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日本作家樋口一叶和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都是19世纪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女作家。她们着重关注妇女问题，一生中创作了许多女性题材的作品。同时，她们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都和作家自身的性格特质、所处时代的特征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一叶的《浊流》和勃朗特的《简爱》都是优秀的自传体小说。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阿力和简爱是具有强烈反抗和叛逆精神的女性形象，但由于父权社会的枷锁，她们寻求独立之路依然艰难，背负着被扼杀的既定命运。
本文深入挖掘《浊流》与《简爱》两部作品的文本，基于平行研究中的类型学研究对两部作品加以综合研究。以两位作者相似的命运及创作背景为切入点，全面考察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日本明治时代背景下，女性自我探索的曲折历程，深度剖析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与局限，揭示19世纪中后期女性作家创作的本质诉求。
2. 19世纪中后期日英社会对女性的规制
2.1. 日本明治社会的妇女地位
日本进入明治时期后(1868~1912)，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重大的复兴举措。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的背景下，日本从此走上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迅速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治维新在多方面都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对日本女性的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在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走上了近代化，女性地位有所提高，但却没能将妇女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她们仍然处于一些不平等制度的重压之下。随着文明开化运动使西方文化大量传入，自由民权运动对天皇专制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于是，明治政府开始加强保护皇权，并逐渐放弃文明开化政策。因此，受天皇制等多方面的影响，女性地位的提升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加之1898年《明治民法》的颁布，妻子在法律上被视为没有能力的人予以对待 [1] 。这在法律上确保了父权家长制为特征的封建家族制度，重新确立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再次将妇女置于无权地位。
2.2.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是英国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和大英帝国顶峰时期，经过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社会实现了快速转型。但是该时期也被人们视为英国国力、财富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显著差距的例证。在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人们的思想却止步不前，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英国仍处于男尊女卑的社会当中，女性没有选举权、起诉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她们将婚姻视为自己的目标，有了婚姻才有一个幸福的保障。
3. 英日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与继起
3.1. 女性自主意识的先后萌芽
英日两国在女性自主意识方面呈现先后萌芽的趋势，具体需要追溯至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两个阶段。
19世纪前的英国社会，妇女仅仅局限于家庭琐事，在财产方面并不具备分配权。她们在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加入社会实践当中，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
英国是最早迈入近代社会门槛的国家，也是近代最早建立代议制度的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女权主义运动的驱使，女性逐渐争取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以及社会政治权力上的平等地位。同时，资产阶级的出现和西方的先进思想逐渐取代旧有的封建主义和思想。女性的自主意识在时代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断推动女性在社会的变化。
迅速转型的英国给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尤其是对于当时较为落后的日本。日本在欧美列强的“外压”下，通过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改革落后的封建体制，逐步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日本实行文明开化期间，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想就是启蒙思想。其解释为不断提高个人的觉悟和自发的能动性，启发民众学习新的知识，企图让近代市民具有新的思考和认识。明治维新先后模仿英国和德国，因起步较英国晚，日本女性在吸收先进的西方思想后使得长期受封建制度禁锢的日本女性，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女性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萌发女性的自主意识。因此，不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的角度来看，正是因为英国最先迈入近代社会，成为近代国家，其女性意识觉醒的程度在各方面要领先于日本及其他国家后期的发展，因此我们才能看到女性意识在英日两国呈现先后萌芽的局面。
3.2. 女作家的文学创作
夏洛蒂·勃朗特诞生于1816年，时年38岁。在其去世11年后樋口一叶诞生，时年24岁。虽然身处不同国度，但是同在19世纪的大环境下，两位深受父权制影响的女作家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因此，她们笔下刻画出的女性形象也极具相似性。
樋口一叶出身于没落士族家庭，仅仅受过三年半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一叶从小便不同于普通女孩，她并不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日夜奋发读书，不安于传统女性的现状 [2] 。但是，一叶的长兄和父亲相继因病去世，未婚夫单方面提出悔婚，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于是，她积极投身于写作之中，笔下的女性多为出身没落士族的女性，或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命运多舛的女性，这些女性角色有别于同时期男性作家笔下塑造的近代女性形象，更接近古日本式的传统女性。夏洛蒂·勃朗特幼年丧母，父亲收入很少，家庭状况十分凄惨。勃朗特先后进入寄宿学校和普通学校读书，而后又在该学校当教师。做过家庭教师的她，最后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道路。霍洛威(C. Holloway)认为“她的小说主要是对个人经历的真实描述，她并没有独创小说的内容。” [3] 她的经历为作品提供了许多灵感。
3.3. 《浊流》与《简爱》的女性形象
由于两位女作家生存的外部环境以及内心情感的关联性，她们塑造了极具相似性的阿力与简爱两位女性形象。《浊流》与《简爱》通过阿力和简爱这两个鲜明的形象表现了作为时代女性不同寻常的反抗意识。从身世命运上看，她们都是孤儿身份；从思想性格看，她们都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从终极关怀看，她们不顾男权社会的束缚，都向往追求纯真美好的爱情。
首先，就孤儿身份而言，《浊流》中阿力在儿童时期就是一名孤儿，身为读书人的祖父遭衙门责难，书籍被烧毁而绝食自杀。身为手艺人的父亲早逝，母亲又因肺结核离开人世，阿力流落妓馆“菊井楼”，成为头牌娼妓 [4] 。一叶对阿力的描写道出了她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娼妓和同情。《简爱》中简爱由于幼年父母的离世在舅舅家寄人篱下，从小身为孤儿的她在舅舅病逝之后，不断遭受舅妈及表兄等人的虐待。而后简爱被狠心的舅妈送进劳沃德寄宿学校，现实的残酷让她不断心生反抗的意识。简爱认为学校的生活并非她理想的生活，也并不能再继续忍受，于是她应聘了家庭教师的工作 [5] 。
其次，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反家庭叙事的女性小说中父权的“象征性”消失这一具体形态。两部作品都以“构想父亲的缺席”对女性束缚于家庭的命运予以怀疑与否定 [6] 。两个家庭父权的“缺失”对女性来说意义重大，可谓是作者笔下对于父权终结的一个隐喻。两位作者从设定人物之初就以此方式对父权制予以抵抗，并且通过关注社会边缘女性群体，展现出作者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与觉醒。
再有，两位作者塑造的人物阿力和简爱，她们超越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这一固有模式，使两位女性角色拥有自主意识。阿力在“菊井楼”深受客人欢迎，但她自身却不甘愿嫁为人妻 [7] 。她对于“立身出世”的理解是想要真正的出人头地。正因为身世与环境牢牢地桎梏着阿力，理想与现实的不匹配导致她内心的不满不断涌现，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她从菊井楼向独木桥环境的转变，阿力在如地狱般的地方已经无法生存，对自身身份的耻辱感以及对自由的向往让她逃离菊井楼，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简爱进入桑菲尔德庄园作为贫穷卑微的家庭女教师，通过她与罗切斯特的对话就可以看出她内心的不卑不亢。她对罗切斯特发表了一篇宣言书：“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8] 面对罗切斯特对简爱的挽留，简爱认为自己本该是一个自由的人。此外，罗切斯特要她马上放弃家庭教师的工作，但简爱却坚持要自食其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一表态在经济方面体现出自己独立自主，不依附于男性的特点。当她在向罗切斯特表达自己的爱意时，罗切斯特回应道：“简，是你向我求婚的。”简爱坦然地承认道：“当然，是我。”简爱的回答透露出坚定与自信，是反抗父权社会的女性代表。
4. 日英女性的平等诉求与自主觉醒
4.1. 《简爱》的历史超克
简爱对舅妈的愤怒、在寄宿学校的反抗以及与罗切斯特真挚的爱情，可以窥见这是女性思想解放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向男权提出的一个挑战。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独白可谓打破了封建制度的禁锢，他们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悬殊，加之罗切斯特是简爱的雇主。父权制下有明确的清规戒律是禁止妇女与男子平等，并且与上流社会的贵族谈情说爱的。因此，从她的独白可以看出简爱内心敢于追求爱情的勇气以及渴望平等的女性意识。对于圣约翰的求婚，她也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因为她知道自己爱的人并非圣约翰，并且在这关键的时刻，她听到了来自简爱内心的超自然的“呼唤”，选择留在罗切斯特身边。
《简爱》是划时代的叛逆性作品，简爱也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模范。它所表达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一，要拥有独立的人格，不能依附于他人，否则会丧失自己的权利；第二，要拥有独立的事业，在事业的道路上自强自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第三，要追求朴实的爱情，不能盲目于金钱和权势。可以说，简爱的思想境界已经超越当时维多利亚时期的普世价值，突破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文化，突破了男性居高临下审视女性的固有模式，挑战男性社会权威。简爱可谓是传统女性叛逆者的化身，一生经历挫折，但始终追求独立和平等。
4.2. 《浊流》的简爱诉求
《浊流》以阿力简单追求爱情为突破口，倡导平等理想化的爱情，无论爱情的结局是否圆满，都体现出作者对该时代的思考。针对阿力对现实的厌恶之情，笹渊友一在《〈文学界〉和那个时代》中曾这样评论：“这种对现实厌恶的激烈程度是和浪漫人的寻求自我解放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在一叶的作品中“她以与尘世苦斗的心情尽情抒发了旧式日本女性的悲哀，几百年来被压迫的日本女性，直到明治时期一叶这一才女的出现才第一次发出悲哀、痛苦的呼声。” [9] 阿力认为结城是值得信赖的人，向他原原本本道出自己的家世和内心真实的想法，与对源七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源七对阿力念念不忘，但他有妻儿，后来挥霍家产沦落到做苦力为生，这份执着并没有让阿力回心转意，反而她对结城的思念和喜爱是她想要对简单爱情的诉求。
5. 日英女性的适度妥协与自主局限
5.1. 《浊流》的历史局限
“一叶作为受旧文化熏陶的旧日本女性，她注定无法摆脱下层女性立场的束缚，也无法超越历史和时代的界限，因此只能在作品中对同时代的女性寄予深切的同情” [10] 。笔者认为，《浊流》的结尾向读者暗示了阿力和源七二人的离世，虽然不知道是被迫还是自愿殉情，阿力的身心俱疲让她除了死亡别无选择。她背负着被男权社会扼杀的既定命运，她的死也说明一叶对父权社会的极力控诉。虽然一叶无法改变现状，但是她在写作中暴露出女性“依赖性”顽疾的问题给予后世思考。处于社会大变化的明治时期，传统的社会道德标准依旧要求女性做出自我牺牲以成全家庭和社会，对下层女性更是如此。因此，即便如阿力一样对生活怀揣希望，她的性别和职业终究无法实现出世的意愿，最终都无法摆脱社会给她们的生活压力和社会道德的束缚。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完全解放，这是一个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步实现的目标。但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是相对有限的。受外力驱使下遭受严重民族危机的明治维新，留下了深刻的封建残余。日本社会的等级观念、男尊女卑观念等，还不能够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为英国和日本社会进步的快慢不一，思想的解放程度也不同，因此相较于《简爱》，《浊流》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达到如《简爱》一般思想开放，追求平等。这也是在十九世纪日英两国在创作思路上很大的不同点。从结局的构思深刻再现了作者对于悲剧和喜剧结局的联想。阿力的死亡留给世人无限思索，也让阿力这个人物更加深入人心，让人倍增无限惋惜。
5.2. 《简爱》的依赖回归
简爱与罗切斯特的角色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财力上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虽然简爱拥有不卑不亢的性格品质，但是仍对自身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平庸的外貌条件而感到自卑。简爱拒绝圣约翰的求婚，回到罗切斯特的身边。一个家庭女教师总是坠入情网之中的情节设定，可谓是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宿命。
虽然作品结尾的简爱获得了舅舅的遗产，以及罗切斯特双目失明等，使简爱拥有可以当家作主的条件，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她内心的自卑和依赖情结，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的崇拜并且从属于男性的角色之中 [11] 。因为该时代的女性是父权文化的产儿，她们无法避免主流意识对自身命运的影响。由此，借助婚姻这个当时读者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削弱女主人公的权力，则是女作家迎合主流意识的必然。
简爱通过自身的自立和反抗，虽然触及了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局限性，但仍然无法突破传统价值观，在她心中更多的是自卑而非自立。她将自己的地位置于男性之下，用灵魂和心灵的力量来探讨平等的观念。简爱对家庭的渴望是对简爱心灵的回归，而圣约翰的出现则推动了简爱对爱的回归。夏洛蒂·勃朗特建构的并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简爱内心的矛盾反映了夏洛蒂·勃朗特与自身在当时社会环境中的斗争，意味着夏洛蒂·勃朗特最终并没有超越社会和时代的局限。男尊女卑的思想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程再次证实了波伏娃的名言“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构造的”。作为“第二性”的女性要抵抗强大的父权社会是多么的困难，“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社会进步，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女性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然而，当时人们的思想仍然受到父权制的制约，因此简爱的回归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6. 结论
《浊流》和《简爱》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小说，阐释了女性的价值观，勇敢地提出了追求平等、独立、自由的女性主张。作者以自身人生经历塑造人物形象，从女性的视角观察世间百态，将自己主张的艺术进行了再实践，其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思想的前瞻性都具备非常深远的影响。
阿力追求着内心中简单的爱情，不甘身世的局限，在思想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简爱追求着超越时代的爱情，追求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将尊严摆在首位。她们自主意识的萌芽与觉醒在现实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学意义，激励人们思考时代的伟大。观其时代特征，19世纪是日本与英国都处在飞速前进的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都成为国家不断壮大的垫脚石，也帮助女性在发展中获得自强不息、敢于反抗的勇气和毅力。19世纪女性自主意识的萌芽让我们看到了她们背后的曲折历程，让我们对父权制下的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我们不得不否认，封建因素的残留和“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深蒂固导致两国在女性意识觉醒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性。《浊流》中无法摆脱身世命运的束缚以及《简爱》中无法逃避依赖男权的现实，虽然思想上的觉醒有跨越时代的意义，但是在政治层面没有改变现实的悲惨，摆脱不了时代的印记。英国作为大国在历史上扮演着领航者，而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之下也不断进步。相较英国，日本的开化程度也导致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层面存在滞后性和不完全性，因此阿力与简爱两位女主人公在思想上呈现出既相似又不同的局面。
简爱与阿力人物形象的异同之处存在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通过粗浅的梳理，对两个人物形象、作者以及十九世纪日本和英国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清楚地认识两国在女性主义觉醒的关联性，对探寻整个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