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抑郁症是一种以显著而又持久的情绪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精神症。据统计，中国抑郁症患者数量已达9000万，而抑郁症识别率仅达30%，识别出的患者又只占其中的30%。近年来抑郁症开始呈现低龄化趋势，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抑郁症患者数量逐年上升，2017年的相关数据显示，青少年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4%~8%。
环境对青少年心理状态有着重要影响，而家庭是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第一环境，因此抑郁症的治疗目标之一便是改善家庭因素。
王春莉，廖凤林(2005)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抑郁自评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北京市一所普通中学的174名学生进行调查分析，针对高中龄段青少年家庭中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焦虑、抑郁情绪有影响，且父母所投入的情感温暖理解越多，高中生积极情绪越多，而焦虑、抑郁的严重程度越低。
杨艳等人(2008)曾对98例抑郁症患者进行抑郁症评定，并与100例健康志愿者进行对照实验，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功能、家庭结构及其父母教养方式均存在一定缺陷，结果表明患者的家庭环境及家庭成员交往模式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患者的康复。
从现实来看，家庭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恶劣的家庭因素并不一定会导致青少年抑郁。从其传导路径分析，家庭因素在作用于青少年心理状态前会受到青少年的主观加工，而这个主观加工方式之一便是应对方式。即家庭因素的作用程度会受到青少年应对方式的影响，被缓冲或增幅后再最终影响于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为了探究这一主观加工过程，有必要研究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研究表明，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理解社会问题、按常规正确解决外界社会事件的能力相对偏低(郭力平，1999)。解决问题失败以后，个体将产生消极的适应，并与进一步产生的负性认知相联系，从而产生抑郁情绪。这便是消极应对方式的表现之一。虽然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家庭环境因素可能会对青少年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发生的途径可能不同。然而，大多数研究一度只关注父母教养方式等影响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症形成的直接影响，对此类因素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检验父母教养方式及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抑郁症产生的具体影响的基础上，对青少年应对方式在相应影响过程中所起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即探索青少年应对方式是该影响过程中的完全中介效应还是不完全中介效应。虽然研究受到缺乏可测试模型的限制，但叶宝娟、朱黎君等(2019)使用过的中介效应模型解决了这一局限，同时，Hughes & Gullone (2010)中的路径分析方法也十分契合本次的研究计划，为本次研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连帅磊、刘庆奇等(2018)使用过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为本次研究提供了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2. 资料与方法
2.1. 实验对象
研究组：入组标准为在医院确诊为抑郁症患者，选取威海精神卫生中心、烟台精神卫生中心、莱州精神卫生中心、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门诊部及住院部的抑郁症患者，经患者同意，在主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问卷访谈。同时在抑郁症相关公益平台上发放在线问卷。排除标准：年龄 < 13或年龄 > 19，未在医院确诊为抑郁症。共入组61例有效数据，年龄处于[13,19]区间。
对照组：入组标准随机抽取山东大学(威海)的学生作为正常对照人群，取得知情同意，无精神疾病及精神疾病家族史，采取发放线上问卷的方式进行。共入组61例有效数据，年龄处[13,19]区间。
2.2. 实验材料
1)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基本信息。
2)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
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由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在美国心理学家Moss R. H.编制的“家庭环境量表(FES)”的基础上修订改写而成。
3)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该量表是1980年由瑞典Umea(于默奥)大学精神医学系C·Perris等人共同编制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的问卷，由我国岳冬梅等于80年代末引进并修订。
4)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是一种自评量表，应对(coping)是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中介因素，与应急事件性质以及应激结果均有关系。应对方式受到广泛的重视，出现许多应对方式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是其中之一。
2.3. 方法
本实验以FES-CV、EMBU、TCSQ量表得分为变量，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时，以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得分为自变量，是否患抑郁症(设定为二分类变量)为因变量，对比正常青少年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分数；探究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时，分别以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的得分为自变量，以应对方式问卷的得分为中介变量，以是否患抑郁症(设定为二分类变量)为因变量，采用Hayes (2012)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4 (Model 4为简单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控制性别的情况下对家庭环境与患抑郁症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针对线上与线下的不同群体，均应用相同的调查材料，测试时间为20分钟左右。线下由各合作医院相关部门发放抑郁症患者填写，并最终由团队收集；线上则在问卷星平台上编写合成问卷。得到全部样本后，进行有效性和完整性筛选。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4.0和Amo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bootstrapping算法。
3. 结果
3.1. 家庭环境各因子描述分析与独立样本t检验
描述性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表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环境的亲密度、情感表达、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得分显著低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的家庭，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环境的矛盾性得分显著高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的家庭，但两组间在独立性、控制性的得分上差异不明显。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of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表1. 家庭环境各因子的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注：**：显著性(双尾) < 0.01，*：显著性(双尾) < 0.05，下同。
3.2. 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描述分析与独立样本t检验
描述性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表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中，父亲情感温暖、理解，过度保护的得分显著低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认的得分显著高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两组之间父亲偏爱受访者的差异显著性与其余因子相比较弱；母亲情感温暖、理解的得分显著低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的得分显著高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两组之间母亲偏爱受访者的差异显著性与其余因子相比较弱。
3.3. 青少年应对方式各因子描述分析与独立样本t检验
描述性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3)表明：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应对方式得分中，积极的得分(积极得分越低，应对方式越积极)显著高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消极的得分(消极得分越低，应对方式越消极)显著低于未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表2. 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的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of coping style factors
表3. 应对方式各因子的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3.4. 家庭环境各因子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见表4)表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表达、亲密度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强相关性，且成负相关；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性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强相关性，且成正相关；家庭的娱乐性、组织性与青少年患抑郁症中等程度相关，且成负相关；家庭成员的成功性、知识性、道德宗教观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弱相关性，且成负相关；家庭成员的独立性、控制性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无相关性。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of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表4. 家庭环境各因子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
注：皮尔逊相关系数；0.8~1.0极强相关；0.2~0.4弱相关；0.6~0.8强相关；0.0~0.2极弱相关或无相关；0.4~0.6中等程度相关；*：p < 0.05；**：p < 0.01；下同。
3.5. 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见表5)表明：父亲、母亲的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强相关性，且成正相关；父亲的惩罚、严厉，过分干涉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患抑郁症中等程度相关，且成正相关；父亲的情感温暖、理解与青少年患抑郁症中等程度相关，且成负相关；父亲的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弱相关性，且成负相关；父亲、母亲对被访者的偏爱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极弱相关性，且成负相关。
Table 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factors
表5. 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
3.6. 应对方式各因子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见表6)表明：青少年积极的应对方式得分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弱相关性，且为正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得分与青少年患抑郁症有强相关性，且为负相关。
Table 6.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 of coping style factors
表6. 应对方式各因子的皮尔逊相关性分析结果
3.7.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以家庭环境为自变量)
首先，我们将样本的家庭环境量表、应对方式量表各因子得分标准化，然后合并各因子得分(与患抑郁症成正相关的因子取负值，成负相关的取正值，然后直接加和)，得到样本的家庭环境、应对方式的总得分。
其次，采用Hayes (2012)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4 (Model 4为简单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控制性别的情况下对家庭环境与患抑郁症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中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故使用逻辑回归。结果(见表7)表明，家庭环境对患抑郁症的作用显著(t = −6.3295, p = 0 < 0.01)，且放入中介变量后，家庭环境对患抑郁症的作用仍然显著(Z = −3.7564, p = 0.0002 < 0.01)。
最后，家庭环境对患抑郁症的直接效应及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 (见表8)，表明不仅能够通过家庭环境直接预测抑郁症，而且能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预测抑郁症，该直接效应(−2.0367)和中介效应(−1.5594)分别占总效应(−3.5961)的56.64%、43.36%。
Table 7. Mediation model test (Family enviro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7. 应对方式的中介模型检验(以家庭环境为自变量)
注：模型中各类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代入回归方程，下同。
Table 8. Total effect & direct effect & mediation effect proportion (Family enviro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8. 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分解表(以家庭环境为自变量)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3.8.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
首先，将样本的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得分标准化，然后合并各因子得分(与患抑郁症成正相关的因子取负值，成负相关的取正值，然后直接加和)，得到样本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总得分。
其次，采用Hayes (2012)编制的SPSS宏中的Model 4，在控制性别的情况下对父母教养方式与患抑郁症之间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9)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患抑郁症的作用显著(t = −7.5447, p = 0 < 0.01)，且放入中介变量后，父母教养方式对患抑郁症的作用仍然显著(Z = −3.2246, p = 0.0013 < 0.01)。
最后，父母教养方式对患抑郁症的直接效应及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 (见表10)，表明不仅能够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直接预测抑郁症，而且能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预测抑郁症，该直接效应(−1.8491)和中介效应(−1.7031)分别占总效应(−3.5522)的52.06%、47.94%。
Table 9. Mediation model test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9. 应对方式的中介模型检验(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
注：模型中各类变量均采用标准化后的变量代入回归方程，下同。
Table 10. Total effect & direct effect & mediation effect proportio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表10. 总效应、直接效应以及中介效应分解表(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4. 讨论
4.1. 内容主体
本研究主要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以父母教养方式为代表(主要研究)的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患抑郁症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青少年应对方式所起的中介作用。
前人早已经对父母教养方式及孩子患抑郁症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如青少年时期权威教育对青年期抑郁症状的影响(Liem, Cavell, & Lustig, 2010)等。而在该一系列的探索研究中，多以四种类型为依托，即专制型、溺爱型、权威型和忽视型(Sichko, Borelli, Smiley, Goldstein, & Rasmussen, 2018; Bilsky, Cole, Dukewich, Martin, Sinclair, Tran, Roeder, Felton, Tilghman-Osborne, Weitlauf, & Maxwell, 2013)。而我们的研究则追本溯源，直接依据EMBU量表给出的原始数据(四个因子)，即管束、行为取向和归罪行为，情感温暖和鼓励行为或爱的剥夺与拒绝行为，偏爱同胞或被试，过度保护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进行分别分析比较，得出上述的分析结果。
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我们通过正常人被试与抑郁症患者被试的描述性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2)出两种家庭的父母教养方式存在较显著差异。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就能看出，代表性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庭中往往具备以下特征，父母亲对于孩子的心理情感动向体察能力较弱，家庭成员间亲密度低，而且存在对于孩子出现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偏激、负向信息输入为主的倾向。同时结合家庭环境因子的研究(见表1)，发现抑郁症家庭还普遍存在矛盾程度较高，轻松娱乐程度较低等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之中，家庭的重要性贯穿始终，家和万事兴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在家庭之中，父母作为具有相对或绝对领导地位的人，所受到的尊重和对孩子的影响，在中华文化中也尤为突出。
因此，作为有此传统的当代中国家庭，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必然切很大的影响。其中父亲作为一家之主，传统意义上家庭的顶梁柱，其教育特点及观念对整个家庭环境有着主导性影响，当孩子的行为或情绪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时，父亲的第一态度往往决定了最终的结果，因此如果父亲的处理方式为惩罚向、情感上否认与拒绝，长此以往，势必造成孩子的认知方式出现歧化，成就动机与学习方式出现问题，负向信息偏好导致体内去甲肾上腺素等递质分泌水平的紊乱，最终产生抑郁情绪，甚至发展为抑郁症。而母亲则是在“严父”背后一直饰演着“慈母”的角色，相对于父亲的大方向，其对于孩子的理解与宽容、情感上的温暖体贴往往是更加被注重的，因此如果母亲不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依恋关系、提供情感上的慰藉，对于孩子，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是一种同样巨大的打击，这种冲击表现为内心之中极度矛盾的情绪，对于亲密关系尝试的渴望以及现实中冷漠的表达方式持续存在，习得性无助与心境持续低落也随之而生，进而产生抑郁表现。
由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与青少年患抑郁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5)可以进一步证实我们之前的结论，即父亲的行为作为主导因素，其拒绝、否认的情感态度会首先直接作用于孩子本身，其次也会影响到母亲的情感态度，成为教养方式对抑郁症产生影响的最关键因素；而母亲的温暖与理解同样与抑郁症的产生有较强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结果与之前的直观分析一致，更加体现了父母亲的行为态度、教育倾向对孩子抑郁症发展的影响。而对于家庭环境因子的进一步分析过程中，发现高亲密度与情感表达对抑郁症有强抑制作用，高矛盾性对抑郁症有强促进作用，而控制性与抑郁症强弱关系不明显，这一结果与之前一项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中所得到的“‘软性’因素，尤其是亲密度、矛盾性与控制性在抑郁症状发作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Yu, Yang, & Yang, 2015)的结果有些许出入，主要在控制性这一方面，讨论出现这一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受试范围不同，先前的研究针对出现抑郁症状的大学生进行调查，而我们则是针对确诊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含大学生与非大学生)进行调查，这会涉及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交友情况等诸多复杂因素的不同，因此可能有所差池，其进一步的区别与联系需要后人继续实验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家庭环境因素，除“硬性”因素如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情况等之外，还有大量的“软性”因素会影响抑郁症的产生与发展，这是万万需要关注的。
研究的第二部分就是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过程中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关于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曾经涉及，如探究自我概念和应对策略在依恋类型和感知压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Bayrak, Güler, & Şahin, 2018)等；也有前人曾研究过应对方式和归因方式作为抑郁症的预测因素(Bruder-Mattson & Hovanitz, 1990)。而我们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应对方式的关键作用，进行了本部分的研究。分析结果显示，积极型和消极型应对方式均对抑郁症有显著的正、负作用；在以父母教养方式为自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无论是否放入中介变量应对方式，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都显著，且不仅能够通过父母教养方式直接预测抑郁症，而且能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预测抑郁症，证明中介效应显著，且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确实有部分是通过青少年的应对方式产生影响的。在家庭环境因素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一结果验证了前人应对方式影响抑郁症的结论，并说明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而且其成为父母教养方式等多种影响因素作用的中介。这一结论的提出是好理解的，无论任何影响因素，都需要青少年内化至自身心理后才发挥作用，积极的、乐观的应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会将催化抑郁情绪的因素化解；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则可能会无中生有，助长抑郁情绪的发生，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将应对方式的重要性提出来，可以更多地将抑郁症患者的视线移至自己身上，知道自己也并非完全被环境、父母所左右，自己也有很大的能力能够选择产生或是减弱抑郁情绪，将关注的点放在自身应对方式之后，不仅会减少很多焦虑性思考，而且也能够凭借尝试获得对外界的重新认识与接触，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接受，是解决抑郁情绪非常好的方法。
4.2. 局限
首先，本研究所取被试范围及数量较小。仅取少部分城市确诊的抑郁症患者和有上网能力并关注抑郁症动态的少部分抑郁症患者进行研究，很难据此对全国整体情形进行推测，因此其普遍性仍有待进一步实验考察。
其次，本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验室实验。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如填写时间过长导致存在斟酌考量而非直观情况的问题，或者由于偶然因素选择了本无效的样本等等。同时研究过程完全依靠数据分析下结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访谈调查，可能会使真实情况受到部分遮盖。
最后，本研究的内容并不深入。在父母教养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中没有将各因素分别检验，而只是将正、负作用进行了加和，不能完整显示出哪一部分有怎样的中介效应；同时，对于适用范围，被试内设计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各因素持续影响时间等等都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这还有待后人的实验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症产生的影响，并验证了该过程中青少年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通过数据证实了父母教育行为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关键作用，同时也支持青少年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通过改变应对方式排解抑郁情绪，最终在合力之下让抑郁症远离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