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创作背景——两班的崩溃
韩国古代的身份制度，以两班为统治者，分为两班、中人、良人、奴婢1四个等级。程朱理学是李朝的基本价值体系，保障了两班制度的确立 [1] 。除血统、知识、金钱等因素外，儒家伦理秩序也是维持两班制度的重要手段。以上四种因素的综合决定了两班的社会性，而最能体现两班身份的就是官职。在朝为官代表着拥有土地所有权，享受经济上的富有和政治上的特权，还免于赋税。
但在李朝2中期，不仅官职数量减少，而且朋党政治大行其道。17世纪后，少数氏族当权，受到国王委任而掌握政权的戚族及其追随者逐渐成为官场主导者，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两班被分化出去，沦落为乡吏、中人阶级。更有甚者，部分长期养尊处优、失去生活能力的两班贵族不能长期维持现有的身份，长此以往，身败名裂，彻底地沦为任人宰割的被支配者——自耕农。逐渐地，李朝末期的两班身份制度出现二元化的趋势。
原有两班身份下移，中间阶层相应地不断扩大。再加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商人、手工业者等中间阶级开始追名逐利，与腐败两班勾结联系，一方以财换权，一方以权谋利。大量的中间阶级通过买卖官职摇身充当两班，或者伪造族谱假冒两班，“穿上龙袍装太子”，以两班的姿态自处行事。长久以来，人民内心对两班身份的崇敬是根深蒂固的，再加上普通人对此难以辨别，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假两班”的身份谋取私利、享受特权。两班体系的二元化、两班和中间阶级的混乱触动了当时社会运转的秩，即儒家思想主导的伦理道德与身份秩序的世界法则。
《郭秃阁氏实记》创作于两班瓦解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作品主要讲述了身世悲惨、家境贫寒的丑女阁氏非常渴望婚姻，坚持“一女不侍二夫”，遵守孝道等儒家伦理观念，感动上天，最终得偿所愿收获美满家庭、富足生活的故事 [2] 。内容生动，手法诙谐，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具有“俗文学”的特点。女主人公阁氏三岁丧母、十岁丧父，独自长大。家徒四壁，无人问津，过了27岁还没嫁人，在古代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处女。阁氏将她悲惨的遭遇归结于“可怜的八字”，即生来被赋予的命运。然而在原有命运的基础上，她拒绝与尹奉事结合，“一女不侍二夫”地坚定选择了骨生员，阁氏立住了自己的命。她坚守“忠孝、礼信”的儒家原则，感化天神，最后在天命的奖励下，最终得以振兴家族，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
阁氏是当时社会上身份低下、命运坎坷的平民；社会的变革使得阁氏的丈夫骨生员虽身为两班，却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存在；而尹奉事则抓住了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良机，实现飞黄腾达的良人。小说作者在阁氏的描写上文风诙谐幽默，命不好却能“折腾”，看似在彰显阁氏的无厘头、不安分，但实则对阁氏的勇敢和积极持赞许态度，这一点体现在阁氏最后拥有美好结局上。对于身居高位但不作为的骨生员，小说作者的态度是讽刺不满的，文中对骨生员的描写除了与生俱来的、身份上的“高贵”，大都侧面向读者传达他的无能和怠慢。尹奉事自然不必多说，作者对他的行为直接进行了批判，用“抢掠”这样的词形容他的不端行为。联系创作背景，此篇小说折射出的命运观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即古代的身份地位与生俱来，命硬如阁氏，命好如骨生员、尹奉事，但只要积极自强、正直向上，终会得偿所愿收获美好结局，即实现个人的立命。在当时封建等级秩序受到动摇的背景下，主人公通过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发挥主体能动作用，实现了立命，再加上受到神仙相助收获美好的结局，笔者推测，这样的情节安排有利于捍卫守忠义礼孝在大众心里的重要性地位，鼓励人们自觉坚守忠义礼孝，一定程度上起着“拨乱反正”的教化作用 [3] 。
2. 儒家命运观的体现
儒家的命运观包含“天命”和“命”两个层次：“天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具有赏善罚恶的特征，是道德的最后根据，是人遭遇厄运时的精神支柱；“命”则是人必须承受、必须面对而又无可奈何的结局，具有无意志、无目的、无善恶、无规律的特征。在如何对待命的问题上，儒家提倡遵守忠义礼信，采取积极行动的态度 [4] 。即在已有命运的基础上，通过伦理道德，发挥主动性，做到立命。
2.1. 命运——无法选择的无奈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孔子在窗边挽住弟子的手发出“伯牛死亡是由于命”的悲叹。孔子认为人的遭遇受其独特的命运的主导，吉凶祸福不由人、夭寿生死都是命 [5]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事物的到来、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个人的主动选择和追求，而是命的安排。孟子认为这种超越了人为的、被赋予的事和物就是命。
《郭秃阁氏实记》中的女主人公阁氏时常将“八字叹息”挂在嘴边，这里的“八字”即“命”的概念。是她自幼丧失双亲，家境贫寒，熬成了27岁的恨嫁老处女。听闻村中有嫁娶之事，便仰天长叹：“我的命不好啊，只怕是要老死闺房啊”。好不容易等来骨生员的婚书，婚书一张，白纸三张，说到“彩礼这么少，一看就是贫穷可怜人家，这也是我的命啊，又能如何呢”。然而，两三年过去了，阁氏坐等右等却等不来夫家的迎亲，感叹自己命运悲惨，收到婚书后夫家却再没有消息。尹奉事派媒婆来说亲，已经收到骨生员婚书的阁氏坚持“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的原则，拒绝媒婆的劝说后，想起自己的身世，暗自叹息自己悲惨的命运。当她迈出闺门，只身一人主动去骨生员家时，见到骨生员残疾的样子，与自己理想中夫君的样子大相径庭，感叹“就算遇不见我梦想中的夫君，但也至少应该是个四肢健全、心性纯良之人，怎么就摊上个残废呢！哎！我的命越来越可怜了！”作者借阁氏的叹息，体现这些遭遇都是由命决定的，即便阁氏品行上并无不妥之处，也具备弹棉花、做饭等女子该有的技艺，却仍然没法阻挡命运的安排。显然，阁氏的身世、对象、婚姻不是阁氏的主动选择，而是取决于命的安排，这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命观。
2.2. 立命——主体自觉的体现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人的出身容貌、祸福吉凶、生死夭寿均有命运的参与，即“命”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有限性，但儒家的命运观也绝非只主张顺应自然的必然之命，更为重视主体的自觉、实践精神，儒家思想不提倡消极的认命。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人如果能竭尽心力，就会知道本性。知道了本性，就会知道天了。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本性，就可以侍奉天了。不管寿命长短，修养自身以等待，都不三心二意地培养自己的身心，以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 [6] 。越是命运多舛的时候，就越要重视个人行为的主导作用，规范自己的言行、完善自己的修养。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因此，儒家思想认为人各有命却不应认命，面对无可奈何的命运时，强调人应该发挥自觉性和担当性自处，即做到立命。正如宋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王安石所说：“圣人不言命，教人以尽乎人事而已”。阁氏面对无可奈何的命运，选择坚守内心的道德和付出努力，就是立住了自己的命。而骨生员、尹奉事与阁氏形成鲜明对比，无能落没，道德败坏，没有做到立命。
阁氏悲惨的遭遇源于命，但是阁氏却没有坐以待毙，受命运捉弄。在自己的相貌问题上，首先她承认自己并非美貌，但却没有因为貌丑而黯然神伤、失去自信。“我的模样虽算不上绝世美人，但也不至于貌若无盐……眼大管四方，鼻大迎承香，口大吃猪羊，耳大福瑞祥，手打拿钱稳，脚大管行程……屁股大了好生养，脖子短了好顶缸”。天生丑陋是她的命，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相貌是她自己的选择。
其次，她坚守自己对骨生员的忠信。媒婆再三劝说，“你知道尹奉事现在是什么人物吗？(中略)我向你简单说说他家里的情况，你可听好了，一年秋收数万石，钱财亿万两，奴仆婢女数千名。这可是天下屈指可数的富翁，你要是拒绝，那就是用脚踢了到手的饭碗啊。”即使自己心中满是恨嫁的情绪，即便未婚夫在一纸婚书后就再也没了消息，阁氏仍然不为所动，拒绝媒婆的百般劝说并将其赶出家门，敢于挑战尹奉事的威势。而在李朝后期，以尹奉事的权势甚至可以侵犯两班阶层的妇女，更何况孤苦无依的阁氏。所以为了躲避尹奉事的报复，她主动迈出闺门，跋山涉水前往婆家，在途中发出种种猜忌，自言自语道：“万一新郎已经离世，我愿守丧三年，尽心侍奉公婆，公婆走后，自己也随他们而去，去黄泉照顾他们呀！”事实上，阁氏也确实是孝敬公婆、侍奉夫君的典范。阁氏坚守节义二字，正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她坚守内心的道德胜于自己的生命。
没落两班骨生员是代表无能和挫败的人物。生员，在李朝后期指通过最低一级科举考试的人，俗称秀才。骨生员虽然科举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由于当时两班数量的扩增，导致官职数量不足，所以并未能步入仕途，只得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活下去，以编草鞋维持生计，贫困潦倒。富有才学却只能编织草鞋从侧面体现出了骨生员能力的缺失，表现出被消极动、萎靡不振的被动待命，这与多才多艺的阁氏的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而且，在成婚之日，身为两班阶层的骨生员本应该克己守礼，但他却忘记礼数，在阁氏的提醒和坚持下，才懂得行礼的道理。这说明了他身为两班，却已经没有了以两班行事作风的样子。虽然与生俱来的外在命运不能如人所愿，但阁氏通过努力规范行为、坚守美好道德，遵守儒家礼仪要求，积极进取，以求立命。而消极无能和不坚守礼教是骨生员没有立命的体现。
2.3. 天命——惩恶扬善的意志
儒家命运观的君子有三畏，首要的就是畏天命，即个人应该追求内在的意志与上天的意志的一致性，应与上天的意志一脉相通，在这种相通之中确立、完善、充实个人的意志，进一步做到在行为上与“天”保持一致，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重要的是“天”具有爱与憎的意志特性。命运主体表现出顺应天命的意志和行为，就会收获福报；命运主体倘若违逆天命，就难免遭遇灾祸。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意思是，如果我做错了事，上天就会厌恶我的。孔子的天命反映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吾欺谁，欺天乎”(《论语·子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里天的意志表现为伦理道德。违背礼法便是做了错事，就是违背了上天的意志，在个人遭遇上表现为祸，反之，即为福。李朝以儒家作为治国理政的理念，儒家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个人在社会中存在方式的要求，顺应儒家伦理道德有利于国家的统治与稳定 [7] [8] 。阁氏正是遵守儒家伦理道德理念的模范人物，而尹奉事则是违背礼法的反面教材。
婚后的一天，似梦非梦间，一位仙官找到阁氏，“你的真诚感动了玉皇大帝，特赐你锦囊三个。这些锦囊并非凡囊，一个是命囊，一个是福囊，一个是子孙囊，好好收下吧”。获得这些锦囊的阁氏与村子里的金长者交换了地契、钱财，从此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天命代表“天”的意志，具有赏罚分明的特征。天命对阁氏的行为表示赞许、奖赏，有劝善黜恶的作用。通过传播天命思想，能够达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利于社会的稳定。
而小说中的尹奉事的形象是代表了贪欲，是不道德的。在当时的社会，阁氏收下了骨生员的婚书，即在伦理道德上已经成为骨生员未过门的妻子。而钱财万贯，比一些两班更加具有实力、享有权利、制霸一方的尹奉事，明知阁氏已经与骨生员有了婚约，却依然派媒婆上门说媒，公然挑战当时的婚姻习俗，违背伦理道德，为非作歹。这都是未能“尽其道”，违反了天命，所以最后不能得偿所愿，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惹人耻笑。
3. 结语
小说文本中有多处对于命运一词的提及，然而对于各自的命运与人生，作品的女主人公——阁氏和男性角色——良人尹奉事、落没两班骨生员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或者说对待当时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态度不尽相同。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关系密切，也与作家意识有一定的关联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一部分工农商阶层完成了财富了积累，再加上当时政治上的斗争与黑暗，导致两班阶级的二元化。一方面无能无财的两班被迫过上失意落魄的生活，另一方面大量的良人阶级通过贿赂官职一跃成为两班。这些落魄的两班由于物质生活的巨大差异，展现出无能、无礼的面貌。原本身为两班的骨生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待被边缘化的命运，他展现出了消极、颓废的态度。而身为良人又从商的尹奉事，本来能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和生活，贪图一己私利，做出觊觎他人未婚妻的非伦理非道德的行为，最后徒劳无获，惹人耻笑。
在身份制度崩溃瓦解的背景下，曾作为尊贵的两班阶级的骨生员也会因为消极无能而穷困潦倒、失去礼教，可见，身份作为衡量和区分个人的作用大大降低。人们似乎不再单一地迷恋于身份带来的附加价值，而开始重视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强调以积极性和自觉性自处。
与男性角色相比，主人公阁氏代表了主体自觉性和积极性，也体现了儒家以德立命的思想。在当时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为社会生活的被动接受者的背景下，阁氏的形象是大胆的、破格的。一方面，小说作为改编自盘索里3的俗文学，趣味性和大众性是十分重要的，这样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安排有利于让观众从中得到趣味和情感上的满足；另一方面作家通过阁氏和男性角色对命运的不同态度和导致的不同结果，向人们传达对待命要积极自处、坚守道德的道理，同时也表达出对消极、非道德非伦理的社会行为的讽刺。
NOTES
1两班，惯例的两班是高丽时期的文班是和武班，但在朝鲜王朝，两班是包括他们家族在内的概念的一种身份；朝鲜王朝的两班执政者将两班身份二元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区别两班，于是就衍生出了介于两班和良人之间的中人、乡吏等特殊身份；良人，又称为常人、百姓、常民，与奴婢一样是被统治阶层。良人要么是小农经营者，要么是佃户，要么是各种手工业者和商人；比良人更低的身份是奴婢，奴婢不是具有人格的存在，他们像财产一样可以买卖、继承、抵押、赠与。
2朝鲜王朝(1392~1910年)，又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3盘索里是朝鲜族的说唱音乐，“盘索里”是朝鲜语的直译音，“盘”意思为在大庭广众下游乐，“索里”的意思是声音或歌声，是流行于韩国等地的一种曲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