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相继爆发，欧洲迎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面对其产生的双重效益，即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工人阶级以维护自身权利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而最终失败的结局却昭示着无产阶级运动对于科学理论的亟需。面对蓬勃兴起的社会思潮，马克思将批判的武器对准了蒲鲁东，究其原因在于蒲鲁东的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危险理论，其文火式的改良方案严重阻碍了工人运动。本文通过考察《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方法论的总体批判以及对其机器观上的具体批判，来阐述蒲鲁东在研究政治经济学中隐匿的唯心主义观点和机器思想上的非科学认识。
2. 马克思对蒲鲁东分析机器的方法论的前提批判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分工和机器理论批判之前，在方法一节中阐述并批判了蒲鲁东的经济学方法论，而这一前提性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与把握蒲鲁东在机器观上的非科学认识。在马克思眼中蒲鲁东正是另一个魁奈医生，他通过效仿魁奈的手法对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作了七个说明，以此来进一步诠释序言中所说的“这一双重错误”，即蒲鲁东并非杰出的法国经济学家以及卓越的德国哲学家。
在第一个说明中，马克思一开始便摘录蒲鲁东“两卷经济矛盾的体系”中的原句，“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 [1] 正由于黑格尔此前论述过类似关于历史的哲学，马克思将其视为黑格尔词句的仿制品。笔者认为，蒲鲁东之所以向黑格尔辩证法靠拢，不单单是因为蒲鲁东想要通过哲学来构建经济学，以此成为“经济学界的黑格尔”，更是因为蒲鲁东十分青睐黑格尔辩证法这种绝对方法中的无限力量，当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抽象为逻辑范畴，那么整个世界的运动就演化成纯粹理性的运动，而纯粹理性的运动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答案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与合题。黑格尔用这套绝对方法去研究宗教和法，蒲鲁东亦步亦趋地将这套方法搬到政治经济学上，结果导致众所周知的经济范畴在我们面前变得陌生，经济范畴也好像刚刚从理性得头脑中产生并依赖于辩证运动的作用。事实上，蒲鲁东并没有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所在，只是秉承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将现实的历史置之脑后，并按照自己头脑中观念的历史将经济范畴加以重组和排序。
马克思在第二和第三个说明中阐述了经济范畴的实质以及社会机体的现实。在第二说明中，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2] 而蒲鲁东却将现实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倒置，也就是说，经济范畴来自于“普遍理性”，而非现实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第三个说明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其割裂的社会思想，即各个经济范畴是依次出现的，每个经济范畴的出现如同“新生儿”的诞生，马克思指出这种方法存在一个缺陷，也就是蒲鲁东在考察某个阶段时无法依靠其他阶段来说明，可事实上，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种生产关系是同时存在且相互依存的。
马克思在第四和第五个说明中开始集中批判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应用。蒲鲁东将辩证法误解为“善恶辩证法”，即任何经济范畴都存在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并希冀通过保留其好的一面，消除坏的一面来解决问题。蒲鲁东脱离现实基础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想划分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捐税、贸易、信用、所有权、共有制和人口十个时期或范畴，十个范畴依次发生，后者是前者的“消毒剂”。例如，他用机器来解决分工坏的一面，用税来解决垄断坏的一面，用贸易来解决税收不好的一面等。可按照真正的辩证法去理解，合题是正题与反题双方斗争、融合的产物，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绝非蒲鲁东式的辩证法。
在最后两个说明中，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的“观念历史”的非历史性及其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形象。在第六个说明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一笔勾销了影子的运动和运动的影子，他原本想说明历史，可亲自否决了历史。为了摆脱自我设定的矛盾的束缚，他诉诸于“社会天才”或“普遍理性”(这不过是蒲鲁东个人的理性)并自以为找到解决矛盾的万能公式——构成价值。在最后一个说明中，马克思直言，蒲鲁东不仅在古典经济学家的水平之下而且也在社会主义者的水平之下，一方面，“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 [3] 另一方面，蒲鲁东缺乏社会主义者的勇气和远见。据此，蒲鲁东无法跳出小资产阶级的视域去解决矛盾的经济体系。
3. 马克思对蒲鲁东机器观的三重批判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若干机器观点，是在借助拜比吉和尤尔的理论资源对蒲鲁东机器观的批判中阐发而来的。蒲鲁东用其冒牌的辩证法将机器和分工联系起来，“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4] 而分工与机器的组合正是马克思眼中蒲鲁东跌下来的这一次。为何蒲鲁东爬上过又跌了下来呢，这离不开他将机器按照分工的反题来理解，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对蒲鲁东机器观上的批判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3.1. 蒲鲁东误把机器的产生归诸于分工
蒲鲁东在机器观上陷入唯心史观的泥潭，其错误主要表现在把机器的产生归诸于分工。他认为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机器的产生正是为了解决分工不好的一面。马克思对此表示，这分明就是对历史的侮辱，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 [5] 作为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的第一个时期(或阶段)，即分工，蒲鲁东并没有把握其真正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实质。正如马克思所言，蒲鲁东先生将分工看作一种抽象的范畴、永恒的规律，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分工都可以按照蒲鲁东对于“分”的抽象的理解中得到阐释，那么关于分工的复杂历史发展过程也就被简单化，蒲鲁东直接否定了关于分工的历史情境性。事实上，手推磨条件下的分工状态肯定异于蒸汽磨条件下的分工状态，分工实质上是组织劳动的一种生产关系，工具或机器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力，质言之，一定的分工在根本上取决于一定的机器。其二，分工和机器并非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而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克思举例，一般说来，法国的小农经济没有机器的应用也没有分工；而在英国的小农经济中，劳动工具(机器)和分工均存在于农业经济中。而且工具(机器)并非分工的否定，现实的情况表现为，工具或机器的每一次改进都会加剧分工，例如，由于机器的发明，英国早先的许多农民同农业劳动相分离，成为纺织工人；工业所需的原材料不再束缚于本地市场也得益于机器的普遍应用，同时，工具或机器的每一次改进也得益于分工的加剧。简言之，工具(机器)愈发展，分工就愈发展，反之，分工愈发展，工具(机器)就愈发展。
此外，笔者认为蒲鲁东将机器视为分工的反题，离不开他将黑格尔辩证法曲解为“善恶辩证法”，蒲鲁东差不多在论述每个经济范畴时都采用这样一种逻辑框架：首先是探析经济范畴存在的必要性，其次是分析其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最后通过保存有益方面、消除有害方面的方法来挽救这一纠纷，而这一逻辑框架及其隐匿的唯心史观，为蒲鲁东将机器的产生归诸于分工奠定了基础。
3.2. 蒲鲁东歪曲机器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蒲鲁东为了解决分工阶段产生的纠纷，他在“社会天才”的前进路上“策划”出了机器。在他眼中，机器能够将分工所肢解的各部分劳动重新组合起来，简言之，机器是劳动的集合。对此，马克思摘录拜比吉对机器的定义：“……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构成机器。” [6] 并强调，机器绝非劳动的集合，其实质为劳动工具的集合。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紧接着简述了机器的发展史，即简单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合成的工具→机器→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一脉络也一直沿用到《资本论》之中。
另外，马克思在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就已经说明了机器诞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首先，在英国由于市场的无限拓展与工人有限的手工劳动之间的矛盾，机器的发明就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历史洪流，当然也可以说机器是雇主与工人发生冲突的产物；其次，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讲，机器的应用是与英国竞争的被迫之举；最后，对于北美来说，机器的引进不仅是国际竞争的原因而且也是劳动力紧缺的原因。反观蒲鲁东将机器归诸于天命的目的，马克思认为，这简直是可笑至极，天命论只不过是一种修辞罢了，根本回答不了任何问题。自动工厂的出现就绝非一种追求天命论中平等的行为，这不过使劳动与资本斗争的结果，例如，雇佣儿童在工厂中劳作，发明与改进机器来抵抗工人的罢工等社会现象即可说明。此外，马克思借助尤尔的思想，初步认识了机器大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差别，并区分了两种分工——工场手工业分工和现代工厂分工，而这一“泛分工论”的初步挣脱，也成为马克思以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重要转折点。
3.3. 蒲鲁东荒诞地将机器视作一种经济范畴
蒲鲁东为了让机器在矛盾的经济体系中排列并进化，荒唐地将机器视作同分工、竞争等相一致的经济范畴，马克思直言，机器不是一种经济范畴。机器如同“拉犁的牛”，机器是一种生产力，现代工厂将机器用于生产时才算得上经济范畴，正像火药一样，无论是用其毁伤某人，还是用其治疗伤口，都无法改变它本身就是火药的事实。
蒲鲁东荒诞地将机器视作一种经济范畴，这实质上是蒲鲁东研究政治经济学时隐匿的唯心史观的产物。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在前言使用长达几十页的篇幅去论述关于“上帝的假设”，之所以费尽周折去论述这个“上帝的假设”，原因在于这个假设是蒲鲁东在探讨经济中贫困现象及其改良方案时的出发点，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蕴藏于上帝这个假设之中。蒲鲁东在阐述“经济矛盾的体系”的过程中，其笔下充斥着“普遍理性”、“社会天才”的字眼，在他的眼中经济范畴正是“普遍理性”的化身，马克思认为，与其说这些经济范畴是“普遍理性”的化身，还不如说是蒲鲁东“个人理性”的化身。蒲鲁东原以为可以向我们说明关于范畴或观念的原委，可是在错误地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及采取“切断”辩证法的方式去寻找解决矛盾，最终带给我们的既不是现实中的历史，也不是观念中的历史，而他自身互相矛盾的历史。马克思称蒲鲁东对于范畴的选择与排序是一种随手拈来的行为，“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 [7]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蒲鲁东荒诞至极地将机器视作同分工、竞争等相提并论的经济范畴。
4. 结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机器观的价值所在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分工与机器”一节中以唯物史观为基点，批判了蒲鲁东在分工和机器上抽象化的理解，揭示了他对于机器和分工的非科学性认识的同时，马克思首次将视线聚焦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由于他意识到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无法继续支撑其拓展以生产力为主线的研究视角，于是他借助先前对于拜比吉和尤尔等人的研究资源，进一步加深对于机器、自动工厂、工场内部分工、社会分工的理解，具体来看，其一，受拜比吉的启发，马克思已经明确区分了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差异，机器并非蒲鲁东所理解的劳动的集合，其实质是工具的集合。其二，受尤尔的影响，马克思已经初步克服了斯密的“泛分工论”，将工场手工业所见的分工与自动工厂所见的分工区分来看，前者需要劳动去适应工人，后者则只需要工人的“灵敏性”和“注意力”，使劳动全盘丧失专业的性质。但客观看来，此时马克思尚未超越拜比吉和尤尔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认识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其一，马克思对拜比吉划分机器和工具的依据缺陷认识不充分。拜比吉只是根据动力标准去区分，具体来看，他将人力推动的视作工具，将自然力或动物推动的视作机器，这一划分标准无疑具有非科学性的色彩。而这一标准的进一步划分，直到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对此进行了完善。其二，马克思未能理解自动工厂的核心所在，尤尔把握自动工厂的核心是协作的机器，而马克思依旧按照分工的角度去理解自动工厂。
概而言之，马克思在对蒲鲁东机器观的批判中，不仅是唯物史观在机器思想上的一次科学应用，而且进一步拓展了以生产力为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此时的他对于机器大工业的认识尚未成熟，无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具体细节作深刻披露，但就其分工和机器的认知不断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论》中机器思想的完善与成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