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狂人日记》及其两个英译本概述
作为中国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有重要的文学地位。文章以一个“疯癫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因封建礼教束缚而变得麻木不仁的至暗时代。鲁迅以其独特的“吃人”这一描述来比喻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摧残，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与讽刺性，是中国文学的一块瑰宝。一直以来，该作品都收到了众多译者的关注。众多译本中，著名译者杨宪益及戴乃迭 [1] 和美国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 [2] 的两英译本尤其亮眼。
据蔡瑞珍 [3] 对鲁迅小说在美国译介情况的统计，1972年起，包括纽约出版社、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多家出版社都出版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侧面印证了其译本在海外的生命力。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威廉·莱尔也为其海外译介做出了贡献。
威廉·莱尔翻译的鲁迅小说集：Dai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于1999年由夏威夷出版社出版，“该译本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受到广泛关注，获得广大外国读者的青睐” [4] 。截止2023年6月，该译本在亚马逊上获得4.3分的评分，80%的读者给出了4分以上的评分，肯定了其文化传播价值。
杨宪益和戴乃迭作为翻译界的大家，其译作可谓文学翻译的典范。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经说过：“鲁迅在二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应该走进世界文学，但没有走进来，因为没有好的翻译家把他们的作品翻译过来。……六十年代杨宪益和他夫人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译成英文，翻得好，但太迟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5] 。这一评价侧面证明了其译作对鲁迅作品海外译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基于两译本较好的译介情况，本研究选取著名译者杨宪益及戴乃迭和美国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的两英译本做对比，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2. 乔治·斯坦纳的阐释理论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阐释学源于德国，是一种探求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起，阐释学盛行于西方学界，以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斯坦纳为主要代表人物。
其中，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乔治·斯坦纳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中将阐释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 [6] 。
斯坦纳认为，“信任”是翻译的首项行动，“译者认为原文代表世界上的某些东西，这些连贯的东西是可以翻译的” [7] ，即译者首先相信原文是可译的。而在译者接受原文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受到自己的主观思想的“侵入”，或多或少受到自己源文化的影响，这一影响表现在“吸收”的过程中，即译者基于自己的判断采取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进行翻译。然而，在“侵入”与“吸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由于译者的主观理解和文化差异而出现意义的缺失，因此要采取一些手段，如通过加注进行信息的“补偿”。在斯坦纳的阐释步骤理论的指导下，完成这四步才算是基本完成了一个翻译作品。因此，译者的选择对于译本的完成度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译者在翻译研究中地位的提升，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成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他的对象性活动的客体是原作，要完成翻译的任务，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8]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充分结合原作这一客体和个人思维这一主体，获取具有自己主体性的独一无二的译本。斯坦纳的翻译步骤中的每一步都需要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判断选择相应的手段，发挥译者主体性，进行翻译。本研究从斯坦纳的四个步骤入手，研究《狂人日记》两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3. 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与译者主体性发挥
3.1. 信任
斯坦纳的翻译步骤理论中，“信任”是第一步。译者选择翻译某一作品，即代表其相信该作品有译介的价值。从译者的翻译动机来看，二者都相信《狂人日记》有翻译的价值。
威廉·莱尔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他关注中国文化，翻译了大量鲁迅及老舍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上有不小的建树。分析其“信任”的初始步骤，不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考虑，莱尔都有充分的翻译动机。首先，翻译鲁迅的作品是莱尔的主观选择。郑周林和黄勤曾指出：在选择文本的过程中，“莱尔十分看重反映中国国民性的题材，尤其是反映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且莱尔及家人都“跟鲁迅一样，反对法西斯主义者历来所靠的偏见和民族仇恨” [9] 。除此之外，莱尔不仅在做翻译，也希望通过翻译传播中国文化。在该书序文中，莱尔介绍了时代背景和鲁迅的生平，可见他对译介文化的重视。
客观条件上，“90年代后，冷战时代结束，美国文学场对华裔作家的态度更为宽容，对异质文化容忍度增强，除了开始接受在美国进行创作的华裔作家外，还对鲁迅小说中原来翻译的版本重新翻印，或将其收录不同的文集中” [3] 。这为莱尔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和出版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可见，在“信任”这一步骤上，《狂人日记》是十分符合莱尔个人意愿的文本选择。
杨宪益和戴乃迭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两位大家一直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为己任。二人译介鲁迅的作品不仅仅因为其在文学上的地位，更是出于自己的喜爱之情。黄乔生 [10] 就曾指出杨宪益先生最喜欢翻译的就是鲁迅的作品。杨宪益先生自己也表示自己一度对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功效持怀疑态度，“然而，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是个例外。我非常喜爱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内容及简洁明晰的语言——尽管它们是用白话文写成的” [11] 。由此可见，译者是基于自己的喜好开展译介活动。
综上，二者在“信任”这一环节都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在进行文本的选择时，既考虑了翻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又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意愿。
3.2. 侵入
侵入是“对原文的一种进攻” [12]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很难摆脱母语和译入语文化的影响，针对译本的特点，本研究将这种影响划分为文化意识的侵入和译者个人理解的侵入。
3.2.1. 文化意识的侵入
在进行翻译时，译者会接触到与本国文化相同或不同的文化因素，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翻译策略的选择。
例1：赵富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
杨译：Although Mr. Chao does not know him, he must have heard talk of this and decided to avenge him.
莱译：Though the Venerable Old Zhao doesn’t know him, he must have gotten wind of it somehow. Probably decide to right the injustice I had done Mr. Antiquity.
对于“听到风声”这一符号中国表达习惯的短语的翻译，杨宪益选择了归化的策略，将其译为“heard talk of”，而莱尔选择了异化的策略，在译文中保留了“wind”(风)这一意象。从译文中表明，两位译者都正确理解了原文的语义，只是在进行信息筛选时有所不同。为了让外国读者尽可能理解原文传达的语义，杨宪益和戴乃迭省略了这一意象，而莱尔为了最大程度传播文化，保留了“风声”。另外，在COCA上查阅词组“get wind of it”，使用频次只有28次，由此也可见莱尔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短语，在翻译中做了大胆的尝试。
3.2.2. 译者个人理解的侵入
除了文化意识的侵入，译者本人对于原文的理解也是决定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多数情况下，译者都能较好地理解原文，基于自己的认知进行转换。
例2：
原文：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杨译：This have only this one step to take.
莱译：It’s only a threshold, a pass.
这句话出现在“吃人”的阴谋暴露后，“我”发现周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挑战这扭曲的权威，此处的“门槛”和“关头”便是指的人们挑战权威的举动。对于这个有隐含意义的词汇，两位译者处理有所不同。杨宪益根据自己的理解，将两个词汇意译为“one step to take”(迈出步)，而莱尔则选择直译“门槛”为“threshold”，后加入“pass”(穿过)这样一个空间上的动作传达了隐含意义。由此可见，两位译者都基于自己的理解传达了语境下“门槛”的含义，将挑战旧俗的内涵通过动作表达出来。
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差异都能在“侵入”这一步被译者准确理解。也会出现理解不当导致误译的情况。在如下的例子中，两位译者都错误理解了“打枷”的含义。
例3：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
杨译：Those people, some of whom have been pilloried by the magistrate.
莱译：Take all those people: some have worn the cangue on the district magistrate’s order.
据《新华字典》，“枷”是“旧时一种套在脖子上的刑具”，如果单看这一个字的含义，那么杨译中的“pilloried”(上手枷)和莱尔译文中的“cangue”(枷刑)是合适的。但是据《天工开物》的记载，“打枷”并不是指一种刑罚，而是为谷物脱粒时干的农活。在“侵入”这一环节，两位译者都被个人理解所影响，过于主观地理解了原文，而没有去深究每一个词的含义。这也恰恰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双面性，如何发挥主体性对译文的质量有绝对影响。
由此可见，在“侵入”这一步中，译者主体性也很大程度影响着译文的效果：莱尔倾向于保留原文的文化因素，即选择异化的策略，而杨宪益则更愿意坚持归化，将译文以更加通顺易懂的形式展现出来。
3.3. 吸收
“斯坦纳认为在‘吸收’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同的同化类型，这些类型处在‘完全归化’和‘持久的异化、边缘化’两个极端之间” [12] 。在这一步中，两译者也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完全归化”和“持久异化”之间进行选择。
首先要分析的就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译者对于词汇的不同处理。在进行人名翻译的过程中，杨宪益和戴乃迭与莱尔的翻译有所不同(见表1)。
Table 1. Name translation of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B. Tayler and William Lyell
表1. 杨宪益和戴乃迭及莱尔对人名的翻译
上表为全文所有对人名的翻译。从上表可见，杨宪益和莱尔对人名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杨宪益选择归化，而莱尔选择异化。杨宪益的译本中省略了人物姓名中原有的特征，即“陈富翁”中的“富翁”、“陈老五”中的“五”和“古久先生”中的“古久”(暗指中国封建统治之久)，使译本中的名字更贴近传统英语的表达习惯；而莱尔恰恰相反，他在翻译中用“venerable”，“old”和“antiquity”等词汇展现了人物名字蕴含的性格特点，较杨译本来说，虽然视觉效果上更长，但是他较好地保留了信息，使译文更具有完整性。
除了人名翻译上有不同，在对文化词汇翻译的过程中，二者也有可对比之处。原文第十章有很长的一部分的描写，引用了有关文化典故去介绍“吃人”，在翻译这些典故的时候，由于文化差异，两位译者在“吸收”的这一过程中，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例4：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
杨译：In ancient times Yi Ya boiled his son for Jie and Zhou to eat; that is the old story.
莱译：There’s an old 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about Yi Ya boiling his son and serving him up to Jie Zhou.
例5：“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
杨译：I remember reading somewhere of a hideous beast with an ugly look in its eye called “Hyena”.
莱译：I remember reading in a book somewhere about something called the haiyina.
对于母语读者而言，不难发现，例4中提到的“桀纣”其实是中国古代的两位暴君桀和纣，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缺失，莱尔不能充分理解这一词汇，只是用异化的策略把两个人译成了一个人“Jie Zhou”，而杨宪益则正确译为了“Jie and Zhou”。但也有例外。例5提到的“海乙那”其实就是原作者鲁迅对英文词汇“hyena”(鬣狗)的音译，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杨宪益采取归化的策略，将它还原成了英文词汇“hyena”，但莱尔依旧坚持异化的思路，选择用拼音对“海乙那”做音译处理。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辨认出该词对应的英文词汇，而是基于自己的考虑。对此，他在注释中解释了自己的这一做法：“Thre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used here for phonetic value only--that is, hai yi na is a transliteration into Chinese of the English word ‘Hyena’”(这三个汉字只有语音价值——也就是说，“海乙那”是英文词汇“鬣狗”的中文音译)。可见在“吸收”这一过程中，对待一些文化负载词汇，译者的主观理解会有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误解，但有时也会为了贴合自己的翻译策略故意为之。这体现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但是，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也会随语境进行变化。下列对文中“我”和大哥的对话中的口语词汇的处理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点(见表2)。
Table 2. Dialogue translation of Yang Hsien-yi and Gladys B. Tayler and William Lyell
表2. 杨宪益和戴乃迭及莱尔对文中对话的翻译
以上列出的例句都出自文中的对话。两位译者对于对话的处理与对文化词汇的处理态度有所不同。杨宪益没有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而是直译对话，将内容简洁地表达出来。而在此处，莱尔则是一改相对保守的翻译风格，在译文中加入译入语文化的口语表达方式：“You bet”(当然)、“What a bunch”(真是一群没主见的人)和“pull a fellow’s leg”(开玩笑)。这样的口语化处理生动地表达了人物的性格及情感。
在“吸收”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发挥除了体现在对一些词汇的把控，也体现在对于句式结构做出的变化。文章以一段文言作为开端，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下为两位译者对这段古文首句的处理：
例6：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
杨译：Two brothers，whose names I need not mentioned here，were both good friends of mine in high school; but after a separation of many years we gradually lost touch.
莱译：There was a pair of male siblings whose actual names I beg your indulgence to withhold.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e three were boon companions during our school years. Subsequently, circumstances contrived to rend us asunder so that we were gradually bereft of knowledge regarding each other’s activities.
对比可见，对于这句话的翻译，杨宪益以原句结构为主；而莱尔倾向于改变原文结构，对信息进行重组，以达到更连贯的效果。此外，莱尔还补充了“subsequently”(随后)，“contrived”(人为的)这样的词语来增进读者的理解。从此处两位译者对句式的不同处理中也可见，其主体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词汇和句式不能割裂开。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如下的例子中。
例7：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是人人太平。
杨译：But if you will just change your ways, change right away, then everyone will have peace.
莱译：And yet all they’d have to do is turn back---change---and then everything would be fine.
两译者对句式的处理是有所不同的。在译文中杨宪益改变了原文的句式，将三个小句并为一个条件从句；而莱尔保留了原文的句式，插入了“change”代替原文的条件句。细析这句话的处理，杨宪益将“太平”译成了“peace”，而莱尔则是更简单地译成了“fine”。在牛津词典中，“peace”意为“a situation or a period of time in which there is no war or violence in a country or an area”，“fine”意为“very well”。显然，虽然莱尔采用了更符合其母语表达方式的词，但“peace”的词义“no war or no violence”，更符合原文中“太平”的含义。这说明译者要同时考虑词汇与句式，达到最佳效果。
这符合丁棣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尽量使用自然、流畅的译语来表达原著的内容”，同时又“力求使译文贴近原作，保留原语的文化意象” [13] 。因此对于这句话的处理，杨宪益是做的更加到位的。
综上可见，“吸收”是极易受译者主体性影响的一步，在实践中译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判断做出选择。
3.4. 补偿
在翻译的过程中，受文化差异和译者主观性影响，一定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意义缺失，因此这需要译者在译后对他认为缺失的内容进行补充，即“补偿”。对于这一点，两位译者的处理有所不同。
例8：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
杨译：That book on herbs, by his predecessor Li Shih-chen...
莱译：In Medicinal... something or other by Li Shizhen, the grandfather of the doctor’s trade.1
对文中提到的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杨宪益在译文中并没有对信息做以补偿，而莱尔在正文之外附注了这些信息，让读者更好了解中国的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达到了其传播文化的目的。原文还引用了很多选自《左传》的典故，如“易子而食”，对于这些典故，莱尔也都对其做了加注补充。反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中并没有任何加注，这是不符合斯坦纳的翻译环节的要求的。因此可见，译者主体性影响了两位译者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除了对文化知识的补充，译者还会对作者及其相关作品进行“补偿”，拓宽了跨文化交流的范围。
例9：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杨译：Last year they executed a criminal in the city, and a consumptive soaked a piece of bread in his blood and sucked it.
莱译：And just last year when they executed a criminal in town, there was even someone with T. B. who dunked a steamed bread roll in his blood and then licked it off.2
此处，文章提到了鲁迅另一部作品《药》的情节，对于熟悉鲁迅作品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很快辨认出来这一情节，但如果读者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就无法进行联想。因此基于不同的知识背景，杨宪益只是将其视为常规的句子进行翻译，但莱尔作为海外译者，他希望让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环境，因此除了翻译此句，还添加了注释对文化背景进行补充。此处莱尔就针对文中“人血馒头”做了进一步解释，指出这是鲁迅另一篇文章《药》讲述的故事，既对此处的情节做了补充，又丰富了自己的译介内容，起到了较好的“补偿”作用。
4. 结论
以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的这四步骤为研究视角，两译者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中国文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杨宪益和戴乃迭更倾向顺畅地传递原文信息，选择忽视一些文化因素；而莱尔由于其非母语译者这一特殊身份，更加注意对于文化的传播，因此多选择异化的策略进行翻译。从事实上看，基于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两译本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译者主体性的主导下，译者不再只是一个翻译机器，而是有着更多选择与权力的翻译主体，为文化交流不断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NOTES
1Taxonomy of Medicinal Herbs, a gigantic work,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harmacopoeia in traditional China. Li Shizhen lived from 1518 to 1593.
2A similar incident is the basis for Lu Xun’s story “Medicine.” Human blood was believed to be a cure for tuberculo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