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互联网逐步普及下，青少年网民数量急剧增加，该群体的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占比高达10%的数据已经得到研究证实，是目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所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卞宏毅等，2016)。网络成瘾的概念本质包含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个体无法抑制自己的网络使用行为，二是它会干扰和损害个体的日常活动。根据国内外研究表明，处于心身发育阶段的中学生受过度使用互联网的负面影响最大(李海彤等，2006)，网络成瘾会给青少年学习和生活造成一连串的消极后果。因此探究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当中最先接触到的环境,在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颜剑雄等，2015)。过程型的家庭功能理论假设：家庭的最基本的作用就是给每个成员创造一个合适的成长环境，让每个人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性上都获得良好的发展。而要达到上述目的，家庭系统就必须完成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工作，包括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家庭角色分工、情感反应能力、情感卷入程度和行为控制六个方面(Miller et al., 1994)。根据以上的表现，可以看出家庭功能的发挥如何。在家庭系统运行时，如果无法达到基本功能的相关指标，那么家庭成员的各种临床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Miller et al., 1985)。
在疫情背景下，为防止病情向校园扩散，我国中小学组织学生居家学习，其中线上教学是课程教授的主要形式，青少年与网络和家庭的接触时间都明显增加。以往诸多研究表明，青少年家庭功能特点与网络成瘾有着显著正相关，家庭功能失调，对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张惠敏等，2012；刘静等，2017)。那么对青少年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的探讨，有助于为未来提出科学的预防和干预方案提供一定的思路。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青少年家庭功能特点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
青少年网络成瘾不仅仅会受到家庭功能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个体内部心理环境的影响(王小运，武安春，2012；张锦涛等，2012)，情绪情感发展正处于“疾风暴雨”时期的青少年，对于情绪的觉察较敏感，情绪不稳定，情绪调控的策略如何选择和运用，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赖雪芬等，2014)。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使用一定策略来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Gross, 2015)，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 suppression)是被使用得最频繁且能够取得显著效果的两种策略(Gross & John, 2003)。认知重评发生在情绪产生之初，是一种先行关注策略，主要是指个体将造成情绪的事件的认知与想法进行重新加工，从而使情绪反应减弱，这种策略有助于个体减弱不良情绪(Aldao et al., 2010)。而表达抑制是一种反应关注策略，发生在情绪产生的后期，指个体对自己正要或将要进行的情感表现活动进行了主体性的抑制，进而使自己的情感体验减少。这种抑制会使个体的生理唤醒增强，情绪调节能力下降(Gross, 1998)。研究表明，大学生的情感表现及情感调节水平较低，是导致大学生网瘾形成的重要因素(高文斌，陈祉妍，2006)。根据负性强化的情感加工模型(affective processing model of negative reinforcement)显示，成瘾维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成瘾者无法处理成瘾所伴随的负面情绪(Baker et al., 2004)。关于情绪调节能力的研究发现，网络成瘾与表达抑制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认知重评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赖雪芬等，2014)。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青少年情绪调节策略对网络成瘾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对网络成瘾的影响有差异。
到目前为止，关于家庭功能对网络成瘾的具体影响机制的研究还很少，较普遍的是以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之间的直接联系为主，只有极少数的文献对应对方式、孤独感等因素的中介效应进行了研究(张锦涛等，2011；刘凤娥等，2017)，对情绪调节策略(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在回顾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认为情绪调节策略在青少年家庭功能和网络成瘾之间起着调节作用。有研究指出，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的网络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其作用的内部机制是青少年的情绪调控能力(杨青，罗洁如，2016)。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情绪调节策略在青少年家庭功能特点与网络成瘾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
综上，关于家庭功能、网络成瘾与情绪调节策略这三者彼此的相关研究目前还不够充分，因此，深入探讨这三者的相互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研究将情绪调节策略作为调节变量，探讨青少年家庭功能特点对网络成瘾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研究者在福建省某中学的学生为被试，并且以立意取样的方式，针对研究者实习学校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本次施测共发放1040份问卷，实际回收问卷为999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为917份，回收率达88.2%。整体样本分布，男生共有466人，占整体样本的50.8%；女生451人，占整体样本的49.2%。家庭完整方面，861人家庭完整(93.9%)，56人单亲(6.1%)。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本研究的家庭功能特点采用李荣风等人(2013)修订Epstein等人编制的家庭功能评定量表，该量表共七个维度，本研究只使用总的功能分量表，且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5、8、9、10题的因素负荷量不足，所以删除此四题后整体量表为8题，采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功能发挥越不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4。
2.2.2.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本研究的网络成瘾采用陈淑慧等(2003)编制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量表包括五个维度，共26题，采用4点计分，数值越高表示个体网络成瘾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0。
2.2.3. 情绪调节量表
本研究的情绪调节采用王力等人(2007)根据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编制的情绪调节量表，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每个维度7题，采用7点计分。本研究中认知重评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4，表达抑制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78。
2.3. 数据分析
首先，采用Mplus 8.4软件对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研究变量的信效度；其次，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再次，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最后，使用SPSS 24.0以及Hayes的SPSS宏程序PROCESS 4.0的模型2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横断式自陈量表调查，认为共同方法偏差属于非同质型观点(reappraisal subscale from th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因此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Williams et al., 2003)。结果表明，八个潜变量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平方的均值为0.48，共同方法偏差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平方的均值为0.16，两者的比值为2.96，显示潜变量对观察变量的影响大于共同方法偏差对观察变量的影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所占解释比例为33.8% (小于4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如表1所示，家庭功能和是否单亲、网络成瘾与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和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网络成瘾与认知重评呈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917)
表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n = 917)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各研究变量的性别和是否单亲的差异
结果表明，认知重评和网络成瘾没有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男女生在家庭功能和表达抑制上有显著差异。男生的家庭功能显著高于女生(t = 2.15, P < 0.05)；男生的表达抑制显著高于女生(t = 6.87, P < 0.001)。但性别对家庭功能和表达抑制的效果量非常小(Cohen, 1988)，所以可以忽略性别对这些变量的影响，在后续分析并不纳入性别作为控制。是否单亲在家庭功能上有显著差异(t = −3.76, P < 0.001)，但其效果变量非常小，所以可以忽略单亲对家庭功能的影响，在后续分析并不纳入单亲作为控制。见表2。
Table 2. Differences among the study variables (M ± SD)
表2. 各研究变量的差异(M ± SD)
3.4. 调节作用分析
本研究采用PROCESS 4.0软件进行调节作用检验，以bootstrap重复抽放5000次估计参数标准误和显著性置信区间。从表3得知，家庭功能显著正向影响网络成瘾，家庭功能与认知重评的交互作用项回归系数显著(B = 0.05, SE =0.02, t = −2.14, 95% CI = [0.00, 0.09])，表明认知重评对于家庭功能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同理，家庭功能与表达抑制的交互作用项回归系数显著(B = −0.01, SE = 0.02, t = −2.59, 95% CI = [−0.10, −0.01])，说明表达抑制在这二者的关系中也具有调节作用。
Table 3.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results
表3.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internet addiction
图1. 认知重评在家庭功能和网络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pressive suppress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internet addiction
图2. 表达抑制在家庭功能和网络成瘾之间的调节作用
为更加清晰地揭示调节作用，以均值 ± 1个标准差分别将家庭功能和认知重评分为高分组(M + 1SD)和低分组(M − 1SD)，绘制调节作用图。如图1所示，对于认知重评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如Z = 1)，当家庭功能越不佳时，网络成瘾上升趋势明显；对于认知重评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如Z = −1)，当家庭功能越好时，网络成瘾下降趋势明显，但与低水平的认知重评的青少年相比，认知重评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家庭功能对网络成瘾行为影响更显著。
同理，图2直观地表明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如何受到表达抑制的调节。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表达抑制水平低的青少年(如Z = −1)，当家庭功能越好时，青少年网络成瘾下降趋势明显；对表达抑制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如Z = 1)，当家庭功能越不佳时，网络成瘾上升趋势明显，但表达抑制水平低的青少年家庭功能对网络成瘾行为影响更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家庭功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家庭功能发挥得越差，网络成瘾的发生可能性更大，这与前人的研究一致。家庭作为青少年接触的首要场所，对个人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家庭功能是衡量家庭总体运作情况的重要指标，家庭功能发挥的越好，成员之间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若是家庭功能发挥得不顺畅，则容易导致家庭中问题频出、成员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为了缓解这种消极体验，青少年可能会从网络中寻找补偿以获得满足感，填充自己内心的孤独、焦虑等负性情绪，但如果对网络使用的频率和时间协调不当，使用者可能对网络产生依赖，进而发展成网络成瘾。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在青少年家庭功能和网络成瘾之间起调节作用，根据图1结果可知，随着认知重评水平的提升，家庭功能对网络成瘾的正相关预测作用增强，说明认知重评正向调节着这二者的关系。但是，该结果与“认知重评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成瘾”存在矛盾之处。再者，如图2所示，表达抑制水平的提升并没有使得家庭功能对网络成瘾现象的预测作用提升，而是出现负增强，该结果与“表达抑制水平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成瘾”存在矛盾之处。就本研究而言，以上的矛盾可能与文化背景有关。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抑制不良和其他非适应性情绪是一种很常见的调控方式，并且对于个体的生活具有重要的适应意义。这不但是为了维持与他人的正常人际关系，也是为了避免冲动、暴力和其他不能被社会所接纳的行为方式的发生。东方集体主义文化更加强调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并努力去维持与他人的融洽关系(Matsumoto et al., 2008; Trommsdorff & Rothbaum, 2009; Soto et al., 2011)，因此抑制消极情绪的功能就变得较为突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从西方文化背景中得出的结论，认为表达抑制的效果要比认知重评的效果要差(Gross, 2017; Hofmann et al., 2009)。近些年很多的研究资料表明，表达抑制对于负面情感的调节作用存在着文化差异。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研究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调节负性情绪的速度，结果发现，表达抑制对LPP波幅的调节作用发生早于认知重评(袁加锦等，2014)。一项ERP研究表明，相比于注意负性图片，亚裔美国人对负性图片的表达抑制导致了更小的晚期正成分波幅，但该现象并未出现在美国被试中(Murata et al., 2012)。以香港被试为对象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该研究发现，随着保险工作者表达抑制水平的提升，其负性情绪的水平降低并且销售业绩提高(Yeung & Fung, 2012)。因此，这与使用西方被试得到的结论相悖。由以上大量研究可以得出推论：调节负性情绪时，中国人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效果与认知重评相差无几，甚至有时还会略胜一筹。在亚洲文化中，表达抑制能够减少个体消极的情感经验，提高个体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