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料库翻译学是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研究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大规模双语语料为对象，采用语内对比和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历时或共识描写和解释，并探索翻译本质的翻译学研究方法 [1] 。
翻译风格指某部具体译作所呈现的不同于其他译作的翻译个性。Baker [2] 所倡导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研究为探讨译者风格和翻译普遍性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传统的翻译风格研究侧重于用定性方法，通过主观观察译文的整体特征来得出结论；而语料库翻译学能借助语料库的优势，通过数据对译本进行定量研究和分析，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
王实甫所著的元杂剧《西厢记》是中国戏曲典籍的代表作之一，因其极高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性而具有“新杂曲，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美称。自19世纪起在世界各国不断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是真正在海外得到传播的中国戏曲典籍之一。因此，对《西厢记》的代表性译本进行更为科学的对比研究、了解不同译本各自的翻译风格，对于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古典戏曲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以《西厢记》三个全译本为研究内容，以语料库为研究方法，对三个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对比分析，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 三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在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存在什么异同？
(2) 造成三个译本翻译风格差异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2. 《西厢记》英译的研究概况
《西厢记》自1935年诞生首个英文全译本以来，至今共有七个主要译本，节译片断若干，是中国戏曲典籍外译史上被英译次数最多、拥有英译本数量最多的作品，在英语世界中堪称中国古典戏曲的经典之作。国内学术界对于《西厢记》的英译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展开：《西厢记》英译的总体研究、译者译本研究、微观语言层面研究。
国内对《西厢记》英译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02年才有了第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因此在前期，学者们主要对《西厢记》的英译成果进行历时整理。文军、郝淑杰 [3] 介绍了《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经历，并结合时代背景简要分析了每个译本的特征。此外，郭亚文 [4] 对于《西厢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并对其翻译现象做了规律的总结和一定的梳理工作。
在中国文学外译的相关研究中，译者和译本的研究一直是广大学者青睐的研究热点。在《西厢记》的英译研究中，对于许渊冲译本的研究数量最多、研究视角也最为多样。李菡 [5] 从遣词造句和典故变通等角度分析了许渊冲译本的艺术性，认为其译本达到了译者所追求的“只见天籁，不见人籁”的艺术境界。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理论，陆礼春 [6] 从音韵、修辞和互文性三个方面对许渊冲译本进行分析，认为其译本不仅保留了原文的文学特性，还丰富了原文的韵律格式和修辞手法。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运用现代化研究手段进行研究。例如，闫清 [7] 等以王实甫《西厢记》、许渊冲译本、奚如谷和伊维德合译本为语料，建立了平行语料库，同时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对比语料库，得出了许渊冲译本连贯性更强，语义韵倾向上更贴近原文的结论，该研究是将语料库技术运用于《西厢记》英译本研究的首次尝试。
《西厢记》语言和风格特色浓厚，国内对于其英译本在语言层面上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负载词和修辞两方面。黄清霞 [8] 对比研究了许渊冲译本和奚如谷和伊维德合译本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对两个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总结。陈春娟 [9] 从音、形、意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了《西厢记》两个译本在对偶句翻译上的差异，并探索了翻译对偶句的具体策略。
目前现有的《西厢记》英译研究大多聚焦于对某一译本进行定量分析，仅有少数学者运用语料库研究、文化理论等热点和前沿的理论评析译本或做译本的比较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框架，选取《西厢记》具有代表性的三个译本(熊式一译本、West和Idema译本、许渊冲译本)，从宏观角度对三者进行定量分析，以期能从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为考察《西厢记》英译本的翻译风格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3. 语料与研究方法
3.1. 语料的选择
研究语料为三个《西厢记》的英文全译本，分别来自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10] (熊式一译，以下简称“熊译本”)、199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11] (Stephen H. West和Wilt I. Idema译，以下简称“W & I译本”)、200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Romance of the Western Bower [12] (许渊冲译，以下简称“许译本”)。
熊式一(1902~1991)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作家，长期活跃于海外戏剧界。他翻译的《西厢记》是问世最早的英译本，引起了海外对中国古典戏曲的关注。因其翻译忠实通顺、语言优美，至今在海外仍是《西厢记》英译的经典之作，并被收录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典作品中国卷。
Stephen H. West (1944~)和Wilt I. Idema (1944~) (以下简称“West和Idema”)是美国汉学界的先驱，亦是钻研中国戏曲的大家。两位汉学家合译的《西厢记》不仅忠实原文、注释详尽，同时在导论部分还从作者信息、创作背景、故事流变、写作创新、故事介绍等方面详尽介绍了这部作品，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权威的《西厢记》英译本，目前仍是国际汉学界学习中国古典戏曲文化的经典教材。
许渊冲(1921~2021)的《西厢记》译本是目前最新的译本。熊译本和W & I译本均为散体译文，而许译本是独树一帜的韵文体，即唱词都以韵文的形式呈现，同时宾白部分则以散体进行了翻译，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古典诗词中的“韵律之美”，此译本于2000年被收录于大中华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Classics)。
3.2. 语料库的建立
本研究首先将《西厢记》原文和三个译本分别扫描、转化为TXT格式，对模糊不清的文本内容进行手动校正，建立起小型的英汉对比平行语料库。其次，将整理好的文本利用赋码工具CLAW4进行词性赋码，赋码集是CLAWS7。最后，使用WordSmith Tool 4.0和AntConc软件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层面进行数据的提取和分析。
3.3. 风格参数的确定
本研究旨在对《西厢记》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译本进行翻译风格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结合语料库翻译学的方法，综合基于语料库的翻译风格考察的常用变量，并参照吕鹏飞、陈道胜 [13] 所采用的研究框架，最终确定了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上的八个风格参数变量：
(1) 词汇层面：考察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词长、关键词表。
(2) 句子层面：考察句子数量、平均句长、句子标准差。
(3) 语篇层面：考察显性连词的使用情况。
4. 结果与讨论
4.1. 词汇层面
4.1.1. 类符/形符比
类符/形符比(Type/Token Ratio, TTR)反映文本的词汇的丰富程度，是翻译风格的一个直接体现 [14] 。形符(Token)指的是语料库中的总词数，而类符(Type)指的是不重复出现的形符数。一般而言，TTR越高，词汇丰富度越高，反之越低。然而，当文本篇幅较长时，语料中的虚词数目会相应地增多，从而使类符/形符比的可信度降低，因此通常使用标准类符/形符比(Standardized Type/Token Ratio, STTR)来衡量词汇的丰富程度。STTR指文本中每1000词的类符/形符比，该数据可以排除文章总字数对结果的干扰，使统计结果更加准确。本文运用WordSmith Tool 4.0软件，基于三个译本生成对应的词表，相关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The type/token ratio of three translations
表1. 三个译本的类符/形符比
数据结果显示，三个译本在类符数和形符数的排序均为熊译本 > W & I译本 > 许译本，但是在类符/形符比和标准化类符/形符比的排序为W & I译本 > 许译本 > 熊译本。该数据说明，熊译本具有对源语言解释更多、重复词汇多、词汇变化程度少的特征，而W & I译本和许译本具有重复词汇少、词汇丰富的倾向。就许译本而言，其形符数远远低于熊译本，然而其标准化类符/形符比却大于熊译本，这说明许渊冲在追求译文简练的同时，仍注重词汇的多样性，使得译文更加生动。
4.1.2. 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指译文中的实义词在整个文本中所占的比重，即“实义词的稀疏程度” [15] ，是反映文本中所含的信息量大小及文本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词汇密度越高，说明译文中实义词所占比重大，信息承载量多，对原文达意准确完整，但译文不免繁冗，理解难度相应增加；相反，词汇密度越低，说明暗示功能词比例偏高，从而使译文简练、风格通俗易懂 [13] 。胡壮麟 [16] 指出，英语中的实义词通常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和数词。本文采用该划分方式，根据Ure [17] 的词汇密度计算公式，即词汇密度 = 实词数/单词总数 × 100%，利用AntConc软件对《西厢记》三个英译本的实义词数量进行了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The lexical density of three translations
表2. 三个译本的词汇密度
数据结果显示，三个译本在词汇密度的排序为W & I译本 > 熊译本 > 许译本。该数据表明，与其他两个译本相比，W & I译本信息量较大、文本难度相对较大；而许译本词汇密度最低，说明许渊冲试图通过减少实词的使用来提高译文的简练与可读性，追求“意美”而非“形美”。
需要注意的是，戏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其艺术效果和文化价值需在舞台上实现，Snell-Hornby [18] 指出，戏曲的可表演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戏曲符号系统中动词引发非动词性动作的潜在势能及其在表演中产生的影响，因此戏曲的译文更要注重其“动作性”。由表2可知，在动词的使用方面，熊译本和W & I译本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许译本，这说明熊式一和West和Idema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戏曲用于表演的特性，通过增加动词的使用来提高戏曲的可表演性；而许渊冲则更注重在翻译中保留《西厢记》的文学性，尽量使其翻译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
4.1.3. 平均词长
词长指语料库中各种长度的单词的频数，平均词长指文本中词汇的平均长度，该数据可以体现文本的正式程度，具体表现为：平均词长的数值越大，文本的正式程度越高；平均词长的数值越小，文本的口语化程度越高 [14] 。本文使用WordSmith Tool 4.0软件统计了三个译本中不同长度词汇出现的频率，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并用柱状图1来展示其用词差异，直观反映出三个译本中词汇使用的复杂性。
Table 3. The mean word length of three translations
表3. 三个译本的平均词长
Figure 1. The distribution of word length of the three translations
图1. 三个译本的词长分布
结果显示，在三个译本中，1~4个字母的单词所占文本的比例最大，而1~8个字母的单词之和均超过了总词数的95%，并且三个译本的平均词长差异较小，分别为4.09、4.35、4.11，以上数据说明三个译本的总体用词难度相近、一致性较高，均选取较为简单的词汇，可读性差别不大。其中，W & I译本的平均词长最高，由此可见W&I译本的用词正式程度略高于其他两个译本，这一点亦支持了前文研究中得出的W&I译本文本难度相对较大的结论。
4.1.4. 关键词表
在语料库翻译学中，关键词指在一个文本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反映了该语料库的用词特征，通过统计方法将关键词根据使用频率提取出来即可形成关键词表。侯羽 [19] 等认为对各译文中的关键词统计更有意义，因为它们能够清楚地反映作品的主题和主要人物。因此，本文利用WordSmith Tool 4.0语料检索软件对三个译本中的前20位关键词进行统计，以窥探三个译本在人物、事件聚焦方面的异同，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The keyword list of three translations
表4. 三个译本的平均词长
数据结果显示，在共性方面，三个译本中人物的姓名、称谓等词语居于次高的位置且数量相近，其中熊译本共7个，W & I译本共6个，许译本共7个。这些词语的高频出现不仅明确了原文中的主要人物，并且反映出三个译本之间的互文性。
在差异方面，首先体现在人名的翻译上。汉语是表意语言，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人名通常承载着其创作者对于人物形象的定位，因此人名具有除了指称意义外的其他文化内涵，人名的翻译对于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红娘是《西厢记》中一位重要的女性角色，她虽是一位婢女，但是她泼辣率直、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利用自己的机智聪慧撮合了张生和莺莺，是全剧的高光角色。熊式一处于中国戏曲在西方世界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时代，因此为了使翻译更接近原文，他采用保守的音译策略，即使用威妥玛拼音法将红娘翻译成“Hung Niang”。该翻译虽贴近原文，但是并不具备文化意义上的联想，易使西方读者产生云里雾里之感。然而，West和Idema和许渊冲处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时代，他们都采用意译策略，分别将“红娘”翻译为“Crimson”和“Rose”，突出了“红娘”中的“红”字，使西方读者联想到红色在西方文化中所代表的热情奔放的文化意蕴，读起来更具有熟悉感和流畅感。
另一差异体现在三个译本报道动词的数量上。在前20个关键词中，W & I译本中出现了“speak”和“say”两个报道动词，许译本中出现了“say”和“tell”两个报道动词，而熊译本中仅出现一个报道动词“say”。不同于中文，英文更注重词汇的丰富性，避免词汇重复。然而《西厢记》中人物对话丰富，但是投射人物话语的报道动词的使用较为单一，其中约90%以“云”字结尾。原文报道动词单一的特性对译者提出了挑战，因此不同译本中报道动词的翻译选择也体现了其翻译风格。上述三个译本中报道动词数量差异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W & I译本和许译本更注重人物话语的投射，另一方面说明了《西厢记》原文较为单一的报道方式对熊译本的影响较大。
4.2. 句法层面
翻译考察的基本单位是句子。因此本文利用WordSmith Tool 4.0语料检索软件对三个译本中的平均句长和句长标准差进行统计，以进一步揭示三个译本的风格异同，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Table 5. The mean sentence length and sentenc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ree translations
表5. 三个译本的类符/形符比
4.2.1. 平均句长
平均句长是总形符数除以句点标记(包括句号、问号和感叹号等)的个数得出的数据 [14] 。平均句长反映语句的复杂程度，即平均句长的值越大，语句的复杂程度越高；反之，平均句长的值越小，语料的复杂程度就越低。Butler [20] 指出，句长为1~9个单词的句子称为短句，句长为10~25个单词的句子称为中长句，句长超过25个单词的句子称为长句。
由表5数据可知，平均句长最大的是熊译本，其次是W & I译本，最小的是许译本，三者均属于中长句范围，这说明熊译本的句式较许译本而言更为复杂。根据译文进行分析，推断出熊译本平均句长大于许译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对原文进行解释性翻译或意译；而许渊冲受原文语句短小特点的影响较大，使用较短的句子，追求语言的简洁明快，如下例所示：
例：前日将他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第二本第三折)
熊译本：You first looked up to him as if he could help you like the spirit of T’aiHeng Mountain,
And that you hungered and thirsted for his relief as if he were the god of the Eastern Ocean.
W & I译本：My longing gaze will be as high as the Taihang Mountains,
My thirsting thoughts as deep as the Eastern Sea.
许译本：You look up first to him as mountain high.
And thirsted for him as for ocean deep.
该例句描写了崔莺莺对张生的思念之情，作者以中国独有意象“太行山”和“东洋海”为喻体，将此情深意切的思念之情化无形为有形。对于此中西方文化差异，熊式一采用直译和增译的翻译方法，通过由“as if”引导的状语从句增加形容词、名词等附加内容，对于缺失的文化信息进行补充说明；West和Idema直接以汉语拼音译出“太行山”，并没有在译文中对其进行解释说明，而是以脚注的形式来解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而许渊冲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太行山”和“东洋海”归化翻译为西方读者可以直接理解的“mountain”和“ocean”，在保证译文可读性的同时保留了原文语言精练的特点。
4.2.2. 句长标准差
句长标准差以平均句长为基准，其数值反映了文本中句子长度的浮动变化情况，即句长标准差越高，句子长度变化越大，句长标准差越小，句子长度差异越小。由表5数据可知，句长标准差最大的是熊译本，其次是W & I译本，最小的是许译本，说明熊译本和W & I译本长短句交替使用较多，许译本句长变化波动平缓。黄立波、王克非 [21] 指出，在译出模式中，通常译者受原文影响较大，相较于译入模式更倾向于亦步亦趋。这进一步说明，许渊冲作为母语为汉语的译者，翻译时受原文表达方式的影响较大，因此句长变化较小；而熊式一长期在海外进行文学创作、West和Idema为母语为英语的译者，他们的译本作为译入文本更注重目的语的叙事习惯。
4.3. 语篇层面
英语是形合语言，通常需要借助衔接手段来保障句群之间逻辑关系的连贯性；而汉语是意合语言，语篇连接成分上以隐性连接为主。在英汉翻译中，适当的增译衔接词能够提高译文的连贯性，因此衔接手段也成为了研究翻译风格的重要指标 [22] 。
《西厢记》原文以隐性连接为主，因此要将文中句群之间所隐含的语义关系体现出来则需要借助增译连词的翻译方法。Halliday [23] 等把连词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增补关系(and, or, nor)，转折关系(but, though, yet, however)，因果关系(because, for, therefore)和时间关系(then, while, until, before)。本研究采用该划分方式，利用AntConc语料检索软件分别对三个译本中的连词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
Table 6. The types of conjunction of three translations
表6. 三个译本的连词类型
由数据可知，在共性方面，三个译本都能通过在译文中增译各类连词将原文中隐含的语义关系表示出来，且在连接类型的使用上差异不大。在差异方面，熊译本和W & I译本在显性连词的使用频率相同，且高于许译本，这说明熊译本和W & I译本更注重通过显性连接词的使用来提高译本的可读性及连贯性，帮助读者理解原文中晦涩难懂的戏曲意象及文化内涵；然而，许译本显性连接词使用较少，句式结构较为简单，译本的显化特征明显，这进一步说明了许渊冲追求“简化”的翻译方法。
4.4. 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语料库所得出的数据从三个层面对《西厢记》三个英译本在翻译风格上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个译本存在以下异同：
词汇层面上，共性是三个译本的总体用词难度相近、一致性较高。不同的是，熊译本中解释性话语更多、词汇变化程度小；W & I译本信息含量大，文本正式程度高，理解难度较高；许译本用词简练且丰富，易于理解。句子层面上，共性是三个译本的平均句长都属于中长句范畴。然而熊译本句子长度的浮动变化大，长短句交替使用频率高，句式变化复杂；相较之下，W & I译本和许译本句式精炼，更接近原文的行云风格。语篇层面上，共性是三个译本都能熟练地运用各类显性连词，将原文隐含的语义关系体现出来。与熊译本和W & I译本相比，许译本显性连接词使用较少，句式结构较为简单。
本文将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从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两方面来探索导致以上差异出现的可能原因。
4.4.1. 翻译目的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百废俱兴，西方世界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此时世界戏曲的中心在欧洲，中国戏曲在世界文化上处于边缘地位。熊式一翻译的《王宝川》在海外大获成功，这使他看到在欧洲传播中国古典戏曲文化的可能性，因此他将翻译《西厢记》视为一个中国戏曲学者的责任和重担，目的是把中国真正的经典戏曲呈现给西方的读者和观众。基于此翻译目的，他在翻译时尤为重视《西厢记》的完整性，使用能清晰表达原文意思的、可读的词句将这部中国古典戏曲“原模原样”地呈现给西方读者。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世界迫切想要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在文学领域体现在海外汉学研究发展的如火如荼。West和Idema在国际汉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化，他们将翻译《西厢记》视为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方式，目标读者是英语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其译本在英美各大高校以教材和参考书目的形式进行传播。因此，West和Idema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文保持一致，对中国文化相关表达另加脚注进行详细的说明。
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提高，国家倡导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伟大成果。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对于翻译中国古典诗词具有高度的热情，他翻译《西厢记》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优秀的中国古典文化，因此在翻译时他不仅注重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充分传达原著中的文化信息，同时也尽可能保留原著中古典诗词的韵律。
4.4.2. 翻译策略不同
熊式一为了给英语读者提供一份“可读性强”的《西厢记》译本，他采取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基于此翻译策略的使用，熊译本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刻意追求押韵，而注重忠实地呈现原文；二是全文无注释，主要通过增译的方法、通顺的语言在译文中直接给出文化信息的解释。
W & I译本不仅是目前目前《西厢记》英译本最为权威的版本，更是西方关于《西厢记》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为了呈现原著中丰富的文化内涵，West和Idema在翻译策略上以直译为主，保留原文的诗性和口语化特征，并附上详尽细致的脚注给读者进行参考。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曲牌名的翻译上，W & I译本采用汉语拼音音译的方法来翻译所有曲牌名，而不是译出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如“得胜令”(Desheng Ling)。
“三美论”是许渊冲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即“在翻译诗歌，尤其是格律体的诗词时，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 [24] 。因此在《西厢记》的翻译中，他将原著中的唱词全部译成了韵文，并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来翻译文中的具体内容，形成了如今独一无二的韵文版译文。
5.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语料库翻译学为研究框架，借助语料库工具WordSmith Tool和AntConc，从词汇、句子、语篇三个层面对《西厢记》三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三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既存在相似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差异。相似之处在于，三个译本总体用词难度相近，都能运用显性连词将原文所隐含的语义关系体现出来，向读者呈现较为完整的原文内容。不同之处在于，熊译本强调译文的完整性，解释性话语多、句式更为复杂；W & I译本强调译文的准确性，用词丰富，文本正式程度高；许译本注重向读者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用词准确且达意，句式简练，追求译文的“意美”。究其原因，熊式一希望将《西厢记》这部经典戏曲完整地呈现给西方读者，West和Idema将翻译《西厢记》视为了解中国戏曲文化的途径，而许渊冲则希望通过翻译《西厢记》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因而三者选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译文自然特色各异。
本研究从有限的角度，基于自建的英汉平行语料库对熊译本、W & I译本和许译本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更为精确的框架描述，还有赖于规模更大、加工更深的语料库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