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20世纪美国杰出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深刻揭示上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迅猛发展与价值观剧变时期民众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本文基于鲁枢元的“精神污染”理论，对小说主人公霍尔顿遭遇的精神“真空化”、存在“疏离化”与行为“无能化”进行深入剖析。通过文本细读，本文认为霍尔顿遭受的精神污染分别表现为信仰危机、社会疏离与自我压抑。其中，价值观的堕落与信仰的资本化引发其信仰危机；科技当道、人际隔阂与自我冲突造成其与自然、他人及自我的疏离；自主性、自为性与选择性的丧失导致其自我压抑。基于此，本文指出当今时代的个体乃至社会需倍加关注精神污染问题，共同寻求疗愈之方。
Abstract:
As the masterpiece of Jerome David Salinger, a prominent 20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 The Catcher in the Rye fully unveils the spiritual predicament in US in the 1950s when people’s values underwent drastic chang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Lu Shuyuan’s “spiritual pollution”, this arti-cle carries ou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tagonist-Holden’s “spiritual vacuum,” “alienated ex-istence,” and “incompetent behavior” in the novel. Through close reading, the paper unfolds that the spiritual pollution Holden suffers is manifested as faith crisis, social alienation, and self- suppres-sion. Among these manifestations, degradation of values and capitalization of beliefs provoke Hold-en’s faith crisis; technology dominance, interpersonal barriers, and self-estrangement engender his alienation from nature, others, and himself; loss of autonomy, self-determin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cause his self-suppress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should focus on spiritual pollution and tackle the issue with joint efforts.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美国民众普遍遭受内心创伤，大批美国作家开始研究人类精神世界。其中，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 1919~2010)尤为擅长揭露二十世纪中期美国青年一代所遭遇的精神危机。作为剖析人类精神困顿的经典之作，塞林格的首部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直面主人公霍尔顿·考菲尔德(Holden Caulfield)充满矛盾、焦虑与迷茫的心灵世界，深刻探究二战之后美国人普遍经历的精神污染。
当前，学界有关《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精神分析批评、社会批评与生态批评。其中，精神分析批评大多聚焦于霍尔顿的心理状态，如本杰明·普利斯特(Benjamin Priest)将小说文本与心理动力学理论相联系，探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内在冲突与情感困境” [1] ；王羽青与陈琳琳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分析《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教育问题，认为家庭、学校、社会以及自我这四重教育的不完整导致霍尔顿“精神崩溃” [2] ；皮特·肖(Peter Shaw)从精神分析角度解释霍尔顿的社会洞察力与精神状态，指出“理解霍尔顿的行为与情感的前提是将其置于青少年心理危机的特殊模式下” [3] 。其次，《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社会批评则关注小说中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探讨作品中暴露的当代美国价值观及社会问题，如史蒂芬·威特菲尔德(Stephen J. Whitfield)从战后美国社会历史视角出发，分析以往评论家们对《麦田里的守望者》持有的谴责与赞誉态度，认为若将霍尔顿的行话参照“霍默斯·鲍德勒博士的遗作”进行规范，那么对塞林格小说的道德批判将得以消解 [4] ；阿扎尔·哈米德·曼奇(Azhar Hameed Mankhi)通过分析霍尔顿拒绝接受成人世界的原因，揭示“战后时代对美国青年一代的影响” [5] ；帕梅拉·亨特·斯坦勒(Pamela Hunt Steinle)将《麦田里的守望者》视作一场文化辩论，他强调，美国青少年对“个人主义”与“平等主义”的追捧引起他们对战后主流社会实践的批判与拒绝 [6] 。此外，《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生态批评则更多关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如籍琰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出发，揭示作品中蕴涵的生态启示与生态智慧 [7] ；萨拉·道(Sarah Daw)认为，塞林格将对“精神启蒙”的追求与对冷战时期美国文化的逃避融入受到道教启发的“自然生态理念”之中 [8] ；史蒂芬·E·霍布福尔(Stevan E. Hobfoll)以小说中的压力话题为视角，提出“压力模型”与“生态一致性模型”，认为特定文化中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将对个体应对压力的方式产生直接影响 [9] 。
综上，虽然有关《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生态批评日益丰富，但现有文献却主要集中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视角，大多停留在人的“生物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层面，对人类本身的“精神性存在”关注不足。就精神生态而言，中国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教授将“精神生态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 [10] 。他指出精神生态学“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 [10] 。鲁枢元的精神生态理论为生态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考视角，即个体的精神健康不仅受制于个体自身的心理历程，还深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在他看来，“精神领域内存在着生态学意义上的污染” [10] ，此种精神污染表现为五种形式：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心灵的拜物化。其中，“精神的真空化”、“存在的疏离化”与“行为的无能化”最具代表性，涵盖精神健康问题的多个维度，可为分析《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精神污染”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本文试图基于“精神污染”理论，对小说主人公霍尔顿所遭受的“精神的真空化”“存在的疏离化”与“行为的无能化”进行文本分析，以期读者在理解霍尔顿的个体经历的同时，对当代社会的精神污染予以更多关注。
2. 精神的真空化：霍尔顿的信仰危机
“精神的真空化”意味着信仰危机，即“人类精神信念的崩溃”，这不仅表现为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怀疑，也暗示着“人类价值观念的混乱与迷失” [10]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信仰危机正源于其对于社会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的质疑。
首先，《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对社会价值观念的质疑在其学校经历中得以体现。校长哈斯(Haas)作为拥有最高权威的一校之长，其权威形象的崩溃使得霍尔顿对成年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念充满怀疑。他敏锐地观察到哈斯对社会地位高、家境好的学生家长谄笑胁肩，而面对无权无势的学生家长则装腔作势：“有些学生的家长开了汽车来接自己的孩子，老哈斯就跑来跑去跟他们每个人握手。还像个娼妇似的巴结人”，可“要是学生的母亲显得太胖或者粗野，或者学生的父亲凑巧是那种穿着宽肩膀衣服和粗俗的黑白两色鞋的人，那时老哈斯就只跟他们握一下手，假惺惺地朝着他们微微一笑” [11] 。哈斯对有权有势的家长的巴结行为正是成年人价值观异化的表现。而正如“价值是人主动的选择，选择受制于不同的人生观念，在观念的背后，则依然是人的需要和欲求” [10] 。哈斯对家长的差别态度折射出这位校长对于地位与财富的个人欲求与以权力和金钱为中心的人生观念。霍尔顿对这种虚伪的价值观极度敏感，甚至由此而精神错乱。如他所言：“它会逼得我发疯，会让我烦恼的神经错乱起来” [11] 。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精神分析可为霍尔顿的心理紊乱提供解释：“与强烈印象有密切关系的那些事件，不可能不在敏感的人身上留下一些痕迹就结束了……这样一些事件可以对一个人的整个心理发展都有着决定性影响” [12] 。霍尔顿对虚伪与贪欲的敏锐感知在其心理发展中烙下关键印记，对其精神健康产生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诚如鲁枢元指出，“精神世界的萎缩根源于人类价值观念在现代生活中的混乱与迷失” [10] 。校长哈斯虚伪不公、权欲熏心的异化价值观念引发霍尔顿对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质疑，由此陷入信念崩塌的精神真空状态。
其次，宗教的资本化趋势导致霍尔顿对宗教信仰的怀疑。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发现宗教信仰不仅失去了其应有的神圣性，而且沦为了资本家谋取私利的工具。比如，小说中的商人奥格贝森(Augbeson)表面上对上帝无比虔诚，事实上却通过发死人财而赚得盆满钵满。在教堂演讲时，他宣称“自己就时时刻刻在跟耶稣谈话”，并且谆谆教诲学生们一定要“跟上帝无话不谈”，并“把耶稣看作好朋友” [11] 。此时，看破真相的霍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或许光是把尸体装在麻袋里，往河里一扔完事” [11] 。霍尔顿的话充分揭露资本家的虚假信仰：宗教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一种幌子，道德沦丧、谋取暴利才是他们的真实面孔。鲁枢元认为，“资本家为了实现他们的贪婪的野心，不但盘剥了民众，而且还利用了上帝” [10] 。这些商人为了谋求私利，不但侵害民益，还亵渎神明。霍尔顿清醒地觉察到，由于奥格贝森等人的龌龊行为，宗教已失去其庄严性，信仰不过是金钱的牺牲品。在商业利益驱动之下，传统宗教信仰已然丧失其真正目标——引导个体寻求灵性满足与超越物质欲望。这一思想变迁在19世纪末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提出“上帝死了”的概念时已初见端倪 [13] 。尼采试图通过这一表述来捕捉现代社会在逐渐转向理性主义的同时而丧失对传统基督教的信仰。而霍尔顿的感知从另一角度审视“上帝死了”的内涵：即使人们表面坚持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但一旦该信仰遭受商业化侵蚀时，其神性必将削弱或消解，从而无法为个体精神提供栖身之所，甚至整个社会的信仰由此崩溃。
3. 存在的疏离化：霍尔顿的社会疏离
除了精神的真空化，霍尔顿存在的疏离化是造成其精神污染的另一因素。鲁枢元指出：“存在的疏离化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疏离” [10] 。在物质至上的都市中，现代人类与自然的联系逐渐失和，与他人的距离日益疏远，与自我的关系愈发矛盾。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裹挟于物欲横流大潮中的霍尔顿身不由己，只能面对与自然、他人及自我的三重疏离。
第一重疏离是霍尔顿与自然的疏离。鲁枢元提出：“社会越是进步，距离自然就越远” [10] 。在小说描绘的二战后语境中，美国经济强劲增长，战后重建与工业生产的提升大力推动社会的繁荣。然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人类与自然却渐行渐远。这一点在霍尔顿的感知中得到具体呈现：“雪已经停了，可是每隔一会儿，你就可以听见一辆抛锚的汽车发动引擎的声音” [11] 。在这雪后的场景中，汽车的引擎声与雪景的静默形成极大反差，静谧雪地中充斥着汽车嘈杂声的怪异现象充分暴露自然已被科技入侵并占领的不争事实。敏锐的霍尔顿固然可以觉察出汽车代表的现代技术导致人与自然日渐疏远，但由于“人对自然的控制管理日益严密，人对人的控制管理也越来越集中划一” [10] ，被人类中心主义同化的霍尔顿并不能真正亲近他所喜爱与同情的自然。在小说中，少年反复询问中央公园浅水湖野鸭的下落，却并未得到期望的理解与回应，“人们似乎忘记了自然界还有这么一群鸭子存在” [14] 。在出租车上，当霍尔顿再次询问司机中央公园浅水湖的鸭子们冬天的去向，司机因认为霍尔顿在拿他开玩笑而出言讥讽道：“他妈的我怎么知道像这样的傻事” [11] 。在试图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屡遭障碍的少年最终被迫与自然疏离。这种面对与自然疏离的无力感使得“霍尔顿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一个巨大的二元对立” [14] 。
第二重疏离体现在霍尔顿与他人的疏离。正如鲁枢元指出，“人与人的疏离，是由社会对‘竞争’的鼓励开始的” [10] 。不良的“竞争”观念使得追名逐利的行为合理化，从而导致“关爱、同情、人际间真诚无私的合作互助再也无法生根发芽” [10]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与他人的疏离在与期望过高的父亲、成绩至上的老师及虚荣攀比的同学之间尤为明显。比如，霍尔顿的父亲对儿子的关心仅限于他能否进入名校：“上耶鲁，或者普林斯顿” [11] 。即便知道霍尔顿热爱跳踢踏舞，父亲却坚持让他进入古板正经的名牌大学，完全忽略了对儿子兴趣的尊重，这引发父子之间的强烈隔阂。与此同时，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老师对学业的过分强调也导致师生之间的渐行渐远。比如，当霍尔顿因精神崩溃而求助于最初敬仰的老师安东里尼(Antolini)时，老师却仅仅关注学生“不肯用功，老是旷课”的问题，对其精神世界不屑一顾。安东里尼甚至宣称“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种事业备卑贱地活着”，学生们“寻找某种他们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的举动无非一种“微不足道的事业” [11] 。老师对成功标准的狭隘看法与对学生困惑的不良引导，导致霍尔顿与老师之间竖起难以跨越的精神壁垒。此外，同学之间的攀比之风也成为霍尔顿人际关系疏离的助推因素。比如，霍尔顿穷困的室友狄克·斯莱格尔(Dick Slagle)因为使用便宜的手提箱而备感自卑。出于善意，霍尔顿将自己的名牌手提箱藏了起来。但贪慕虚荣的斯莱格尔却把霍尔顿的箱子搁到显眼的架子上，特意让人误会这是他自己的手提箱。这种势利的攀比行为加深了霍尔顿与同学之间的疏离感。无论是至亲、师长、还是友人，所有人追求的所谓地位、成功与物质都让霍尔顿感到心灰意冷。因此，格格不入的少年对生活中每个人的评价几乎都是“假模假式” [11] ，通过这种方式，他无奈地筑起一道与世隔绝的心墙。
第三重疏离来自霍尔顿与自我的疏离。社会心理学家梅尔文·西门(Melvin Seeman)指出“自我疏离感(self-estrangement)”主要表现为“一个人的理想自我和他的实际自我形象之间存在差异”。其中，理想自我是“一个人渴望达到的、符合社会或个人期望的理想状态”，而实际自我却是“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真实存在的自我” [15]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之间的冲突导致他与自身的疏离。如小说标题所示，霍尔顿的“理想自我”是成为一名“守望者”：“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11] 。少年设想自己站在一片麦田的边缘，负责保护那些无邪的孩子们，防止他们坠入丑恶的成人社会。守望者的形象在霍尔顿心中成为逃避成人世界的手段。通过这种避世方式，他意欲建构麦田这一理想以逃离虚伪与堕落的社会，并通过“守望”纯真的孩子而实现“理想自我”；但现实中，其“实际自我”却是一个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不合群的主人公(a misfit hero)” [16] 。在小说中，霍尔顿对现实生活中“坐办公室，挣许许多多钱”“上班，看报纸，天天打桥牌，上电影院”等模式化行为深恶痛绝 [11] 。他极度渴望逃离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只身前往美丽的西部：“那儿没有人认识我，我可以随便找个工作做。……我并不在乎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到了那儿，就装作一个又聋又哑的人……用自己挣来的钱造一座小屋，终身住在里面” [11] 。霍尔顿拒绝常规职业与回避社会期望的行为导致他与真实社会严重脱节。在追求理想与逃避现实的双重压力之下，霍尔顿的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矛盾激化，自我认知彻底崩塌。
4. 行为的无能化：霍尔顿的自我压抑
行为的无能化意指个体主体性的丧失与过于“被动和依赖的倾向” [10] 。此处，主体性指“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呈现的能动性”，包含“自主性、自为性与选择性” [17]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行为的无能化”表现为其倍受压抑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
首先，霍尔顿的“自主性”受到压抑。学者李为善在《主体性和哲学基本问题》(2002)中将“自主性”定义为“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过程中所显示的‘主人’性质，是人自主意识的外化” [17] 。在霍尔顿的自主意识中，作为客体的金钱不过是虚伪的代名词。深知金钱无法衡量内在真善美的霍尔顿竭力逃脱物欲的控制，甚至坦言相对汽车等外在物质，他宁愿选择“一匹混账的马” [11] 。可惜，在这个物欲横流、财富至上的社会中，霍尔顿并无可能真正脱离金钱的掌控。当手头拮据只能捐赠教堂十元钱时，少年“难过得要命” [11] 。这种对金钱充满鄙夷的自主意识与渴望慷慨捐赠的自主意识之间的冲突暴露霍尔顿压抑与无力的“自主性”。被迫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做出妥协，霍尔顿的“自主性”只能让步于金钱这一客体。
其次，霍尔顿的“自为性”也遭到抑制。自为性意指“扬弃了的自主性”，具备自为性的主体知晓“应当作主”，也知晓“为何，如何作主” [17] 。在小说中，霍尔顿试图通过担任“守望者”的角色作主 [11] ，即保护儿童的精神世界免受成人世界的污染。然而，他并不确定该如何作主，因为“霍尔顿既不是成年人也不是孩子；他置于一个连续体之间，这使他感到困惑，并导致他无法在某时某地采取适当的行动” [18] 。虽然即将步入成人世界的霍尔顿将扮演“守望者”的角色视为自己的使命，但现实中的他却在成人世界屡屡受挫，无法实现理想自我。据“自为性”定义，主体“不仅‘要作’主人，而且也的确‘能作’主人” [17] 。显然，此时的霍尔顿对自己无法作主这一事实也心知肚明：“我的行为举止有时很幼稚……有时候我的举止却像十三岁” [11] 。不成熟的行为与他担任守望者的自为性极不一致，其儿童般的自主心理不过是“盲目的主观任性” [17] 。囿于这两种互斥的角色，丧失“自为性”的霍尔顿陷入两难之境。
再次，霍尔顿的“选择性”同样遭受遏制。选择性意味着“扬弃了的自为性”，它标志着“人的意志自由或自由决断的性质和本质力量” [17] 。在小说中，霍尔顿的精神困顿与频繁的心理活动标志其“选择性”的丧失。比如，当妹妹菲比(Phoebe Caulfield)询问他的喜好时，由于“没法集中思想” [11] ，霍尔顿无从作答。这种在面对妹妹简单提问时的选择困难不仅源于少年对日常琐事的精力匮乏，更来自于其内心深处的自我压抑。这种精神压抑阻碍霍尔顿对自我真实欲望的认知，使其丧失“意志自由”与“自由决断”的能力。比如，在潘恩车站(Paine Station)的电话亭内，尽管渴望找人通话，但几经思量，霍尔顿的意愿并未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话的“自由决断”仍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可见选择性受限的个体“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无奈的控制与强迫”，因此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进而引发了内心无端的紧张与焦虑” [10] 。面对来自学校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霍尔顿觉察到自己的无力、紧张与焦虑，只能通过逃离来缓解精神痛苦。起初，他逃离潘西中学，渴望在纽约找到更真实、自由的生活。然而，他很快发现纽约同样充斥着精神污秽与道德败坏，期望于是再次落空。之后，再度逃离的霍尔顿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西部”，寄望于找到想象中的乌托邦 [11] 。然而，这种逃离并非源于对责任与自由的深刻理解，不过是对“压迫”本身的微弱反抗，绝非缓解其自我压抑的良药。因此，行为无能的少年离守望者这一理想愈行愈远。
5. 结论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精神困境深刻揭示了精神污染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具体而言，霍尔顿对社会价值观与宗教信仰的怀疑使其陷入精神真空；同时，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迫使霍尔顿与自然疏离，社会中不良的竞争氛围导致其与他人疏离，理想自我与实际自我的冲突促使其与自我疏离；此外，物质束缚、幼稚心理以及精神压抑共同致使其行为无能。然而，正如鲁枢元所言，“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衰微越来越引人注目” [10]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暴露的精神污染绝非霍尔顿这一简单个案，而是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缩影。而且，在当代民众面临学业压力、工作竞争、人际关系等多重挑战的今天，这一问题更为令人堪忧。在此背景下，个体与社会唯有携手努力、共同抵御精神污染，共同维护精神健康，方能寻获精神疗愈的良方。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