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生态博物馆”理念源自法国，后逐渐在国内推广实践，这一实践过程离不开中国域内的学者对该理念的探索与研究。1998年，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联合投资建设了中国域内的首个生态化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由此揭开了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建设的帷幕。各地生态博物馆的诞生，为学者提供了田野点和素材，从而也涌现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通过梳理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发现，国内关于态博物馆的对比研究包括纵向、横向的深入，其中，甘代军、李银兵等学者提出由于政府主导力量的差异，不同类别的生态博物馆在运作逻辑、运行机制和管理质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1] 。赵洪雅将加拿大的比沃斯生态博物馆与中国贵州的梭嘎生态博物馆进行比较，他认为比沃斯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强调市民的积极参与，因其过于分散的资源分布以及专业的权威性，造成了市民对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存在“虚假参与”的难堪情景，而梭嘎生态博物馆建设在偏远地区，对旅游资源开发的意义却远比人文保护更重要 [2] 。段阳萍对比了不同形式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主要问题，并提出应从思想层面与社会实际两个维度去处理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困境 [3] 。于富业从共性和个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贵州省生态博物馆群与浙江省安吉生态博物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4] 。随着生态博物馆中国化进程的加快，在生态博物馆界也衍生一些理论认识，“六枝原则”、“文化代理” [5] 等，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下，不同区位、发展模式的生态博物馆的未来走向，值得进一步讨论。
2. 生态博物馆中国化案例：“梭嘎”与“安吉”
(一) 梭嘎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起初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地区或民族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加速的进程中完整保存长期形成发展的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 [6] 。随着生态博物馆理念在国内不断传播，国内专家逐渐开始“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建设之路；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认识，再到对生态博物馆的探索，最后实现生态博物馆从理论成熟到实践探索的突破。在1998年，以保护六枝特区苗族(长角苗支系)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主要目的首座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六枝特区完成建设，通过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方式，将当地的自然历史、文化遗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人进行整体、活态保护，此举一定程度上驱动了当地的发展，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体现较为明显，如对当地群众住房、交通、学校等条件的改善。梭嘎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的首座生态博物馆，其面纱后的文化面貌，成为了无数研究者的向往之地。在西南贫困山区建设起来的生态博物馆，经费的持续投入是维持其“生存”的保障，从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运营来看，在首次提出要在西南沿海地区建设安吉生态博物馆的时期，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运营已经陷入危机。
(二) 安吉生态博物馆
安吉生态博物的建设与梭嘎生态博物馆建设路径一致，两者都是在行业人员的建议倡导基础上，得到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后开展建设工作。2008年至2012年，相关部门在借鉴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区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经验，根据地方自然、人文特色，因地制宜建设了安吉生态博物馆，并将其纳入到旅游发展的行列之中，致力于将部分村落串点成线，围绕当地村落，打造“黄浦江源”、“白茶飘香”两条文化旅游线。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在充分总结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的经验上进行的，其建立是对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由西南民族地区逐步进入东南沿海较先进地区的见证，同时，也是生态博物馆理念从民族遗产保护走向多元文化保护的转变 [7] 。
3. “梭嘎”和“安吉”两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模式
(一) “梭嘎”：以“六枝原则”作为理论指导
“六枝原则”1是在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运营实践中总结的理论认识，为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具有普遍意义。梭嘎生态博物馆由中挪两国政府倡导建设，由两国共同提出的“六枝原则”，其内容避免不了注入西方人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六枝原则”的出现，是为了更好地强调在民族地区保护好当地的原生文化，其内容强调当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发生冲突时，应当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的主人的需求，正确处理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梭嘎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个原则在当时是比较超前，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它得接受梭嘎生态博物馆实践的检验，如果不充实完善，就会变成教条主义。
梭嘎生态博物馆由中挪两国政府合办建设，避免不了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参与其中，并且成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主导。从现实情况来看，整个梭嘎生态博物馆建设主体是政府，而村民作为“真正的文化主人”局面和加拿大的比沃斯生态博物馆的居民“虚假参与”角色定位没有任何差异。“六枝原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梭嘎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模式，其形式与内容与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吻合。在中国西南贫困山区尝试保护一块传统的文化地，不考虑当地群众的需求，在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矛盾。“六枝原则”作为生态博物馆建设的理论认识之一，这种参杂西方的文化遗产观念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实际、所建设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相结合，才能为贵州的生态博物馆群、乃至为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开发带来更有益的理论实践 [8] 。
(二) “安吉”：汲取发展经验，建设“安吉模式”
安吉生态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三代的生态博物馆，可以在总结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的经验基础上实现文化遗产与社区的均衡发展，与梭嘎生态博物馆不同的是，安吉生态博物馆是把整个安吉县当成一座自然生态博物馆进行策划与建造。对生态博物馆精神的再创造，也是对我国生态博物馆文化在更深层次上的升华，也契合了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工作的理念与发展方向 [5] 。安吉博物馆建在东南沿海地区，其起点是站在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的发展道路的规划上。单霁翔先生对安吉生态博物馆提出的整体保护、原生态保护、动态保护、综合保护、传承保护、居民自我保护6种保护模式，与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原则不谋而合，且这6大保护原则也恰好与生态博物馆建立的“六枝原则”对应，表明“安吉模式”确实遵循了“六枝原则”2。
4. “梭嘎”和“安吉”两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一) “梭嘎”：贵州大地上的“水土不服”
梭嘎生态博物馆位于西南贫困山区，在其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社区的发展不应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能限制社区的发展。生态博物馆在中国西南地区得实践，是挪威式的生态博物馆理念在贵州、广西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践推广，实际上呈现的是一种对生产生计的忽视的发展模式，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这是一种超前的生态博物馆学姿态。相反，这种带有西方观念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在中国西部以脱贫为己任的贫困地区，呈现出的确实是“水土不服”的状态。
梭嘎生态博物馆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不鼓励游客”、“不接待游客”的行为限制了当地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并非一蹴而就，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民众；他们既是文化空间中的活跃群体，又是创造了文化遗产的主体。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多变，境况不同，时代不一，行为各异。在中国建设生态博物馆，应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意愿与需求，因为大多数群众增加收入、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与需求远远超过保护当地的生态和传统文化，当地人民甚至愿意以牺牲生态、放弃文化遗产作为改善生活水平条件的筹码。面对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首的西南地区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窘境，有学者提出：在中国真正建成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并保证其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经济较发达区，并且得到当地原住民主动倡导、积极参与管理、各级政府持续支持与监督，政府与居民积极互动，否则中国没有真正的生态博物馆 [4] 。
(二) “安吉”：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持续探索”
安吉生态博物馆不同于西南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它把安吉县特色的文化发展重点规划在了生态博物馆系统的构建上，包括山竹、白茶等文化领域，并强调了对社区文明的继承和保护，除了文化遗产、人文生态、天然生态、社会、人口、历史资料信息中心、记忆、传承外等一般生态博物馆具备的条件。可以肯定的是，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吉生态博物馆，其方向与国际上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关键词有较大的相似性。“安吉模式”的生态博物馆，在建设理念、运营模式等方面别具一格，为生态博物馆中国化开创了新的试点。
5. “梭嘎”和“安吉”两座生态博物馆的“命运走向”
(一) “梭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
从国际上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实践情况出发，世界各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均源于实践的总结。因此中国对生态博物馆的代际定位，应当反映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建设实践情况和进步水平，而不得作为建设生态博物馆的理论依据，或者是生态博物馆建设困难的托辞 [5] 。生态博物馆这种理念源于西方在工业革命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反思，这种理念的初衷就是纯粹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以至于建设生态博物馆得前提需要投入经济。对于贵州生态博物馆“失败了”的说法，究其原因，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经营方式，没有向当地居民提供收益。换言之，生态(社区)与博物馆最终收益的衡量标准，恰恰并非“经济指数”而是“综合指标” [9] 。在以梭嘎生态博物馆为首的西南地区的生态博物馆群，是一种兼容“生产”和“生态”的文化场所，现今的乡村振兴背景下，其同样肩负着“致富”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
(二) “安吉”：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所作为
安吉生态博物馆创建以来，以“生态立县”为发展目标，明确要在“美丽乡村”的创建中有所作为，其践行了“文化引领”的发展观，将生态与生计并置，这种发展观念对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发展无疑具有指导作用。在生态博物馆中国化道路的建设上，得出经验是：以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对一块原始的文化地进行不注重经济效益的保护道路行不通，生态博物馆真正的发展模式应是在对其进行保护的基础上，注重其发展，更应该关注“人的主体地位”。目前，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发展路径的讨论主要集中生态博物馆旅游上。安吉生态博物馆突出旅游的价值，这是从中国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不接待游客而得到的经验总结，这也与目前生态博物馆发展路径相适应。安吉生态博物馆群的建设在规划之初就为建设美丽乡村服务；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推动美丽乡村的建设。
6. 结语
文章结合梭嘎生态博物馆和安吉生态博物馆的实际，在总结其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论述了两座生态博物馆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发展走向，不管是以脱贫致富为己任的生态博物馆，还是致力于建设美丽乡村的生态博物馆，都是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实践，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辩证看待两座生态博物馆对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贡献。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受时代和区域的限制。现今对第一、二代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应该去总结其建设失败的原因，继续探索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今后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奠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基础，相信在未来的建设历程中，生态博物馆中国化会有足够的经验和成绩。
NOTES
1“六枝原则”具体内容包括：1. 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 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 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 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 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6. 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 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 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 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
2单霁翔：《浅析中国安吉生态博物馆的意义和贡献》，“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安吉论坛”主题发言，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