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精神分析的讨论中，自我意识、无法被象征化的创伤性点位以及丧失的客体一直是其理论关注的重点。本文旨在从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小说中塞丝和宠儿的复杂关系进行一次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解读，试图探究塞丝的精神机制以及宠儿对她的造成的影响。首先，本文认为塞丝自我意识的高峰产生于宠儿的死亡。其次，塞丝被成为鬼魂的宠儿袭扰，从理论上来说，宠儿在象征界之中的账单并没有被还清，因此以一种活死人的方式回归。再次，小说的最后可以被视作塞丝完成了对于丧失客体的哀悼，这也使得她得以挣脱过去投入未来的生活。因此，整本小说也可以被视作塞丝精神的康复之旅。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traumas that cannot be symbolized, and lost object has al-ways been central to psychoanalytic theory.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he and Beloved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and to explore Sethe’s psychic mechanism and Beloved’s traumatic impact on her. It also attempts to discuss how Sethe’s personal psychic liberation stands as a sign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enslaved African Americans. Generally speaking, Sethe’s journey goes through three important events: escaping from “Sweet Home”, killing her own daughter, and finally facing the ghostly return of Beloved, then completing her spiritual salvation. The article will also take these events as keys to further the textual exploration. Firstly, the peak of Sethe’s self-awareness is born out of Beloved’s death, which marks a break between her and her past as a slave. Secondly, Sethe is haunted by the ghostly Beloved, and in a sense, Beloved returns in a traumatizing way as a real event that cannot be symbolized. Again, the end of the novel can be seen as Sethe’s completion of the mourning for the object loss, which also allows her to break free from the past and invest more into the future. As an individual, her spiritual journey also brings hope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entir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1. 引言
作为二十世纪最富盛名的黑人作家之一，托尼·莫里森的创作为美国黑人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莫里森出身于俄亥俄州北部，在哈佛大学与康奈尔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并且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从事写作事业，于1970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在这之后她创作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如《所罗门之歌》《秀拉》《柏油娃》等。《宠儿》是莫里森的第五部小说。小说根据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玛格丽特·加纳是美国内战前的一名被奴役的非裔美国妇女。1856年1月，加纳和她的家人穿越冰冻的俄亥俄河到达辛辛那提，试图逃脱奴役，但他们被美国法警逮捕，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奴隶，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随即她以谋杀罪被起诉，最后被送回南方，两年后去世。小说中，塞丝是一个在逃的奴隶母亲，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遭受为奴的痛苦，塞丝决定杀死自己的女儿，接着她被逮捕。十八年过去后，宠儿变成了鬼魂出没于塞丝一家人的住所，并且赶走了她的两个兄弟，最终还是被塞丝以前的奴隶伙伴保罗·D赶了出去。再后来，宠儿再次出现，变成了一个年轻的少女，她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塞丝，用令人痛苦的问题折磨着她，随即塞丝便处在了身体和精神崩溃的边缘，于是她的家人便向社区求助，并最终以一首招魂曲驱散了宠儿。故事的最后，虽然塞丝没能完全摆脱伤痕，但保罗·D的归来还是为塞丝的生活注入了希望。这部小说巧妙地将内容与形式融合在了一起，运用了被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对过去的关注是莫里森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她认为为了重获未来，就必须要与过去重新建立联系。小说中的塞丝背负着痛苦与伤痕，在过往悲剧的泥淖中止步不前，但为了治愈心中的苦楚，她又不得不面对过去，踏上一条重塑自我的旅程。这也是本文想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精神分析理论可以为塞丝的精神康复之旅提供一种解读方式，而这恰恰也是《宠儿》这本小说的重心。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本文主要关注自我意识、创伤和哀悼的方面。文本可以说是围绕着塞丝以及宠儿的关系展开的，那么对于她们两者关系的探讨就变得尤为重要。首先是精神分析对于自我意识的关注。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说，获得自我意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文本中体现为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主人意识争夺，其中主体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取得自我意识的独立。回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塞丝的弑婴行为标志着她自我意识达到了一次顶峰，这可以被视作是黑奴制度下奴隶想要通过抗争主人获取自由需要付出的惨烈代价。其次是作为鬼魂和不知名少女的宠儿。宠儿在被自己的母亲杀死后变成了鬼魂，侵袭着塞丝。对于塞丝来说，这完全可以被视为一次创伤性事件。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创伤性的事件无法被有效地统筹进象征秩序中，其结果就是无法被象征化的点位会在实在界中返回，齐泽克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活死人”的回归。最后，宠儿对于塞丝的侵袭也可以视作是塞丝精神上的忧郁。弗洛伊德曾在一篇名为《哀悼与忧郁》的文章中区分了哀悼过程和忧郁过程。简而言之，塞丝之所以被逝者所折磨是因为她未能完成哀悼过程，所以一直停留在忧郁状态中。但是，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D等人的帮助下，塞丝逐渐放下了过去，有了拥抱新生活的能力。从塞丝的弑婴出发，到鬼魂的回归，最后到哀悼的完成，沿着这三个维度，我们能够更好地讨论塞丝的精神解放之旅。
2. 弑婴：塞丝的反抗
在本章中，主要探究塞丝自我意识的问题。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中，自我意识主要存在于主体与他者的辩证关系中。主体的存在主要依赖于他者的承认，只有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独立的自我意识才能够成立，否则只能作为不被承认的一方，也就是作为“奴隶”为“主人”所掣肘。奴隶为了不被永远地被固定在奴隶的位置上，只能不断地投入与主人的斗争中，以期获得他者的承认，来确证自身的存在。这种主奴之间的斗争，以及承认功能的辩证性，就是黑格尔和科耶夫所谈到的“主奴辩证法”。拉康沿着精神分析的理论发展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他认为主体针对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他者，而是被他称之为“大他者”的东西，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体所在的文化社会秩序，在这里也就是黑奴制度。在文本中，塞丝与她的奴隶同伴不断地投入对大他者的反抗中，以期确证自身的自我意识，试图摆脱奴隶的身份，在小说的高潮，塞丝的弑婴行为可以被视为这种确证的代价。所以说，塞丝的弑婴行为本质上是为了存在的尊严。那么如何理解以如此血腥的代价换取来的尊严？对于黑格尔来说，动物与人的区别就在于：动物所做的一切都来源于求生本能，为了生存去形成群体，去杀戮，一切动物性的活动都以生存为底线而展开。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类超越了这种动物性的范畴，会为了自己的欲望，名声或者追求去斗争，渴望在与他者的斗争中获得认同，并且甘愿为此冒上生命的风险，这是动物性所不能企及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人的活动超越了动物性的求生本能。在科耶夫对于黑格尔的阐释中，这种为了他者的认可而展开的斗争标定了人性的基础。对此，科耶夫写道：“所有人类的人性的欲望，即产生自我意识和人性现实的欲望，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承认’的欲望的一个功能” [1] 。这也是为什么人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渴望尊严的存在：这里的尊严其实就是来源于与他者斗争中获得的认同，而动物显然不具备获得这种尊严的意识。同样，在主奴辩证法中，这也是争端双方自我意识的交锋。在这场为了尊严的战斗中，胜者成为主人，获得尊严，败者成为奴隶，失去尊严。而这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战争并不会因此画上句号，因为这两种自我意识本质上来说是不对等的，为了尊严的战斗仍将继续，作为能够拥有尊严的人也不可能在和平中产生。对此，科耶夫进一步阐释到：“他们(主人和奴隶)的相遇只能是一场死亡之战。仅仅是经由这场战斗，人性现实才能产生、形成、实现，并向他人和自身显现” [1]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即使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话语的刻意引导，尊严也不该被理解为某种天赋之物，而是某种历史性的产物，它只能在不停的主奴斗争中得以产生。对此，有学者阐释到：“在某种意义上，主奴关系的形成，人得到承认，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开端，只有被承认的人才开始算是人” [2] 。
回到文本，加纳先生治下的奴隶的自我意识和学校老师治下奴隶的自我意识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于这种情况，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谈到过：“双方都是自我意识，相互之间有一个特定关系，即它们通过生死较量来考验自己和对方” [3] 。然而，在前者作为统治者的时候，由于加纳先生相对温和的治理风格，甜蜜之家里的黑奴们的自我意识并没有经历过大的波澜，他们仍然被称之为“甜蜜之家的男人”，而且他们的名字是以“加纳”命名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奴隶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奴隶制的悲惨情况，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正处在一场殊死的搏斗中，仍然被动地接收着自己的身份—由主人所定义的身份；主奴战争中失败者的身份。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奴隶们仍然停留在自然属性层面，所以只能沦为被动角色” [4] 。这种被动地臣服是奴隶制中奴隶主体面临的普遍情况，身在其中的奴隶们大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的处境。加纳治下的奴隶虽然在这份温和的治理之下拥有着最基本的生命权保障，但他们的处境仍然是非人的：他们作为主奴战争中的失败者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他们自身的欲望和意识得不到认同与承认，也就是，从科耶夫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还不能被称之为人。并且，无论加纳先生有多么温和，也改变不了他作为主人以及压迫者的事实。加纳治下的甜蜜之家的和谐氛围反而扼杀了奴隶们积极反抗的可能性。主人与奴隶的斗争以一者的胜出告终，看似温和的场面恰恰是奴隶们失去了确证自我意识机会的证明。
在甜蜜之家看似“甜蜜”的氛围之中，萦绕着奴隶制难以驱散的骇人乌云。这点在学校老师到来之后的来了很好的体现。在学校老师残忍的统治下，奴隶们纷纷有了抵抗的意识，想要逃出甜蜜之家，逃离学校老师残忍的手腕。对于学校老师的到来，塞丝是这么回忆的：“‘学校老师’把我改变了。我成了另外一样东西，不如一只太阳地里坐在木盆上的小鸡崽” [5] 。这种非人的情形在保罗·D身上也有着体现：“在保罗·D力量的巅峰，在他比最高的还高、比最壮的还壮的时候，他们剥夺了他的一切。先是他的枪，然后是他的思想，因为“学校老师”不参考黑人的意见。他把他们提供的建议叫做顶嘴，而且发明了五花八门的矫正方法(他都记在了笔记本里)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5] 在学校老师到来后，在恐惧中的黑奴们才渐渐拥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意识到了自己被剥夺了尊严的存在，于是投身到了这场主奴战争中。在这里，主人强迫奴隶承认自己主人的身份，企图把奴隶们的奴隶意识深深地固定下来。只有在与学校老师这个压迫性的他者遭遇之后，奴隶们才真正地认清了自己的处境。黑格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以及另一个意识，后者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为存在，而是一个为他存在，也就是说，是一个存在的意识，亦即一个具有物性形态的意识” [3] 。前者则是主人意识，而后者是奴隶意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压迫的开始，同时这也是斗争的开始，摆脱奴隶身份的开始必须始于认识到自己是奴隶：奴隶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并且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场事关生死尊严的战斗，没有哪一方可以独善其身。从小说碎片化的叙事中，我们仍然可以捕捉到这场斗争的残影：“他(保罗·D)企图杀死‘学校老师’把他卖给的那个男人，‘白兰地酒’” [5] 。这正是甜蜜之家的男人们奋起反抗，确证自己独立意识的证据。在这种巨大的压迫下，奴隶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同样地，在这种情况下，“奴隶每时每刻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被不断地扬弃、克服，在时间与空间中都被虚无化” [6] 。为了避免彻底的虚无，也就是永远被固定在奴隶意识上，如前文所引，奴隶们开始了自己的反抗，与主人进行斗争，期待改变自己的困境，企图“更换和改变”这场主奴斗争中的双方。
拉康在黑格尔和科耶夫的基础上发展了对于主奴辩证法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认可和承认方面的问题。拉康认为，黑格尔讨论的是“如何得到小他者的承认或认可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大他者的承认或认可” [7] 。简单来说，主体想要得到认可，想象关系中的小他者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象征秩序中的大他者，重点是得到这个第三者的认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拉康并没有把认可的问题简单置于人际关系或主间关系的维度，而是置入了象征秩序的范畴中去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拉康在探讨弗洛伊德的问题时谈到：“人并非完全处于人类之中” [8] 。根据拉康理论的特点，这里的“人类之中”应该理解成小他者之间的想象自我关系。人并非完全处于人类之中意味着主体时刻受到象征秩序中大他者的牵制，如果想要更进一步探讨这场主奴之间的斗争，大他者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回到具体的文本之中，塞丝想要抗争的大他者是什么？显然是黑奴制度。我们应该这样去理解塞丝的抗争：这不是针对具体的哪一个奴隶主(加纳或学校老师)的抗争，而是针对作为大他者的奴隶制度的抗争。塞丝渴望得到的承认是这个大他者的承认，而前文已经探讨过，承认永远是与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主奴战争中的一体两面，所以塞丝抗争的也是这个大他者。一方面，塞丝渴望大他者承认她以及她的子女作为人的尊严，而另一方面，获得尊严就意味着她不能再被当作一个奴隶对待，这也就构成了对于大他者的抗争，因为这是对大他者主人意识的否定。这场对于大他者的抗争，以及对于自身自我意识的确证，在她的弑婴行为中达到了巅峰。塞丝是这么说的：“我不能让那一切都回到从前，我也不能让她或者他们任何一个在‘学校老师’手底下活着。那已经一去不返了” [5] 。由于独立的意识已经崛起，作为奴隶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而获得作为人的尊严的代价则是手刃自己的女儿，不能再让儿女们重回奴隶制的枷锁中，通过这种方式，塞丝向大他者发出了一个信息，渴望得到大他者对于自身尊严的认可，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大他者最为激进的否定。可见，这场斗争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黑格尔的洞见在于发现了主奴战争蕴含的辩证性：主体先要获得他者的承认，自身才会有尊严可谈，而他者对主体的承认其实也是对自身的一次否定，而在这个否定的过程中，新的自我意识得到诞生。随后，通过拉康对于大他者的引入，细化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过，弑婴的行为却成为了塞丝永恒的创伤。
3. 宠儿的回归：塞丝的创伤
精神分析对于创伤的研究从弗洛伊德时期就已经开始，围绕着这个话题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和争端。从弗洛伊德的视角来说，创伤指的是“一系列暴力和突然的事件，能够引起足够强烈的兴奋量，并且使得通常的防御机制失效；创伤作为一个一般准则来说，会使主体受到极大的震颤，导致了精神经济的混乱” [9] 。从这一论述来看，弗洛伊德对于创伤的理解仍然处于经济学的层面：“创伤这个术语只有经济学上的意义” [10]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改造之后，将弗氏对于动力学和经济学的关注转向了语言，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三界概念，但他本人除了零星地提到创伤这个术语外，并没有特别系统地讨论它。这个术语在齐泽克对拉康的阐释中才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表达。对于齐泽克来说，创伤是与无法被象征化的实在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它无法融入符号性现实，因为它似乎打断了“正常”的因果链” [11] 。创伤永远抵制着符号化的尝试，无法被融入进象征秩序当中。对于实在界的这种特性，拉康曾经说到：实在界“是存留于象征化之外的东西” [12] 。因此，我们可以说实在界的创伤性正来源于对它符号化的失败，在象征秩序中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抵达实在。顺着这点走下去，拉康在他的第三期研讨班中谈到：“当某种事物无法被整合进象征秩序，如同在精神病中那样，它便可能以某种幻觉形式而重新返回实在界中” [13] 。而这恰恰是宠儿在文本中被呈现出来的形式。在拉康的语境中，这讲的其实就是弗洛伊德曾经谈过的“被压抑者的回归” [14] 。在齐泽克的意义上，无法被象征化的创伤点位在实在界中的返回被称之为“活死人的回归” [11] 。关于这点，我们发现了一条贯穿于弗洛伊德–拉康–齐泽克的理论线条。宠儿的死亡对于塞丝必然是一个创伤性事件，它的实在性使得它无法被妥善地言说。在文中的这种创伤性是如此体现的：宠儿作为鬼魂回归；这种鬼魂性又体现在文本的叙事层面。宠儿的这种不可言说性使得它作为一个活死人无法被象征化，因此也就成为了塞丝创伤的实在内核。
第一个方面，在宠儿死后，虽然塞丝为她修建了墓碑，然而，死去的宠儿仍然以鬼魂的方式袭扰着这个家庭，仿佛要求着自己象征界的债务需要被还清。这意味着作为象征化过程的葬礼仪式的失败。对于这个现象，齐泽克谈到：
“死人要归来，是因为他们的葬礼出现了问题。死人的归来是一个标志，它意味着，在符号仪式方面，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死人是作为未曾偿还的符号债务的讨债者归来的葬礼仪式就是最纯粹的符号化：通过葬礼礼仪，死者进入了符号传统的文本之中。这等于向他们保证，尽管已经死去，他们将继续活在人们的记忆里。与此不同，活死人的回归处于正常葬礼礼仪的对立面。葬礼礼仪意味着某种和解，意味着对损失的认可；活死人的回归则意味着，他们无法在传统的文本中找到适当的位置” [11] 。
塞丝血腥的弑婴行为显然无法使得宠儿最终得到妥善的安葬。塞丝作为一个母亲，本应该担负起照料子女的责任，而为了对抗奴隶制，宠儿成了奴隶自我意识觉醒需要付出的残酷代价，而这份代价也就成为了象征秩序亏欠宠儿的债务。宠儿的死亡引入了某种颠倒象征秩序的东西，不是让死者永远安息，而是让她自己作为活死人归来，索求母亲的关注与爱，因为这是塞丝“欠”她的：“那期待着爱和寻机讨债的姑娘(宠儿)被炸裂得七零八落” [5] 。一个残破的墓碑无法框住死去的宠儿，所以宠儿只能以一种鬼魂的形式回归，这也说明这时的宠儿是属于实在界的，无法被葬礼仪式符号化为一个真正的死者。尽管肉身已经死亡，但是这种死亡本身的创伤性使得它无法被诸如葬礼等手段在象征界中被符号化。拉康曾经将实在界的创伤性描述为：“某种构成一个坟地的东西去环绕尸体” [15] 。这里的坟地显然就是符号化的葬礼仪式，对应的是宠儿的墓碑。而尸体就是那个无法被妥善安葬的宠儿。这具坟地中的尸体，代指死亡、恐怖、空缺的实体，它因缺席(无法被象征化)对生者产生了创伤性的影响。
另一个方面，从文本碎片化的叙事形式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创伤无法被整合进象征秩序的特点。宠儿死亡的创伤性正是体现在“叙说在事实层面上的混乱，不可靠特征以及不一致性” [16] 。换句话说，正是这种支离破碎的叙事风格体现了宠儿对塞丝造成的绝对创伤。一直到文本的最后，塞丝都无法组织出整洁的话语去系统地回忆这段往事，一些时候，塞丝甚至拒绝去回忆这段往事。因此，小说的结尾写道：“那不是一个可以继续的故事……那不是一个可以重复的故事……这不是一个可以流传的故事……” [5] 。
宠儿的创伤性使得她自身成为了一个无法被象征化的点位，“一场噩梦”，无法被葬礼妥善地安置，无法被放置在正常的文本结构中，她的鬼魂性无时不在袭扰着所有活着的人。而作为母亲的塞丝，面临丧女之痛，必须要学会哀悼，这样才会有拥抱明天的可能性。
4. 对逝者的哀悼：塞丝的康复
在一篇名为《哀悼与忧郁》 [14] 的文章中，弗洛伊德探讨了关于哀悼与忧郁的问题。简单来说，他认为两者都发生在主体丧失了所爱客体之后，并且都享有一些相同的特征：对外界失去兴趣，爱的能力受损，活动被牵制。但不同的是，前者丧失的客体被体验为已经死亡的客体，而后者丧失的客体是爱的客体。所以忧郁状态下体验到的客体丧失并不能等同于哀悼状态下的客体丧失。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来说，一方面，忧郁状态下的丧失客体仍然以某种方式“活”在主体的精神结构中 [9] ；另一方面，对于忧郁状态下的主体来说，由于力比多的自我投注机制，投注在丧失客体身上的力比多会固着在丧失的客体那里，所以主体不光会体会到客体丧失，而且更重要的，也会体会到自我的受损(力比多的投注遵循“跷跷板” [17] 的来回效应，可以理解为主体体验到的实际上是自身一部分自我的丧失)。所以为什么忧郁状态下的主体通常会有更糟糕的体验。而处于哀悼过程中的主体，由于力比多的投注已经不再固着在丧失客体身上，于是自我也就能够与丧失客体安全地分开，因此不会体验到自我的受损。从忧郁状态到哀悼状态的过度因此也被视作是精神修复的关键。主体如果能完成哀悼过程，则意味着自我能以崭新的面貌面对明天。
如上所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从力比多的投注机制去理解宠儿对于塞丝精神的侵蚀。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塞丝的行为和精神活动几乎都是围绕着自己死去的女儿打转的，哪怕有些时候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第一，丧失爱女，尤其还是由自己亲手杀死，使得塞丝的精神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她无法以哀悼的方式处理这份客体丧失；第二，在忧郁症中的客体丧失是无法在意识层面被体验到的。如同前文所述，小说碎片化的叙事和塞丝含混不清的记忆已经说明宠儿不是可以在意识层面被明晰言说的；第三，与哀悼不同，忧郁症主体会体验到自我的受损，这在文本中其实就体现为宠儿的鬼魅般的存在对于塞丝精神的侵蚀，以及塞丝无比地想占有属于实在界的宠儿，就好像是要找回自身丢失的那一部分东西。对于塞丝来说：“她(宠儿)是我的” [5] 。对于宠儿来说亦然：“我是宠儿，她(塞丝)是我的” [5] 。由于力比多的投注机制，丧失客体已经成为了主体自我的一部分：“我们(宠儿与塞丝)能融合了好烫” [5] ，所以塞丝体验到实际上是自身自我的受损，此时，所爱客体还未能与自我相分离，相反，她们“融合”了，主体在此时仍然无法完成哀悼过程，无法将丧失客体体验为已经丧失的。这一点被保罗·D很好地表达了出来：“我只是不明白干吗待在一起。她(宠儿)为什么抓着你(塞丝)不放是明摆着的，可是你为什么也抓着她不放，这个我就搞不懂了” [5] 。丧失客体与主体的自我纠缠着，无时无刻不在潜意识中折磨着忧郁状态下的主体，导致主体无法成功地完成哀悼。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来说，塞丝与宠儿之间的戏码其实只是塞丝自身受到的创伤以及她忧郁状态下的精神机制的一场搬演。
但是，小说还是给了我们一个通向未来的结局。在保罗·D等人的帮助下，塞丝逐渐的放下了过去，逐渐地脱离了忧郁状态，开始了对于宠儿的哀悼。在小说的倒数第二章，在得知宠儿已经离去时，我们可以看到塞丝与保罗·D之间的这种互动：“他俯下身，攥住她的手。他又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脸颊。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塞丝。你才是呢。他有力的手指紧握住她的手指”。 [5] 在这段中，我们得知鬼魅般的宠儿离开了塞丝。这其实也就说明了塞丝的自我与丧失客体分开了，由此也就脱离了忧郁状态，转而进入了哀悼的过程，将丧失客体体验为已经死亡的客体，而不是与自我紧密纠缠的另一部分。此时力比多的投注已经不再封闭与自我之中，这表明塞丝有了建立新的客体关系的能力，这也是精神分析意义上康复的开始。塞丝在保罗·D的引导下开始重视起自己：“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失去了宠儿的塞丝得到了真正宝贵的东西，也就是她自己。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塞丝可以走向一个全新的未来。精神分析是这么描述哀悼的完成：“最终，精神上的改变会使得新的客体关系得以发展” [9] 。这正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未来”，只有抛下那些看似“宝贵”的过去，才能获得真正“宝贵”的自己，由此才有通向未来的可能性。从这点上看，小说的结局对塞丝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5. 结语
顺着精神分析的理论，我们梳理出了一条塞丝的精神变迁史：从一开始在黑奴制度下以血腥的代价获得的作为人的尊严，到作为母亲亏欠宠儿的债务，最后到自己精神的康复；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被创伤困扰，再到脱离忧郁状态。塞丝一步步地从一个饱受摧残的黑奴转变成一个能够面对自己的精神负担并且积极奔向明天的，有尊严的人。塞丝的故事是黑奴制度下的一个缩影，然而作者仍然向这些饱受创伤的人呈现了一个可能的未来：塞丝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确证了自我意识，但自身却留下了刻骨的创伤，但通过一步步的努力，塞丝最终修复了创伤，拥抱了明天。从塞丝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本精神康复之书。如果将塞丝视为十九世纪饱受折磨的黑人群体中的一员，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也展现了这个群体艰苦的精神解放历程以及拥抱明天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