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林少华是中国当代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至今已翻译出版百余部作品,包括剧本、长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旅游文学、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林少华独译41部村上春树文学作品,某种意义而言,林少华通过翻译这一“创造性叛逆”工作,将村上文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并在中国大陆推动了“村上春树现象”乃至“村上春树文化”的形成,引起了学者们对翻译的广泛关注,甚至掀起2009年前后中日学界围绕村上文学中译本的广泛论争。论争是学术观点的碰撞和交流,国内学者对日本学者的言论罕有支持,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此后一旦涉及译文微观层面,对林译评价往往走向负面解读。笔者曾简要探讨过林少华的翻译观和文学观,鉴于国内外对林译的误读和误释,重新探讨林少华的翻译观,回归译者本身,厘清翻译现象背后深层次因素,就显得尤为必要。与此同时,对林少华翻译观的探讨有助于其他类似翻译家的批评研究。
2. 译者自言
对翻译的认识,林少华曾有明确言说,“我的翻译观,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我倾向于认为,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翻译文学。大凡文学都是艺术——语言艺术。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因此准确说来,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有人称之为‘创造性叛逆’)。如果把严复的‘信、达、雅’的‘雅’理解为艺术境界(Art),那么我认为即使在翻译理论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信、达、雅’三字仍可谓金石之论。信,侧重于内容;达,侧重于行文;雅,侧重于艺术。‘信、达’需要知性判断,‘雅’则更需要审美判断。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家素质或艺术悟性、文学悟性。但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因此翻译可大体分为三种:工匠型翻译,学者型翻译,才子型翻译。工匠型亦步亦趋,貌似‘忠实’;学者型中规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传神。学者型如季羡林、周作人,才子型如王道乾、丰子恺,二者兼具型如傅雷、许渊冲。至于工匠型翻译,在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也不敢举。严格说来,那已不是文学翻译,更不是翻译文学。翻译家和翻译匠的区别,恰如画家和画匠,前者画龙点睛,后者徒具形骸” [1] 。林少华又言:“文学翻译,说到底是破译他人的灵魂与情思,是传递他人的心律和呼吸,是重构原文的氛围和韵致” [2] 。
这两段话是迄今为止,林少华对自己翻译观,最全面的公开的论述。大体可包括“文学翻译的性质”、“文学翻译的标准”,“文学翻译者的定位”等三个方面。
3. 文学翻译的性质
在两段翻译观的自述中,林少华首先指出:文学翻译必须是翻译文学,明确了文学翻译的性质。那何谓“翻译文学”呢?
“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作品经过翻译后的结果和最终形态。从跨文化角度看,翻译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贾植芳先生主张,既然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是以汉语形式存在,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创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和价值。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中,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论述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原作既然是文学艺术,语言转换后的译作也应是文学艺术,否则翻译以失败告终。由此,文学翻译必然围绕“语言”、“文学艺术”、“再创造”三者展开。译作想要达到文学艺术的境地,必须对语言进行深加工,或曰“再创造”。“再创造”并非脱离原作,天马行空地胡编乱造,而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离开原作的译作不是再创造,而是创作。“再创造”并非对原文表层形式的亦步亦趋,而是经由语言的第二次加工,以传达原作本质特征(灵魂与情思),还原作者所思所想(心律和呼吸),再现原作精髓(氛围和韵致)。
也即是说,林少华翻译观最终落脚在“语言”上,“语言”是林少华翻译观的重心,是他依据近四十年翻译实践总结出的个人体验,和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翻译境界。
4. 文学翻译的标准
林少华的翻译观中明确了翻译标准——“再创造的艺术”,并借用严复“信、达、雅”说,坚持以“雅”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衡量标准,体现了其对译文价值的判断。好的译文须是文学,须是经过加工的语言艺术品。回到具体的评价标准层面,怎样的译文才称得上语言艺术品呢?结合林少华目前的言论,笔者认为有三个层面:
首先、百分之百“忠实”原作的译作是不可能存在的,译作只可能无限接近原作。
林少华认为,文学翻译永远在路上。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文学翻译不同于机器翻译,文学翻译以作者个体理解为前提,每位译者对原作的理解,文学感知,审美判断均不同,不可能做到与原作者百分百的映射对等。其二、语言转换能力因人而异,每位译者都在追求用恰如其分的母语,将外语所表达的意义、意境传达出来,但两种语言只可能处于动态对等中,无法做到绝对的百分百对等。对此,林少华将翻译比作复印机,“复印机质量再好,复印件也不可能同原件一模一样。可以惟妙惟肖,但不可能一模一样。又如镜子,哪怕影像再逼真,那也终究是逼真,而不就是真” [3] 。基于此的文学翻译,该如何做到“忠实”于原作呢?
其次、没有日文式的翻译腔,纯正中文表达,译作对原作应忠实得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原作在原语语境中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在《“和臭”要不得》一文中,林少华指出,“要‘化’,就要入于原文而出于原文。……译文可以而且必须跳出原作一字一句的表层结构以求融之化之。这其实是一种高层次的真正的忠实——‘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 [4] 。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钱钟书提出“化境”说,林少华极为推崇“化”字,将其作为文学翻译标准——简言之,即翻译应重在传达原作内在精髓,跳出语言表层结构,构建纯正中文表述的译文,才是真正的“忠实”。这与朱生豪、傅雷、林语堂、丰子恺等老一辈翻译家对文学翻译的理解是一致的、相通的。
最后、适当发挥汉语优势,使译作富有文采。
1985年,林少华翻译了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他认为电视剧翻译要做到雅俗共赏,应尽可能避免翻译腔,在不伤愿意的前提下,“适当发挥汉语优势,讲究一点文采。并且也只有这样,似乎才能达到整体效果的对应,烘托出原作的氛围、引起观众的共鸣” [5] 。他还强调,文学翻译和电视剧翻译如出一辙,同样需要摒除翻译腔,需要译者发挥汉语优势。
国内外部分学者并不赞同“适当发挥汉语优势,使译作富有文采”的翻译标准,批评林译过度“美化”了村上春树原作,对林译提出了质疑。林少华自认为不存在“美化”问题,其主观上亦无“美化”意图,况且就翻译而言,完全等值的等化翻译是不可能存在的,翻译永远是向原作无限靠近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林少华认为优化、美化比矮化、丑化要好得多。文学翻译既然是语言的艺术,既要来源于生活,又要字斟句酌反复提炼,高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另一层面,林少华将村上春树文学定位为纯文学,而非追求口语体和可读性的大众文学。林少华个人文学创作习惯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文学翻译的遣词造句。
东京大学留学生孙军悦曾以林译《挪威的森林》为例,撰文指出林译相较原文,至少出现了意义增添和修饰关系颠倒这两点变化。译例摘抄如下:
原文:僕はずっとあの草原の中にいた。草の匂いを嗅ぎ、肌に風を感じ、鳥の声を聴いた。
译文: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
孙军悦首先将林译回译成日语为:「草の芳しさを吸い、風の柔らかさを感じ、鳥の囀りを聴いていた。」进而指出:「一つは、「僕」の嗅覚、触覚、聴覚が捉えた「草の匂い」や「風」の感触、「鳥の声」は、「芬芳」(芳しい)、「軽柔」(柔らかい)、「鳴囀」(囀り) といった言葉によって具体化されたことである。しかも「草」と「芳しい」、「風」と「柔らかい」、「鳥」と「囀り」の組み合わせは、即物的な自然描写というよりも、むしろ詩的な雰囲気を醸し出す類型的な自然の捉え方と言える。もう一つは、描写の対象であるはずの「草」「風」が修飾語として用いられ、逆に抽象的な感覚を表す「芬芳」「轻柔」が修飾される中心語となっ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うして、具体的な物事ではなく、感覚や雰囲気を描写の対象に据え、修飾語と中心語の位置を逆転させる表現手法は、林訳の言語表現における重要な特徴と言える。」 [6] (笔者译:一方面、“我”的嗅觉、触觉、听觉捕捉到的“草的味道”、“风”的感触、“鸟的叫声”通过“芬芳”、“轻柔”、“鸣啭”这些词汇具象化了。而且,“草”和“芬芳”、“风”和“轻柔”、“鸟”和“鸣啭”的组合,与其说是即物式自然描写,莫如说是酿造诗意氛围的类型化自然把握方式。另一方面,本应成为描写对象的“草”、“风”,却作为修饰语加以使用,表示抽象感觉的“芬芳”、“轻柔”反而成为被修饰的中心语。将感觉和氛围作为描写对象,而非具体事物,让修饰语和中心语逆转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林译语言表达中的重要特征。)
针对孙氏观点,林少华回应:“所谓‘即物式自然描写’,莫非一定要翻译成‘我嗅着草的气味,皮肤上感觉着风,听着鸟的声音’不成?那样,‘即物’或许‘即物’了,可是作为文学作品所必须有的审美愉悦呢?我并不认为原文没有审美要素,原文就这么枯燥无味这么莫名其妙。很显然,即使中国三流作家,也不至于如此莫名其妙。我也不认为原文一定是‘即物的’,毕竟是对十八年前往事的回忆” [1] 。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译例,可以看出林译是经过加工的,富有文学性,“芬芳”、“轻柔”、“鸣啭”寄情于景,烘托出主人公追忆往事的氛围。通过阅读,读者可获身临其境之感,可谓佳译。
在林少华看来,“发挥汉语优势”是对“纯正中文表达”的补充,文学、文学翻译既然是语言艺术,翻译时应适当发挥汉语优势,字斟句酌反复提炼,运用高于现实生活的语言,使译文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带给读者审美愉悦,真正做到“化”原文为译文,才无愧为文学艺术作品。当然,汉语优势的发挥是有限度的。“化”不是将原文完全化无以突显译文,而是要做到审美的忠实和对等。
5. 文学翻译者的定位
文学语言上升到艺术层面,需要译者具有审美意识、审美判断。林少华推崇才子型翻译,他自称“翻译匠”,这应是谦辞,他的译文绝非“徒具形骸”的文字堆砌,而是“惟妙惟肖,意在传神”。根据目前研究基础,笔者认为林少华称得上有担当责任的“才子型”和“学者型”兼具的翻译家。
其一、言“担当和责任”,林少华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有净化汉语,树立汉语自信的目的,“村上文学在中国的第二次生命是中文赋予的,所以它已不再是纯粹外国文学意义上的日本文学,而是中国文学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以中文出现的村上文学无论翻译得多么精彩,也绝不可能在日本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而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寻找它的位置。因此我这个译介者的名字只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而绝无可能载入日本文学史册。就这点而言,对中译村上作品的全面评价,主要不是看它对日文负什么责任,而应该看它给中国读者、给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这也是我翻译村上的根本出发点和着陆点” [7] 。这与他对文学翻译性质的定位是一脉相承的。
近年,林少华开始翻译那须正干的儿童文学《活宝三人组》,同样获得成功。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林少华直言自己翻译儿童文学的初衷,是国内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存在很大问题,译文相当粗糙。儿童文学本应充满天真童趣,但国内大多数翻译儿童文学语言,不仅缺少儿童语体,缺少文学性,甚至还有语病,读起来很不流畅。究其缘由,还是和译者的文学修养和翻译态度密切相关。林少华认为儿童文学要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样的语言叫做好”,儿童文学翻译最需精雕细琢的是语言。“这是因为,孩子们对语言的感受性十分脆弱,一旦让孩子住进甲醛超标的语言空间,那么很可能伤害孩子刚刚萌芽的语感,钝化他们对语言的审美感受,甚至造成终生无法修复的‘语盲’症状。果真如此,孩子失去的,绝不仅仅是母语这一表达工具的有效性,而更将失去一个充满无数可能性的美的世界,失去感悟宇宙信息或同上天对话的通道。……所以我认为,作为好的童书、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就是语言一定要好” [8] 。
由此可见,林少华翻译时,有其明确的翻译目的——守护汉语纯洁性,提高文学语言审美意识。翻译儿童文学如此,翻译其他日本文学亦是如此,这些都可视为林少华作为翻译家所担负的责任和担当。
其二、言“才子型”翻译,国内日语界学者们的评述或许更有说服力,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先生认为:“林少华的译文,体现了在现代汉语上的良好的修养及译者的文学悟性,准确到位地再现了原文的独特风格。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9] 。清华大学王成先生言:“村上春树的文体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是因为‘林译’的文体魅力迷人。这样的说法已经成为大多数读者的共识。‘林译’村上的文章读来通顺流畅、清爽淡雅、节奏感强、洋溢着诗歌的韵味。通篇看上去语句短小精悍,无冗长拖沓之感,和大多数翻译文章拖泥带水,磕磕绊绊的感觉全然不同。阅读‘林译’村上文学可以享受到特有的愉悦。对于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读者来说,无疑文体的力量足以让他们喜欢上村上春树的文学” [10] 。北京外国语大学陶振孝先生赞誉林少华“翻译态度一丝不苟,翻译操作字斟句酌,翻译转换彻底到位,翻译结果文字优美,让人手不释卷” [11] 。
从《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试举一例:
原文:① クリスマスも近い十二月のある日、僕は島本さんと二人で、彼女の家の居間にいた。② 僕らはいつものようにソファーの上でレコードを聴いていた。③ 彼女の母親は何かの用事で外出していて、家には僕らの他には誰もいなかった。④ それはどんよりと曇った暗い冬の午後だった。⑤ 太陽の光は、重く垂れ込めた雲の層をようやくくぐり抜けてくるあいだに、細かい塵に削りおろされてしまったように見えた。⑥ 目に映る何もかもが鈍い、動きを失っていた。⑦ 時刻はもう夕暮に近く、部屋の中は夜のようにすっかり暗く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た。⑧ 電灯はつい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う。⑨ ストーブのガスの火がほんのりと赤く部屋の壁を照らしているだけだった。
译文:圣诞节临近的十二月间的一天,我和岛本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像往常那样听唱片。她母亲外出办事,家中除我俩没有别人。那是个彤云密布、天色黯淡的冬日午后,太阳光仿佛在勉强穿过沉沉低垂的云层时被削成了粉末。目力所及,一切都那么呆板迟钝,没有生机。薄暮时分,房间里已黑得如暗夜一般。记得没有开灯。惟有取暖炉的火苗红晕晕地照出墙壁。
此段译文整体为直译,整体语序依原文译出。① ②两句,合并为一句,衔接更为紧凑。第④句至⑨句,为室外、室内的情景描写,四字格“彤云密布”、“天色暗淡”、“沉沉低垂”、“目力所及”、“呆板迟钝”、“没有生机”、“薄暮时分”,叠音词“红晕晕”的连用,不仅将主人公身边的景物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同时赋予译文简洁流畅,节奏明快等特征,从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在阅读中充分获得审美愉悦。
其三、言“学者型”翻译,林少华在翻译村上文学的同时,一直从事村上文学研究,将村上文学文体特色剖析得尤为透彻,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相得益彰,有利地支撑了林译村上文学在中国大陆的艺术化和经典化。
近年,围绕村上春树中文简体版权,各出版社之间展开了白热化争夺。受市场等非文学因素操控,对林译始有负面评价。林少华在回应质疑时提出,文学翻译的生命在文学,在文学性或文学审美,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应是审美忠实。如果审美忠实出现了偏差,即便字词句在语言结构上和原作一一对应,也谈不上“忠实”二字。文学翻译批评应回归文学,回归审美,不能丢掉“文学性”。这是林少华翻译观在文学翻译批评上的体现。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林译无论在图书市场,还是在读者群体,都获得了巨大成功,这背后离不开林少华的创造性翻译。尽管林少华将自己定位为“翻译匠”,但几十年的翻译成就,林少华称得上“才子型”和“学者型”兼具的翻译家。
6. 结论
林少华是一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经过四十多年的翻译实践,他对翻译形成了自己的认识。把握林少华的翻译观,离不开“语言”这条主线。译者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学翻译需要译者有坚定的明确的民族立场,不能存在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崇外理念。文学翻译是语言的再创造艺术,需求译者双语俱佳,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意识,能够在双语转换中如鱼得水,来去自如。这样才能保证译文的语言纯粹性、艺术性乃至经典性。文学的艺术性最终在于文学语言的艺术性,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同样在于译作文学语言的艺术性,这就要求对朴素语言进行重组、调整、修饰,以达至“雅”之境地。双重语言的完全对等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于动态对等之中,但译者可以运用合适的文学语言——纯正中文表达,无翻译腔,适当发挥汉语优势,讲究一点文采——塑造近似原作的文体风格,准确传达原作精髓内涵,做到审美忠实,化形于无以合其意。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17年专项资助重点课题(编号:2017ZA006);华中科技大学2018年教学研究项目:日语专业高年级以“译对”为主旨的新型翻译教学课堂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