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谷崎润一郎(1886~1965)生于东京，因从小受江户情趣熏陶，一生坚持“艺术第一”的唯美主义创作理念，他凭借华丽的文笔为读者构建出了一个又一个绚烂的唯美世界，继承和发展了日本的“耽美主义”，他的创作早期在西方颓废主义影响下，追求“恶魔主义”，其中以《刺青》中淋漓尽致的变态美描写为代表，追求强烈的刺激，自我虐待的快感和变态的官能享受。而由于关东大地震，移居关西之后，谷崎润一郎又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日本传统古典美的创作中，其中以巅峰之作《细雪》的问世为标志，创作回归传统，奠定了其唯美主义大师的地位。日本文坛评论谷崎润一郎的文章很多，伊藤整、芥川龙之介等作家和评论家都发表过关于他的评论，有的评论家认为如果明治时期的文学以夏目漱石、岛崎藤村为代表，则大正时期的文学应以志贺直哉和谷崎润一郎为代表，还有日本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也曾这样评价，“在现代日本文学中，没有比谷崎润一郎更配被称为文豪的作家了”。在中国，对谷崎润一郎的研究从对其作品的翻译开始直到后来的诸多文学评论家对谷崎文学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研究的开展，使中国读者对谷崎文学作品的解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1。
有关谷崎润一郎文学的评论中，通常认为其创作追求“异国情调”，而作为“异国情调”主要内容的“中国趣味”在他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与他深厚的汉学造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谷崎润一郎自身的汉学修养决定了他具有独特的观察和接触中国文化的方式，因此他被称为“中国趣味”文学作品的代表者。他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而他的两次中国之旅对其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第二次中国行成为其文学创作风格改变的重要契机。
2. 追寻“梦幻的异域”
谷崎润一郎从少年时代起便喜欢阅读中国书籍，他曾在秋香塾攻读汉文，阅读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古书，还学习了书写文章的规范。深厚的汉学修养使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充满向往，还未曾到中国却创作了许多以中国为舞台的小说，《麒麟》(1910年)、《秘密》(1911年)、《魔术师》(1917年)、《美人鱼的叹息》(1917年)等，这些作品无一不再现了谷崎心中那种浪漫、唯美的“中国趣味”。对中国大陆文化的向往在谷崎润一郎心中沉淀为一种类似于乡愁的情结，吸引他去中国旅行，去追寻在心中一直幻想的那种“异国情调”。1918年(大正7年)谷崎润一郎终于实现了梦想，他只身从日本的下关出发，从北至南在中国旅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终于亲眼见到了他梦中幻想的浪漫国度。
第一次游历中国，谷崎润一郎深深的被中国美景所倾倒，当时的所闻所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日本后，他连续发表了《美食俱乐部》、《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天鹅绒之梦》等充满浪漫的富有“中国趣味”的小说，另外还有《苏州纪行》、《庐山日记》等游记作品。在以第一次中国行为素材的一系列作品中，其中以对江南的描写居多，谷崎所描绘的“中国江南是一个不受日常生活约束、可以尽享奢华、象征着远方和异乡的完美时空，被描述为一座由美食、美景、美女构筑的天堂，成为谷崎逃避现实的心灵憩息地”[1] 。享受江南美景的同时，在天津谷崎也见到了各式各样的西洋建筑，满足了他憧憬西方的愿望，谷崎觉得自己似乎就是身处西洋，甚至以为自己已经理解了西洋。在《回忆东京》里他这样写道，“大正7年我游历中国是为了慰藉我那难以满足的异国情趣。而旅行的结果是，让我更加厌恶东京，厌恶日本。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既有着前清时期传承下来的和平、恬静的都市、田原气息，又有着毫不逊色于像在影像中看到的西洋式的近代大都市上海、天津，新旧两种文明并驾齐驱。而当时的日本却处于为了获得其中一种而丢弃另一种文明的过渡时期”[2] 。在小说《鲛人》中，主人公南贞助也有这样一段话，“我已经从中国回来了。告别了那尊贵的大陆——日本往昔文明的祖先和渊源，永久作为日本人留在这里了。……我生长在如今这个日本——中了西洋之魔的日本。我想要从中发现美。可是淳朴的自然到处都被破坏了。在原比中国规模小而贫弱的这个国家的自然中，到哪里去找倪云林的山水与王摩诘的诗呢？”[3] 谷崎润一郎对欧化过程中的日本现状表现出一种厌恶情绪，无法在“中了西洋之魔”的日本找到心灵的憩息地，而他的内心深处却依然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中国形象充满迷恋，依然渴望“倪云林的山水”，于是便有了第二次中国体验。
3. 与梦幻异域的诀别
一般认为，因关东大地震移居关西后，谷崎润一郎就远离了“异国情调”的创作而转向了对日本古典传统美的发掘。原本只打算在关西暂避一时的谷崎润一郎，被关西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遂决定定居那里，这时期他迎来了文学创作上的巨大转折，即由对“西方趣味”的崇拜转向了对日本古典美的热爱。《卍》(1928~1930)，《各有所好》(1928~1929)、《吉野葛》(1931)、《盲人物语》(1931)、《割芦苇》(1932)、《春琴抄》(1933)等一系列反映关西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以及古典女性形象为主题的作品相继问世，而这些作品中都若隐若现着日本传统美的本质，其中随笔集《荫翳礼赞》(1932)记述了他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中所进行的反思，对回归传统审美理念的愿望。这一时期谷崎润一郎把关西作为另一种“异国”，重新认识日本，挖掘日本的传统美，文学创作回归到了日本本土文化，而第二次中国游历对谷崎润一郎文学创作回归传统则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5年(大正14年) 3月28日在写给新潮社编辑的信中，谷崎润一郎说到“小生本打算四五月份的时候远渡西洋旅行，但之前已经约好的稿件必须完成，遂定于夏秋时节”[4] 。如此看来，谷崎润一郎这年本打算游历西洋的，但由于旅费等原因，再加上第一次到中国后江南美景给他留下的深刻美好的印象，使他改变计划，再次游历中国。1926年(大正15年)，谷崎润一郎携家人再次来到中国，经历了这次上海体验，归国后他只发表了《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等游记类作品，“中国趣味”的小说却消失了，其原因正是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
在上海谷崎润一郎亲眼所见了当时贫穷、肮脏、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形象，已经完全不见了那些古代汉诗文书籍中所描绘的梦幻国度，他感觉到那个奢华、神奇、虚幻的古代中国已经悄然隐去，梦中的异域已经完全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与当时中国文人的接触可以说是改变谷崎润一郎对中国看法的最主要原因。1926年到达上海后，在内山完造组织的会面中，谷崎润一郎结识了田汉、郭沫若等在当时中国社会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正如他在《上海见闻录》中所说的，第二次中国行“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当地的年轻艺术家们的交流”。这些艺术家们诉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百姓的贫苦生活等苦恼，使得谷崎认识到了当时中国国家的“古文明眼下正在逐渐被西洋文明驱逐”，正如他走在上海的街道上一边“品味着像踏在欧洲的土地上般的喜悦”(《回忆东京》)，一边又惊呼着上海是一个“崇洋媚外的城市”(《上海交游记》)的感受一样，当时的上海对谷崎来讲也算是一种“西洋”的代替品，但同时他也深切认识到了上海的文化殖民地性质。正如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一书中所说的“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认识的谷崎无法再以中国这块白色的画布为舞台展开自由联想的空间”[5] 了，现实的中国已经不是他心中的那个梦幻国度，他已经无法再以中国为舞台去创作心中所谓的“中国趣味”的作品，通过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使得谷崎润一郎重新审视了简单模仿西方的对错，他开始用一种文明批评的视点来重新审视日本渐趋欧化的文明趋势，以及对传统文化渐渐丢失的困惑，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第二次中国旅行后，谷崎润一郎放弃了他的“中国趣味”，转而将这种浪漫的“异国情趣”融合到了后来他以关西为舞台的作品中。
迁至关西后，在谷崎润一郎的心目中“今日东京的市井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摸样，但是，在京都、大阪等旧街道中竟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土墙以及格子门的房屋设计”(《我所见到的大阪及大阪人》)。“日本桥的家”、“三十年前东京的市井街道”，这些本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在渐趋欧化的现实面前，这一切已经完全消失了。完成第二次中国旅行回到日本后的谷崎润一郎用找寻“曾经的故乡”的双眼，在“京都大阪旧街道”中发现了“已经忘却的故乡”，所以他感慨，“说起‘日本’在哪里的话，应该在从大阪到中国地区的本土西半部分”(《我所见到的大阪及大阪人》)。由此可以看出，对大阪风土人情再认识的过程，已经不是单纯对当地环境的认识，准确的说应该是谷崎对精神家园的再发现，在中国再也找不到往昔的“异国情趣”，那个华丽的梦已经结束，他转而将目光投向了有着“似曾相识”模样的关西，寻找传统的“日本趣味”。而《细雪》可以说是其回归传统美创作的集大成，其中描绘了美丽的大自然和富有诗意的生活独具日本式的情趣美，在他构筑的古典世界里，有雍容华贵的贵妇人，婀娜多姿的少女，高雅的生活方式，浪漫的爱情故事，使读者沉醉于这华丽多姿的古典世界中，仿佛回到了平安时代。在关西谷崎润一郎再次找到了那些曾经丢失了的浪漫与唯美，精神上真正融入了这个家园，在这一过程中有他对“故乡”的回归感和对“异乡”的向往感的寄托，在他心中的“异国情调”根本上已经有着某种“自我回归”的感情。这一时期的“异国情调”已经由“西方异国情趣”转变成为关西这一“异国”的情趣了，而促使这一转变实现的正是1926年谷崎润一郎的第二次中国旅行。
4. 结语
除1918年和1926年两度旅行中国外，谷崎润一郎一生再没有走出过日本，更不用说长途跋涉西洋了。他用两次机会体验了“日本往昔文明的祖先和渊源”——中国文化，第一次中国行，让谷崎润一郎尽享了江南的美景、美食、美女，刺激了他创作“中国趣味”作品的欲望，回国后创作了大量的“中国趣味”的文学作品。而第二次的上海体验，通过与中国文人的交流他了解到了中国贫穷、落后、混乱的现实，使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所抱有的浪漫情怀消失殆尽，残酷的现实打破了美丽的异域梦，从此“中国趣味”的小说消失了，同时通过第二次中国行谷崎润一郎认识到了中国大陆文化与日本文化有着某种同一性，促使谷崎认真思考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同，使得他从盲目崇拜西方的矛盾中挣扎了出来，最终得以从崇拜“异国情调”回归到热爱日本传统美。所以，可以说在由早期的“恶魔主义”向传统美创作的转变过程中，第一次中国行为谷崎润一郎的创作提供好了绚丽多彩的舞台，而第二次中国行却成为了谷崎润一郎回归传统的桥梁，是改变他盲目追求西方“异国情调”的转折点，而关西的风土人情又为他回归日本古典创造了华美的舞台，于是谷崎润一郎彻底的与曾经那个浪漫的梦幻异域相决绝，创作逐渐与关西的文化和风土相结合，重新发现了日本的民族传统审美情趣，实现“自我回归”，寻找到了“心中的故乡”。
NOTES
1华侨大学课题(年度：2011，编码：11HSK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