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启蒙时期以来，身份认同就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我的核心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包含对主体的关注，认为自我的思想是认识自我的核心；康德在此基础上对自我进行补充，坚信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克服自我存在中的依附状态；黑格尔则将身份认同看作是自我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而只有在绝对精神的状态下两者才能合二为一，达到洞悉万象的境界。19世纪以后，社会学的异军突起使得社会影响成为身份认同的研究重心，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Henry Tajfel)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 [1] 。社会身份认同将自我与社会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关注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不仅强调个人生长环境、种族与文化、权力与历史等社会因素对自我的塑造力量，同时认为自我在社会认同过程中能逐渐明确社会定位，从而帮助自我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寻找群体归属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更是将身份认同与现代性问题并置，揭示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对自我身份认同带来的危机，“重新发现自我”成为现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作为乔治·艾略特小说创作生涯中的唯一一部历史小说，《罗慕拉》标志着艾略特文学思想与理念的转变，她不再以英国传统乡村生活为创作背景，转而将视野聚焦于15世纪末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反思个体在古典主义、宗教主义及利己主义共存的现代社会雏形中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尽管评论界对《罗慕拉》的看法褒贬不一，小说中对身处历史变革洪流中人物身份发展变化的刻画与身份困境的描写，使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表示“宏大的创作与更加高尚的道德关怀使一切缺点都应被原谅” [2] 。本文以小说同名女主人公罗慕拉的身份寻找为切入点，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罗慕拉的两次出走与回归，探索小说女主人公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自身身份与社会地位，反思艾略特对步入现代世界后，人们在失去传统精神依托的背景下该如何定位自身身份等问题的探讨。
2. 出走：旧身份断裂后产生的身份焦虑
身份源引自于心理学范畴，指“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3] ，包括创造一个人自我意识的记忆、经历、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这种所有的个体对自身的认识，除性别，民族，国籍等与生俱来的基础设置之外，“他者”形象也是影响个体塑造自我的重要因素。个人通过血缘、婚姻等社会基础关系确立对“他者”形象的认识，实现对自身身份的基本定位，这种形成于个体早期的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人们针对给定的他人及客观世界的调配模式，而且是在感情上对外在世界这一现实的接受” [4] 。换言之，个体最初形成的自身意识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并不来源于自身经验，而通常是依附于他人之上的，这种观念即不完整也不具体，无法帮助个人建立稳定的身份认知。
出生于佛罗伦萨古老且根系深远的巴尔迪家族，罗慕拉深受父亲巴尔多对古典主义的痴狂追随的影响，他要通过“照耀许多世纪的思想之光”，“许多国家的生命之光”等伟人思想洗涤罗慕拉作为女性漂移不定的轻浮特质，他的儿子已经被盲目的基督信仰带走，抛弃了他要为后代人们学习往昔崇高成果提供明灯的愿望，而随着年事渐高这宏大的理想只能交给自己的女儿。因此，罗慕拉必须要具备如男子一样广泛的智慧与坚韧的力量，以至于不会因为学问道路的艰辛与崎岖而过早放弃。巴尔多的替代教育使罗慕拉确立了自己最初的“他者”身份，要成为能代替兄长完成父亲愿望的女儿，这是她的责任，并要求她博学广识，沉静克制，以克服父亲口中女性天生的性格缺陷，这种狭隘的身份认知让她成为“对父亲书籍之外的世界仍然处在单纯及无知状态的少女” [5] ，无法分辨他人话语中的真伪，便轻易落入丈夫蒂托的圈套。婚后，罗慕拉开启了第二重“他者”身份，她要成为丈夫蒂托温柔体贴的妻子，幻想自己与丈夫会过上外人都羡慕的家庭生活。除此之外，罗慕拉认为蒂托的希腊学者身份弥补了父亲失去儿子的遗憾，他能像罗慕拉一样守在父亲身边，与父亲一起守护神圣的智慧。对婚姻与丈夫模糊的信任使罗慕拉将自己继续封锁在家庭环境之中，服从于作为女儿和妻子双重“他者”身份形象，没有任何自我意识。
正是这种对纯粹关系预设了信任机制，使得罗慕拉在失去作为女儿与妻子的旧身份后产生身份焦虑，最终导致她的第一次出走。吉登斯在其书籍《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表示，个体在建立信任时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他将“信任”与“风险”并置。由于个体早期仅仅通过与亲属确立的信任关系来设置保护壳，增强本体安全感，使得这种附加在他人身上的信任随时存在难以避免的威胁，有极大的风险性。一旦因为某些偶然事件造成信任危机，“便会使他们的意志变得麻痹，或者，他们会产生一种被吞噬的感觉” [4] ，焦虑自然而然伴随着产生。
巴尔多去世之后，蒂托便抛弃了要帮助岳父完成对古籍整理的承诺，在罗慕拉不知情的情况下变卖了巴尔多一生的心血，跻身于佛罗伦萨各政治党派中间，完全被利己主义思想侵蚀，所有妨碍他享受舒服的事情都是负担，必须毫不犹豫的铲除。蒂托的背叛，不仅打碎了罗慕拉对爱情与真诚的幻想，也使她失去履行自己对父亲遗愿的责任。与蒂托婚姻关系的破裂是罗慕拉妻子身份丧失的标志，而无法完成父亲的遗愿又使罗慕拉在亲属关系基础上建立的女儿身份出现危机，罗慕拉陷入了对主体认知的困惑，旧身份的不断断裂让她失去了通过他者构建自身的桥梁，产生对身份认同的焦虑。罗慕拉摘下婚戒，“隔断一条不再代表爱情的外部纽带”，穿上修道院女人的服装，不在遵循“父亲斯多葛哲学的严格规定”，抛弃一切用来表示个体固定身份的外在标志后选择出走。她已经无法维持自己作为“妻子”和“女儿”这两个身份的存在，并对过去的一切行为产生怀疑，情感无处寄托，因此只能选择离开塑造自己旧身份的空间，通过时空隔离来缓解对自身身份的焦虑。
罗慕拉第二次出走，是对自己选择的基督信仰产生新的绝望，再一次踏上自身身份寻找的漂泊之旅。经历第一次身份崩塌后，罗慕拉在出走的途中遇见了传教士萨伏纳罗拉，并深受这位作为佛罗伦萨精神英雄的教导的感动，她从教士的话语中获得新的信仰与情感，把这种新的基督信仰看成自己旅途中的牢固绳索，让她的脚步可以坚实的踩在地面上。旧身份被拆解后罗慕拉失去生活的全部动机，丧失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感，这种内心无序状态迫使她急于抓住点什么，“否则只好孤苦伶仃，什么也不相信的站在原地，那里没有道路，不得不成为无能为力和死亡的俘虏” [5] 。因此，罗慕拉基于萨伏那洛拉修士宣扬的基督信仰，在回归后致力于佛罗伦萨的公共事业中，成为修士预言中幻想的追随者。然而，这种被罗慕拉称赞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到头来不过是为了能复兴教会，革新世界的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加强他在佛罗伦萨的地位。
罗慕拉彻底陷入痛苦之中，自我存在中“一切强烈的感情纽带都已经断裂”，从家庭到婚姻到信仰，她所建立的信任下都隐藏着不同的个人利益，在痛苦中她再一次逃离佛罗伦萨，“她叫不叫自己原来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已经绝望，找不到属于那个名字任何固定的责任” [5] 。家庭关系破裂后，罗慕拉以神圣的信仰作为本体安全感的源泉，以体验与包含着他者和他物的那个世界之中的自我，然而，这种特定的希望依旧建立在对他人或他物的基本信任之上，信任一旦消失，“与客观性世界之建构性相关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不清，逐渐增加的焦虑感便会威胁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认知” [4] 。罗慕拉的第二次出走象征着主体性第二次建构的失败，不明晰的基督信仰使罗慕拉以修女存在的方式充满不确定性，以至于第二次的出逃更倾向于一种对死亡的向往，身份焦虑转化成对生存的恐惧，从主体性死亡过渡到寻求生理性死亡。
3. 回归：社会身份的重建
经历身份断裂之后的焦虑过程对重新塑造自我至关重要，尽管在探寻“我是谁”的道路上存在各种不可避免的风险，一定程度上风险也会带来新的机遇，使个体在旧身份断裂后形成新的适应性机制，重新发现自我并获得一种新的认同感，为身份重建提供可能性。罗慕拉在摆脱通过家庭、婚姻等传统自我塑造的局限后，踏上了寻找自我身份价值的旅途，她必须突破某些固定不变的身份特征，使“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者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 [6] 。因此，身份重建并不是要完全与过去断绝，而是在所有身份属性中筛选、排序、融合，发现我想要做什么样的自我并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自我。
罗慕拉的第一次回归，是在修士的劝导下醒悟自己除了有妻子与女儿的身份外，还是佛罗伦萨的公民。她鄙视丈夫蒂托打破誓言的行为，而她的出逃同样也打破了她对作为佛罗伦萨子女的誓言，在这座城市正处于饥饿、疾病、党派斗争等水深火热之中时，她的出逃无异于打破自己作为公民对集体所背负的义务，“我是谁”的问题中必然包含对“我在哪”的回答，这种跨越血缘与亲属关系的纽带连接自我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就要回到所属集体的人民中去。修士唤醒了罗慕拉对于社会身份的认识，“如果你自己的同胞身上套着枷锁，你会不会从底下溜走，而不去和他们一起挣扎，减轻加锁的重量” [5] 。罗慕拉对自我的认识进入了新的境界，这种社会身份把她与佛罗伦萨的子民联系起来，去承担更伟大的责任，“在致力于个人问题的同时，个体也在积极主动地为重建其周围的社会活动领域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4] ，这是罗慕拉自我身份重建的价值所在。
罗慕拉的两次回归同时也代表着罗慕拉作为自我身份主体意识的回归。相较于第一次回归，罗慕拉是从萨伏那洛拉修士的劝导中获取对社会身份的认知，而其第二次回归凸显出罗慕拉觉醒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罗慕拉第二次出走后来到了一个被瘟疫肆虐的小镇，她的思想开始集中于如何救助这些染病的村民，打散了她在第二次出走时对死亡的向往，她成了“带着荣光的圣母”，“祈祷与赞美的声音”，一种超自然的存在。新的经验促使罗慕拉具备了新的观点去审视自身，“她需要的是简单的活着，带着强大有力的冲动参与她周围的生活，满足有所需求的呼唤，干着迫切等待人们去做的工作” [5] 。因此，罗慕拉不再遵从任何一种教条的限定，她将自身从复杂的家庭、婚姻、信仰他者形象中抽离出来，作为主体对自身身份进行阐释，通过同情感与责任意识建立起简单的集体同伴关系，通过社会身份确定自己的存在，并依照自身主体意识活动。
虽然罗慕拉在挽救瘟疫小镇人们的过程中遗忘了自身的伤痛，她却无法在小镇中体验到归属感。此时，罗慕拉既在身体层面与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疏离，精神层面上又与小镇疏离，“她怎么可能感受到了其他人的需要，而偏偏没有感受到对更亲近的人的需要呢” [5] 。罗慕拉再次选择返回佛罗伦萨，去救助与她更为亲密的佛罗伦萨同胞，在行动中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尽管社会身份并不能完全抹掉旧身份中的裂痕，但它帮助罗慕拉对自身身份进行反省与审视，筛选出自我身份的最佳立场。罗慕拉将解救困苦中的佛罗伦萨同胞作为自身生存的目标，并与她救助的人们建立新的信赖关系，在集体中获得社会存在认可并提升对自身的内在自信。情感依托使罗慕拉对佛罗伦萨生活产生新的动机，并作为罗慕拉心理健康与个人价值的支撑，在劳动与付出中获得身份认同，产生熟悉自身的感觉。
4. 身份认同的价值：责任伦理的培育
个体寻求自身身份认同并不只是一个充满焦虑与绝望的旅程，人类的自我塑造能力帮助自我在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不断构建新的关系结构与存在意义，培育责任与伦理观念，消解现代生活的原子化状态，形成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并且，“由认同所凝聚的每一个社群，其内部的友爱与责任感都具有内在价值，人们甚至可能为了这种友爱与责任让渡部分权利” [7]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身份的寻求也是个体逐步完善道德伦理观的过程，促进个人以创造性经验融入客观世界，构成个人价值观并实现自我成长。
亨利·詹姆斯在评论艾略特的小说时表示：“与其说《罗慕拉》是一部艺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伦理作品……小说中无处不散发责任与伦理的芬芳” [4] 。罗慕拉正是在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建立自身的责任伦理观，在确立社会身份的同时将责任的概念由家庭扩展到社会，在行动中完成自身价值的实现。小说中，罗慕拉从“书斋中的女儿”，到“被爱神祝福的妻子”，并最终成为“带着祝福的圣母”，自身身份的蜕变象征着罗慕拉越来越趋于成熟的身份认同理念，从集体中找到社会的位置。尽管小说以15世纪末的意大利社会为创作背景，罗慕拉的出走与回归却代表着任何个体在身份寻找过程中的矛盾与选择。现代社会，宗教信仰逐渐被理性主义取代，个人主义打破所有传统规约，拆解基本社会纽带时，“人们的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流浪，人们不断被抛入陌生的地点、陌生的群体、陌生的关系，独自承受一切的挑战” [7] 。在罗慕拉的漂浮中，艾略特为我们展现了个体通过构建与集体同胞之间的信任确立自身身份与社会位置的尝试。这种对于同胞的同情心与责任感转移了罗慕拉在旧身份断裂后的焦虑与悲痛，并且在这种劳动中获得对社会身份的肯定，这种归属感使罗慕拉不敢感到孤独，她从帮助的同胞口中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肯定，点燃罗慕拉对公众生活的热情，弥补家庭关系中的身份空白。
罗慕拉的圣母形象，一方面，象征着罗慕拉“结束服从的责任，开始反抗的责任” [5] 。《罗慕拉》中最显著的冲突在于异教主义与基督信仰之间的对抗，父亲巴尔多花费毕生心血所维护的希腊古籍在儿子迪诺的口中是“死者的玩具”，而追赶基督之光的儿子迪诺被父亲认为“午夜的无力咆哮”；作为上帝的传信者，萨伏那洛拉修士的布道让丈夫蒂托感到头晕目眩，这位虔诚的修士同时斥责蒂托周旋在佛罗伦萨各政治党派之间，背弃上帝所赋予人类的责任。然而这四位男性形象归根到底所有行为都在维护自身的利益，维持自己在佛罗伦萨的影响力。罗慕拉的出走与回归正是对这四种力量的反抗，而最终的圣母形象，并不代表罗慕拉倾向于基督信仰，她所遵从的是修士基督话语中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出于同情感并承担起减轻集体痛苦的力量，是罗慕拉身份认同的源泉，而最终罗慕拉与姑妈、丈夫蒂托的情人苔莎以及私生子所组成的母系家庭使她们远离佛罗伦萨的政治阴谋，罗慕拉承担起对这些毫无血缘关系人物的责任，并将她在个体塑造过程中的伦理观传授给下一代：“我们要努力做一个伟大的人，想着世界上的其他人，就像想着我们自己一样，才能获得最高尚的幸福” [5] 。
另一方面，罗慕拉的身份寻找也是艾略特对现代复杂世界的一个答复。作为艾略特创作生涯唯一一部历史小说，《罗慕拉》的价值不仅在于艾略特将视野从19世纪英国社会跳跃到15世纪末意大利社会，也是艾略特第一次将个体伦理道德放置于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交错于欲望、权力、利益与阴谋之中。艾略特将个人身份发展、宗教信仰与社会问题并置，探索个体在历史变革过程中，当传统道德体系崩塌，利己主义盛行时对自我位置的寻找。受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艾略特将罗慕拉塑造成集体中的圣母，她不受世俗欲望的影响，抛弃社会中各种僵化的教条，并以责任作为连接个体与集体的信任纽带，建立集体共同体，实现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艾略特重释了时代转型期间个体焦虑的根源，并以此表达她对个体身份的思考，即通过构建社会身份实现个体对集体的责任，并依靠情感纽带在自我身份的重塑中形成社会共同体的道德伦理观。因此，罗慕拉身份的不断转化不仅标志着罗慕拉自主身份意识的觉醒，更象征着一种凸显责任感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促进个体与集体社会有机结合，共同进步。
5. 结语
可以说，罗慕拉的身份焦虑与重建过程是现代人在纷杂社会中寻找自我的真实写照，复杂的社会变革使得人们内心深处失去对身份的认可，选择“出走”来逃避身份迷茫的困境，然而，个体对归属感的渴望又鼓励个体“回归”社会，通过构建社会身份重建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拘泥于简单的亲属、血缘关系之中，还存在于对所属集体的责任感之中。艾略特通过社会身份来缓和社会转型中个体的身份焦虑，体现了她作为文人英雄对社会的人文道德关照，也是艾略特对想象中有机的集体共同体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