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旋转门”是从美国智库起源的，可以实现政界、学术界和产业界中人才身份转换的最具特色的机制之一。体现“旋转门”机制本质的现象是通过智库或其他学术机构暂时储备各界人才力量，并适时地向政界输送，从而为所在的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人才在实现身份转换的同时，在各界工作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具有更加开阔的战略视野和善于应变的综合素质。
中国特色的学术人才跨界流动与美国不同，其建设目的在于通过人才专业素养、实践经验和战略视野的提升更好地支撑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国内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发展，而非着眼于个人或利益团体的利益实现身份转换。此外，由于我国人事相对固定，人才身份转换程序较复杂，因此不能也没有必要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现多次旋转。因此，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的重点在于，将学术界人才输出至政界、产业界，通过人才的专业素养提升执政和盈利能力；同样地，支持政界与产业界人才向学术界发展的意义也在于，通过政界与产业界人才的实践经验，达到提高学术人才专业素养、实践经验和战略视野，从而得到更高水平的学术人才，再次向政界与产业界发展(图1)。如此螺旋交叉上升，达到提升全社会各领域实力的目的。
2. 实现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2.1. 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合理性
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权是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的，精英掌握着社会前进的方向 [1] 。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国内外利益集团通过博弈和竞争进入精英阶层，从而将社会发展方向引导至对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轨道上来。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关注科学民主决策；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决策者对政策的制定和导向作用却不能忽视。因此锻造决策者能力是提升中国政府行政效能的必经之路，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实现具有合理性。
2.2. 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机制的必要性
2.2.1. 行政机关对高素质人才的诉求难以得到满足
近年来，“公务员招考遇冷”成为热点词。由于市场规律在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以及反腐和诚信建设的结果，报录比稍有下降属于正常现象。但在2013年以前，对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特质有要求的职位所占的比例是曲折上升的；但从2014年起，这个比例却曲折下降了。此外，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直属机关(省级及以下)和派出机关的招考人数虽然总体增加，但对高学历、基层工作经历等特质的要求却远低于中央国家行政机关水平(图2、图3)。说明行政机关被迫放低了对高素质人才的诉求。
2.2.2. 政、产、学合作发挥日渐受到重视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指出创新不仅仅是产业界和学术界的行为，更是国家行为 [2] 。政府在产业界和学术界合作中起到了加速成长和规范成长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产业界和学术界合作，并通过组织实施合作工程、出台支持政策、成立相关专项基金、成立合作促进会等方式参与其中，逐渐形成了政、产、学合作模式 [4] 。在这种状况下，更加需要有政、产、学多种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人才推进相关工作。
Figure 1.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talents’ circle-crossing flow improving talent’s abilities from all circles
图1. 学术人才的跨界流动提升各界人才能力和水平的过程
Figure 2. The total number of posts in the central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its immediate institutions, dispatched agenci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in 2009~2018
图2. 2009~2018年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派出机构及参公事业单位总职位数
Figure 3.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on the qualifications and working experience of candidates in 2009~2018
图3. 2009~2018年中央国家公务员对考生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要求
2.2.3. 中国现有的进入政界的渠道相对单一导致人才流失
社会人员进入政府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公务员招考；政界选拔领导干部的方式主要有选任制、委任制、考任制和聘任制。其中，公务员招考对报考者的条件限制可能造成某种程度上适合从政的人才的流失；而领导干部的四种主要选拔方式中，仅聘任制为体制外人员进入政界打开通路。进入体制的路径单一与体制内人员相对稳定，既可能使合适的人才被限定条件挡在体制外、也不利于体制内人员与时俱进和能力提升。
3. 中国特色人才跨界流动的实现机制
资本主义国家的旋转门机制是在政治竞争和博弈中暂时处于下风的利益集团将人才力量暂时分散到学术界和产业界，通过暂时在政界的沉寂积聚力量、谋取来日崛起；同时也是利益集团中非政界人员对集团既得利益的“分赃” [5] 途径。
由于中国国体、政体以及旋转门建设目的与资本主义国家明显不同，人才跨界流动的建设和实现过程有显著不同(图4)。并且对中国而言，政界与学术界人才的交叉流动对社会所起的影响与作用相对更大。
3.1. 增进政界、学术界和产业界互相了解的交流平台
建立政界、学术界和产业界互相了解的交流平台是中国人才跨界流动机制实现的基础和先行条件。中国各界的人员相对稳定，很多人才一旦踏入某个圈子终生不再变更身份、只在本圈沉浮，对别的圈子及其精英人才知之甚少。而人才的流动首先需要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交流平台为这种了解和学习创造了条件。人才得以认识不同圈子的人才或是推销自己、学习自身立足的圈子和别的圈子的理论或实践知识，从而为身份的旋转奠定基础。
立足提升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和个人发展，交流平台应由政府牵头建立。无论是交流会、参观学习或是人才交换培养，通过详述利弊，使各界人才主动、自愿参与，真正地交流理论与实践成果。
3.2. 提升执政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政界–学术界的人才跨界流动
对于学术人才而言，进入政界是将专业知识与政策融合、推广的最直接途径。“学而优则仕”的
Figure 4. Politics-led and academic-led mechanism of academic talents’ circle-crossing flow
图4. 以政界主导的和以学术界主导的人才跨界流动机制
“学者型官员”有理论水平高、专业素养好、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的特点。对于政界人才而言，进入学术界是提高自身专业素养与水平、宣传执政理念并获得更多学者支持的有效方式。近年来政界人员“回炉”重新学习，或参与如信息素养等各类专业培训的也越来越多。
不涉及人事调动等手续，聘请为顾问、名誉领导、客座教授等职，在提升执政能力和专业素养的层面上并未发挥最大的作用。直接的调任，以及退休后返聘，是深度参与和切实提高双方素养与能力的基本方式。
3.3. 理论与实践互相促进的产业界–学术界的人才跨界流动
产业界在政界和学术界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有一定的被动性。通过进入学术界，可以直接告知本行业诉求、基于现实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学术界的理论产品如果已经通过产业界的实践检验，也将大大提高被政界采用的可能性。
现阶段增强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人才的联合培养、交换培养或基于某一方的“订单式培养”，以及产业界的研究机构与学术界科研机构的合作，是两种主要的交流模式。通过进行更深度和彻底的身份转换，使得人才真正站在对方立场上发挥能力，用实践而不是二次文献或基于实验室的脱离实际的资料支撑理论，或是将先进前沿的理论结合现实条件推进实践。
3.4. 体察和满足实践需求的政界到产业界的身份转化
中国国体和政体决定了中国应当绝对避免资本控制政权的状况，因此产业界人才进入政界任职的情况不应发生，只可能通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诉求。
政界人员进入产业界有一定的优势，包括对政策的了解、预测能力和社会关系网络等。中国规定，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公务员，领导干部退、离休后三年内，一般不得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因此从政界到产业界的身份转化，主要出于自愿。离岗创业、辞职下海是主要的两种途径。
4. 国内外人才跨界流动案例分析
4.1. 政界–学术界人才跨界流动案例
1) 学术界至政界的旋转
学术人才兼任，或被选任、聘任为政府官员或顾问的情况并不稀缺，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共中央办公厅2014年11月《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 [6] (以下简称《纲要》)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从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单位里培养和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后，近年来，中国由学术界进入政界的“学者型官员”数量逐渐增多，如胡和平、路甬祥、张育林等，通过了从高校、研究所旋转至党政军的“学而优则仕”的人才跨界流动(表1)。
以上三位是在《纲要》颁布时间前后正式入仕的学者型官员，体现出学者型官员进入政界的一般路径：高学历毕业–教学岗任教–累任至学术机构高层领导–调任或兼任政界领导。
实际上自十六大以来，从高校进入政界的学者即屡见不鲜，仅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就有8名校长走入政界。此外，近年来中央、省部级学者型官员的专业领域体现出从自然科学领域为主，转变为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科领域并重的趋势。由于对高级领导人的专业能力需求越来越高，学者入仕成为便捷又双赢的途径。
2) 政界至学术界的旋转
在中国，与学者进入政界的顺风顺水不同，政界领导调任学术机构管理者或从事教学工作常被认为是“贬官”。如纪宝成等学者，出于对官员精力、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考虑，对政界领导调任学术界领导、甚至官员在职攻读学位都持反对态度 [7] 。
中国从政界至学术界的旋转大都是在政界人士在退休或卸任以后。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是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院长曾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原副主任于幼军受中山大学聘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卸任的政界领导不会对政界关系造成很大影响，又为学术界带来前沿资料，也有利于官员学者的个人发展。
3) 资本主义国家政界–学术界的双向旋转
与中国状况不同的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基于选举政治，将学术界作为政治力量储备库：在野时，利益共同体内的人才暂时到学术界任职。比较著名的有基辛格、赖斯等。基辛格在离开政府后，任乔治敦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赖斯1988年离开斯坦福的教学岗位，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1991年老布什任期结束后，赖斯重返斯坦福，后被任命为教务长；1998年再次离开斯坦福，开始担当小布什的私人幕僚；2001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后出任国务卿；2009年小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后，供职于智库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本主义国家从政界至学术界的旋转由利益共同体的发展驱动，存在很明显的逐利特性。
Table 1.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cholar-officials” entering politics circle from academy circle
表1. 中国“学者型官员”由学术界进入政界的过程
4.2. 产业界–学术界人才跨界流动案例
1) 产业界至学术界的渗透
产业界人才兼任学术界职务、或进入学术界深造，有助于巩固在产业界的地位。因此，产业界人才常兼任学术界职务，形成人事关系在产业界、兼职在学术界的渗透现象。如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总裁王璞为中国著名管理专家，兼任中央财经大学、清华大学等25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MBA导师等职；紫金传媒智库公司主任周晓虹，亦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 学术界至产业界的旋转
基辛格离开政府后，一直以学者的身份活动，后于1982年创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并担任董事长。中国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也是上海同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正富夫妇在2017年的胡润富豪榜居第368位。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总工程师陈景河，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被誉为“有色金属的李四光”。
4.3. 政界–产业界人才跨界流动案例
为了防止资本干扰政权，中国政界与产业界的人员交流较少，多存在于官员、学者与国有企业之间，实质并未完全脱离体制。
1) 政界至产业界的旋转
中国公务员法 [8] 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因此，官员只能选择“辞官下海”。这种现象近年来也受到社会的关注，如曾任山东济宁市市长的梅永红于2015年离职后，加盟深圳华大基因；曾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的陈伟才于2013年辞去官职而任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在离职的官员中，技术型官员占较大比例。
但自2017年3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鼓励事业单位专技人员创新创业 [9] ，中国各地逐步开始支持事业单位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担任社会兼职、在职创办科技型企业甚至离岗创业，也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设置创新型岗位，将大大增强政界与产业界的联系。
2) 产业界至政界的旋转
在资本主义国家，商人借助自身的资本实力，在竞选资金上占据很大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知名的由产业界进入政界的人士。此外，澳大利亚总理马尔克姆·特恩布尔、泰国前总理他信、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等著名政府首脑都出身产业界。
5. 总结与建议
5.1. 总结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根本动力，而正确的认识对实践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个人可以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过程实现总体前进的上升的螺旋式进步。人才跨界流动机制为个人提供机会，在政界和产业界积累实践经验和政策理解、在学术界总结提升专业素养，不断通过以上过程实现个人发展。通过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推动政产学各界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
中国特色的人才跨界流动机制不够灵活的原因之一在于，“政–学”与“学–政”两个方向的人才流动直接受益人不同：对政界而言，引进学术人才是为了提高执政水平；对学术界而言，吸引政界人士的加入是为了提供实践经验。此外，中国学者自古以来的“学而优则仕”，和“告老还乡、颐养天年”的思想，推动了图3中左侧旋转而阻碍了右侧流动。
然而长期来看，单向的旋转并不能持续、迅速地提高政界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即使是交流平台与定期的座谈会等方式也不能使有能力的人才长期、深度地参与政策过程，实际上阻碍了政界、甚至政、产、学三界的提升和发展速度。因此，人才跨界流动的双向流动都十分必要。
5.2. 建议
5.2.1. 将中国特色的人才跨界流动作为政府招纳、培养和评价人才的方式
中国特色的人才跨界流动核心在于政界–学术界的互相旋转。通过提高公务员的专业素养和学者在政界对政策的理解实践，提升“旋转”经历在个人考评体系中的比重，推动个人对参与人才跨界流动制度的热情；通过完善回避制度，避免学者的师门关系影响公务公正执行；将政界领导的专业素养纳入个人考评，提升到与基层工作经历相仿的地位。
鼓励政界人才向学界渗透，可不局限于必须改变现有身份。鼓励政界人员在职通过自学提高学术素养、支持退休和卸任的政界人员到学术界去，通过交流和传递政策理解和实践经验，开拓学者视野，培养下一代学术人才同时为政界人才储蓄后备力量。
切实贯彻《纲要》相关精神，推动学术人才调任政界官员。学者调任前应对其行政能力进行完备的考察，选择专业和能力对口的岗位。设立任期届满后的退出机制，如回归原岗，或调整工作单位和职位，从而充分发挥学者型官员的专业能力在相关执政领域中的作用。
5.2.2. 通过各界交流活动发掘和培养精英人才，增强各界的深度互动
产业界–学术界的互相旋转是中国人才流动的重要手段。现阶段，通过政府牵头组织政、产、学各界的交流会、培训班等交流活动，增进对各界现实状况和前沿、热点课题的掌握，也利于发掘和了解其他领域人才，奠定人才流动的基础。
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界建立深度人才合作，通过互换调任或职务兼任，促进产业界与学术界的交流互通；进一步完善“订单式培养”，除业务熟练度，更着重培养人才的专业能力；提高产业界与学术界在科研项目上人才、设备、资金等各方面合作的良性互动。
5.2.3. 在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同时，防止资本对政权的干扰
政界至产业界的身份转变是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途径。不论是政界人才辞职下海、离岗创业，或是离、退休后加入产业界，都为产业界带来一种新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新方式。
在此过程中，通过专家论证等方式，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回避制度，防止在各界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团体对政治权力的控制。防止产业界人士通过学术界控制政治权力，就要制定完善的审核机制、选择恰当的考评人，对进入政界的学术界人士的德、才和利益关系全面地考评与审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