现的正确图式。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向目标读者展示源语诗歌中所包含的容器图式、路径图式以及上–下图式等意象图式。它们不仅是充满意象的容器和路径，也是诗人情感的容器和路径。再现由意象构成的隐含着诗人的真正目的和意义的图式对诗歌翻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黄昏胡骑尘满城，
欲往城南望城北。——杜甫《哀江头》
许译：At dusk the rebels’ horses overrun the town.
I want to go upward, but instead I go down.
宇译：The dust from Hu horsemen fills the city at dusk,
and about to go off to South of the City, I gaze to the city’s north.
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作品，此诗前半首回忆唐玄宗与杨贵妃游幸曲江的盛事，后半首感伤贵妃之死和玄宗出逃，哀叹曲江的昔盛今衰，描绘了长安在遭到安史叛军洗劫后的萧条冷落景象，表达了诗人真诚的爱国情怀，及对国破家亡的深哀巨恸之情。诗句“黄昏胡骑尘满城”中“尘”作为焦点，“城”作为容器，黄昏暗示盛唐转衰的情景。许译本中，“胡骑”作为前半句的主语，将“满”意译为 “overrun”，意思是黄昏时分胡骑占领了整座城，直接展现了安史之乱叛军占领长安，李唐由盛转衰的景象。宇译本与原诗的表达方式一致，都将“尘埃”作为主语，黄昏时胡骑扬起的尘土充斥着长安城，宇文所安从侧面表现了彼时唐朝的景象。许渊冲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直接在译诗中再现了诗人忧愤交迫的心情。宇文所安遵循忠于原诗的翻译原则直译出表面意思，但是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很难产生与源语读者产生同样的感受，与原诗诗人产生共鸣。
在构建原诗中的意象图式时，许渊冲追随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潮流，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出发，在不改变诗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翻译，从而减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负担，更好的传播中国诗歌文化，宇文所安秉承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按照原诗字词的排列风格彰显了唐诗文化。
5. 总结
本文以唐诗意象的翻译为研究对象，以更广阔的视野论证了意象图示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通过对不同译本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意象翻译是诗歌翻译中最难的部分，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差异，文化意象在各自的语言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对于文化意象的了解程度对于诗歌翻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 意象图式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在人们的习得和认知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诗歌翻译中不仅可以帮助译者传达诗歌的全部含义，也可以帮助源语读者和目的语读者更加系统地理解唐诗。通过参考译诗中的意象图式，目的语读者可以产生与源语读者认知中的意象图式相似的图式，从而帮助他们更容易地理解译诗。然而，语言是可译的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容易地互译，对于诗歌翻译，尤其是文化翻译来说，还有困难需要克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烟台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认知视角下唐诗英译的意象建构与解构”(项目编号：GGIFYTU2209)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