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齐国是春秋时期一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在诸侯国中一直有着较为强大的号召力，是周王室所谓的“伯舅之国”，地位一直很崇高，更是被周公授予“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 [1] ”的权力和责任，是周王室维系周礼体制权威的重要参与者，然而其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中，却显得总是蛮横无礼，与邻国鲁国相比，没有半点“周礼模范国”的样子，处理起事来也是与周礼体系格格不入，引得其他诸侯国忌惮。同时周王室分封的重要诸侯国，其他诸侯国在春秋前期大致会遵循周朝礼仪进行交往，而为何齐国在外交上会如此这般，笔者认为这是源于的齐国立国政策——“因俗简礼”政策所导致的。
2. 因俗简礼政策的涵义与其发生的缘由
2.1. 政策的涵义
因俗简礼政策是西周时期齐国分封立国的开国之策，是齐国统治阶级一切治理政策的起始点，史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之礼，从而为俗也’” [1] 。由此可见，因俗简礼政策，是姜太公本人就国后，对齐国开国所亲自定下的一个政治基调，那就是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周王朝统治阶级所要推广的繁琐的周礼，尽量简化，甚至就礼本身甚至可以调整，使能与当地的民风习俗相贴合，既不引起大的社会矛盾，又能借助修改后的礼仪制度引导当地民众逐渐走向周王朝的统治框架下，既赢得民心，又完成了推行周礼的政治任务，使得当地民众一心向齐，姜太公从一开始就为齐国奠定了日后称为大国的政治基础，难怪乎周公要感叹；“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也！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2] ”而姜太公为何要在齐地推行因俗简礼政策，而为何不像邻国鲁国那样“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除之” [2] ？
2.2. 政策发生的缘由
从当时来看，齐国所处的地域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此处民风剽悍，是东夷集中的地方，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史载；“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3] 。而周王朝起初分给齐国的地域，就是东夷蒲姑氏居住的地方，而姜太公就国的时候，还曾经发生莱人过来与他争夺营丘的事件，司马迁就对此指出：“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1] ”姜太公等人来到齐国，面对的是一种很混乱的局面，一方面周王朝虽然已经武力征服了此处的东夷势力，但另一方面，东夷势力可能只是暂时的臣服，自己的治理的政策万一不小心激化矛盾，仍有可能让他们再度反叛，而当地的夷人可能本身就有自己的礼制，如果此时强行废除他们的礼制，强硬推广周礼，不但不会让他们顺从，还会重新招来夷人的战争，使得双方的利益都受损，也不利于周王朝的疆域稳定，所以齐国统治者当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因俗简礼”，即允许当地居民保留其传统习惯，不以征服者的面目凌驾于本地居民之上，容忍甚至顺从当地习俗，实行了一种周礼与夷礼共存的礼仪制度，甚至齐国到后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以周礼为基础吸收了夷礼的齐礼 [4] 。其次，姜太公就国之后，面临是一种人才极度缺乏的局面，而治国要靠什么，是智力的支持，这就离不开人才的需求。齐国不像鲁国，鲁国因为是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又加上周公在周王室的支持，不管是物力、人力都是不会缺的，所以在人才这一方面自然是不用太多困难的，而姜太公作为异姓诸侯，从周王室分封他到齐地这块夷人集中，不好治理的地方来看，还是对他有所芥蒂和提防的，所以他必须得靠自己的力量来招揽人才，治理国家，所以鲁国在推行“尊尊亲亲”作为立国政策的同时，姜子牙却必须推行“尊贤上功”的治国方针，从殷商旧臣中和当地夷人部落中选拔人才，而这恰恰是“因俗简礼”政策产生的重要原因，周礼重视名分，尊崇门第地位，非亲非贵，就会拒之千里之外，不利于齐国现实情况下人才的选用，而“因俗简礼”政策让姜齐统治者可以灵活变通，选拔适合治国的真正人才。因此因俗简礼政策给了齐国治理者很大的灵活操作空间，使得齐国虽处东海之滨，但能够因俗而治，亲民而治，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与当地部族百姓的关系，迅速站稳了脚跟，稳固了政局。因俗简礼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为以后齐国能够出兵协助周王室平定管蔡之乱，获得征五候九伯的权力积累了实力。
因俗简礼政策在春秋时期一直在齐国所沿袭，从后面管仲改革就可看出，“通货积材，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5] 。因此齐国在作出决策一般都不会拘泥于周礼的不合时宜的迂腐条规，常常善于从现实出发，因此周礼也在齐国的传承一代一代的衰弱，也可以说从一开始，齐国立国就把周礼只是当做一个门面和工具，更偏重于混杂夷风特色的齐式“周礼”，而这种特色虽然使得齐国一定程度上在春秋混乱的局面上超越其他一些遵循周礼制度的国家，但是在当时那种把周礼当做“国际”共识的时代下，齐国在对外交往中也秉承“因俗简礼”的外交特色，重现实，轻道义，这不免给其他信奉周礼的国家造成了不好的印象，甚至对齐国这个国家产生了间隙和不信任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为以后齐国的国际话语权蒙上了一层灰尘。
3. 因俗简礼政策在春秋前期齐国外交上的运用及其消极作用
目前学界的一些观点，认为齐国在前中期是遵循周礼，推行周礼，维护周礼的强大支持者和帮手，有所谓“维护周礼以尊王威” [6] 的功绩，其实不尽然，齐国不管是从一开始立国发展还是后来的参与争霸，口号虽喊着“护周礼、尊周王，攘蛮夷”，其实一直是有着轻周礼、重现实，好实利的夷风特色，虽打着维护周礼的大旗，也只不过是为争夺霸权而所做一种道德粉饰而已。从齐国春秋时期发生的一些外交事例，就可以看出，齐国是如何轻蔑周礼，把“因俗简礼”政策造成的消极影响展示出来的。
3.1. 齐僖公、齐襄公时期的外交事例探究
东周王室建立以来，日益衰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7] ，春秋初期齐国的庄、僖、襄三代就出现了小霸的局面，而这种小霸的出现恰恰是齐国利用所谓维护周王室礼制的名义四处征伐得来的。如齐国齐僖公曾与郑国鲁国结盟，以军事手段去征伐宋、卫、许国等不朝觐周天子不奉王命的诸侯国，被学者认为春秋初期的齐僖公都是遵循礼制去经邦治国的 [8] 。但是在笔者看来，此时的齐国统治者只是觉得周王室此时还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才打着遵循礼制，维护周王室的名义来征伐他国，借机壮大国家威望和实力，而没有真正打算去遵循和维护所谓的周礼体系，毕竟繻葛之战后，周王室威严大失，齐国齐僖公转头就和郑国、卫国讨伐了归附周王室的盟、向二邑，逼迫周王室将此处两处的人民迁往了颊地，而齐国作为周王室的甥舅之国，又是周王的臣子，这种做法在当时为诸国有恃无恐的轻薄周礼、贬低周王室的浪潮开端中添油加火，也让其他本可以信任齐国的国家看到了齐国前一阵还在道貌岸然的四处征伐维护礼制，这一阵却由轻狂地在打击周王室的反复无常的虚伪模样，在对齐国交往中多了一层戒备之心。
而到齐襄公时期，齐国在外交上目中无礼的行为更加严重，鲁国的桓公来齐国与襄公会面，齐襄公竟然在此期间与自己的妹妹也就是鲁桓公的夫人文姜私通，事情暴露后居然让力士彭生将其杀死。这是一场影响恶劣的外交事件，一个周王室的同姓诸侯国，而且是来自周礼氛围最浓厚的鲁国的国君，因为谴责自己的夫人与兄长淫乱就被齐国仗着势力强而公然杀死，而兄妹私通本就严重违背礼节，况且鲁桓公自己本身是遵循外交礼节来与齐国重修旧好的，居然因为对方违背礼节的错误而横死在了齐国，而观鲁国臣子最后无可奈何的话“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 [9] ”恰恰反映了齐国极其无礼的行为。而在鲁桓公迎娶文姜时，其父齐釐公居然亲自送文姜到讙，这其实严重违背礼节的，因为当时礼节规定“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侯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 [10] ”宋代学者对此评价：“公既使子翬逆女，齐候送姜氏来也，又自往会，非礼可知也。 [11] ”所以这一行为在当时就被君子所耻笑，让齐国不知礼的形象在周朝各邦国内传为笑谈，而现在又在齐国发生鲁君惨死的事件，让齐国本身不尊外交礼法，以“势力”进行压迫外交的恶劣行为被他国所惶恐，尤其被齐国的邻国有所忌惮，树立一个目无周礼，恃强凌弱的形象。
在鲁桓公惨死的同年，齐襄公还在首止盟会杀害了郑国君主子亹，表面原因是逼迫郑国解决内政，而实际上的原因竟然是子亹年轻时与齐襄公发生过争斗，而子亹没有在这次盟会上就年轻时候的争斗向他道歉便遭杀害。这种利用私人恩怨公然在盟会上杀害一国君主的行为便印证了齐国心中没有所谓的礼，所谓的礼只不过是争夺权势的工具。而与此同时，齐国又发兵攻灭纪国，导致“纪候不能下齐，以与纪季”，“纪候大去齐国，违齐难也” [12] 。《榖梁传》对此事件表明态度：“纪候贤而齐候灭之，而言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 [13] ”而纪国在鲁桓公九年时已经将女儿纪姜嫁给周桓王，成为王后。天下诸国，归于天子，作为天子的王后，其母国的地位自然变得重要，但是齐国却无视这层关系，公然吞并纪国，也是摆明了认为周王室拿齐国没有办法。所谓“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 [14] 的格局在此刻荡然无存。
3.2. 齐桓公时期的外交事例探究
等到齐桓公时期，因为建国之初推行的因俗简礼政策，使得齐国内在礼制的走向越发无礼，对礼的淡漠使得齐桓公表面号召维护礼制背后却借用周王室之名四处违礼，军事干涉他国，迫使他国臣服齐国，壮大自己的声势，所谓“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感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15] ”齐桓公打着所谓“尊王攘夷”的旗号，逐渐成为春秋首霸，而一个“霸主”之名，恰恰反映了齐国不尊周王室，只倾向用武力压迫他国的本质。齐鲁柯地会盟时，曹沫被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才让他答应归还侵占鲁国的土地，而后桓公居然又想悔弃诺言，管仲劝他：“夫劫许之而倍杀之，愈一小块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1] ”齐桓公才将侵犯鲁国的土地归还给鲁国。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齐国借势力无视他国利益，无礼侵犯他国土地的行为竟然逼得鲁国的臣子出此下策，而且还想反悔，不想归还无礼侵犯的土地，可见齐国的骄横无礼。而且当时遂国是鲁国的附庸，没有听从齐国号召参与会盟，竟然被齐国派兵消灭并占领，可见齐国的威势如此嚣张，对此有后世学者评价道“此齐之始霸，先记其灭谭、灭遂，便见其肆意侵略，无方伯之度而必疏”，“以恩怨侵凌小国，最无霸者之量。” [16]
而在葵丘之盟时，周王派周公宰孔来赐予齐桓公武胙、彤弓等，传达王命：“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 [17] ”而齐桓公就欲许之，被管仲劝谏不可这样做，齐桓公才假模假样的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 [17] ”于是下阶叩拜了王命，登阶接受了周王的赐品。一个齐王，竟然不如自己的臣子懂得礼数，可见齐国对周礼已经不当一回事。同时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 [18] ”虽然被管仲以不合时宜，会导致国运衰弱劝阻。但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 [19] ”这说明只有周天子有祭祀泰山的礼仪资格，同时《左传·隐公八年》记载：“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20] ”这为的是与鲁国交换土地，但也说明此前周天子是经常祭祀泰山的。而齐桓公妄图泰山封禅，妄图僭越周王地位的行为，给诸侯国提供了极其坏的示范，成为周礼体系崩坏的推手。后人皆以孔子的评价“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21] ”这句话推崇齐桓公，却不知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孔子对于努力维护周礼的无奈之情，宋代朱熹对此一语道破：“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 [22] ”此处点出了桓公维护周礼本质上也是假仁假义，为争夺霸权而已。所以后人所说的齐桓公维护周礼，也只不过一个政治野心之人的政治套路罢了。
齐桓公之后齐孝公以霸主自居，违背以前齐桓公定下的盟约，会师伐鲁，鲁僖公派大臣展喜来说服齐君：“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23] ”由此看出齐国的外交不能够一以贯之，反反复复，对待他国，在外交上不遵循礼节，喜欢用军事实力来征服他国，反而鲁国等知礼的国家在外交方面做的符合外交上的礼节，使得齐国在情理上吃亏，失去了所谓“伯舅之国”的颜面。
4. 对因俗简礼政策对齐国外交政策消极影响的总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齐国从最开始的“因俗简礼”的立国政策，便奠定了齐国在春秋初期的外交特色。齐国从一开始就重视事功，倡导“尊贤尚功”，没有太重视周礼在齐国的发扬传承，对于外交礼仪的理解更是非常的浅显，加之当地的夷风影响，齐国的外交更加强调的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不太重视外交礼仪的建设，而在齐国逐渐走向争霸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齐国更加喜欢利用所谓的礼来给自己装点门面，而不愿意去真正地贯彻礼的本义，其主要意图是占领邻国资源 [24] 。所以在齐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中，看到的更多是因为利益威迫他国，迫使他国向自身臣服，甚至会公然杀害他国君主，在外交层面总是制造不平等，其行为的粗暴无礼让齐国在春秋诸国的印象中，充满了忌惮和不信任，对于齐国外交无礼的行为更是选择避让。因而齐国在春秋初期，甚至整个春秋和战国时期，在其他国家心中，都有着一个“小人”的形象，为齐国在道义上号召诸国增添了一堵无形的墙，这也是为什么齐桓公去世之后，齐国霸权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强权的力量总会因为道德上的不完善而逐步衰弱，更何况在那个周礼仍有一定影响力的时代。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25] ”可见在后来的孔子的心中，齐国的政治、教育甚至外交，还是有必须改进的空间，起码跟“周礼模范国”鲁国差的很远。
所以，因俗简礼政策一方面在政治上虽然为齐国奠定了国力强盛的地位，但另一方面也为齐国在外交上的肆意而为，不得体带来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因俗简礼政策在立国之初就给齐国的内政外交增添了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但是这种政策的运用需要有很高的智慧，对于姜尚这类大政治家可谓是掌控自如，但是对于后代脱离如开国元勋经历的那般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君主来说，便容易走向歧路，难以操控。到了桓公时期，齐国国力虽然达到顶峰，迫使其他诸侯国服从于它，但是桓公一死，齐国便陷入五公子争立的内乱，轮番登位，礼法混乱，国力大减，其他诸侯国也不再尊崇于它，国际形象也一落千丈。这既是桓公在位时候不尊礼法、横行霸道的恶果，也是太公之后历代君主坚守“因俗简礼”政策，漠视国内周礼体系建设的后果，所谓：“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 [26] ”便是切合齐国这种下场，而且孟子有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27] ”桓公霸业却连二世也没有撑过去，到了鲁僖公十九年，陈穆公虽然纠合几个诸侯在齐国结盟，修桓公之好，其目的也只是想利用齐桓公的余威震慑宋国而已，但那时的宋襄公早已想做下一个横向霸道的“齐桓公”，对此次结盟并不在意，齐国的利用价值便也就没了，此后其他诸侯国再也没再尊崇过齐国，反而更加提防，即使后世的齐灵公、齐景公想“复霸”，也难得到其他诸侯国信服而失败，晏子之言便是证明，“夫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君无厚德善政以被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亲邻国之道也” [28] 。可见“因俗简礼”政策在外交上不按礼法对待邻国之道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多么恶劣，这是值得反思和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