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清朝末期属于水深火热的历史动荡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并吸收西方思想文化，严复的翻译思想既是其作为译者的选择，也是屈从时代的自我选择。当代学者对严复的翻译思想研究多为阐释其思想，结合中国传统美学或是中国传统哲学追溯其思想来源，又或是结合西方理论想要为其思想注入新意，较少完全置身于其境，依据历史角度一分为二审度其翻译思想。从历史来看，严复其实是时势所造之人才，往大了说，历史背后隐藏的便是政治，经济与文化，而严复思想观点的形成便是其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有趣的是当时同时期的学者们对严复的翻译大多持给予称赞，而当代学者则各有所见，因而严复的思想在碰撞中不断丰满。同期学者与当代学者不同的评价和认识基于相应的学科知识或是历史背景，各异的出发点其实反映的亦是译者本身不同的翻译追求。两个时期的研究倾向不一，蕴含的是两个时代不同的认知与智慧，因此从当时学者对严复翻译的评价入手，结合严复所处时代背景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严复的翻译思想以及其作为译者的本意。
2. 同时期学者眼中的严复翻译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开头便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随后便在翻译界引起了各方响应，“信、达、雅”三字一经提出便“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尽人皆知” [1] 。总体而言，同期学者对严复的赞美之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其翻译思想的认同；二是对其翻译语体的赞同，即以古文为文字载体；三则是对其译作的肯定，对其传播的思想以及广泛的影响大为称赞。根据罗薪璋在《翻译论集》中的描述，梁启超对严复的翻译思想亦是十分佩服，曾有“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2] 的高度评价，此为一认同。作为严复的老师，吴汝纶不佞赞美之词，将其翻译比肩“晚周诸子”，视其效仿古语是“可久之词”，是能永逸流传后世的大作。柳诒徵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 [3] ，符合其提出的的“信雅达”。吴汝纶和柳诒徵作为国学大家，对古文的崇敬之意自然溢于言表，严复选择古文进行翻译在他们看来更是明智之举，如此《天演论》中的平仄讲究就成了“信达雅”的典范，此为二赞同。学者张嘉森则是以其译作为例，认为译名“物竞”“天择”“名学”“逻辑”为经典之作，已深深融入中国文字，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是为“以我古文家言，译西人哲理之书，名词句调皆出独创”。 [4] 康有为曾写过一首《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赠予林纾，开头便是“译才并世数严林”，对于二者的翻译之才大为赞扬，将二人并列视为当时的译者最高境界。作为译者，其译作被广为流传，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本是译者获得的最高荣誉，但严复并不止于此，他是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的留学者，有着一股子爱国热情，因此他的译作里充满的是其想要解放国民思想，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因此，人们对严复的评价不仅限于其翻译思想和译作，亦涉及到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当时，其译作被学生，知识分子纷纷抢购，他成为了“中国西学第一者”，蔡元培亦赞其“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5] ，梁启超虽与严复在翻译用词用句上有所分歧，却也认同严复作为西洋留学生对本国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并且是“复其首也” [6] 。论及严复之功绩，稻叶君山也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天演论》是“思潮之源头”，当“首屈一指” [4] ，其传达的适者生存的法则让读书人如醍醐灌顶，打开了新的视野。可见，严复之翻译被甚为赞扬，其思想更是影响深远，大有独当一面的形势。
对于严复的翻译思想及译作，赞美声络绎不绝，但其中也夹杂着些许不同的声音，争议主要在于其对“雅”的要求，认为其“雅”并非通俗易懂之文字，流传范围有限，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晦涩难懂，并不能起到开阔其眼界的效果。梁启超就曾对其过分儒雅的文笔提出过异议，“其文笔太务渊稚，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所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7] 梁启超对用古文翻译外来先进思想的缺陷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一阵见血地地点出了当时译介外来思想的主要目的：将先进思想传播于所有国民，而非仅限文人。显然，在严复的认识中，翻译应当针对的目标读者群与梁启超坚信的群体相悖而驰。但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只是对严复译作的文字风格做出了评价和建议，对其内容并没有什么提出质疑。胡适也有相近的看法，胡适是不提倡用古文进行写作或是翻译的，他评严复是亦赞美和批评参半，“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 [8] 从评论中可见，严复的古文功底非同一般，并且作为译者的工匠精神十足，对其翻译用心的有倾向性称赞更是从侧面表现出胡适对严复所用“死文字”的不认同，毕竟用古文翻译也只是勉强做到“达”，换言之，也就是其“雅”有损“达”，“信”在二位的评价中并未呈现，可见他们认为严复的翻译在“信”方面并没什么问题，或者说“雅”才是其译作的最大问题。
与前面二位不同，瞿秋白在与鲁迅先生的通信中指出：“他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他认为“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 [9] 简而言之，瞿秋白先生认为严复用古文文言翻译，导致其中的“信”和“达”遭到了破坏，并没有将原作的情感和本意完全传达给中国的读者。瞿秋白先生明确地表明了其认为古文文言有自身的局限性，没办法将西方思想全数转化过来。鲁迅先生在对瞿秋白的回信中，对瞿先生的说法并不全部认同，他在通信中说:“.......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据我所记得，译得更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 [9] 显然，鲁迅先生对严复的翻译是的评价不是绝对的，对于过于儒雅的《天演论》，只是觉的用词过于“雅”而较为晦涩难懂，也没有提及失“信”的问题，而严复的《天演论》虽相对较为晦涩，非学僮可以理解，却是谙熟中国传统文字的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的，甚至觉得他的一些其他作品中反而存在过于“信”而失“达”的问题。贺麟先生 [4] 与鲁迅先生有着相同的看法，认为严复的译书风格是变化的。他认为严复的作品应该进行分为三个阶段，译书初期，严复为了吸引旧文人，让他们能够看得懂，极力追求“雅”，略亏于信；而到了中期，则更靠近直译，是为译得最好的阶段，属“三善具备”；到了后期则是自由意译，“换例译法”，译得较为随便。
在此期间，各学者对严复的称赞居多，其译作在当时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之作，在文人界影响深远，为他们发奋图强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由头，对严复翻译颇有微词的学者也只是对其“雅”有意见，认为其追求“雅”所用古文使译文晦涩难读，无法普及大众，不利于传播，而应用白话文。但总体而言，褒大于贬。建国后，学界对严复翻译的评价则出现了褒贬不一的现象，与当时大不相同，对此，严复翻译所处的历史背景可以做出一些解释。
3. 历史因素影响下的严复翻译
严复所处时代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封建王朝的没落已成定局，清王朝危机四伏，国家危亡成了最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他14岁时进入船政学堂学习，学习内容不止传统文化典籍还有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当时中国薄弱的自然科学知识，而后远赴英国游学，接收西方的思想文化。深谙国家危急的严复，身为中国接受新思想的文人，企图通过译书，办报，反对封建专制，拯救国家兴亡，其译著《天演论》更是引起文人学士蜂拥抢购，成功将“物竞天择”的思想传递给中国的有识之士，其译论更是影响深远，“信达雅”三字深入人心。在此，将其所受质疑的译论置于其历史背景，更利于深入了解其时代含义和严复的本意。
3.1. 经济因素
觉我曾于1908年曾做过一份调查，调查显示当时购买小说者，有百分之九十是旧学界的文人，只有百分九为普通人，而接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主见的学生只有至多百分一接受新小说 [10] 。此间比例之差距大从侧面体现出当时购买书籍进行阅读的人群主要还是旧文人，也决定了翻译作品要引起广泛关注必然需要运用古文，毕竟畅销小说尚且需要如此，更何况外来的新思想新观点，况且出版所需赞助人也是看重译作的经济利益的。如此，从外来思想的普及效果和经济效益上来看，严复翻译《天演论》所选择的古文便有了合适的解释，当时的文人雅士对于小说，译作的行文是有具体要求的，并不是顺畅就可以达到他们的标准，还需要在字里行间显示出优雅的气质，文章中是否完全忠实原作对于当时的读者并不是最重要的，林纾的译作便是最好的佐证，因此只有以“雅”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来大批地读者，为其译作打开在中国的市场，起到传扬西方先进思想的目的。国内读者的要求决定了翻译市场的行文风格，可以猜测此为严复为了打开市场，获得更多关注，以便其接下来推广更多外来思想而首选古文翻译《天演论》的原因之一。鲁迅先生 [9] 就严复在翻译时表达了自己“达诣”的言论进行过一番分析，他认为严复早料到自己的翻译会因为过“达”而遭到抨击，但他仍然要这么做，因为当时的留学生在社会中并不是被尊重的，“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需要铿锵一下，以获得吴汝纶作序，如此来获得经济效益，才能有其他译作可以发表。而吴汝纶对其译作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之大，闫亮亮，朱建平于2013年所发表的吴汝纶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意识形态赞助一文中已分析得十分透彻，此不再赘述。
3.2. 文化因素
在文化方面，其师吴汝纶对严复的影响是极大的，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崇尚用古文翻译西方作品，对白话文不屑一顾，严复曾就翻译时使用的行文风格向吴汝纶请教过，他在回复中十分明确地表示追求行文“尔雅”，在外来词汇向内输入时可能会因改窜而“失真”，若不如此则会“伤洁”，二者择其一，宁可“失真”，也不能“伤洁”，因为“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 [7] 吴汝纶对古文的坚持是其作为经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志士对传统文化的崇敬和自豪，认为古文才是最为尔雅且得体的文字，是正规而唯一被认可的表达方式。而严复对于老师的言论并无质疑，并且以司马迁韩愈之文为“中国文之美者” [11] ，紧接着更是毫不避讳地大力推崇使用若司马迁韩愈所用的大雅之古文：“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直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 [12] 在严复看来，中国学术最为辉煌的时候当属战国隋唐，此时所用文体尚且为古文，如今要救国自然也是古文最为有说服力。他还以欧洲为例证，直言“欧洲挽近世之文章，以与其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 [12] ，力荐使用古文翻译，其理由也很简单：“......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收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12] 。王佐良曾对严复的译著所追求的“雅”做了如此评价：‘他(严复)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 [13] 不论是严复亲口所言，或是他人的猜测，这或许都是严复如此翻译的原因，毕竟严复的最终目的是救国，让西方的思想在中国能够被接受，进而对日渐腐朽的清政府与列强奋起反击。
3.3. 政治因素
政治上，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外强中干的形象彻底暴露在列强面前，政治地位急剧下降，纷纷挑起战争，第二次战争随即挑起，两次战争清政府均战败，人民生活困苦，各地反抗也随之而来，内忧外患再加上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清王朝国家岌岌可危，民生艰难，给与中国知识分子以重击，他们心系国家兴亡，继而奋起，以不同的方式以尽匹夫之责。清政府在政治上的腐败和外交上的失败，让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信心，极力呼吁变革，于是便有了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开始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于此同时也激起他们中的一部分清醒地认识到学习技术并不足以救国的佼佼者开始提倡改良政治。当时严复虽在北洋水师学堂就职担任总教头，但李鸿章等所行之事皆是为了极力维护清政府统治与严复有所出入，他极力提倡变法维新，甚至攻击封建专制，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尊崇的是“尊民叛君，尊今叛古” [5] ，因此难免深感壮志难酬，期间他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翻译《天演论》时他曾感叹：“进着外力逼迫，为我权借，变率之疾，放在其时。智者慎守力权，勿任旁守，则天下事正与此乎而大可为也。即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至亦不过二百年，近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不奋发也耶！” [11] 维新思潮逐步发展，严复作为其中的一员，仕途不畅的他只能依靠翻译来实现救国愿望，他翻译《天演论》并借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试图说服当时的知识分子奋起直上，学习西方思想理论，挽回亡国的命运。经王栻考究 [14] ，严复翻译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完成的，而他的译作可以看出他对外来作品亦是有选择地进行翻译的，与林纾所译充满浪漫主义的小说不同，严复择社会科学为其翻译的主要任务，用以唤醒国人应对最危机的外来入侵，而其选译的作品《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说》等都是与当时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类书籍，其意图便十分明了了。
4. 结合今论重新认识翻译家严复
建国后，严复的翻译思想依旧魅力不减，引起各方学者的广泛关注，而对于严复译作及翻译思想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对严复的讨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阵营，一方面进一步探讨“信达雅”的内涵，更多倾向于肯定严复在翻译界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对其进行批判，指出其中的缺陷，再有便是用西方思想理论视角试图为其思想进行当代阐释，以丰富其内容。殿兴曾于1955年公开表明严复之翻译主张是“很不完备、很不科学的，充其量也只不过要求用漂亮的中文翻译原作的大意而已……” [15] ，“信达雅”的区分在殿兴眼中是相当勉强的，并坚信严复的“信”指的是“逐字死译”，并非忠实原文，是错误的示范，否则便不会“顾信矣”，而“不达”了，因为原文必然不会是胡乱组合而成的。追求“雅”则更不用说了，是分不清写作和翻译而导致的错误行为。黄龙曾为严复出声辩护，在严复所在的时代，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并非是其标新立异而去回归古文的做法，相反当时的文人是习惯于习读此类文章的，因此，用古文翻译“未可厚非”。用今之标准去衡量其做法，是“以今苛古” [16] ，不足服人。笔者看来，其言行相悖的翻译行为让人不禁猜测严复之“信达雅”虽是其所认为译作之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但实践中因为西方传入之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差距之大，文化上的不对应，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而在翻译《天演论》时指出“题曰达诣，不云笔译” [17] 。随着时代发展，更有袁志广 [18] 、廖七一 [19] 、焦卫红 [20] 、邵璐 [10] 等诸多学者分别从建立翻译学理论体系，翻译批评，生态翻译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来分析严复的翻译。
总体而言，严复的译作特别是《天演论》的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他一腔爱国热血以其翻译方式传达给了他既定的有识之士，即“中国多读古书之人”而非学识尚浅“学僮”，因为在他看来，多读古书之人是当时接受最高教育，最为有觉悟的一群人。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危机的国情使严复在震惊之余急切地向要向外宣传西方先进思想，在当时的阶级体系下，可以猜测严复依然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此文人们自然才是有足够的认识高度，能够理解他所要传达的思想和理念，并且成为有能力奋起而救国的国家希望。
严复的译作其实是为特定的群体服务的，从读者的反应来看，他的译作简直就是无可挑剔。严复当时可供选择的文字有四种：公正对仗的骈文，科举考试所用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白话文 [3] ，对于选择古文的说法不一，黄龙对严复的辩护亦有其道理，笔者认为对古文发自内心的崇敬和认同可能是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不论如何，这个选择都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具有可读性和读者群的，选用古文对于严复来说文风合宜，符合文人对文笔的要求；还有《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界生存法则激励国人，《原富》来满足对经济发展的愿望，所译《名学》来介绍逻辑体系，提倡归纳法，用《群己权界论》来倡导自由的思想等等一系列译作都是当时的时代所需，思想先进，并且还能鼓舞人心。
在译文的作用上，梁启超于严复有所争论，梁启超曾对“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进行区分并传达了自己重启蒙作用的观点 [21] ，这与严复有了分歧，严复认为梁启超所言过于草率，容易犯错，乃“大雅之所讳” [11] ，而自己所追求的是能够流传后世的佳作。严复认为古文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古代学术之盛可以为证，欧洲挽近世之书可以为鉴，而熟读古文者是接下来引领国家动向的人才，而白话文是不能流传后世的。梁启超认为当朝之官思想固步自封，过于拘束的语言不能改变他们的思维，想要以“觉世之文”的影响力来改变现状。对于变法，他指出当时所谓变法者认识的局限，“其一欲以震古烁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人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在他眼里，清政府的官吏是“肉食官吏”，腐朽不堪，不足为信。同时他也具体提出了变法的本质，“变法之本，在于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22] 可见梁启超是极重视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的，他的目的是思想启蒙，因此使用白话文进行翻译是最为易懂，易推广的，是为首选。如此，可以推论对时代发展趋势的语言需要把握不同，是严复与梁启超在翻译外来作品是选用不同风格的文字的原因。
从不同的观点中窥探不同视角下的严复，不论是对其翻译思想内涵的阐释，或是对其译著的褒贬不一，都能反映一个存在的可能是真实的严复。从历史的从今往前看，严复之翻译经济，政治，文化均有涉猎，在中国影响之大，所涉范围之广，都是不可否认的，只是他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判断有所偏差，对文人志士期盼过高，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意识到仅依靠知识分子的力量进行改革已经无法改变腐朽的国情。其翻译观点虽与其译文有所出入，并且至今倍受争议，各有说法，但其地位依旧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