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人传统吸旱烟或水烟，香烟自晚清舶入中国后，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时髦——“闺人竟尚吸纸烟”，在公共交际场合，“可见粉白黛绿者流，十之七必以纸烟实其樱唇，恣吸若狂” [1] 。至民初，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卷烟机器的发明，以及在烟画、美女月份牌等香烟广告的强势宣传下，吸烟女子的摩登形象日渐深入人心。这股烟潮也燻向了当时的文艺圈，于是香烟不仅成为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爱物，而且也进入到其文学创作中，用以传递吸烟者的性格、姿态、情感、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信息，是文本中极具叙事功能和象征意义的符号。
《鬼恋》是徐訏的成名作，初载于《宇宙风》杂志1937年1、2月号，上海夜窗书屋1938年出版单行本，亦曾多次改编为电影。香烟作为小说中重要的时尚配件，不仅贯穿于人鬼“相识、交友、求爱、冲突、分离”的整个过程，而且还被用于搭配“鬼”的外貌形象和都会生活，以塑造出一个如香烟般魅惑撩人，同时又像烟雾般神秘不可捕捉的女鬼形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比对《宇宙风》刊行版与1938年版单行本的具体细节，笔者发现单行本中徐訏对“香烟”的描写有明显的调整之处：一是将“鬼”吸的香烟品牌从英国烟商的“品海牌”香烟改成“我从未在中国听过”的Era，并特别强调其来自埃及；二是随着香烟品牌的改动，徐訏在单行本的开头与结尾中加入了将香烟作为“赠礼”的设计，并增加了看护周小姐一角来完善“礼物交换”的结构，丰富了小说的内容与物文化叙事体系。
目前关于《鬼恋》的研究多集中在原型分析、女性形象、叙事艺术特征、电影改编等方面，对小说中的物象尤其是“香烟”的叙事研究少有关注。基于此，本文从物质文化批评理论出发，探讨香烟在《鬼恋》中的呈现方式与叙事功能，同时聚焦于“Era”和“埃及”这两个别具“时代”深意的香烟品牌特质上，结合近代埃及与中国的历史相似点，分析作家如何将时髦的香烟与反帝斗争结合，透视其中的国族象征意义。
2. 作为“礼物”与“物”：香烟的叙事功能
《鬼恋》以“人鬼恋”作为故事脉络，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大都会上海中的浪漫邂逅。香烟作为都市时尚配件，被徐訏有技巧地用于催化与缓冲男女之间的情感攻防，同时又被作为“赠礼”勾连着“我”与“鬼”的情感脉络。本节将结合马塞尔·莫斯、路易士·海德的礼物研究，思考单行本中香烟作为“礼物”与“物”在小说结构与内容上的意义。
《鬼恋》以倒叙的方式开始讲起：“我”回忆十来年前去拜访一个友人，他从欧洲带回了一种“我”在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Era的埃及纸烟，味道淡醇而迷人。朋友见“我”喜欢，便将其中两匣送给“我”。在此，Era烟作为归国友人的赠礼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流动，初步形成了小说中“礼物交换”的关系网络。在告别朋友的那个月夜，走在回家路上的“我”突然想抽烟，便走到山西路口一家烟具店买洋火。准备离开时，一名全身黑衣的女子进入店中买烟，却发现店里没有卖她想买的Era，但女子不似常人的打扮及其深夜上街买Era烟的巧合引起了“我”的注意。离开烟具店后，女子拦住“我”询问斜土路的方向，在对话中声称自己是“鬼”。我被这个美丽奇异的女“鬼”深深吸引，决定为她带路。随后“我”拿起Era来抽，想起她要买Era烟的事，便递给她一支。两人于是先后抽起了Era，并就“鬼的形成”、“鬼的美丑”、“鬼的名字”等话题展开了一次次奇妙的“鬼”辩，逐渐拉近彼此的距离。然而路途有限，两人难以通过短暂的互动建立长久的关系，因此分手之际，“我”在坚持与“鬼”约定下面见面的同时赠出Era烟。
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研究古代社会的馈赠交换制度时发现，礼物交换是一个交融人与物的社会文化体系，它通过送、收礼及回礼的义务，能够建立起收礼者和送礼者二者之间在情感、精神上的联系 [2] 。由此，莫斯提出，作为礼物的物品并非无生命的、工具性的物，而是具有某种毛利人称之为“豪”(Hau)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不单是礼物本身蕴含之灵，也是礼物赠予者之灵，因此赠物予人就是赠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而接受某人的礼物实为收下对方灵魂的一部分，从而与之产生精神关联。但保留他人的精神是危险的，收礼者必须通过回礼来返还送礼者的“豪”(Hau)，于是便有了收礼必回的强制性义务。可见，徐訏在单行本中正是通过“有烟同享”与“赠烟”的情节，创造出了小说中的情感交流；而在回礼的义务原则下，徐訏亦透过“物”的循环馈赠，为“我”与“鬼”建立起必须持续往来的关系。另外，如引言所述，香烟是民国都市交际场中一种必不可少的应酬品。男女间因赠予和接受香烟打开正式交流，点燃情爱之火，才有机会选择相悦之人再续情缘。由此，便如海德所说，“礼物交换与性爱生活在这方面是相通的，礼物是爱神(Eros)的流出，因此要说礼物因为被使用而存续，就像在描绘自然的事实：欲力(Libido)唯有藉由发泄才会丧失。” [3] 换言之，当“我”将Era烟送给“鬼”时，两人不仅通过“礼物”的流动完成情感的联结，而且透过香烟本身具有情感、欲望的象征，徐訏还加强了“礼物交换”具有“爱欲交换”(Eros-trade)的意义，预示着下文“我”对“鬼”的爱恋追逐。
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与“鬼”开始了一整年的夜会漫步。在日渐交往中，“我”被“鬼”的博识和聪敏所倾倒，希望与她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她始终说自己是“鬼”。为了维持这份可贵的友谊，“我”只好不再追究她的身份。而在某个到龙华附近约会的夏夜，“鬼”邀请“我”到家中避雨，两人关系开始打破。当坐在沙发上开始吸烟时，“鬼”借家中男性衣服的存在表明自己是有夫之妇的身份，而后“我”发现所谓的“丈夫”不过是扮男装的“鬼”时，便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直接向“鬼”表白。“鬼”听完后没有应答，而是直接跑开，拿起圆桌上的一支烟和一匣洋火，脸上毫无表情地抽着。“我”没有追过去，也不敢正眼看她，而是默默靠着钢琴等她，等她抽上烟，等她从嘴里吐出烟来。直到第二口烟吐出，“鬼”才开口说话：“但是，你是人，而我是鬼” [4] 。香烟在这里起到了缓冲紧张气氛的作用，而就像徐訏在《论烟》里说的：“外交家以烟缓和自己的回答” [5] ，人物间的折冲进退亦在吸烟吐烟的行为中，打开了协商的可能。在这之后，两人就女子是否为“鬼”、是否要继续投入感情展开争辩。通过争论，“我”知道了“鬼”不是死后的一缕幽魂，但她仍用“人鬼殊途”和“朋友是两人最好的距离”的理由来拒绝“我”的求爱，这使得证明她是装鬼成为“我”的执念。
这次分手之后，“我”借助烟斗、OMEGA表作为证据屡次试图探寻她的身份，但都受到了阻扰，“鬼”为了躲避“我”甚至选择出走，并写信建议“我”出游散心，让彼此冷静。可当“我”回到上海，在龙华探桃花时无意间邂逅白天作尼姑打扮的“鬼”时，便决意拆穿女子，希望让她能接受自己的感情。面对“我”的逼问，“鬼”先是伏在椅背上哭泣，可当“我”继续向她求爱、追问她的过往时，她“突然冷静下来，一点激愤的情调都没有了，微微地一笑，笑得比冰还冷，用云一般的风度走到桌边，拿一支烟，并且给我一支：‘人，抽支烟，平静点吧。不要太脆弱’”( [4] p. 78)。香烟的出现再次缓冲了人物的情绪，并让“鬼”娓娓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她曾是秘密工作的革命份子，后来被迫亡命国外。回国后她发现爱人已经牺牲，加上目睹革命过程中卖友、告密、被捕等种种行径，使她只想遁世封闭自我，于是决定做“鬼”。得知真相的“我”希望用“爱”将“鬼”拉回“人世”，但“鬼”仍选择离开。在这样的追逐与躲避中，故事情节一步步向前发展，“我”也因为爱而不可得陷入了痛苦的境地，及至生病住院。
依循莫斯的礼物交换逻辑，回礼是必要的。因此在“我”与“鬼”无法见面后，徐訏在小说最后安排了看护周小姐的出现。周小姐在医院照顾“我”期间曾多次接触扮男装的“鬼”，她不仅收下“鬼”的礼物，也负责转交“鬼”的礼物给“我”，是促使小说完成“礼物交换”结构的关键。在“我”被医生允许吸烟的那天，周小姐像往常般转交了鲜花，同时送来了两匣Era烟及装有千元支票的一封信，信中写到：“Era两匣，这是我们都爱吸的纸烟，我们从它会面，再从它分手吧。……祝你：好好做人。鬼”( [4] p. 94)海德认为，就礼物交换的过程而言，回礼会增值，而这过程便是回礼者的心灵劳动，因此礼物能使人产生蜕变。在此，促成两人相识的Era烟以礼物的形式再次出现，但“鬼”的离开，表示她拒绝接受“我”的情感，以避免心灵的劳动。故Era烟在性质上与其说是回礼，不如说与莫斯所谓的拒绝收礼相似，是“一种拒绝结盟，断绝友谊的表现” [6] 。然而“鬼”在送出Era烟时还主动送出了医药费来维系两人的交换关系，但她留下信件后就消失无踪的结果，使“我”回礼的义务无法完成。这不光造成“我”无法如“鬼”所愿“好好做人”，也使“我”失去自由而沦为记忆的囚徒( [6] p. 75-76)，最后只能继续纠缠在这段似梦的关系中念着“鬼”的下落无法解脱甚至“蜕变”。
综上而言，香烟在《鬼恋》中具有“礼物”的特性，在交换过程中联系着人物的互动关系与情感流动。而当交换关系落实到叙事之中，“礼物”亦是“物”，即是使得情节得以接连发展的结构“物”。至此，香烟在小说中标志着人鬼关系的建立与结束，而人鬼的浪漫奇情故事，亦在香烟的流动馈赠、往来吸吐之间，打开了人物关系、影响了情节缓急、贯穿了小说结构。
3. “来自埃及的Era”：香烟的政治意涵
《鬼恋》的故事常被认为浪漫有余、远离现实，但同一时期《论语》“鬼故事专号”上发表的短剧《鬼戏》中，徐訏借用人、鬼互动隐喻中国受外国侵略的近代历史，讽刺现实的意味浓厚 [7] 。同写“人鬼”关系的《鬼恋》，作者将“鬼”的身份设定为革命分子，并两次出现“龙华”这个刑场，隐隐触及了大革命时期的伤痕。而作为本文分析对象的“香烟”，徐訏在1934年《论烟》中曾把唇齿间的吸烟小事比为判断人类文明进步的节点，从而把“香烟”提升到足以反映历史社会意义的层次。循此思路，穿透小说中具有“时代”语义的埃及香烟所构造出来的浪漫想象，亦可提取出其中的现实指涉与国族象征。由此，本节将聚焦于“来自埃及”这个别具时代深意的异域国度上，结合《鬼恋》修订前后的时代背景，分析香烟品牌改动所隐含的政治意涵。
如前文所述，徐訏在单行本中有意将香烟牌子从英国烟草公司的“品海牌”香烟，改为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小说中“我”也从未在中国见过的埃及香烟Era，并将其作为“礼物”置于跨国的交换环境中。就中国烟草消费史而言，品海香烟是英国烟商最早传入中国的老牌香烟牌子，该香烟于1930年代在中国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并因味道浓烈、价格低廉颇为上海洋场中吸烟人士们所欢迎。相对地，当时的埃及香烟以手工制作工艺和高品质的烟草为卖点，并于19世纪下半叶便已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欧美香烟的品味，成为高端香烟的代名词 [8] 。再从香烟特质来看，徐訏在《鬼恋》中虚构出来的Era埃及香烟不仅比品海香烟品质更佳、价格更贵，而且比一般埃及烟的味道还要淡醇迷人，正如勃兰兑斯所说，“凡属光怪陆离、异国情调的东西就产生浪漫的印象” [9] 。这些传奇性的质素无疑更能引发读者对于Era烟的憧憬，从而强化了小说的异国情调及女鬼形象的孤高冷艳。然而，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疑问：为什么徐訏会特意选用“埃及”香烟作为友谊载体用于跨国交换？也许这得回到近代中国同埃及的关系才能解答。
近代埃及和中国一样，既怀揣着古代文明的骄傲，也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和经济掠夺，但更拥有抗击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抱负。20世纪20年代，埃及摆脱英国“保护国”的身份在名义上获得独立，当时中国也在努力为国家谋求光明的前途。出于相似的历史命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反思埃及历史，试图从中找到自身救亡图存的经验教训。尤其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关于埃及反帝斗争和独立运动的报道在当时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屡见不鲜，有的甚至将两国放在一起类比。如《革命评论》在1928年第6期刊登的《埃及的反英运动与中国的反日运动》《知识半月刊》1936年第3期刊登的《怒吼吧，埃及！怒吼吧，中国！》等文章内容 [10] ，都体现了国人对埃及反英帝国斗争的同情与支持，也表露出了由彼观己的反思和担忧。
而在《鬼恋》单行本出版前的一年(1937年5月26日)，国际上发生了两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其一是埃及加入了“国际联盟”，当时的报刊对这一事件同样进行了大量的报导，例如《南声》便刊载了《埃及加入国联》的文章。文章首段写道：
“非洲弱小民族的埃及，竟然以独立国家的资格经过五十国的一致通过，正式加入国联，成为国联之一会员国了。这是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胜利的表现，同时也是本届国联大会最美满的收获。同为弱小民族的我们，对于埃及的加入国联，自然是感到快慰与热切欢迎。” [11]
作者以中国为“国联”会员国之一的立场，表达了对埃及加入国联的欢迎，同时指出埃及是“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解放胜利的表现”，更进一步将“中国”与“埃及”同比为“弱小民族”。文章第二段还进一步将侵略记忆勾连至晚清，试图激发中国的民族情绪：
“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也一样被帝国主义所欺压。埃及虽老，但却‘具有青年进取的精神’(我国代表顾维钧语)，他们不断地罢工罢课罢市表示反对英国的统治，他们更以石头木棍来与英国抵抗。他们不断斗争的结果，争得了独立(虽说不是十分完全的独立)，并且取消了外国人在埃及的领事裁判权。” [11]
点出埃及文明之“老”却具“青年”精神，面对英帝国统治仍能进行激进的斗争抵抗，展现出活力争取民族权利。面对晚清以降中国被列强欺压割地赔款的历史，梁启超曾说出：“恶。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12] ，老人/少年形象之间产生的张力便颉颃不下，而1937年的报导中仍特别括引顾维钧所说的“青年进取精神”以对应埃及文明传统之“老”。可见《南声》这篇报导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埃相识命运的历史反思，意图用埃及人民不屈不挠、积极争取独立的姿态，来鼓舞同为“弱小民族”的中国的反帝斗争热情。
其二则是1937年7月7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同年7月17日，随着国民政府《庐山声明》的发布，中国对日抗战的全民族情绪达到最高点。这不仅是世界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当时在法国留学的徐訏来说，开战的消息也是促使他返国的重要转折。但当他由法国搭船海上航行一个月后抵达上海，却发现孤岛内没有丝毫民族抗战气氛时，内心满怀了悲愤的情绪。彼时的孤岛上海的“独立”在某种程度上抵挡了日军侵占的战争火焰，但租界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主张积极抗日并不如想象中简单。然而，面对国内战争风起云涌的局势，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置身事外。于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民族情绪感染下，徐訏开始着手修订《鬼恋》。从后来小说正式出版的内容来看，《鬼恋》仍延续了刊行版中“人鬼恋”的框架来迎合、抚慰孤岛上海市民的审美阅读趣味，但与此同时，他又巧妙利用了文学的修辞——用具有“时代”语义的Era埃及香烟代替了原先的英国品海香烟来隐喻埃及的反英斗争，并刻意强调Era埃及烟是友人从“民族意识”起源地的欧洲带回来送给“我”的——来伸张自己的政治表达。换言之，通过香烟品牌的改动，徐訏在文本中创设出“埃及–上海(中国)”的想象性勾连，从而暗示了中国由晚清以降被帝国列强欺凌至受日本侵略的民族痛史，并曲折迂回地将当时中国社会中亟待振作、宣泄的民族情绪隐密地安置于其中。
4. 结语
本文由徐訏《鬼恋》不同版本的比对入手，发现作家有意修改了小说中的香烟品牌，使得香烟在叙事里串连起关键情节，并深化了其中的政治表达。目前对徐訏小说的评价，多以爱情故事为其所擅写，但在物叙事理论的观照下，“香烟”在徐訏的《鬼恋》中绾合了“物–社会关系–政治象征”的多重意义，可见当前对于徐訏小说创作的物象书写与政治维度的研究仍有待关注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