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网络约会虐待对个体抑郁的影响

The Impact of Cyber Dating Abuse on Individual Depression in the Digital Age

摘要: 为明确网络约会虐待对个体抑郁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旨在考查自尊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及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网络约会虐待量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自尊量表、亲子亲密度量表对435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 网络约会虐待显著正向预测抑郁；2) 自尊在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受到亲子关系的调节，且亲子关系也调节了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相关结果对预防及干预新时代网民抑郁水平具有参考价值。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yber dating abuse on individual depression in the digital age as well as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ed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to examine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 sample of 435 netizens was investigated with Cyber Dating Abuse Questionnaire, the Self-Esteem Scale, the Depression Scale and Closeness to Parents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epress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cyber dating abuse. 2) Cyber dating abuse not only had a direct effect on depression, but also influenced depression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esteem. 3) Both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yber dating abuse and depres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were moderated by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for the potential depression of netizens in the digital age.

1. 引言

来自CNNIC最近一次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已达10亿之多，互联网普及率高达74.4%，在数字时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可以促进感情的表达，也加强了恋爱关系中的沟通(Coyne et al., 2011; Morey et al., 2013)。与此同时，在网络背景下不乏暴力的频现(Flach & Deslandes, 2017)，其中包含了各种约会暴力。这是因为在网络背景下的伴侣进行约会时具有了更小的社会互动压力(Toma, 2022)，这无疑为控制，骚扰和虐待亲密伴侣开辟了新的途径，即网络约会虐待(Borrajo et al., 2015; Branson & March, 2021)。网络约会虐待(Cyber Dating Abuse)是一种最新的约会暴力形式(Brown & Hegarty, 2018; Machado et al., 2022)，可以被理解为三个元素的结合：“网络”、“虐待”和“约会”。“网络”是指使用电子手段，如手机、电脑、互联网；“虐待”是指通过这些手段犯下的有害行为；最后，“约会”指的是恋爱关系，包括现在的和以前的(Reed et al., 2016; Wolford-Clevenger et al., 2016)。经历网络约会虐待的个体与不良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结果有关，如焦虑和抑郁症状(Borrajo et al., 2015; Zweig et al., 2013)、低自尊(Smith et al., 2018)、头痛、慢性睡眠障碍和自残(Sheridan & Lyndon, 2012)。鉴于与网络约会虐待相关的有害心理健康问题和健康风险行为，本研究拟考察网络约会虐待对个体抑郁水平的影响，并检验自尊的中介作用及亲子关系所引起的差异。

1.1. 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的关系

抑郁症是约会暴力受害者报告的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Eshelman & Levendosky, 2012; Prospero & Kim, 2009; Volpe et al., 2012)，一般来说，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可能会预防抑郁症的发生(Braithwaite et al., 2010)，反之则可能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特别是当这段关系是虐待性的(Wolford-Clevenger et al., 2016)。Dardis和Gidycz的研究发现，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约会暴力相比，过度地和有威胁性的网络接触是抑郁症最可靠的预测因子(Dardis & Gidycz, 2017)，接触各种形式的约会暴力与广泛的负面结果有关，包括关系质量下降(Marcus, 2004)、低自尊(Katz et al., 2000)、抑郁和焦虑感(Hanson, 2002)。大量横断研究证明了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存在强大的正相关关系(Borrajo et al., 2015; Wolford-Clevenger et al., 2016; Dardis & Gidycz, 2017; Sargent et al., 2016)，在Toplu-Demirtas等人的追踪研究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网络约会虐待预示着6周后的抑郁，并显示网络约会虐待受害者与12周后较高水平的抑郁症状有关(Toplu-Demirtaş et al., 2022)。因此，本研究假设网络约会虐待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抑郁水平(H1)。

1.2. 自尊的中介作用

自尊可以被定义为个体对其自身能力高低的评估(Rosenberg, 1965)，根据Santos和Maia (Santos & Maia, 2003)的说法，自尊可以被理解为个体根据自身特征对自己所做出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一些学者发现网络欺凌的经历与较低的自尊水平有关(Brewer & Kerslake, 2015; Patchin & Hinduja, 2010)，根据Taquette和Monteiro (Taquette & Monteiro, 2019)的研究，青少年群体中的约会暴力与低自尊有关。Hancock等人(Hancock et al., 2017)发现，网络约会虐待与自尊呈负相关，在他们的研究中，这种形式的虐待预示着年轻人的较低自尊心和更大的情绪痛苦；此外，Smith等人(Smith et al., 2018)在一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网络约会的受害和敌意虐待经历(如威胁)与青少年的自尊心降低显著相关。研究证明自尊与许多心理调节指标有关，如较高的积极情绪、和较低的消极情绪(Orth et al., 2011)，抑郁症等(Robins et al., 2002)，Steiger等研究发现，低自尊的青少年20年后发生抑郁的风险增加，高自尊水平的大学生因为有积极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所以会产生较高的自我价值感，产生抑郁的概率也比较低。抑郁易感模型(Orth & Robins, 2013)指出，低自尊会导致抑郁，Sowislo和Orth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得出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易感模型假说，自尊对抑郁的显著影响不受性别、年龄，或评估时间的间隔影响(Sowislo & Orth, 2013)。因此，本研究假设网络约会虐待可能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对个体抑郁水平产生间接影响(H2)。

1.3. 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亲子关系指以血缘和共同生活为基础，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互动所构成的人际关系(王云峰，冯维，2006)，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最重要的关系(Popov & Ilesanmi, 2015)。根据依恋理论，良好的亲子关系将对个体未来的社会性、认知以及情感产生极大影响，而不良的亲子关系则会导致儿童出现抑郁，自卑等内化症状(Antonucci et al., 2004)。大量实证表明亲子关系对个体的自尊发展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潘颖秋，2015)，当亲子关系水平较高时，个体可能拥有更高的自尊从而来降低外界压力所引起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而当亲子关系水平较低时个体自尊水平受到影响无法对自身做出积极的认知和评价，在无力抵御外界压力情况下更易产生抑郁症状。因此我们假设亲子关系可能在自尊与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H3)。

根据Strickland等人的实证研究，亲子关系调节了网络约会虐待对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影响(Strickland et al., 2022)，亲子关系可能作为一个保护因素缓冲了网络约会虐待受害者遭受的心理健康压力从而防止压力源产生的负面结果(Bowes et al., 2010; Cohen & Wills, 1985)。当亲子关系水平较高时，个体虽经受网络约会虐待但伤害程度得到缓冲和消化，最终抑郁水平较低；而当亲子关系水平较低时，个体经历网络约会虐待后会进一步产生自我怀疑和贬低进而产生抑郁情绪。因此我们假设亲子关系可能在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起调节作用(H4)。

Figure 1. The presumptive model

图1. 假设关系模型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综合考虑网络约会虐待、自尊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即检验自尊在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及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在网络时代背景下为预防和干预个体抑郁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被试

通过网络平台(Credamo、问卷星、微信，微博等)以及到高校内发放二维码邀请学生填写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435份。其中男122人(28.05%)，女313人(71.95%)；本科及以上学历333人(64.5%)，大专72人(13.9%)，高中及中专30人(5.8%)。

2.2. 研究工具

2.2.1. 网络约会虐待量表

采用Borrajo (Borrajo et al., 2015)等人编制的网络约会虐待量表(Cyber Dating Abuse Questionnaire)，包含20个题项，由两名翻译硕士及三名心理学硕士共同翻译修订为中文版本问卷。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7。

2.2.2.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 (1977)年编制，何津等修订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简版(何津等，2013)，该量表共9个项目，采用4点评分(1 = “偶尔或无”，4 = “多数时间”)，测量内容包括沮丧、消沉，悲伤等抑郁症状，包含两道反向计分题，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高。

2.2.3. 自尊

采用由Rosenberg编制(Rosenberg, 1965)，共10个题目，分四级评分(1 = “非常不符合”，4 = “完全符合”)。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65。

2.2.4. 亲子关系

采用亲子亲密度量表，由Buchnan，Maccoby & Dornbush编制(Buchanan et al., 1991)，分为父亲、母亲关系两个维度，各9个项目，采用5点评分(1 = “从不”，5 = “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与父亲/母亲关系越紧密。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0.92。

2.2.5. 数据收集与分析

使用SPSS 28.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并应用Process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采用模型15，抽取5000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11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35.41%，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

3.2. 网络约会虐待、自尊、亲子关系和抑郁的相关分析

将网络约会虐待、自尊、亲子关系和抑郁四者及年龄、性别的总均分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网络约会虐待与自尊显著负相关、与抑郁显著正相关；亲子关系和自尊显著正相关，与抑郁间显著负相关。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平均数以及标准差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of the mean of each variable

表1. 各变量均分的相关系数矩阵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Hayes (Hayes, 2009)、温忠麟和叶宝娟(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观点，首先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4检验自尊在网络约会虐待受虐维度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控制性别和年龄后，总效应为0.33，95% CI [0.28, 0.38]；直接效应为0.19，95% CI [0.14, 0.23]；自尊的中介效应为0.14，95% CI [0.11, 0.17]，占总效应的比例为0.14/0.33 = 42.4%。这说明自尊在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第二步，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的模型15检验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选择model15进行调节效应检验，详见表2。结果显示，自尊显著负向预测抑郁(β = −1.38, t = −5.38, p < 0.001)，自尊和亲子关系交互项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21, t = 2.92, p < 0.01)，这说明亲子关系调节了自尊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网络约会虐待与亲子关系的交互项对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1, t = 3.36, p < 0.001)，这说明亲子关系也调节了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间的关系。

Table 2.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表2.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为深入揭示亲子关系与网络约会虐待的交互效应，本研究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以亲子关系得分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其简单斜率图分别如图2、图3所示。

Figur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cyber dating abuse and depression

图2. 亲子关系对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如图2所示，当亲子关系较低时，网络约会虐待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B_simple = 0.13, SE = 0.34, p < 0.001)；当亲子关系较高时，网络约会虐待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增强(B_simple = 0.27, SE = 0.03, p < 0.001)。网络约会虐待对抑郁的影响，随着亲子关系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Figur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图3. 亲子关系对自尊与抑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如图3所示，当亲子关系较低时，自尊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_simple = −0.81, SE = 0.08, p < 0.001)；当亲子关系较高时，自尊对抑郁的负向预测作用减弱(B_simple = −0.50, SE = 0.08, p < 0.001)，也就是说，自尊对个体抑郁的影响，随着亲子关系水平的降低而增强。

4. 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自尊在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亲子关系对这一中介过程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网络约会虐待对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即网络约会虐待越频繁，个体抑郁水平越高，这与我们的假设(H1)相符，且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Borrajo et al., 2015; Zweig et al., 2013)。自尊在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网络约会虐待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抑郁水平，还可以通过自尊这个间接作用来影响抑郁水平，符合假设(H2)。根据压力–素质模型，导致抑郁的原因分为素质和压力两个方面(邱炳武，王极盛，2000)。抑郁性素质主要有自我、归因方式、人格等，其中自我包含自尊、自信与自我评价等，具有低自尊、自我评价低等特征的个体更易产生抑郁；压力事件是抑郁发生的重要因素，两者共同作用于抑郁的产生。即当个体经历网络约会虐待这种外部压力事件时，网络约会虐待不仅可以直接导致抑郁的产生，还可以通过与个体素质因素——自尊间接作用来影响个体抑郁程度。在这个模型中，当压力事件如网络约会虐待发生频率较高时，个体自尊水平下降，导致抑郁水平的提高。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亲子关系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自尊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及强弱，符合假设(H3)、(H4)。调节效应分析揭示，当亲子关系水平较高时，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的关系更强，这与我们的预期并不相符。在一项临床研究中确定七种家庭类型为研究对象并采用多维评估来研究家庭环境和个人适应模式之间关系，结果表明个体处于不同凝聚力和支持性家庭在面对压力源和应对资源之间存在差异(Harris et al., 2015)。支持性的家庭会过度强调凝聚力，可能会使个体产生一种人际关系(如爱情，友情等)交织的状态，损害个人的自主性和适应功能，即当个体与父母关系水平较高时，在面对压力源时(如网络约会虐待)，此时来自家庭的支持力反而让个体对所处人际关系失去判断力且无法处理好各种关系最终导致更高水平的抑郁。本研究发现为反压力缓冲模型提供了佐证，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处于不同压力源时亲子关系的保护作用是有限的。调节效应分析揭示，当亲子关系水平较低时，自尊负向预测抑郁的关系增强。在一项探究父母关系与青少年自尊塑造的实证研究中表明，虽然横断研究结果肯定了亲子关系对青少年自尊的积极作用，但纵向研究结果并非如此，他们调查并分析了亲子关系的初始亲密水平与青少年自尊轨迹之间的关系，发现了亲密关系对自尊的负面影响，所给出的解释是度过青春期的个体通过重组和增加自主权，从而可能与父母保持距离，在报告时倾向于更低的亲子关系，而在自尊方面，则倾向于报告更高的自尊水平。本研究的结果为理解网络约会虐待与个体抑郁产生的内在机制提供了更加立体，生动的可能性路径分析。

本研究尚存局限，需在将来进一步研究中加以完善。首先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因果关系，后期研究可采用追踪研究来确定网络约会虐待与抑郁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网络约会虐待分为受虐者与施暴者两个维度，本实验基于研究目的仅选用受虐者维度，未来研究可将施暴者维度加入研究范畴可能会有进一步发现。再次，采用自陈报告获取测评数据，会有社会赞许性问题存在，未来需结合更加客观可靠的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