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劳动力虽然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业领域，但仍然选择留在乡村，专注于非农业生产。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离土不离乡” [1] 。“离土不离乡”模式的特点在于，农业生产被部分或完全地转移到了非农业经营。这意味着，原本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利用他们的剩余时间，以兼营的方式投入到工业或副业的生产中。这种模式不仅保留了乡村的原始风貌，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以温州龙港为例，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趋势。从过去以渔业和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逐渐转向了依靠家庭经营的非农产业模式。在8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当地的农民选择兴办家庭工业或兼营工业，从而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专注于农业，成为了专业种植的大户。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模式，不仅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单一模式，使得乡村经济更加多元化和富有活力。这种模式的成功实践，也为其他地区的农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2. 农民生计方式转变：离土不离乡
(一) 农村家庭工业的兴起
在温州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经商的历史传统早已深植人心。即使在高度计划经济时期，手工业式的工商传统也并未完全消失。一部分温州人凭借着坚韧的意志和对商业的敏锐洞察力，始终保持着对手工业技术的热爱与经商的意识。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国家政策的推动为这部分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凭借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力，迅速捕捉到商机，率先进入工商行业。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人们，为温州的工商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辉煌，更是温州经商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扬。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敢于创新的精神，使得温州在工商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国内外瞩目的商业重镇。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龙港地区的农民在工商领域面临着创业的挑战。由于资金有限，他们无法承担大型现代化机器设备的费用，因此，他们选择了一些技术门槛较低的项目。这些农民展现出了极高的创新精神，他们巧妙地将现代工业生产与传统手工艺相结合，使得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得以在家庭生产中实现，从而在龙港地区迅速发展壮大。以塑料编织袋的生产为例，如果使用圆织机，每台需要6000多元，而使用传统的木织机每台仅需100元。这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让农民能够以更低的资本进入工业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当塑料编织袋生产刚刚进入温州农村时，是以村集体形式出现的。但由于采用了木织机生产，其最低的必要资本量很小，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能力投资。因此，不久之后，小规模的家庭企业就取代了集体企业。这一变革不仅降低了创业的资本门槛，还激发了农民的创业热情。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成功地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工业生产相结合，开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2] 。在家庭工业技术的引领下，现代工业技术的复杂性被巧妙地化解，降低了农民进入工业领域的门槛。这些简单而实用的技术，如同初升的阳光，照亮了农民们的学习之路。他们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工业技术的传播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使得技术得以在乡村之间流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农民们通过相互学习、交流和合作，共同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一个个小村庄逐渐崛起成为专业化产业集群。家庭工业技术在降低技术壁垒、促进农民进入工业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生活质量，还为乡村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工业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创意和专业精神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工业化的进程。
在创业的萌芽阶段，大部分企业尚处在家庭作坊的形态，这其中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家庭工场阶段，这是龙港建镇初期最原始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利用简单工具或设备，手工完成大部分工序，劳动力主要来自家庭成员，只有少数是帮工或学徒。这些企业主要生产零部件或半成品，并直接销售给市场。例如，龙港人民北路一带的毛毯包装袋加工，至今仍保持着这种传统模式，飞鸿毛毯加工厂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企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家庭工厂阶段。这个阶段的企业规模有所扩大，投资增加，开始采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设备，有的甚至拥有完整的生产线。但大多数企业仍只专注于一道工序，而将其他工序外包给其他企业。这种模式让具有产业相关性的生产者和销售者聚集在一起，通过市场和分工协作完成产品生产。“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不仅促进了专业分工的形成，还让知识和信息得以流通。在这样的环境中，农民的素质得到提高，见识得以增长。公平竞争和集体协作意识逐渐形成，农民的人力资本得以积累。同时，这种模式也弥补了农民对于市场需求信息的不足。它不仅推动了自身行业的发展，还带动了其他行业的进步。在行业专业化和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得到了有效吸纳。
在再生纺织产业的领域中，龙港南面的宜山地区堪称其发源之地。然而，由于其技术含量的局限性，这一产业在传递到龙港农民手中的时候，大多以小规模的家庭手工业形式存在。例如，制作一条腈纶毛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加工程序。这其中，各种专业市场起到了将不同的加工户串联起来的桥梁作用。开始时，专职的购销员会从外地采购回碎布原料，然后经过分拣、清洗和晾晒等环节，再拿到市场上出售给专门的毛毯加工户。接下来，毛毯加工户、版样设计户、拉毛户和包装袋生产户会协同合作，完成织毯、拉毛、复合、剪裁、缝边和包装等一系列工序。这样，一条毛毯的制造过程才算大功告成，随后会被拿到毛毯市场上进行销售。同样，在其他产业中，这种以各种专业市场为核心，不同加工户共同完成某种产品生产的模式也十分普遍。在温州的广大农村地区，这种以家庭小企业为基础的产业群落现象尤为显著。它们不仅展现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更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 [3] 。
此时，部分龙港农民选择脱离农业领域，将更多的资源，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到家庭工业生产中。在家庭工业起步阶段，由于其操作流程相对简单，且员工多为家族成员，彼此间的配合默契度高，工作积极性强，这使得各生产环节在空间转移上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集中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家庭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同时，家庭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生成性人才逐渐向经营管理型人才发展。一些具有天赋的农民通过学习和掌握新技能，逐渐从传统农业领域向更广泛的领域拓展。这些新技能不仅随着职业和地域的变迁在社会中传播，而且这些管理技能和观念的学习也影响了他们的子女和周围人群，为他们的社会身份转变奠定了基础。随着专业化的进程，人们的经营和生产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市场经济观念逐渐树立起来。基于利益驱动的观念转变使得市场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加速了龙港农民的身份转变步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龙港农民的身份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但他们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未能完全摆脱农民身份的标签。
(二) 农户兼营第二产业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商业的不断发展，龙港人民已经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不再仅仅依赖渔业和农业为生，而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拓展到其他产业领域，以增加收入。同时，他们的交易范围、交易空间以及交易对象也不再仅限于家庭成员之间。
部分农民仍以土地为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兼营工商业，包括农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服务。然而，他们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据调查结果显示，约有15%的农户表示未来打算只从事纯农业生产，但由于在外生存困难且生活成本高，他们面临挑战。另外，许多农民利用非农业收入购买农业机械设备，以提高农作物效率。他们希望通过土地流转承包更多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实现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经营。
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包括农产品销售、加工以及一系列农业产业的中、后服务经营。同时，他们也继续经营土地并从事农业生产，其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工商业。这些以工商业为主的兼业农户通常会将土地转包给他人耕种，或者直接转让给其他人，或者由家中老人耕种，甚至任其荒废。在劳动力素质方面，以工商业为主的兼业农民的平均劳动力素质较高，其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兼业农户。这些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常年从事工商业经营，只有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生产。
在调查中，当询问“将来是否继续经营土地”时，超过70%的兼业农户表示他们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些农户所在的村落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发展工商业被视为提高农民收入更有效的途径。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成为了副业，只有老年或无力经营工商业的农民才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另外，也有农民选择从事家庭工业，进而积累资本投入纺织服装、塑料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农户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主导产业，而是开始开拓其他产业。为了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资金技术成本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从而积累城镇经济活动的初始资本，逐步扩展了城镇自身经济活动的空间与能力。龙港农民将目光投向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以实现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表1呈现了1987年~1989年龙港镇第一、二产业结构变化 [4] 。
根据表1数据显示，从1987~1989这三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以及从业人员均呈现增长趋势。然而，第二产业在这期间的增速明显快于第一产业。产值从6906万元迅速增长至23202万元，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的产值与就业人数也高于第一产业，成为龙港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导产业。在第二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纺织服装和塑料业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成为主导产业。这种产业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活动导向所决定的。这也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将是龙港城镇化的主导产业和主要驱动力。
Table 1.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dustries in Longgang Township, 1987~1989
表1. 1987年~1989年龙港镇第一、二产业结构变化表
龙港地区的商品经济发达，流通渠道健全，是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中有五个的所在地。第二产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由于资金技术成本较低，从而积累了城镇经济活动的原始资本。
(三) 种植专业户
在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各乡村为提高粮食产量，逐渐从单纯的耕作制度转向引进良种、植保、合理施肥等单项技术，并逐步将这些技术进行组装配套。其中，模式栽培、配方施肥、良种丰产示范坊和示范片等方法效果显著，促使许多农民成为种植能手。从表2中可以看出，龙港镇已经出现了一批规模种植的专业户，他们的种植规模约为60亩。进入90年代，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部分农民开始从事商业或企业生产，将土地转包给懂技术、能经营、善管理的种植能手(种植大户)。这促进了粮食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形成了从小面积的十几亩、几十亩到大面积的近百亩、超百亩的种植规模。其中，童处村的周世东农场面积最大，最初为116亩，2001年发展到240亩。从农业专业户的出现到种植(养殖)大户的发展，乃至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这种一家一户的自给性生产逐渐转变为商品性生产，为交易的扩大和市场扩展创造了条件 [5] 。初步统计显示，2001年全镇有44户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农户，他们经营的面积超过50亩，总种植面积为2828亩 [6] 。
Table 2. Large grain growers with more than 50 acres in Longgang Township in 2001
表2. 2001年龙港镇50亩以上种粮大户
注：1) 名字按社会学方法做处理。2) 周世东农场湖前童处村，系个体承包的家庭农场，创办与1998年1月，农田面积116亩，以种植水稻为主，种甘蔗、荸荠等经济作物的综合经营户。从业人员平均夫妇2人，忙季雇佣临时工若干人。
3. 农民交易空间转变：从村域到县域
(一) 传统集市
“疱羲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7] ，这是最早记录乡村集市的记载。传统乡村社区展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结构特性，其构成基础是众多同质化的家庭单位，这些家庭单位汇聚形成同质化的村落。在村落的经济体系中，每个家庭都被视作独立的经济单元，体现了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特性。在这种自然组织状态下，农户间的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整合与协作。由于每个家庭都能实现自给自足，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只有那些无法自行生产的工具和物品，他们才会选择购买。而在交换过程中，往往使用自家生产的农产品作为交换媒介。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物物交易的现象在江南地区的农村仍普遍存在。这种交易形式逐渐演变为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具有农民社会或农耕社会特征的市场结构，从而将集市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体系 [8] 。
有研究者将集市定义为：集市是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场所，最初是由于商品交换而成 [9] 。在乡村社会中，由于人口居住较为分散，集市成为农民进行交易的重要场所。集市将周围的农民聚集在一起，使交易空间相对集中。在乡村的集市上，人们依靠长期以来的约定俗成的规定进行交易活动。例如，某些集市按照农历逢三、逢六、逢九进行，还有的地方会举办一年一度的会市。在龙港建镇之前，各地就存在一些定期的集市，如刘家店会市、缪家桥会市和方良村会市等。1982年后，随着政府放宽经济政策，鼓励农民在龙港兴办实业、个体经商和家庭工业等，乡镇个体商户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促使龙港村村民开始有多余的农副产品需要到集市上出售。同时，村民的多样化需求也推动了乡镇集市的繁荣。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村民们带着自己的商品前往集市交易，或者利用集市购买所需物品，补充家用。每年这些大型集市都是人山人海，不仅满足了村民的购物需求，也增进了农民之间的感情。在这样的场合下，村民们可以交流家常、互走亲戚。通过集市这一社交场所，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做出了贡献。
(二) 专业市场
在乡村城市化的大潮中，人们的经济生活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龙港为例，自从建镇以来，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市场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龙港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个体都在围绕着市场进行经济活动。那些率先获得经济资源的进城者，成为了市场生态圈的基层生产者。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吸引各种供给者，从而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网络。镇区所在地的居民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创办了各种市场，如建材市场、食品市场等。这些市场为进城者提供了丰富的商品和劳务，同时也为周边乡村的工匠提供了展示自己技艺的机会。例如，当地的木匠、石匠和油漆工等手工艺者纷纷涌入城市，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各种服务。与此同时，进城者也围绕着市场需求，开展各种经济活动。他们不再依赖土地生活，不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而是成为了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员。通过参与市场竞争，他们逐渐融入了城市经济体系，成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龙港镇成立后，人口的汇聚形成了庞大的交易网络。居民们不再遵循特定的交易日，每一天都充满了频繁的商业活动。天色未亮，龙港腈纶纱市场就已热闹非凡，纺纱户和织毯户们早早地来到市场，热切地交流和交易腈纶纱。一位受访的织毯户解释了为何他们如此早到市场，她告诉记者，若稍晚到达，优质的腈纶纱可能就会被抢购一空，那样工人们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原料而停工 [10] 。开始时，市场的交易规模尚小，百来人的交易量还能被妥善容纳。然而，随着毛毯业的繁荣发展，交易人数激增至300多人，交易额也从10万元飙升至300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市场场地显然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道路两侧直至龙华饭店门口都摆满了摊位，市场的扩张甚至引起了交通拥堵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场的管理方于1991年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市场迁移至宫后路高氏祠堂南首。市场的迁移，象征着龙港经济活动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化和扩大。农民们不再仅满足于在集市上进行消费，他们开始发展家庭工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往城区市场，甚至远至其他县市。在90年代的温州农村，家庭工业进一步将自己的产品消费从本社区中分化出去。他们以满足市场上陌生消费者的需求为宗旨，通过商人这一中介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因此，农民的交易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固定的集市发展到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易活动。这吸引了周边村镇的农民纷纷来到龙港进行消费或商业交流。这种转变不仅推动了龙港的经济发展，还加深了市场与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产品价值的实现与竞争机制的展现都离不开市场的交换。龙港镇在探索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深谙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并以此为起点，逐步建立起一系列专业化的市场。以1993年为例，龙港镇的贸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多达24个。这些市场涵盖了服装、腈纶毛毯、腈纶纱及腈纶布角、木材、钢材、水泥、小商品、水果、水产品以及纺织品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鲜明的专业化特色。这些市场不仅覆盖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甚至还将商品远销海外。以服装市场为例，它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式服装，无论是传统款式还是时尚潮流，都能在这里找到。各种品牌、各种风格，竞争激烈，推动了服装行业的创新与发展。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推动了市场专业化的发展，使得龙港镇的服装市场逐渐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的知名市场。同样，腈纶毛毯市场也具有很高的专业化程度。这里不仅有各种规格、质地、花色的腈纶毛毯，还有各种腈纶纱和腈纶布角等原材料。这样的专业化市场为生产商和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交易平台，促进了商品的快速流通。而在木材市场，从国内外各地运来的木材琳琅满目，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钢材市场、水泥市场等也都是如此，它们凭借着丰富的品种和优质的服务，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采购商。这一时期，龙港镇的小商品市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各种新奇的小商品层出不穷。这些小商品不仅具有实用性，还蕴含了创新和创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它们的流通范围也相当广泛，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市场。不仅如此，水果市场、水产品市场以及纺织品市场等专业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也都展现出龙港镇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的远见与决心。它们共同构成了龙港镇的商品经济体系，为全镇乃至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这些市场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与交换，更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竞争机制。各个商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纷纷加大创新与质量提升的力度，进一步推动了全镇经济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这样的良性循环，龙港镇的商品经济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成为全国商品经济的一大亮点。
4. 农民交易对象转变：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
熟人社会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彼此熟悉、相互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熟人社会中，宗族力量通常较强，人们聚族而居，地缘关系依附于血缘关系。村庄内的人们通常具有较强的自己人认同，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与此相反，村庄以外的人们则被视为陌生人，与村庄内的人们缺乏了解和信任 [11] 。在乡村生活中，由于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人们往往祖祖辈辈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这种网络的特点是高度的透明度，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在乡村社会中，家庭成员、邻里和同乡之间的关系是最为熟悉的相处模式。由于社会的流动性相对较小，农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对稳定。举个例子，在赶集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互相认识，即使不是亲戚关系，也是乡亲。当某家有红白喜事时，全村人都会互相帮忙。比如遇到生小孩的情况，一些礼品要分遍全村，还要请大家喝喜酒，以表庆贺。这样的传统习俗在乡村社会中非常普遍，强化了人们之间的联系和认同感。
在现今的龙港，我们见证了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的蓬勃发展。这个城市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来自三个省份和七个县，彼此之间没有像农村地区那样错综复杂的血缘和亲戚关系。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拥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背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主要由各种异质化的个体所构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龙港的家庭工业迎来了飞速的发展，许多农民投身于小商品生意，逐渐形成了交易市场。这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居民，也吸引了众多外地顾客。例如，沿河家具一条街汇聚了60多家家具店铺，生意兴旺，繁荣昌盛。另一边的副食品专业街，有170多家经营户专门从事副食品的批发和零售 [12] 。这些店铺不仅满足了周边地区的需求，也大大缩短了购物时间，为消费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能人”们也纷纷从周围地区前来进货，他们在龙港采购商品，然后在本地进行销售。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了周边村庄对生活品的需求，也大大缩短了购物的时间和距离。这些“能人”们凭借他们的商业智慧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成为了这个移民城市中的商业佼佼者，推动了龙港的商业繁荣。
龙港，这座昔日的小镇，如今已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每天，熙熙攘攘的人流涌动于街头巷尾，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然而，当地居民并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商人的造访，他们渴望将自己的商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当地政府审时度势，积极筹划。每年，他们都会举办数场物资交流会和产品展销会，为商人们搭建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龙港的影响力，吸引了众多外来投资，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贸易市场的发展，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此时，龙港的商贸活动呈现出一种新的景象：尽管交易的频次增加，但人们之间的关系却逐渐变得疏离。在市场的交往中，人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合作利益、商品质量以及商家的信誉，而不再受个人情感的左右。交易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熟人圈，而是扩展到了周围的村镇乃至其他省市的商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的交换原则变得简单而直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时结算成为了主流 [9] 。有时，为了争取更好的价格，商人们甚至会激烈地讨价还价，面红耳赤。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自身的利益。这些活跃的贸易市场不仅增加了农民的交易频次，还使得买卖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与此同时，交易的空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固定的地点，从而呈现出一种开放而多元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