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冲动性是指个体易受一时想法影响而鲁莽行动的倾向，通常表现为做事缺乏预见性，对自身行为结果缺乏充分考量(VandenBos, 2015)。在心理学上，冲动性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也受到个体情绪、情境、外界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杨珍芝，曾红，2023)。现实生活中，冲动性行为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例如购买并不需要的物品、违规饮酒、攻击他人、伤害自己以及其它冒险性或问题行为。对于军校学员来说，无论是日常体型的管理、人际冲突的调控、军事纪律的履行还是各种不良诱惑的抵制，都要求他们有效克服自身冲动，时刻保持沉着冷静。反之，军校学员较高的冲动性水平不仅会限制其自身的职业发展，更可能严重破坏部队安全与稳定。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军校学员冲动性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正念是指个体以非评判的态度对当下身心状态进行的有意识的体验与觉知，其核心成分是“去自动化”(王岩等，2012)。自动化是指伴随着行为的不断重复，指导行为的内部步骤从意识层面的消失；而去自动化则正好相反，是对行为的内部步骤重新获得注意和觉察(乔恩·卡巴金，2018)。生活中，冲动性行为的发生往往源于个体自动化的认知或情绪反应，例如个体头脑中的刻板印象会导致偏见和消极思维，使个体无法全面地看待问题，导致冲动行事。这时，就需要个体对头脑中的想法进行“去自动化”的操作。事实上，一些研究已经在普通人群中发现了正念对降低个体冲动性的积极影响(Lu & Huffman, 2017)。然而，尚未有研究探讨正念对军校学员这一群体冲动性的影响。
心境是指一种使个体的所有情感体验都染上某种色彩的微弱而持久的情绪状态。相比激情和应激等持续时间较短的情绪状态，心境的特点是具有非定向的弥散性，能够使个体在心理上形成一种长期的、淡薄的背景(牛文英等，2007)。研究者发现良好的心境状态、主观幸福感与高正念水平之间的正相关(李永雪等，2021)。例如，一项针对志愿者的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正念有助于减轻个体的感知压力水平，从而保持内心平静(刘兴华等，2013)。此外，不良情绪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冲动性行为。例如，李婵等发现焦虑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李婵等，2017)；徐远超等发现抑郁和焦虑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徐远超等，2013)。这些研究的考察对象多为普通大学生，且大多仅关注焦虑、抑郁等单一情绪困扰，尚未有研究探讨个体的综合心境状态(日常生活中最普遍存在的情绪状态)对军校学员冲动性的影响，以及正念、心境状态与冲动性三者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适度的中介模型，探讨军校学员正念、心境状态与冲动性的情况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帮助军校学员降低冲动性水平。研究假设：① 正念显著负向预测冲动性；② 消极心境显著正向预测冲动性。③ 心境状态在正念与冲动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某军队院校学员共220人。施测时，学员被告知个人数据的保密性，施测时间共25分钟。研究共发放量表220份，回收有效量表214份，有效回收率为97.27%。214名学员基本情况见表1。
Table 1. The distribution of subjects (n = 214)
表1. 被试的分布情况(n = 214)
注：本研究中学员的年龄在18~24岁之间，平均年龄19.87岁。
2.2. 方法
2.2.1. 五因素正念量表(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
该量表由邓玉琴修订，用于评估个体的正念水平(Deng et al., 2011)。量表由39个项目组成，包括观察、描述、有觉知地行动、非评判、非反应性5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数字1~5分别代表“一点也不符合”、“较少符合”、“有些符合”、“非常符合”和“完全符合”，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正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4。
2.2.2. Barratt冲动性量表(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11)
该量表由Barratt编制并修订，用于评估个体的冲动性水平(黄雨祺等，2022)。量表由30个项目组成，包括注意冲动性、运动冲动性和非计划冲动性三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数字1~5分别代表“不是”、“极少”、“有时”、“经常”、“总是”。中文版本BIS-11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冲动性量表之一，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李献云等，201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4。
2.2.3. 简式心境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es, POMS)
该量表由祝蓓里教授修订，用于评估个体的心境状态(祝蓓里，1995)。量表由40个项目(情绪词)组成，包括紧张、愤怒、疲劳、抑郁、精力、慌乱和自尊感七个情绪分量表。采用5点计分，数字0~4分别代表“几乎没有”、“有一点”、“适中”、“相当多”、“非常地”。量表的指标心境纷乱总分(total of motional disturb, TMD)的计算方法为：五种消极情绪(紧张、愤怒、疲劳、抑郁、慌乱)分量表的总分减去两种积极情绪(精力、自尊感)分量表总分，再加上校正值100。根据常模，TMD ≥ 288分为高分组，287~207分为中等组，小于208分为低分组。较高的TMD值，意味着更加消极的情绪状态，即心境更加纷乱、烦闷或失调。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8。
2.2.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管理、储存和分析。根据以往研究，年龄对个体的冲动性水平存在一定影响(林琳等，2022)，因此，本研究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首先，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3个量表的信度，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2004)。其次，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探讨正念、冲动性与心境状态的关系。最后，采用PROCESS V4.1插件的模型4检验心境状态在正念与冲动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第一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3.57%，低于40%的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各变量间的关系是可信的。
3.2. 各研究变量的基本情况和相关分析
对年龄、正念、冲动性与心境纷乱总分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可知，年龄与正念呈显著正相关，与冲动性、心境纷乱均呈显著负相关；正念与冲动性、心境纷乱均呈显著负相关；冲动性与心境纷乱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ables
表2.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注：n = 214；*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
3.3. 各项研究变量的人口学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年龄段、生源和户口所在地在各指标上的差异，采用方差分析比较家庭关系、身体状况在各指标上的差异，结果见表3。可知，年龄段、生源和身体状况对正念、冲动性和心境纷乱总分均有显著影响；家庭关系对冲动性和心境纷乱总分均有显著影响。正念、冲动性和心境纷乱总分在户口所在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正念在家庭关系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3. Scores of military cadets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groups on mindfulness, TMD and impulsivity (n = 214)
表3. 军校学员不同人口学特征组正念、心境纷乱总分、冲动性得分(n = 214)
采用LSD法进行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家庭关系和睦相处与家庭关系偶有摩擦的学员在冲动性、心境纷乱总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家庭关系偶有摩擦与家庭关系常有矛盾的学员在冲动性上存在显著差异。身体非常健康与身体状况一般的学员在正念、冲动性和心境纷乱总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身体状况良好与身体状况一般的学员，在正念和心境纷乱总分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身体非常健康与身体状况良好的学员在冲动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3.4. 心境状态在正念和冲动性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等人的观点(温忠麟等，2006)，采用PROCESS插件的model 4检验心境状态在正念与冲动性之间的中介作用，见表4和图1。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后，正念显著负向预测心境纷乱(a = −1.02, SE = 0.13, p < 0.001)；将正念、心境纷乱总分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正念显著负性预测冲动性(c’ = −0.89, SE = 0.08, p < 0.001)，心境纷乱显著正向预测冲动性(b = 0.13, SE = 0.04, p < 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检验表明，心境纷乱在正念与冲动性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b = −0.13，Boot SE = 0.05，95%CI [−0.23, −0.0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ab/(ab + c’) = 12.75%，总效应、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值见表5。
Table 4.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mood states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impulsivity in military cadets (n = 214)
表4. 军校学员心境状态在正念和冲动性间的中介效应检验(n = 214)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pathway of TMD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impulsivity
图1. 心境纷乱在正念和冲动性之间的中介效应路径
Table 5. The total, direct and mediating effects
表5.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
4. 讨论
4.1. 正念显著负向预测军校学员冲动性
本研究中，正念与军校学员冲动性之间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87.25%，说明正念显著负向预测冲动性，验证了假设①。生活中，军校学员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冲突或压力情境，拥有高正念水平的学员能够更好地觉察自身当下身心状态，及时跳出头脑中的自动化认知，以更开阔的视角对情境中的冲突因素进行认知重评，进而有效降低冲动性水平；反之，低正念水平的军校学员容易陷入头脑中自动化的想法，导致冲动性水平上升。近年来，正念被开发为一种可操作的、科学的干预技术。相关的实证干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能够有效干预个体冲动性行为特征，包括降低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患者临床症状(Cairncross & Miller, 2016)，减少在校学生行为问题(Franco et al., 2016)，避免物质成瘾者复吸(Korecki et al., 2020)，改善肥胖者的进食行为(O’Reilly et al., 2014)以及提升少年犯的自我控制等(Ron-Grajales et al., 2021)。本研究再次验证了这一结果，表明正念是冲动性行为发生的重要保护因素，个体正念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个体发生冲动性行为的风险。
4.2. 消极心境(心境纷乱)显著正向预测冲动性
本研究首次考察了综合心境状态对冲动性的影响，发现了心境纷乱对军校学员冲动性的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假设②。该结果与前人在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与冲动性的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例如，前人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显著正向预测攻击性行为(李婵等，2017)；焦虑情绪越强，个体冲动性越高，越容易产生攻击行为(张梦雨，李妮娜，2020)；情绪调节困难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过度进食行为(胡瑾焱等，2022)；在愤怒和恐惧这两种情绪条件下，个体的任务转换反应时显著慢于平静情绪条件(刘丽婷，2016)。冲动性行为的发生是个体自我控制失败的结果，高冲动性往往与低自我控制水平相关(杨珍芝，曾红，2023)。注意资源理论认为：注意是一种有限的心理资源，自我控制的执行需要个体调用注意资源，而自我控制能否顺利执行取决于个体的注意资源是否充足(李爱梅等，2021)。相比平和的心境状态，紧张、烦躁等纷乱的心境状态本身会占用个体更多的注意资源，使用于执行自我控制的注意资源不足，进而干扰个体自我控制的执行，导致冲动行为的发生(罗培等，2016)。
4.3. 心境状态在正念与冲动性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心境状态在正念和军校学员冲动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2.75%，验证了假设③。换言之，正念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冲动性，还可以通过改变个体心境状态进而影响冲动性：军校学员正念水平越高，心境越稳定、平和，冲动性水平越低。该结果与前人的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接受了8周正念训练后，个体在记忆、情绪调节和换位思考等相关脑区的皮质增厚(Hölzel et al., 2011)。正念水平的提升使个体能够以更客观和理性的视角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好地维持稳定、平和的心境，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当前压力，进而减少冲动性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考察了心境状态在正念与冲动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于了解正念的作用机制，降低军校学员冲动性具有积极意义。研究提示，提升军校学员正念水平、维持良好的心境状态对于减少冲动性行为具有保护作用。当然，本研究仅为一个横断调查，不能由此推断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增加对军校学员的正念干预与追踪，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
5. 结论
正念不仅能直接影响军校学员的冲动性，还能通过心境状态间接影响军校学员的冲动性。军队院校应大力开展正念训练帮助学员提升正念水平，维持良好的心境状态，进而降低学员冲动性水平、提升自我控制能力。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