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艾米莉•狄金森是19世纪最负盛名的美国诗人之一，她在隐居花园之后写下了大量生态诗歌。诗人充分意识到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在其生态诗歌中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及对两性关系的思考。本文基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狄金森生态诗歌的反叛精神进行剖析，揭示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思想及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通过文本分析，本文认为：首先，狄金森拒绝成为十九世纪父权社会的牺牲品，选择“回避”女性作为妻子与母亲的刻板印象，主动归隐自然；其次，一反女性与自然被压迫与被剥削的常态，诗人的生态诗歌强调女性从自然中汲取力量，追寻自我价值；再次，诗人在其生态诗歌中大力抨击人类中心主义、强烈谴责代表男权的科技至上，为女性与自然发声，解构男性话语体系。最终，本文得出结论：狄金森生态诗歌的反叛精神对于解决现代环境问题具有深刻意义——只有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二元对立价值观，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Abstract:
Emily Dickinson,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American poets of the 19th century, writes a lot of eco-poems after secluding in her garden. Fully aware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the poetess expresses her reverence for nature as well as independent thinking about gender rela-tions in her eco-poems. Based on ecofeminism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bellious spirit in Dickinson’s eco-poems, revealing her naturalistic consciousness of keep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her ecofeminist idea of opposing male-centrism.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irstly, Dickinson refuses to be a victim of the 19th-century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chooses to “reject” the stereotyped image of women as wives and mothers, and returns to nature on her own initiative; secondly, against the norm of women and nature being oppressed and exploited, Dickinson’s eco-poems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women gain strength from nature and find their self-value; thirdly, in her eco-poems, the poetess fiercely attacks anthropocentrism, strongly condemns the suprema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econstructs male-dominated discourse system with voices from women and nature. And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rebellious spirit in Dickinson’s eco-poems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address modern environmental issues—only by deconstructing the anthropocentric value of dualism, can mankind and nature coexist in harmony and promote their mutual development.
1. 引言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生于19世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莫斯特镇，是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相提并论的最负盛名的美国女性诗人。不同于惠特曼等热心社交、乐于公务的男性作家，狄金森并不认同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女性歧视与环境破坏，成年后选择弃绝社交，将自己封闭在花园之中，以大自然为缪斯进行诗歌创作，以文字表达对女性价值与生态平衡的向往与追求。针对狄金森的生态诗歌，国内外学界大多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诗人对于父权社会的批判，或运用生态女性理论对其自然主题进行解读，但鲜有学者从女性与自然的天然联系出发，探讨狄金森生态诗歌中的反叛精神，剖析诗人的价值观与生态观，进而探索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以“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的出现为标志，由法国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率先提出。奥波妮认为，女性与自然共有的繁衍性与被压迫性造就二者千丝万缕的联系，她极力呼吁“妇女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1] 。以奥波妮为首的生态女性主义倡导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驳斥“人与自然的对立” [1] ，批判人类意图操控自然的行为。基于生态女性主义，本文试图透视狄金森生态诗歌中的自然表象，挖掘女性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深层探究诗人反叛精神的根源——女性汲取自然之力对抗男权社会。
2. “回避”刻板印象
狄金森的反抗源于19世纪英国社会与家庭中父权的绝对地位。当时的新英格兰女性囿于家庭，缺乏自由，无从发展自我 [2] 。狄金森的童年与其他新英格兰女性并无二致。她父亲认为女儿无须识字，但需恪守本分，操持家务，服侍丈夫。父权的精神枷锁导致狄金森沮丧痛苦，她无处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不甘于就此过完毫无价值的一生。诗人苦闷压抑的心情与对文字艺术的憧憬在1851年7月6日她写给兄长的信中可见一斑：“父亲说你的信比莎士比亚的还要好，他会把它们出版，放在我们的图书馆里” [3] 。狄金森对兄长的羡慕转化为对自我的嗟叹：“无论她如何发展自己的艺术，她都不会得到像她哥哥那样的鼓励” [3] 。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与彻底否定迫使诗人“离经叛道”，抗拒承担女性嫁人侍夫的“应尽义务”与刻板印象。
19世纪40年代，美国出现以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为首的超验主义派，他们强调人的价值，反对权威，主张个性解放，冲破神学与外来教条的束缚 [4] 。这对当时的美国作家产生极大影响，大批反思社会矛盾、思考人类处境与命运的作家及作品骈兴错出。在此背景下，狄金森虽然身处小屋，但她的思想已然飞扬，逐渐显现的灵魂独特性与横溢的写作才华使得诗人选择投身于写作事业，冲击并挑战女性在心理与生理上潜移默化的被压迫地位。狄金森在书信中发出了愤怒的反抗声音：“如果妻子是我的权利，成为诗人可否成为我的权利？获得家庭却失去灵魂，这有什么好处呢？” [3] 。与此同时，决意反叛女性归属的狄金森发现自己对拥有权力强大男性形象的向往，如父亲、丈夫、法官、将军、编辑、牧师、以及上帝。对权力与地位的渴盼驱使这位非传统女性在世人的阻挠与鄙夷中开始诗歌创作 [5] 。从此，狄金森将生命托付于诗歌，致力于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看待世界，期待以文学创作实现自我价值。同时，由于受超验主义的影响，狄金森逐步形成平等博爱的自然观。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尊崇自然的客观规律，善待自然中的所有物种。诗人的生态观在其诗歌中得到充分体现——人类应当秉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的态度 [5] 。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离自由》(1941)中指出：“虽然个体化的过程是自动进行的，但由于许多个人和社会原因，自我的成长受到阻碍，这两种趋势之间的差距产生了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和无力感” [6] 。十九世纪的美国女性受限于家庭，与孤独为伴，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受到男性的压迫，作为人的价值也同样遭受社会的无情践踏。弗洛姆认为，这种孤独与恐惧会导致称之为“回避”(reject)的心理机制的形成，即为了克服孤独感与恐惧感而选择避世 [6] 。在追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中，狄金森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社会与家庭的阻碍。为了克服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恐惧、追求充分的个人自由，诗人背弃固有生活，选择“回避”传统社会，回归宁静和谐的自然世界 [5] 。在与世隔绝的花园中，狄金森近距离观察自然、贴近自然，依主观想法进行诗歌创作。由于抛弃了父权社会的习俗惯例，诗人将自身置于一种自由纯粹的超验状态，以内心直觉感受世界与追求真理。狄金森对自然的主动选择不仅反映她对父权制度的极度失望与积极反抗，更凸显了与女性有着天然亲密联系的自然赋予她的庞大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狄金森在美国文学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中，“孤独”书写清新真切的生态诗歌，成为二十世纪现代诗歌的先驱之一。诚如弗洛姆所言，社会需要有创造力的个人，文化需要高度发展与独立的自我 [6] 。毫无疑问，狄金森正是一位极富创造力与独立性的个人，回归自然的她泼墨为诗，文字之间尽显生之玄妙与死之奥义，不失为美国诗史上最为隽永的存在。
3. 汲取自然之力
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的核心观点是以自然为中心，即自然万物皆为平等，其生存、发展与消亡的目的不以人类需求而转移 [4] 。诚如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所言，“大自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感官的把握，它不是科学所能穷尽的，大自然的价值永远不能从属于人类的精神价值” [7] 。在工业文明与消费主义飞速发展的十九世纪，美国自然环境面临现代技术的严重威胁，土地被开发利用，森林被滥砍滥伐，动植物流离失所。在此语境下，狄金森以遗世独立的花园为灵魂净土，以动植物为力量源泉，以文字凸显自然与女性的价值。
在维多利亚时期诗歌中，玫瑰作为最常见的意象，往往代表爱情的甜蜜与浪漫。然而，狄金森笔下的玫瑰却冲破传统认知，维系自然与女性的亲密联系，在无人欣赏的父权社会中绚烂绽放：Nobody knows this little rose—/It might a pilgrim be/Did I not take it from the ways/And lift it up to thee./Only a bee will miss it—/Only a butterfly,/Hastening from far journey—/On its breast to lie—/Only a bird will wonder—/Only a breeze will sigh—/Ah little rose—how easy/For such as thee to die! [8] 。显然，诗人将这朵不起眼的玫瑰(little rose)视为自身,纤细脆弱的女性与娇柔美丽的玫瑰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均处于弱势地位，极易遭到伤害与摧残(how easy/For such as thee to die) [9] 。然而，正如奥波尼所言，自然有容乃大，拥有与自然相似气质的女性也是宽容的、柔和的，可以像大自然一样包容所有美好 [4] 。即便男性当权的二元社会中，植物与女性都易于夭折，善良的诗人却与柔美的玫瑰惺惺相惜，视其为知己，认为玫瑰之美只有女性、蜜蜂、蝴蝶、鸟类与清风才懂得欣赏。值得注意的是，此诗使用虚拟语气“Did I not take it from the ways”，这意味着玫瑰不仅获得女性的救助，也得到自然中其他生物与非生物的怜惜与爱慕，在摆脱所谓的传统约束(the ways)之后，成为一名受人景仰的朝圣者(pilgrim)。此诗中，玫瑰即女性，女性即玫瑰。汲取自然万物能量之后的玫瑰和女性，不再是脆弱易逝、无人知晓的被压迫者，反之，成为令人尊敬、值得依赖的强者。
此外，狄金森生态诗歌中的动物形象也体现了诗人对男权社会的反叛精神。在男性主宰的大众文学中，蛇、蜘蛛与苍蝇等动物常被视作文明世界底层生物，象征着丑陋与污秽。然而，在狄金森眼中，它们与所有能达到诗歌文学顶峰的主题一样，甚至可以成为比人类本身更伟大的赞美对象 [9] 。例如，下面这首关于死亡的诗歌中诗人写到：I heard a fly buzz—when I died—/The stillness round my form/Was like the stillness in the air—/Between the heaves of storm—/The eyes beside had wrung them dry—/And breaths were gathering sure/For that last onset, when the king/Be witnessed in his power [8] 。按基督教教义，人类死后将由上帝这一至高无上的男性引导进入天堂 [3] 。但在狄金森的想象中，她的人生终结之际却将由苍蝇见证，这一反世人对苍蝇的敌意与不屑。诗人大胆地将苍蝇比喻为国王(the king)，赞美苍蝇分解、腐蚀尸体的力量(the power)，并感叹苍蝇在人往生之后带来新的生命轮回(breaths were gathering sure/For that last onset)。此处，苍蝇作为自然的代表，其声音与力量向以上帝为代表的男性力量发出抨击与挑战。如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言，能量在宇宙万物中不停流动，死亡与腐烂将能量传回土壤，完成能量的循环 [10] 。狄金森作为一名十九世纪的女性，能够如此平等地看待苍蝇等“低档”生物，能够如此平淡地(stillness)对待死亡与重生，这与她汲取大自然的力量、参透宇宙的规律不无关系。
生态中心主义视角下的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机体(holistic organism)，其中女性、男性、动植物及其它物种皆拥有平等的内在价值(immanence value) [1] 。所有生命形式对地球生物圈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 [11] 。虽然狄金森在世期间生态理论尚未萌芽，但从诗人对于玫瑰、苍蝇的平等态度，以及诗人眼中这些生物所散发的光彩与力量，都能看出狄金森超前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整体观。为“微不足道”的生物发声与讴歌，狄金森不同寻常的“反崇高主题”是她对于传统男性“崇高自我”的另一种挑战 [4] 。在诗人的世界中，女性与自然不再是男权社会中被忽视与被压迫的对象，与之相反，狄金森通过文字汲取自然之力，用她的生态诗歌昭告世人，自然万物自有生存之道，人类绝非自然的主宰，只有当人类真正认识自然，意识到自然的存在价值，才能平等看待女性与自然，世界才能和谐平等 [4] 。
4. 解构男性话语体系
随着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狄金森生活的十九世纪，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日新月异、工商业蓬勃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科技进步以肆意掠夺自然为代价的时代。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度的物质与技术崇拜，以及男性在工业化生产劳动中创造的男性权力话语体系 [4] 。这种话语体系是人类中心思想的衍生物，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运用科学技术为己服务，并将生产力置于最高地位。在这种财富与科技至上的语境下，被他者化的女性与被边缘化的自然均处于被统治、被支配、被剥削、被贬抑的地位。然而，从现代生态女性观念来看，这种男性价值附加的科技发展正是西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标志，所谓的技术至上只是为贬低与强奸自然与女性寻找合理性 [1] 。
虽未曾听闻“生态女性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等术语，热爱自然的狄金森对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尤其是科学对自然的改造深感痛心：Arcturus is his other name—/I’d rather call him “Star”./It’s very mean of Science/To go and interfere!/I slew a worm the other day—/A “Savant” passing by/Murmured “Resurgam”—“Centipede”!/Oh Lord—how frail are we [8] 。此诗中，狄金森对科学的厌恶与不满溢于言表。在她看来，在科学的威慑之下，自然不再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而是被他者化的研究对象。诗人借叙述者“我”之口直接说出“科学极为卑鄙”(very mean)，并且从女性的独特观察视角抨击科学强行干涉各类物种命名的行为，比如，天文学将星星称为“大角”(Arcturus)，而“arcturus”原义为“观察熊的人” [12] ；科学家还将缓缓经过的“蜈蚣”(Centipede)称为喃喃自语“我将起来”(Murmured “Resurgam”)的“天才白痴”(savant)。诗人气愤地喊出“这是‘蜈蚣’(Centipede)！”。从狄金森的愤慨呼吁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代表无上男权的科学无限厌憎，尤其对人类藐视自然、强加干涉(go and interfere)其他物种的行径表示强烈谴责。通过揭露科学仅以满足人类自身需求为中心的本质，诗人颠覆伟岸、支配、英雄的传统男性形象，质问象征男权的科技之力，挑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创造以生态女性主义为根基的新兴文学经典。
同时，狄金森把自然比作女性，谱写自然的母性之歌，对蔑视与扼杀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严厉批判：To any happy Flower, /The Frost beheads it at its play—/In accidental power—/The blonde Assassin passes on—/The Sun proceeds unmoved/To measure off another Day—/For an approving God [8] 。诗人将任意摧毁自然的人类比作霜(frost)这位“杀手”(Assassin)，扼杀所有快乐的花朵，而后扬长而去。天真愉快的花朵无疑是自然与女性的化身，但霜却连这一点小小的快乐也要剥夺，对其随意(accidental power)大下杀手(beheads it as its play)。眼见花儿被无情残害，太阳与上帝竟或无动于衷(unmoved)，或欣然许可(approving)。一生创作无数的狄金森在世之时只有区区几首诗歌得以发表，这其中霜–世俗对于女性诗人的偏见、太阳–男权对女性群体的打压、上帝–宗教对女性信徒的排斥不失为根本原因。此诗中，狄金森将父权社会对女性与自然的不公与压迫揭露得淋漓尽致，这种维护女性与自然的声音显然极具震撼力，可谓对至高无上的男权进行了根本性颠覆，成为狄金森在父权社会中自救与反抗的独特方式。
狄金森以文字对男权社会进行尖锐讽刺，这充分传达了诗人对男性中心主义深恶痛绝的态度。诗人在生态诗歌中对女性发展空间的探索与为自然万物代言的呼吁，反映了诗人坚决反抗女性与自然被贬低、被压迫的决心。诗人率先挑战男性权威，以独特的生活方式隐居于自然之中，洒脱游离于婚姻羁绊之外，决绝迈出父权制下桎梏女儿、妻子、母亲的囚笼。狄金森从生态女性视角出发，冷静地审视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并力图以诗歌的形式为女性与自然发声，独树一帜地对父权社会与男性中心主义进行具划时代意义的颠覆和反叛，解构父权话语体系，超前地向世人展示自然与女性的力量，实现自然与女性“主体性”的目标。
5. 结论
面临父权社会的压迫与不公，艾米莉·狄金森选择回避女性刻板印象，汲取自然万物之力，解构男性话语体系。其生态诗歌中的反叛精神超越时代界限，充分体现了诗人对女性价值的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艾米莉·狄金森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以平等、欣赏的目光看待自然，通过回归自然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在诗歌中呼吁读者反思两性关系和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达到解放女性与保护环境的目的。基于此，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可以通过解读狄金森生态诗歌的反叛精神，寻求解决现代环境问题的答案：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实质上却是现代人价值观的危机。在强调人类中心地位的同时，人类也在破坏与摧毁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的种种行为必然遭到自然的反噬。因此，只有不遗余力地健全生态意识、建设生态文明、建构生态文化，才能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二元对立，化解生态危机。同时，狄金森的生态诗歌也告诫世人，在物欲横流、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需要从自然中汲取力量，敢于挑战权威，保持独立思考，塑造自我价值。
综上，艾米莉·狄金森的生态诗歌有助于“唤醒人性，实现个人的、社会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转变的最高目标” [13] 。狄金森生态诗歌中的反叛精神，无疑为化解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与二元对立提供了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