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被誉为“英国莫泊桑”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一生著作甚多，其作品风格以冷静、客观和深刻地剖析人性的弱点为名，《月亮与六便士》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研究该作品时，国外学者通常会聚焦于主人公斯塔里克兰及其原型高更、叙述方式和作者本人等角度进行分析 [1] 。Holden就利用当代自传研究中关于生活写作与自我身份建构之间的见解，探讨了该作品的中旁观者视角的构建和角色塑造 [2] 。Wright对作品的结局和传达精神意义做出分析 [3] 。相较之下，国内学者的起步稍晚，其中有不少研究者会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作品中的人物或意象。基于幻化论，主人公突发出走的过程实际上是作家自身欲望的一种无意识暴露，是实现白日梦的过程 [4] 。作品中“塔希提岛”这一重要意象的构建，实则体现的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回归本性”的渴望 [5] 。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的核心是“无意识的唯本能论”，其人格理论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本我是一个人出生时就具有的各种本能综合，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是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调节体，超我处于三种人格的最高层，恪守道德原则 [6] 。以往学者在采用人格理论时，多借此分析斯特里克兰人生经历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然而在《月亮与六便士》中，除主人公最终实现本我的外显以外，其他角色在人格上也都具有极高的立体性和矛盾性。本文将以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为指导，对《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多名角色的三种人格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读，探寻冲突背后的成因和对该人物最终命运和结局的影响。
2. 角色人格斗争的外显
本文所提及的人格的外显，主要是指人物本我在小说故事情节中的体现，为使论述的逻辑完整，会涉及人物超我和自我的人格体现。同样，本文中所提及的外显和内隐，并非是指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冰山理论中所指的外显和内隐。区分外显和内隐的标志，主要为该人物的最终命运或人生经历在故事情节中是否有直接体现。
在该小说的所有主要人物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矛盾和冲突，在主人公斯特里克兰身上有明确的外显性。以往的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对斯特里克兰的三重人格略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身为平凡的证券经纪人是其接受现实后的自我 [7] ，也有学者倾向于将此视作社会道德化后的超我 [8] 。本文认为，自我是人格冲突中的外部体现，超我和本我隐藏的内在斗争力量，当二者中的某一方占据主导地位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现实中自我的表现。因此，本文中论述的超我与本我，是本能和理想化目标斗争过程中，以自我形式的有意识行为体现。
2.1. 社会化的“超我”
超我(superego)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其形成受到既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制约，主要功能为对本我欲望的制约和对完善境界的追求。初登场的斯特里克兰完美地切合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一个平庸的市民形象。作者在刻画该人物时，主要通过第三人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在“我”眼中，他是某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纪人，相貌平凡，没有出色的社交本领，只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索然无味的普通人。斯特里克兰超我形象的刻画，也可以从其他配角的角度深化。出于对文学和艺术的向往，斯特里克兰太太常常举办宴会，邀请文人墨客或艺术家，但却鲜少让自己的丈夫共同出席，认为他枯燥乏味，在艺术方面毫无造诣，没有一点文学修养。在瓦特尔芙德小姐眼中，他沉默寡言，毫无风趣，对文学艺术不感兴趣，丝毫没有深入谈论的价值。此时，斯特里克兰按照已有的社会和道德规范进行机械地活动，用外部世界的标准抑制内心的原始欲望和冲动，超我的道德感在他的人格中的占比高于本我的原始冲动。
然而，受超我影响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永远地循规蹈矩，被当下的生活所束缚。相反，超我和本我之间拥有十分紧密的连结，二者处于对立面，不断相互对抗，制约或影响着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因此，即使当超我以强大的社会道德和理想信念对人进行规约时，埋藏在心底的本我欲望并没有消散。在描写男主人公的意外出逃之前，作通过旁观者的口吻，对斯特里克兰超我和自我的斗争做了叙述。当所有人都认为斯特里克兰夫妇的相处模式十分安详亲切，将会按照世俗的轨迹度过一生时，身为作家的“我”则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种不安。“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怪念头”，认为这种井然有序的幸福生活并不令人感到满足。作家的特殊身份设定使身为旁观者的“我”虽然不一定会对剧情的推动起到重要作用，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洞察人的内心世界，其中就有对包括斯特里克兰在内的社会众生内心的本我渴望。这种以旁观者视角，虚构现实的写作手法，也可以使呈现的作品更具现实性 [9] 。
2.2. 矛盾中的“自我”
自我(ego)是人意识的组成部分，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遵循现实原则，对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有调节和缓和作用。针对本我所代表的本能冲动和超我所需要的道德要求，自我试图在现实环境和社会道德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对本我的欲望进行满足，是“现实化”后的本我。本文认为，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斯特里克兰的自我用于满足本我需求的方式共有两种，并以是否打破其原有的超我道德作为区分二者的“平衡”与“失衡”。
一是“平衡”的自我。在出逃巴黎之前，斯特里克兰早已在其他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在不曾打破超我占据主导的外在形象的基础上，对内心的本我冲动进行满足。他在夜晚时借口出去打牌，实则是偷偷学习绘画。唯有在绘画时，他的内心才能片刻地摆脱来自超我的“良心”制约，发泄本我的创作欲望。而在此时，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斗争仍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斯特里克兰并未挣脱自己原有的职业、家庭和外部生活。在世俗眼中，他依旧是那个平庸普通、不善言辞的经纪人、丈夫和父亲。
二是“失衡”的自我。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维持的天平随着斯特里克兰的突然出逃被打破，这也意味着他身上来自本我的创作欲望和超我的良心准则之间的斗争中，本我开始占上风。在超我受到抑制时，人便会开始抛弃原先一直恪守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斯特里克兰在受到“我”的质问时，毫不留情地认为自己已经养育了妻儿十多年，他们完全有能力可以自食其力。这一看似“冷酷无情”的表现，就是他开始逐渐脱离文明社会，抛开社会枷锁制约的一个重要体现。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而言，对于斯特里克兰所处的社会和妻儿来说，无疑是失衡的。他逃离伦敦的举动，打破了家庭其他成员的平静生活，带来了剧烈的动荡。然而，在巴黎追逐本我欲望的斯特里克兰，同样也在受到现实的约束。本我所蕴含的本能、冲动和对即时快乐的追求与高度文明化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贸然出逃的斯特里克兰注定会被迫在巴黎再度“现实化”。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优渥的生活条件，本能的创作欲望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得以释放，穷困潦倒的生活让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礼貌绅士，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脾气暴躁的落魄画家。
2.3. 潜意识的“本我”
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底层，是自我和超我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原始和本能冲动，仅遵循快乐原则。与上文所提及的自我和超我相同，对于斯特里克兰人格中本我的解读，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弗洛伊德早期将人的本能分为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后者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前者则可以通过特定的行为，如文学创作或是绘画进行替代、延缓和抑制。斯特里克兰本我中对于绘画、艺术创作的强烈欲望，本质上是性本能的一种替代性冲动，当他的创作欲望受到文明社会的压制，且本我在人格斗争中压倒超我时，本我就会以性冲动的形式再次显现，这也就造就了后文中他强占戴尔克·施特略的妻子，以发泄自己性本能的行为。
小说中，斯特里克兰人格中的本我部分，可以从外貌变化、伦敦出逃和长眠于塔西提岛的结局中得以窥探。
首先，在叙述者“我”眼中，斯特里克兰的长相和上流社会的矜贵绅士完全不同，反而具有粗犷的“原始”感和“笨拙”感。当“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样貌平凡，但身材十分魁梧高大，手脚粗大，穿着礼服的模样显得有些笨拙，与他作为一个在伦敦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且拥有一个善于交际的太太，理应熟练来往于自身阶层社交场合的形象不符，反而像个刻意装扮后来参加宴会的马夫。这样的形象为读者带来的，就是一股强烈的反差和矛盾感，他的本我中的原始欲望，在此时还只是外在形象和世俗身份的不符和违和。伴随本我在斗争中逐渐压倒超我，占据人格的主要部分，斯特里克兰形象中的“原始”感，在“我”的刻画中愈发明显。当“我”第一次前往巴黎时，他衣着脏乱，整张脸显得笨拙不堪，外貌中的“肉欲”感十分明显。当“我”又一次在马赛见到他时，他越发削瘦，双手却显得十分有力，身体里仿佛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斯特里克兰的外在形象不断和有秩序的文明社会脱离的过程，就是他人格中本我的部分不断凸显的过程。
其次，斯特里克兰的本我在塔西提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从伦敦到巴黎，再到马赛，他虽然一直在连续不断地进行绘画创作，但人格中的本我和超我也在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他带来了痛苦，令他的性格变得极为阴晴不定，行为粗鲁，做出了许多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但这两种人格的抗争，伴随他来到塔西提岛而逐渐消散，本我最终战胜超我，彻底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个远离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偏远海岛，没有世俗社会对人的规章束缚，没有被刻意安排的人生轨迹，他人格中的超我部分自然而然就逐渐失去存在条件。在这个尚未开化的原始海岛，他的本我中的生存本能被爱塔这个姑娘所满足，无需为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担忧，本我中的创作欲望可以不受任何束缚，从而得到了彻底的激发和释放，也因此能够不断创作出许多不朽而伟大的作品。
斯特里克兰人格中的本我不断战胜超我，不仅令他自身的人生轨迹和性格呈现出矛盾性，对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命运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由本我所产生的性格变化，就本质而言，亦是本我与超我的对立冲突。在“我”眼中，斯特里克兰丝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与评论，对待朋友和妻子儿女粗暴冷漠，毫无感情，对待自己的窘迫的生活条件毫不在意，反而在落魄时，显得愈发精神饱满，现实世界的种种对他来说仿佛毫无意义。除了迫切地希望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以外，外部世界的变化无法激起他内心一丝一毫的波澜，这种离经叛道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本我是对社会中的超我道德的反抗，是本能的绘画创作欲望，逐渐战胜社会规制的结果。
3. 角色人格斗争的内隐
除了斯特里克兰以外，小说中的其他配角的性格也同样具备矛盾和冲突性。针对作品中出现的几位女性人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多通过解构人物来揭露女性在男权制度下受到的不公和歧视。从人格理论的角度来说，这些角色的人格中的本我与超我亦处于斗争中。就人物的最终结局而言，斯塔里克兰太太在经历了被丈夫抛弃后，重振旗鼓经营起了自己的事业而自食其力，而戴尔克·施特略的妻子勃朗什，则在爱情破灭后，最终选择自杀。二者迥然不同的命运背后，是人格斗争最终平衡或失衡后的必然结局。
3.1. 平衡的“自我”
在作品中，斯特里克兰太太是一个典型的上流社会妇女形象，所处的阶层赋予了她特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也同样令她被迫放弃了内心的诸多本能需求和渴望。她热衷于宴请文学家，与他们打交道，和她无法察觉丈夫对艺术的兴趣这二者看似矛盾，实则是她人格中“社会化”的超我战胜本我的结果。在还是孩提时，斯特里克兰太太就对文学作品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但在年龄渐长踏入社交场合后，她逐渐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放弃了对文学艺术的追求，转而成为了一名符合社会标准的淑女。在她的人格构成中，作品前期中的本我是对文学的热爱和渴望。同时，她自己也十分清楚本我力量的强大，在她得知丈夫并非是为了别的女人，而是为了追求绘画和艺术创作才抛弃自己时，她立刻意识到丈夫绝无回心转意的可能了，当本我的欲望开始逐渐战胜超我的规制时，任何的社会道德规范都无法阻止。斯特里克兰太太在小说前期，宴请文学家并且努力同他们打交道时她平衡本我和超我的特殊方式，既能够满足她内心对文学艺术的渴望，又不会有违社会规制，最终呈现的“自我”呈现出平衡的状态。
在小说中后期，斯特里克兰太太人格中的本我和超我斗争发生了变化。在失去了丈夫这个倚靠后，人格超我中的社会因素立刻占上风，对她而言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体面形象。因此，之前人格中呈现的格局开始重组，本我的欲望被压制，她立刻为丈夫的离去找了理由，并且利用此事为自己在原有的社交圈层牟利。
3.2. 失衡的“自我”
戴尔克·施特略的妻子勃朗什是该作品中另一个特点鲜明的女性角色，她死亡的命运结局也揭示了人格冲突失衡后的悲剧。这个人物的本我人格中的性本能和爱本能十分明显，这也驱使了她会离开深爱自己的丈夫，义无反顾地追随斯特里克兰，在被后者抛下后，又无法忍受本能不被满足，最终自杀身亡。她人格中的超我部分，则表现为接受戴尔克·施特略对自己的求爱，与他成婚。勃朗什年轻时不慎失足，对帮助自己的施特略虽心怀感激，却并无爱慕之心。在遇见斯特里克兰之前，她人格中的超我道德，即对施特略的感怀之心，能够完全压制本我对爱情的渴望，一心一意与她相伴。但斯特里克兰的出现彻底激发了她潜意识中的爱本能和性本能，本我开始压倒超我，最终做出背叛丈夫的行为。
在命运后期，被本我支配的勃朗什无法重新被社会化的道德所“驯化”，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斗争呈现出无法调和的失衡，也就因此造成了她最终的死亡。
4. 人格矛盾成因
有学者曾指出，毛姆通过塑造复杂、冲突性的角色，本质目的是对人性进行探讨 [10] 。因此，从人格理论的角度而言，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人物虽命运各不相同，但无一不受到内在人格的影响，不同人格的矛盾斗争，根源在于人类原始欲望和文明社会的冲突。
首先，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格的斗争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社会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人格在社会活动中的外显，通常会受到社会的制约。三重人格中的超我，由完美原则支配，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以书中的男主人公斯特里克兰为例，在书中的前半部分，他压抑内心的对绘画的冲动，遵循社会中已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法则。高度工业化的文明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准则，并未给斯特里克兰带来幸福、满足的生活，而是抑制了本我人格的生长，这就造就了他逃离文明社会束缚、回归原始自然的结局。
此外，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奴役具有普遍性，男主人公人格中的“本我”和“朝我”不断斗争，形成了显性的矛盾人格。两位女性角色同样经历了内在人格的斗争，社会的枷锁和原始的本能交织，造成了她们不同的人物命运。同时，书中更多的配角则是完全受到了“超我”的支配。毛姆在书中描绘了一个表面繁华的伦敦社会，文学家们个个衣着光鲜，相比起作家，他们更希望别人将自己视作公司高管，从而跻身上流社会，这便是高度工业化下“文明”的结果。这些着墨不多的群像角色盲从虚伪的社交准则，不探求内心的精神需求，社会的力量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本能的冲动。
5. 结语
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一股十分独特的力量。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冲突实质上是三个“我”冲突的映射，当矛盾冲突无法调节时，人物就将自然而然迎接死亡的命运结局。《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几名主要人物身上的情节发展，也同样顺应了他们人格的斗争与冲突。人格中的斗争与冲突，又与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