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就业形态如外卖骑手等不断涌现，给社会和个人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北京外卖骑手为例，探讨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外卖骑手的特点和背景，然后从平台算法、劳动关系、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和维权意识等五个方面，剖析了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加强行业监管、完善劳动关系认定、重视职业生涯指导、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和提升骑手自身素质等。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本文从新就业形态的角度，对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为新就业形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政策参考。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forms of employment, such as takeaway riders, continue to emerge,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This paper takes Beijing takeaway riders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the labou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workers in new employment forms.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ackground of takeaway riders,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u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takeaway riders and existing problems from five aspects, including platform algorithms, labour relations, career develop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awareness of rights protection,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industry supervision, perfec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labour relation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areer guidance,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security, and improving the riders’ own quality, etc.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it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the labou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takeaway ri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mployment pattern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olicy reference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 employment pattern.
1. 研究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商业转化，产生了线上经济、“互联网+”等新的就业模式，自由职业、网约车、居家办公和互联网教育等新型行业逐渐受到大众的关注。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22年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36,881亿元，同比增长约9.2%，其中生活服务、生产能力和知识技能三个领域的共享经济市场规模位居前三。2020年，共享经济参与者约有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有8400万人，同比增长约7.7%。根据美团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数据显示，上半年美团每日活跃用户超过100万人，年度交易用户达到6亿人。然而，这一群体的出现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保护新业态劳动者劳动权益的问题。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尽管这些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新业态劳动者仍然面临着有关劳动权权益保障的种种问题。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现状
2.1. 外卖骑手工作强度大
外卖平台为了追求效率和利益，通过算法和数据不断助推每个外卖骑手所分摊的外卖订单数量峰值攀高，缩短配送时间并要求骑手准时到达。这种做法给外卖骑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一旦超时，他们可能会面临消费者的差评和平台的罚款。在精密算法的控制下，外卖骑手为了挽回超时带来的罚款，只能选择“超速挽回超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让外卖骑手为平台算法所控制，使他们成为追求效率与利益的工具。此外，与传统的八小时工作制的计时工作不同，外卖骑手的工资结构大多是按计件工资来结算，想要多得，就必须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的工作量或是不断延长劳动时间。如图1所示，每日工作超过八小时正常工作时间的骑手占比86.16%，这表明骑手的高负荷工作强度已成普遍情况。
Figure 1. A survey of the working hours of takeout riders [1]
图1. 外卖骑手工作时长调查 [1]
2.2. 外卖骑手的劳动关系模糊
当前，政府部门已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新业态就业人员劳动保障的规定。然而，大多数新业态就业人员与雇主未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关系难以明确。首先，外卖骑手的弹性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与平台不存在明显的从属关系，难以签订劳动合同。其次，一些雇佣企业为规避法律责任和降低用工成本，以临时用工方式对就业人员进行管理，因此也不签署劳动合同。这使得新业态就业人员无法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此外，由于缺乏正式的劳动合同，就业人员面临失业风险。缺乏与雇主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双方的劳动权益和责任不明确，一旦被解雇，就业人员无法获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经济赔偿 [2] 。尽管国家部门发布了一些政策文件，规定了就业人员、平台企业等的责任和义务，但这些文件主要是指导性的，缺乏具体行业或企业的规定细则，导致实施和执行存在一定困难。
2.3. 外卖骑手社会保障缺失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的一系列社会保险、救助和补贴等机制的总称。在当前的制度下，劳动者必须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才能享受全面的劳动权益。然而，由于外卖骑手与平台之间劳动关系模糊，属于新型的就业形式，大多数外卖骑手没有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雇主与职工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时，应按照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由雇主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而平台自然没有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会保险。根据当前的政策，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缴纳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单位为其缴费。通过对比同年龄段骑手与城市务工者的数据表明，骑手的社会保障福利要低于城市务工者的平均水平(如表1所示)。
如表1所示，骑手的社保拥有率要比城市务工者的平均水平低20%，所以骑手个人需要承担较高比例的缴费，而大部分外卖骑手是来自其他城市的人口，他们的工资基本上只够维持生计。因此，参保率较低，大部分外卖骑手处于没有社会保障的境地。
Table 1. Comparison of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level between takeaway riders and urban migrant workers [3]
表1. 外卖骑手与城市务工者社会保障福利水平比较 [3]
注：数据来源于《骑手的世界——对新职业群体的社会调查》第六章P94。
2.4. 外卖骑手面临职业发展规划的缺失的问题
如前三个部分所述，骑手面临的工作强度大、社会保障福利不健全等因素，导致该行业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继而使得外卖骑手对于自己职业前景的评价多为悲观，同时对于个人职业规划也呈现短期性的特点。作为现代化与信息化的产物，他们正面临着城市化与科技发展的冲击。近年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些传统职业面临被取代的危机。而外卖骑手这一职业也有可能被机器人所取代。大部分外卖骑手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与未来规划缺少明确的目标，工作经历不长，工作稳定性差 [4] 。他们大多只想赚快钱，注重眼前生活，不了解社会发展新动向，面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没有准备。
2.5. 外卖骑手维权意识缺失
大部分外卖骑手是从外地来到工作地城市打工，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赚钱。在城市里，除了与老乡、家人和同事有一些社会联系外，他们没有更多的社会关系。他们习惯于独立的工作和生活，没有自发形成任何社会组织。由于外卖配送行业的就业门槛较低，且不断有新人加入，行业内部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当骑手面对企业平台的剥削或消费者的不合理差评时，大多数人选择消极和忍耐的态度，缺乏抗争意识。除了忍气吞声，一些骑手可能会选择在其他平台或站点上“跳槽”，而不会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骑手来说，他们之间很少讨论与劳动权益相关的话题，工作方面的关注更多集中在收入方面。此外，外卖骑手之间缺乏情感交流，相对于平台或企业来说，他们是孤立的个体，很难组织起来以集体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5] 。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对策
3.1. 监管平台，优化算法
加强对相关平台的监管，制定一系列行业规范准则。加强对外卖行业的监管，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杜绝不正当竞争现象，督促平台承担社会责任，有效监管平台的业务范围，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干预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隐患，确保市场的良性运转。充分考虑平台的发展，兼顾对骑手劳动权益的保障，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平台优化算法，完善评价制度和申诉机制，制定更加人性化的规章制度。设定骑手接单上限，避免系统强制派单或者骑手主动抢单导致单数过多无法及时送达。完善现有的评价制度，不能仅依赖消费者评价来对骑手的劳动成果做出“一刀切”的否定。设立弹性送达时间，允许骑手因不可抗力情况的出现而延迟送达。将餐厅出餐时间和骑手配送时间分开，有助于消费者正确评估，减轻骑手的心理负担。利用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整合导航系统，精确定位消费者位置，规范引导骑手的配送路线，减少骑手错误配送和逆行等意外情况。建立公正的考核机制，将遵守交通规则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对多次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骑手限制其接单。完善申诉机制，对于因非骑手个人原因导致的超时或差评给予申诉机会，骑手的申诉要尽快处理，平台要更加兼顾消费者权益和骑手权益。
3.2. 明确劳动关系，发挥工会作用
为了照顾骑手的特殊工作情况，政府需研究并制定既有利于平台发展又能保护骑手权益的评判标准。为使劳动关系的界定更具灵活性，需根据不同平台企业的用工模式，注重对劳动关系的综合性和实质性考虑。注重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并且重点是看用工实际情况是否具备了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关系特征，而不是简单地看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劳务协议还是劳动合同。即使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在用工关系上符合劳动关系的条件，也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且没有劳动关系存在，那么双方之间就不存在劳动关系。针对新型就业形态的发展，需要研究和制定适应的平台企业劳动用工形式、劳动契约签订方式、工作时间等与劳动基准相关的规定，以确立对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的保护标准。同时，要充分发挥工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推动集体协商和平等对话机制，以有效维护骑手群体的劳动权益。
3.3. 重视职业指导，提升职业技能
骑手和其他各种灵活就业形式一样，具有人员行动受限较少、工作时间较为灵活的特点，因此成为一种托底性质的职业。这种托底职业的存在一方面有利于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找到一定的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也使许多青年农民工对自身的长远发展缺乏规划和信心，只满足于眼前的现状。为这些群体提供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和指导，不仅有助于他们个人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于城市建设和社会稳定也具有积极意义 [6] 。对于像骑手这样的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指导，需要依赖于平台企业、职业中介机构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的协同合作来采取有效的措施。根据笔者调研的结果显示，一些职业中介机构采用会员制度，不仅为会员提供就业机会，而且还免费提供有关储蓄、职业发展和安家规划的建议和帮助。一些会员逐渐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规划，并在城市中稳定发展。这种经验对于平台企业来说具有借鉴意义，可以为骑手提供职业规划服务和培训。这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有助于骑手自我规划，为骑手群体的整体稳定和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最终也有利于平台的良性循环发展。
3.4. 健全社会保障，保障骑手权益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需要一套适应实际情况、适合灵活就业群体的参保缴费制度，其中的核心是强制和激励相结合、统筹和便利相结合，以提高制度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还需要推动相关政策的改革创新，加快完善骑手从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促进各级政府部门整合地区的优势资源，尽快解决新就业群体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医疗、工伤和失业等重要保障的缺失问题。只有通过创新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保底”，新就业群体才能真正实现灵活就业，与西方社会中的不稳定劳动者有所不同，并成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组成部分。
3.5. 加强学习，树立职业观
骑手应该不断加强自己的学习，提升个人素质，不断提高个人职业技能，积极参与各种职业培训活动，提高职业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要持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正确看待自己，提高自信心，走出舒适区，主动与他人接触，不断扩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创新思维，勇于摆脱束缚，轻装上阵，改变对待职业的观念，做好职业规划，紧跟时代潮流，追寻人生理想，发挥自己的潜能，为国家需求提供服务，并以平台为基础实现更广阔的职业发展。
4. 结论
本文以北京外卖骑手为例，分析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外卖骑手作为新就业形态的代表，面临着因平台“压迫”劳动强度过大、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障缺乏、职业发展规划缺失和维权意识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外卖骑手的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也威胁了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为此，本文建议从加强行业监管、完善劳动关系认定、重视职业生涯指导、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和提升骑手自身素质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促进新就业形态的健康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对北京外卖骑手的具体情况分析较少，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讨，未能充分反映外卖骑手的真实需求和困境。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调查问卷、访谈等方法，收集更多的一手数据，对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评估。
基金项目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校级学生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3xjx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