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公元14世纪的时候，英国的乔叟(1343~1400)和中国的王实甫(1260~1336)，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作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塑造的巴斯妇以及《西厢记》所塑造的崔莺莺这样的女性角色中，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体现在同一时期中西两位作家对女性主义意识在中西历史上的萌芽和发展的敏感捕捉。他们在女性角色创作中，将女性主义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以及中西文化差异、个体经验差异所致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微观上建构上的差异一一展现出来。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巴斯妇和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的萌芽离不开世界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微观的层面看，她们个案的差异拓展了女性主义意识在个体成长方面的不同路径。
2. 巴斯妇与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
巴斯妇与崔莺莺独立意识的形成，可以分成外在的社会原因，例如社会背景、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以及内在的性格原因，因为性格是在其成长和所处环境中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特征。商品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变化和封建观念的瓦解是崔莺莺和巴斯妇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共同客观原因，而有胆有识，敢于与封建势力做斗争的不屈性格是巴斯妇和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相似内在原因。《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西厢记》都出版于14世纪。当时，西方和东方都在经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2.1. 巴斯妇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
中世纪的西方，随着国内外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资产阶级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新思想，特别是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开始怀疑打着上帝旗号的观点，抵制束缚她们的封建教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立思考。比起上帝，他们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创作的巴斯妇就是其中之一。她没有让自己余生的幸福陪着丈夫走向坟墓。相反，她注重自己的感受，关注自己的需求，敢于追求个人幸福。对她来说，婚姻只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和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并不是她自己满足的终点。当有人拿神的教义，指责她五次不结婚。她说，既然上帝命令女人保持贞操，那就意味着禁止她结婚。但如若不播种，处女该如何得生？ [1] 而14世纪的英国，封建观念仍旧约束、压迫着妇女，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末期，还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贵族地主阶级借助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要求女子像圣徒一般，自守惟谨，身心贞洁，谦和节制，贤淑娴静。西方基督教不允许女性丧夫后再嫁，限制了女性的婚姻自由。为了寻求婚姻的自由和幸福，巴斯妇开始反抗来自社会的压迫。
2.2. 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
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朝，虽以唐代作为故事的时代背景，但其实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镜像反映。元朝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将人分为四等，汉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汉族中的名门望族对于封建礼教思想非常推崇，结婚讲究“门当户对”，使得结婚成为了两个家族权力结合的重要方式，带有浓烈的政治意味，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家族联姻面前不值一提。因此，崔莺莺较早就被父亲许配给了郑尚书之子，尽管内心很无奈，但也滋生出了反抗心理，不愿意为了家族利益牺牲自己的幸福。
自从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就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女性可以走出闺房步入社会。宋元的市井妇女也可以直接参与到生产劳动之中，甚至还能够掌握一定的经营权，享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女性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也对女性的性格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宋元小说话本在塑造女性人物时，大多会将其定位于社会中下层，这些女性的性情与传统官宦女子存在较大区别，大多热情奔放。另外，宋元两代开放的城市形态，也进一步淡化了人们心中的门阀观念。而且在唐代，不管女子是否出嫁，都是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
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也有她自身的内在因素。尽管表面是一个温柔，羞怯的大家闺秀，但她的内心实则勇敢，坚定，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渴望和执着的追求。尽管其出生于名门望族，但封建礼教对其思想与行为造成了极大禁锢，父母也希望将她培养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极大压抑了其对理想、自由与爱情的追求欲望。直到遇见张生后，崔莺莺的天性才被重新激发，正如“临去秋波那一转” [2] 所描述的，崔莺莺人性开始复苏。
3. 巴斯妇与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表现方式
3.1. 巴斯妇——大胆、直接、理性又果敢
巴斯妇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她的穿着、言语和行为上。14世纪的英国，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传统结构根深蒂固，中世纪的妇女长期受到封建观念的束缚和阻碍。处于这样时代的巴斯妇却独具一格，处处都显得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妇女不一样。无论是穿着、语言还是行为，都无不让人清晰地意识到她是一个与其他女性完全不同的独立个体。首先，在穿着上，巴斯妇“在礼拜天所戴的头帕起来倒有十磅重……脚上的袜子是鲜红色……一脸傲态，皮肤洁净红润……她在这一天的装束是：头戴的帽子有盾牌那么大，穿一条短的骑裙，脚上一双尖头马刺。” [3] 她与众不同的大胆的穿着足够从表面显示出她思想上的开放。正因为巴斯妇本人思想上的开放独立，所以才没有从最容易展现给别人看到上的穿着被当时主流文化所同化。其次，在语言上，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也处处讲道理，从自己的角度来证明自己所有行为的合理性。巴斯妇前后一共结过五次婚，但她并没有以此为羞。相反，她举出所罗门的例子为自己辩护。她认为所罗门有“那样多的妻妾”，而且“和每个妻妾在新婚之夜，都有过无限的快乐”，那么，她为什么就不可以一再婚嫁，争取自己的幸福呢？她还质疑《圣经》，说耶稣在井边责备撒玛利妇人再婚没有道理，既然《圣经》上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的婚姻次数，“人们又何必要诟骂这件事呢”？她还以“学府进得越多，学问越完善” [3] 来类比婚姻，自誉自己已经是婚姻专家，再有第六次婚姻也无妨。最后，在实际的行为上，面对着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压迫，她仍旧用着自己的方式来抗争着一切。巴斯妇前后一共结了五次婚，而和第五任丈夫的故事是其中主要的故事。巴斯妇的第五任丈夫希望用所谓女性有着各种恶的说教来使她臣服，可巴斯妇并不听规劝。她自觉男子的恶行也并不比女子少，所以烧了他的书。在面对着丈夫的打骂时，她并没有忍气吞声而是不甘示弱地打了回去。甚至在最后运用巧妙的智慧获得了家庭的主权，获得了自己对丈夫的掌控权。这些都是巴斯妇在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人格时，用自己的方式——无论是大胆的穿着还是不羁的语言和离经叛道的行为，来对男性掌控女性而进行的一系列抗争。
3.2. 崔莺莺——隐蔽而曲折
崔莺莺的性格体现出“口是心非”的特点，在对自由与爱情的追求上，其心理既矛盾又复杂。崔莺莺出生于名门望族，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养成了其温柔而内敛的性格，其与张生的交往受到了“发乎情止乎礼”的约束。家庭教育和贵族身份决定了崔莺莺在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时候，不能不产生一些疑虑与顾忌，从而不断加深她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闷。同时由于家庭防范的严密，一个少女在封建社会轻易向人表示爱情时可能遇到的风险使她不得不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这是她性格中深沉、谨慎的一面。在爱情上，崔莺莺在面对爱情时的表现，既体现了平常女子的娇羞，又体现了大家闺秀的礼仪。当收到张生写的“小纸条”时，她心里又惊又喜，以及在红娘面前假装骂张生等行为，都体现出了她的既想爱又不敢爱的矛盾心理，封建礼教对她仍然具有束缚作用，从侧面表现了其反封建礼教的艰难历程。但是，人性最终还是战胜封建礼教。崔莺莺充分遵从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不考虑是否门当户对，也不管张生是否具有政治地位，她都依然深爱着张生，愿意陪他度过余生，以至于在后来，她甚至把自己都献给了张生。由此不难看出，崔莺莺对张生的不离不弃、用情之深，既不愿意嫁于郑恒，也不愿遵从封建礼教的安排。
一方面，她采取抗争与联合相结合的方式来化解与母亲的矛盾，这折射出女性智慧的光辉，用智慧化解矛盾也是崔莺莺与巴斯妇斗争方式的突出共同点之一。若说巴斯妇的智慧体现在言语上，那崔莺莺的智慧便更加体现在行动上。起初，对于母亲包办婚姻，崔莺莺内向抗拒，却有苦难言，只能选择顺从。后来，她与张生一见倾心，母亲的阻碍却使她饱尝相思之苦。自此叛逆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她心中疯狂滋长。在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崔莺莺深知要想改变母亲的想法是难上加难，面对母亲的反对，她采取了既抗争又团结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幸福。崔莺莺明面上避免与母亲产生直接、正面的冲突，却巧妙地暗中创造机会、制造条件与母亲进行抗争。在赖婚的故事中，张生吓退贼寇，老夫人本应按约定将崔莺莺许配给张生为妻，事成却反悔使二人结成兄妹。面对母亲的失言，崔莺莺明面上顺着夫人，与张生保持兄妹之礼，暗中却敢于战胜传统的禁忌，邀约张生于夜深人静之时，夜中私会，一夜温情。事后，崔莺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来避免事情败露，而是任凭消息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老夫人虽恼羞成怒，但木已成舟，最终答应了把崔莺莺许配给张生为妻 [4] 。
另一方面，她还巧妙利用红娘这个同样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关键人物来帮助自己争取婚姻幸福。在《西厢记》中，红娘是剧情的关键推动者，崔莺莺不仅利用红娘作为自己与张生之间的传信人，又通过红娘从中劝说老夫人改变观点，支持自己的婚姻。崔莺莺让红娘隐瞒她与张生私下约会相爱的事。红娘作为中间人让老夫人意识到崔张二人的结合实际是由老夫人的悔婚造成的，巧妙地将责任推脱给老夫人。然后，红娘又劝告老夫人，悔婚的决定属于背信弃义的表现。还说如果将张生送至官府，一来官司会打输，二来传出去也会有损家门威严；并且张生是“文章魁首”，崔莺莺是“仕女班头”，天生一对。老夫人是封建家庭中的实际统治者，红娘这一番利害分明的言语狠狠抓住了老夫人的软肋，迫使她不得不答应将崔莺莺许配给张生。
4. 巴斯妇与崔莺莺的女性主义意识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与局限性
4.1. 巴斯妇的积极影响及其局限性
巴斯妇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的抗争主要体现在她在面对婚姻时的一个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她没有像传统那样臣服于丈夫的权威，听从于丈夫的意志和命令，从而为丈夫所服务。相反，她争取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主权。巴斯妇的丈夫给巴斯妇“传经讲道”，试图用圣经中的故事来说明女子的恶，以便让巴斯妇变成一个传统的，依附于丈夫意志而存在的女性，但是，巴斯妇根本不听规劝，在她看来，这全是泼在妇女身上的脏水，所以她撕了他的书。而她的丈夫因为她撕书就对她拳打脚踢。面对丈夫的施暴，巴斯妇并没有害怕，也没有退让，而是选择狠狠地打了回去，甚至还让其丈夫感到心服口服，主动地将一切给了她。自此，她获得了婚姻中的幸福。因为巴斯妇自身带有的女性主义的色彩，才让她做出种种和当时社会意识相背离的行为，但正是这种抗争，才让巴斯妇获得了婚姻选择上的自由——是否与对方结婚，是否能够勇敢追求个人的幸福，这也让巴斯妇获得了婚姻中的幸福，即掌握家庭中的主权。
巴斯妇女性主义的抗争是一种对当时婚姻观的有力批判，更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抨击和批评，而她的故事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还暗示了在当时的社会新的文艺复兴浪潮已经涌动，宗教蒙昧主义再也无法抹杀人们渴望解放，追求幸福现世人生的美好愿望。
在巴斯妇的故事中，乔叟虽然反对贞节观念，主张妻权高于夫权，鼓励广大妇女应该主动追求个人的幸福。但是，这种在当时先进的女性解放思想其实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乔叟注意到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妇女权利的问题，也并没有注意到女性在政治经济上不平等的事实。
4.2. 崔莺莺的积极影响及其局限性
在《西厢记》故事的结尾，崔莺莺与张生最终冲破封建束缚，获得了婚姻幸福与自由。她们二人圆满的爱情结局象征着对崔莺莺女性意识觉醒的肯定和女性主义抗争的胜利，有其进步意义。首先，她的“离经叛道”冲击了当时男权社会长辈“包办婚姻”和“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主流思潮，挑战“男为重，女为轻”思想；打破了以往程朱理学宣扬的女性的老旧思想观念，促进了女性被包办婚姻的思想解放，为女性追求平等、自由，崇尚自由恋爱奠定了基础。其次，《西厢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对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热情歌颂受到了当时保守封建礼教压迫的青年的喜爱，深刻影响到了后来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牡丹亭》、《红楼梦》都积极继承和发扬了它的反封建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崔莺莺女性主义斗争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崔莺莺在女性主义抗争中的犹豫、顾虑和矜持反映了女性斗争过程中的无奈与艰辛。一方面，崔莺莺是相国千金，从小就接受三从四德的家教，难以像巴斯妇一样摆脱大家闺秀的矜持，况且与郑恒早有婚姻。再者老相国刚去，崔莺莺又处于服丧期，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崔莺莺面对张生的追求不敢做出明确的回应，只能通过红娘，晦涩曲折地进行。再者，崔莺莺的女性意识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崔莺莺遇到的矛盾大多留给红娘和张生去处理，另外自张生上京，杳无音信，崔莺莺“神思难安，腰肢损受” [4] ，这说明崔莺莺的女性自我意识退却，她的人生价值依附到了男性身上。一方面，崔莺莺在女性意识觉醒中不断受到“母权主义”的压迫，老夫人虽同为女性却是男性社会的代表，她不仅逼迫崔莺莺遵从父亲定下的婚姻，还用门第观念束缚女儿追求婚姻幸福。崔莺莺虽使红娘做“传信人”，但一开始却并不信任她，不敢向她表露自己对张生的心意。在第三本，第二折“闹简”中她表面上她让红娘传话给张生：“红娘，你将去对他说，小姐遣看先生，乃兄妹之礼，非有他意。” [4] 实际上，小姐骂张生是假，书中之意却是情意绵绵，约张生夜中私会。这也反映出了崔莺莺在女性主义抗争中并不信任而且反复试探红娘。崔莺莺，夫人与红娘虽然同为女性，但彼此都不能相互信任，甚至互相对抗、互相猜忌，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女性主义斗争的艰难。
5. 结语
《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西厢记》都产生于中同一时期，尽管这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性格迥异，但无论是渴求挣脱封建社会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的崔莺莺，还是胆大泼辣、敢于挑战权威的巴斯妇，在面对压迫时，她们都没有默默忍受，而是选择了抗争。相似的时代背景，同样不屈的反叛精神和追求爱与自由共同的愿望促使了她们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而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她们抗争的方式大相径庭：前者粗暴直接，在不断斗争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后者的斗争过程委婉曲折，不敢直接同封建大家长对抗。由此可见，西方文化哺育下的西方女性注重自由与个性发展，敢于表达个体内心诉求；东方文化浸润下的东方女性受群体意识影响，在各方面倾向于忍受压力和迎合外界。但无论如何，乔叟和王实甫，作为男性作家，他们在各自创作的时候敏感地捕捉到了同一时期，不同文化下的中西方女性的内心诉求，在文学史上为女性发出了渴望自由和平等的声音。
基金项目
江汉大学2021年度学生科研一般项目“巴斯妇与崔莺莺女性主义思想对比研究”(2021yb271)。
武汉市教育局教学研究课题“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共同体研究”阶段性成果(202107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