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2000年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急剧上升。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江苏省作为中国发达省份之一,地处长三角经济带,交通便利;且人均GDP、综合竞争力、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DLI)均居全国各省第一,成为中国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已步入“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江苏省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投资逆势上扬发展。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2020年江苏省实际对外投资61.6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51%,比全国增长高51.2个百分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民营企业为主、分布区块化的鲜明特点,2020年对外投资的新批项目数和协议金额中,民营企业均占比高达将近80%。对外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北美洲和欧洲三大区域,具有明显的区块化特征。随着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分布的范围越来越广,其区位分布如何?影响其区位分布的因素有哪些?关于这类问题有助于江苏省对外开放经济的建设。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有必要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进行研究,对新的发展态势做出分析。
2. 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丰富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活跃,国内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颇为丰富。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方面,主要涉及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制度质量以及空间集聚等多个方面。李猛(2011) [1] 认为东道国市场规模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对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但在部分学者的研究中,市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的关系(项本武,2009 [2] )。de Soyres等(2020) [3] 认为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偏向于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经济自由度高、基础设施完善的国家或地区。此外,也有学者指出一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大多倾向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倪沙等,2016 [4] )。在技术水平方面,东道国的技术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取决于中国是否有技术寻求的需求。宋维佳、许宏伟(2012) [5] 指出东道国技术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但王娟和方良静(2011) [6] 、戴冠(2019) [7] 研究中则认为东道国技术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部分学者开始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制度质量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良好的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吸引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偏向于政治环境稳定、监管质量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王培志等,2018 [8] ;何俊勇等,2021 [9] ;文余源等,2021 [10] );但也有学者指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效应(李世杰等,2021 [11] )。空间集聚效应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李勤昌、许唯聪(2017) [12] 对空间集聚效应做出解释,即各类产业和经济行为在空间上向一定地区靠近、集中并产生一定经济效果的现象。孟寒、严兵(2020) [13]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通过建立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对企业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可以促进企业OFDI。随着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研究视角开始从国家层面转向省份层面。已有文献表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开放程度对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阳等,2013 [14] ;翟仁祥等,2018 [15] )。
梳理文献发现,现有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研究虽多,但基于省域层面尤其江苏省的研究颇少,且未能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进行总结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选取江苏省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希望帮助江苏省“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第二,在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的视角下分析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集中的现象;第三,在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的测算基础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建立计量模型,反映各个因素的影响效果。
3. 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特征
3.1. 投资区位分布广泛
自从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大力鼓励企业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江苏省的对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区位分布所覆盖的国家或地区也越来越广泛。从2010年所覆盖的全球93个国家或地区扩大到2019年的100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所选择的国家或地区在五大洲均有分布,不仅包含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也包含了发达国家。按照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类型来看,江苏省2019年对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要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在对外直接头额排名前五中,有三个发达国家和地区,两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金额大小排序依次是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和越南。
3.2. 投资集中于亚洲地区

Figure 1. Regional distribution ratio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图1. 2010年~2019年江苏省对外投资地区分布比例
江苏省不断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来,其主要选择的国家和地区一直都集中于亚洲,且区位覆盖率也最高。“集中”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规律,同样也体现在江苏省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区块化”的特点,高度集中于亚洲区域。江苏省2010年~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中大洲的占比变化如图1,可以发现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倾向于亚洲地区,对亚洲地区的投资额及其占比始终高于其它洲。随着江苏省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亚洲地区的投资额比重整体上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其比重一直都维持在40%以上,从2010年的48.58%增长到2019年的60.22%。由此可见,亚洲地区是江苏省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主要且非常重要的市场。
3.3. 投资开始向发达经济体转移
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区位选择主要集中于发展中经济体,后来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江苏省在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要市场的基础上开始逐步转移向发达经济体进行投资。
江苏省在2010年~2019年期间对外投资活动中金额排名前二十的经济体,从有一半以上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渐转变为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均衡的分布格局。尤其在2016年,江苏省对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地区。2019年江苏省对外投资活动中,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位于对外投资金额的前五,三者发达经济体的占比加总约为35.35%,是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市场。由此可见,江苏省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调整,开始转向发达经济体进行投资,并加大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比例,说明江苏省的产业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
4. 研究设计
4.1. 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江苏省对东道国t年份i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OFDI)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主要从东道国的经济、资源、基础设施、制度质量四个方面选取,包括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经济风险、技术、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制度质量。
其中,将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 [16] ,选取东道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反映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通货膨胀率CPI来衡量东道国的经济风险水平 [17] ,东道国高科技出口额占制成品比重作为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东道国矿产及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作为衡量东道国自然资源的代理变量,每百人移动蜂窝的使用量作为衡量东道国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的代理变量,政府稳定无暴力、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三个变量作为衡量东道国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
4.2. 研究假设
在参考上述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呈正向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风险呈反向的关系。
假设2: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呈正向的关系。
假设3: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呈正向的关系。
假设4: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呈正向的关系。
4.3.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具体研究影响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本文参照引力模型 [18] ,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做出实证分析,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代表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
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代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代表东道国的经济风险水平,
代表东道国的技术水平,
代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
代表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
、
和
代表东道国的制度质量。
4.4. 数据来源
本文构建了“国家–年份”二维面板数据,鉴于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避税国家的考虑,本文选取基于2010年~2019年32个国家的数据。其中,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额数据来自江苏省统计年鉴,解释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全球治理指数数据库。
5. 实证结果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模型(1)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表1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由表1可知,东道国的GDP、基础设施水平、法制水平的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东道国的人均GDP、CPI的系数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技术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来说是市场寻求型,受到市场规模方面的影响较大,所以受到技术水平和自然资源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这表明,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者说劳动力成本较低)、经济稳定、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法治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

Table 1. The result of baseline regression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5.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东道国GDP (现价美元)替换成东道国GDP (2010年不变美元),东道国CPI (通货膨胀率)替换成东道国CPI1 (失业率),东道国TEC (高科技出口额占制成品比重)替换成TEC1 (居民的专利申请量),东道国RES即东道国矿产及金属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替换成RES1东道国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的百分比)。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稳健性回归下的东道国GDP、人均GDP、基础设施和法治水平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且符号也未发生改变。因此本文结论依然成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19年江苏省对32个国家的投资数据,梳理了江苏省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特征,分析对东道国进行投资的理论机制,运用引力模型对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方面倾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经济水平较低(或者说劳动力成本较低)、基础设施完善、法治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本文为江苏省对外直接投资如何进一步可持续发展、如何优化区位布局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大力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规避防范投资风险。对现有的合作区进行科学的指导和规划,同时继续发展新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提高江苏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同时规范和完善对外投资的相关配套政策体系与服务体系,充分发挥政策对于对外投资的助力作用。首先江苏省政府应当改善创新管理制度,简化审批程序,同时,加强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的监管,可以考虑设立海外监管部门,有效监管江苏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资金利用情况。其次,加强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指导,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进行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支持。最后,政府应当积极关注并发布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政治、文化、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信息,定期对主要投资国家进行风险评估。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服务平台,提供专业的服务咨询和指导。
第二,企业应科学制定对外投资发展战略,完善企业跨国经营管理制度。企业应该立足于长远的目标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科学的制定适合本企业发展的对外投资发展战略。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前,企业应该对投资的目标国家和地区进行综合方面指标的考虑和分析,深入调研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投资战略;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独特竞争优势。企业应当在积极学习发达经济体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加强自主研发的能力,吸纳培养创新型人才;深入发展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将产业和区位选择有机结合。要考虑到自身产业与东道国本地上下产业的关联配套程度,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的升级,根据不同东道国当地的区位条件,选择不同的产业进行投资,寻求最佳的组合,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目标产业和区位的比较优势。
第三,政府与企业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优化与发展。首先,政府着重关注于企业对外投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实施对症下药的政策,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扶持;其次,企业积极配合政府政策的引导,大力投资政府鼓励的行业和地区,促进中外友好合作;最后,不断优化政企服务平台,加大沟通效率与透明度,提高政府为企业的服务水平与便利水平,同时补充企业投资的信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