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形势
1.1. 世界局势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合作与冲突并行。一方面，世界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世界主要国家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国际组织正不断形成。经济全球化推动世界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逐渐明确，彼此间经济互信程度不断加深，新兴经济体加速出现。文化交流方面，世界各国在交流互鉴中寻求新的合作契机。
另一方面，区域冲突的产生、全球经济的衰退、贸易壁垒的出现、外经贸合作机会的减少，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受阻，导致政治经济领域本就尖锐的矛盾更加突出，而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蔓延更是加剧了国际社会间的冲突。
然而，全世界各国各地区交流合作，学习互鉴才是克服困境的唯一智慧之道。世界只有在和平交流，共同促进的基础上，才能迎来大发展大变革。
1.2. 中国与中亚
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亚洲地区也面对着同样的机遇与挑战。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中国与亚洲地区国家的合作不断增多，取得了丰硕成果。中老铁路，中吉乌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的成功落地，寄托着中国坚持互联互通，民心相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真实心愿 [1] 。
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从上合组织的成立与运行，到新时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再到2023年“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不断密切，合作日益加深，外交飞速推进，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与进步。中国遵循平等相待、与时俱进、互利共赢的外交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给予了中亚国家帮助和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同中亚国家实现了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签订了睦邻友好条约，建立起了深厚的政治互信。在战略能源、产业调整、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方面都有紧密的合作，在一次次合作中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而人文交流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艺术交流与教育办学方面深入合作，推动双方人文精神交相辉映。
2.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提出
2.1.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提出背景
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互助，目前有两种较为成熟的国际教育模式。其一是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旨在向其他国家介绍和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国际中文教育学校的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其二是以“鲁班工坊”为代表的，以“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中国传统班墨文化为根源的国际职业教育品牌和以“中职院校 + 海外中资企业 + 海外高校”为结构的国际职业教育模式。两种国际合作教育模式充分展现出来自中国的教育方案正逐渐与中亚国家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但是，在当前中国与中亚五国建立起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中亚各国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不断延伸，合作项目不断具体化，对产业对口所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现存的两种教育合作模式所具有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具体来说，当前的国际教育合作模式存在着如下的问题：总体上看，以中亚地区孔子学院为代表的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布局框架，但体量尚小，存在着各单位之间联系不够高效紧密、投资总量少、办学资源不均衡，中文在外语教育体系中不突出，办学模式单一化，同质化，脱离当地实际需求等现实问题。当前单纯的国际中文教育模式在中亚国家的建设缺乏较为稳定的管理机制与经费支持，运营模式无法支撑可持续发展、教育成果与人才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
而在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从概念的提出到发展至今，持续时间不长，建设时间较短，且多数为教育品牌，市场化程度不高，项目管理可持续性不强，投入产业发展的效能较低。另外，在交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因语言不通带来的沟通问题。而在国际职业教育品牌的构建过程中，也需要建立稳定有效的管理机制，包括资金的提供，当地政府能否给予支持等，都是当前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基于这样的背景，要想继续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应当探索一条适应实际需求的新航道。作为解决方案的新型教育合作模式——“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运用而生 [2] 。
“中文 + 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首次设立“中文 + 职业技能”论坛，邀请中外企业与教育专家共同讨论开展就业创业对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大会上强调，要在语言教学中适应合作需求的特色课程，积极推进“中文 + 职业技能”项目，帮助更多的人掌握技能，学习中文 [3] 。“中文 + 职业技能”这一新的教育概念首次走入人们的视线。“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作为一种新型国际教育合作模式，字面意义上来看，是通过采取国际中文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进行有机结合的形式，来实现国际复合型人才的共同培养。作为一种结合国际中文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的教育合作模式，“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即在职业教育过程中引入中文人才，推动职业教育双语化，从而促进职业教育合作模式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当前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共进，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合作的双方，中国与中亚五国在教育交流合作领域的交流互鉴新平台正在逐渐形成。“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正是这一平台落实在教育实践中的生动诠释。
2.2.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意义
国际中文教育在合作双方间的文化意义是不可忽视的，而国际职业教育的实践教育意义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将两种教育模式的优点进行有机结合，能够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现实效果。通过规避和整改已经存在的问题，力求最大程度上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各领域合作，实现产教准点融合与精确对接，实现人才与产业建设需要的岗位对接，使学生能够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在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同时也能充分调动现有的语言人才、技术人才，为他们提供更加多元的就业选择。对于企业而言，“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同样也能带来效率更高的校企联动，精确提供企业所需人才。新型国际教育模式也为合作双方提供更多综合型、复合型人才，这无疑是顺应当前中国与中亚五国进行多领域，深层次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新方案。一方面，“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作为一项教育新方案，与既有的现实方案相比，展现出更加贴合时代背景，更加符合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国际交流领域更深层次需求的优势。专业职业教育与汉语学习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为原有的单一的国际中文教育只能为中亚国家培养语言交际人才，无法将教育成果直接投入进实际生产之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打破了单一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沟通存在不便，术语解释困难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这种新型国际合作教育模式也为中亚五国现存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教育管理系统的效率低下，职业教育的职业技能培训与产业实际需要脱节，人才流失严重等具体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新思路。
3.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实践
3.1. “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雏形——“鲁班工坊”的建立
“鲁班工坊”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教育合作品牌，是为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建设需要以及中国职业教育加快国际化转型速度的现实需求，实现从国际经验资源向内输入到国内本土资源向外输出的转变，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而建立的。在发展教学的同时，还开创了数十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而这些教学标准也相对应的被纳入了“鲁班工坊”合作建设国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鲁班工坊”与当地政府共同缔结政校企合作纽带，实现职业教育的国际化产教融合。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亚非欧国家的本土化落实，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鲁班工坊”在为国际职业教育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同时，也体现出部分“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特征。具体体现在，“鲁班工坊”在教学模式的设置上，通过对海外学院进行短期培训的方式，对学生和师资力量进行培养。学生在生源地学习一段时间的文化基础课后赴中国学习汉语，并继续学习专业课程。这期间的专业课程则采取双语教学的模式，通过学练结合的模式，保证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回到生源地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学习能力和专业素质都得到提高。学生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课堂内容和教学设置均有双语教学的部分。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中文教育是服务职业教育而存在的，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程度较浅，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中文 + 职业”培养模式。因此，“鲁班工坊”在作为相对成熟的国际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的同时，也体现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雏形。
3.2. “鲁班工坊”职业教育模式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种不断发展，持续改进的国际职业教育合作模式，鲁班工坊若想在今后的发展中实现规模化，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无可忽视的现实问题。鲁班工坊在国际知名度，制度的完善程度方面仍然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具体体现在：
第一，“鲁班工坊”虽然是国际合作性的职业教育模式，以中国方面为多元主体，由政府补贴，学校建设，学校管理，企业参与，但实际上其具有的社会组织性质相较于政府间合作性质更为突出明确。若想继续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关于鲁班工坊的合作，需要合作国家之间商议明确针对“鲁班工坊”海外办学项目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这项教育合作项目有稳定的法律保障。
第二，鲁班工坊作为品牌项目，目前没有形成有效完善的监督方法，在实际的管理运行方面仍然存在着缺乏指标和评价体系的问题。鲁班工坊的发展主要依靠于校际合作，作为企业品牌本身缺乏不断发展的内生动力，投入产业发展的效能较低，需要推动其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进一步推动产教融合，借助多元国际力量，打造国际知名职业教育品牌。
第三，鲁班工坊项目管理的可持续性发展存在一定困难。鲁班工坊受制于教学周期短，开展时间晚，在项目管理，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语言交流沟通上的问题。因此，为推动鲁班工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在语言文化上的沟通交流有必要进一步强化。
这些具体问题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在起步之初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4. “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改进方案
4.1. “中文 + 职业”模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现实要求
第一，学科设置与课程建设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这表现为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与岗位实际需要相结合的培训内容。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开采、油气运输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这意味着可以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设置相关双语课程，推动学生“中文 + 职业技能”共同发展。为学生提供赴华交流的实践平台，使得学生在学习完来自中国的中国技术后，可以更好地将技能与本国的现实需求相结合，将习得的知识转化为本国产业生产的技术支撑，实现职业技能与本国现状的精准对接。
第二，对师资队伍的完整性与教材内容的专业性提出要求。国际合作的育人模式决定了“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需要增加对教师实践能力的考查以及在招聘过程中对人才需求的灵活性。应当结合当地师资力量，配合语言类人才，技术型人才，全方位，多层次的组合班级。在教材的编撰和选定上，应当充分结合当地学生的学习生活习惯，尊重当地学生的宗教信仰与文化理念，融合“一带一路”倡议指导精神，在精确严谨的知识内容中令学生感受到人文关怀。引入生源地本土中文人才，促进语言人才再就业，推动“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可持续性发展。
第三，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教育体系与办学机制。“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建设应当是一个持续时间长，建设周期短的经营模式。在原有国际职业教育注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扩大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提升本科教育的层次质量。采取先进的学校管理方式，对学生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紧跟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新趋势，采用的新方法与教学实践中产生的新经验。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使得当地学生在进入“中文 + 职业”合作办学机构时能与之前所受教育形成良好衔接。
4.2. “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实施的具体措施
作为给予国家间合作产生的国际合作教育项目，“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建立同样需要中国与中亚国家双方从国家和社会的立场予以支持和推动。具体可实施的措施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推动中央统筹与政府部门协调 [4] 。国家政策作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的方向引导，需要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预测提供政策咨询，引导复合办学模式始终于合作双方交流合作需求的方向保持一致。国家政府给予“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以政策支持和思想领导，有利于推动合作双方在教育领域内的合作探索的持续推进，使“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优势最大化。因此，“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推进需要听从双方政府的指示与安排，提升自己的战略意义与强服务性。
第二，“中文 + 职业”教育的顺利推进需要来自社会层面的关注与推动。这意味着“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需要与企业、社会合作组织充分对接，推动校企合作不断进。企业和行业参与进课程安排与课程内容，增加学生实习实践机会，推动教学内容与岗位实际要求紧密结合。通过校企利益共享，吸引企业投资加盟的方式，增进职业教育与企业要求的连接，推动中国企业技术的“走出去”与中亚国家的“引进来”在经济文化领域的紧密联结。
第三，完善教育品牌的管理模式。双方政府在为“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提供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应当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教育品牌的运行管理作进一步的要求和规范，保障教育活动顺利合法持续进行。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深度剖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交流合作的现状，重点聚焦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领域以及近年来新兴的“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以鲁班工坊为例，分析了当前“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优点以及仍存在的问题，并从“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实施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改进建议。
“中文 + 职业”教育模式尽管还未真正投入实践，但我们仍旧可以预想到这种新型教育合作模式所拥有的巨大潜力以及其所能带来的巨大成效。一方面，“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针对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教育合作领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中文 + 职业”教育合作模式延续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古丝绸之路的文化基因，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产教融合、产能转化方面的后续交流合作提供力量，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共同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奠定了坚实基础。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