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国际性的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学生的国际化素质亟待培养提升，其中，跨文化沟通力是国际化素质培养的重要关注点。从现实来看，高等院校学生跨文化沟通力还不能满足需求：各高等院校尽管认同了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对跨文化沟通力的提升和培养没有明确要求。高等院校教学中，教师往往把跨文化沟通力等同为外语能力或者作为外语能力的附属，培养方式局限于在外语课堂上用少量时间有限地介绍西方文化。实际上，跨文化沟通力的层面高于外语能力，仅靠外语能力并不能保证在各种外事交流合作中游刃有余。本文基于依据跨文化交际理论，概括了跨文化沟通力的内涵，从三个层面分析了高等院校学生跨文化沟通力培养的策略，希望有助于形成学生跨文化沟通力，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国际化素质。
2. 跨文化交际理论与跨文化沟通力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标志着该学科的开始。跨文化交际理论学者Harms认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与语言的产生可以相提并论” [1]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 [2] 。跨文化交际涉及交际的整个领域，从交际行为类型上可以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作为一种交际活动，中国的跨文化交际自古以来就存在。丝绸之路、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都属于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新形势新阶段下，高等院校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力是指基于特定的目的，与具有他文化的其他国家的组织和个体进行交流、沟通、合作，从而达成交流意图并使形势有利于我方的能力。
跨文化沟通行为既有跨文化交际的普遍性，又具备外交的独特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特征：第一，交流对象不仅承载国家文化，也承载该国的军事文化。第二，交流形式受国家形式和国家关系的制约。第三，交流结果影响较大：和平时期，军事背景下成功的跨文化沟通有助于形成两国两军的友好气氛，促进我军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树立良好形象；不成功的跨文化沟通会形成敌对情绪，造成互不信任，甚至引起武装冲突。战争时期，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能有效避免因误解而引起不必要的死伤 [3] 。
3. 高等院校学生跨文化沟通力的培养策略
英国学者Byram认为，英语使用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由态度、知识、技能和批判意识四个维度构成。他还认为，这种批判的文化认识是英语使用者用自己的态度、技能和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互动、调停和磋商的能力 [4] 。
根据Byram的定义，跨文化沟通力的内涵可以总结如下：1. 跨文化沟通力包括语言等知识和技能，又超越了知识与技能，藉由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形成态度与批判意识；2. 跨文化沟通力是动态的、双向的。可以说既是批判地认识其他文化的能力，更重要的又是与其他文化互动、调停和磋商的能力；3. 跨文化沟通有特有的标准和模式，这个标准和模式与双方的文化皆有关联。根据Byram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分析，结合外交需求，本文认为高等院校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力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培养，并以大学英语课程中的跨文化沟通力培养进行举例说明。
3.1. 培养多元文化意识，形成“相互适应”的异质文化理解能力
传统的跨文化教育观念将跨文化沟通视为某一文化对另一文化的适从，即强调A文化顺应B文化，其出发点是“跨越”本土文化对目标语文化的影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单向”和“静态”的“顺从”观点，不符合跨文化沟通力“动态”和“互动”的特点，也难以适应目前海军多元文化交流的形势。事实上，跨文化沟通是互动、变化的，不应是某一文化必须去适应另一文化，不同文化的交际者都在不断地协商，逐渐向沟通目的靠近。
但我们的跨文化沟通对象非常多元化，对跨文化沟通力的培养尤其需要强调多元文化意识：一是必须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避免文化定型的固定范式，既要防止思维的定型，又要防止对交际情景的忽略；二是由于跨文化交际具有动态性和互动性，往往存在不确定性，跨文化沟通必须要注意到交际地点、时间、所使用的语言、参与者身份等相关因素。具体来说，在我院的大学英语课程中，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通过课程思政、跨文化对比分析等策略，提升学生对于文化本位的理解与认同，在对本民族文化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学习他文化。
3.2. 保持自我文化身份意识，培养文化差异适应能力
多元文化意识是进行跨文化活动的重要前提，而文化差异适应能力是实现跨文化沟通意图的重要保证。参与者需要首先具备灵活的多元文化交际意识，不局限于单一的文化模式，主动识别对方文化。目前高等院校学生在文化差异应对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是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二是对外国文化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思维定势，在跨文化沟通中找不准求同的角度，在差异问题凸显时无所适从。这正是文化差异适应能力不足造成的。
培养文化差异适应能力，做好三种知识和意识的准备：即目标语言的文化、对方的文化和本土文化。这三种要素并不是孤立、静止的，在动态的交流语境中，这三种要素也成为动态的因素，相互作用，积极地建构跨文化沟通的过程。就上述三个方面的知识储备而言，无论是现实的跨文化交流中还是跨文化沟通力的培养中，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了本土文化在跨文化沟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本土文化是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出发点，交流者在跨文化沟通中对于其他文化意识的理解都是建立在中国文化基础之上的，正是“本土文化在帮助控制我们的跨文化交流” [5] 。这里提及的“本土文化”知识准备，除了国情军情外，也涵盖了我们自身的立场、偏见、民族主义和思维定式等。因此，需要引导生长军官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文化，从而建立客观视角，学会从目的语文化和别国文化角度看待本族文化，才能有效运用交流策略，引导交流对象理解我方的立场观点，有效增信释疑。以应对恭维的语境举例，中国以谦虚为美德，把谦虚和人们的道德联系起来，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人也有谦虚美德,但是不把谦虚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因此，我们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应该防止过于谦虚，应该在意识到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调试交流方式，以免引起误解。
3.3. 培养语境意识，提高移情能力和情节能力
谈到跨文化沟通，人们往往会从“沟通”这个词想到语言能力，即使意识到了跨文化沟通力的重要性，也将其作为了外语能力的副产品，结果导致了交流者在与外方交流中明明外语能力不错，却总感到交流不顺畅，无法达成交际目的。我们往往会将原因归结为英语听说能力不足，其实是欠缺语境意识，忽略了交际的多层次性，跨文化沟通力欠缺导致的。在跨文化沟通中，参与者若想获得成功，需要超越本族语和目的语语言文化的束缚，培养灵活、开放、多元的视野，能根据不同文化情境选用准确、恰当的方式交流 [6] 。在实际的交流中，参与人员则必须具有灵活性，及时觉察交际对方文化与母语文化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在动态的语境中适应文化的交流，双方不断协商，动态地达到交流的目的。为此，需要提高移情能力和情节能力。
移情(empathy)是指从他人角度看待事物(贾玉新，1998：4)。通过移情，交际者可以摆脱或减少民族中心主义或群体中心主义 [7] 。情节能力(episodic competence)是指在交际过程中根据实际场景调节交际行为的能力 [8] 。引导学生提高自身的移情能力和情节能力。一是克服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到自己在与他文化的人交流，保持自我文化身份的同时，不应以自己的文化准则和经验作为评价别人的标准，多采用描绘性语言，而非评价性语言，在互动中达到沟通目的。二是在跨文化沟通中，要灵活地面对任何文化和形势，掌握应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之间的交流偏好，才能真正游刃有余。例如，《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2 (第二版)》第二单元第二篇课文How empathy unfolds是一篇带有学术性质的说明文，解释同理心的内涵及发展。结合学生的职业特点，情感态度目标设定为“理解并主动践行《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谈到的‘和为贵’的中华文化传统”，引导学生基于移情能力和情节能力采用描绘性语言达成交际目的。
4. 结语
事实上，跨文化沟通本身就是一个多层面的动态过程，文化、意识、语境、语言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要实现跨文化交流，就必须定位于相关的动态的语言文化背景下，由交际参与者不断地相互协商，从而实现共同期待的交际目标。从这个需求来说，高等院校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力培养还有较大的努力空间，应该从多元文化意识、自身文化意识和语境意识三个方面进行意识到能力的培养。跨文化沟通力的培养渠道不仅仅依托于大学英语教学，既可以融入人文类课程教学中，又可以融入到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真实或模拟的涉外任务中，下一步将研究课程建设中落实跨文化沟通力的途径。另外，笔者认为，跨文化沟通力不仅是针对其他文化，广义来说也可引申与同文化内的他人打交道，进行互动、调停和磋商的能力，与沟通表达能力等其他能力密切相关，能够有效促进全素质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