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反语是非字面语言的重要形式之一，通常有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两种形式。在交际中，说话人常通过反语的弦外之音增强话语的情感，从而达到比直言陈述更强的语用效果。根据话语的语用功能，反语可被分为反语恭维和反语批评(Jeffrey, Philip, & Kelly, 2000；黄彬瑶，2015)。反语恭维指说话人使用表面批评的话语来表达积极的情绪或态度；例如，小东用自己的零花钱给生病的爸爸买了药。爸爸说：“你这孩子，怎么乱花钱”。而反语批评又可被称为反讽，指说话人使用表面赞美的话语来表达消极的情绪或态度，如不满、批评、嘲弄等。反语批评(反讽)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说话人通过使用与本意相反的语言来表达真实意图，而听话人则需要在“显性所言”之中解读出“隐性所含”。在理解书面反讽时，读者主要依赖上下文提供的线索；而在理解口语反讽的过程中，除了上下文(语境)，听话人还会同时参考说话人的语调、音色等“音韵”线索。本文将结合已有研究，讨论两类线索对反讽理解的作用。
2. 语境在反讽理解中的作用
反讽话语意义的规约性较弱，因此反讽意图的识解依赖于语境线索。如下例所示：
语境：你和朋友约好周六去郊外踏青。周六那天起床后，你发现窗外下起了雨。你说：
反讽话语：今天天气真好啊。
当语境语篇传达的意思(天气不好)与反讽话语的意思(天气好)存在冲突时，听话人会通过理解二者之间的冲突获得话语的反讽意义。语境对于反讽意义的理解有重要意义。目前，对于语境在理解过程中何时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学术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有些学者(Gibbs, 1986, 1994)认为语境线索在反讽话语理解初期(目标句的字面意义被理解前)就会发挥作用，而有些学者(Grice, 1975; Searle, 1979)则认为语境线索在反讽话语理解后期(目标句的字面意义被理解后)才会发挥作用。目前，“直接通达假说(direct access hypothesis)”、“线性处理模式(linear processing model)”和“分级显性意义假说(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这三大类反讽话语理解假说或模式间的主要分歧之一是语境作用的时间。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非字面话语(反讽、隐喻、谚语等)意义加工的时长与同等语境下字面话语意义加工的时长之间不存在差异。Gibbs (1986, 1994)提出的“直接通达假说”认为语境在反讽理解初期就会发挥作用；目标句的字面意义不会被激活，反讽话语的隐含意义可被直接提取。“回应提示理论(echoic reminder theory)”(Kreuz & Glucksberg, 1989)以及“提示伪装理论(allusional pretense theory)”(Kumon-Nakanura, Glucksberg, & Brown, 1995)均肯定了语境在反讽话语理解中的重要作用，支持直接通达假说。
而支持线性处理模式的学者(Grice, 1975)认为，话语的字面意义总是被优先处理，语境在话语意义加工后期才起作用。在理解反讽话语时，目标句的字面意义优先被处理。若字面意义符合语境，意义的处理结束；若字面意义与语境冲突，听话人会参照语境，用反讽含意取代字面意义。
Giora (1997, 1999, 2003)提出的“分级显性意义假说”则认为，在反讽理解过程中，话语的显性意义，即存储在大脑或心理词典中的编码意义，总是被优先获得。当显性的反讽意义被激活时，话语的反讽意义可被直接处理；而当字面意义被激活时，听话人会进行再加工，获得说话人表达的非显性的反讽意义。
3. 音韵在反讽理解中的作用
在现实交际中，话语的音韵特点也可以帮助听话人快速理解话语的含意和说话人的意图。Mehrabian & Ferris (1967)肯定了副语言特征的重要性，提出著名的“7/38/55”定律。Mehrabian & Ferris (1967: p. 252)认为，当说话人所讲内容与使用的音韵等线索相冲突时，听话人对说话人情感和态度的获取7%依赖于纯粹的语言表达；38%取决于说话人的音韵特征；55%取决于肢体语言。
音韵是一个包含多种语调调节方式的总称，属于语音动态的高级表现。(口语)音韵特征包括音高、音强和音长等要素。在口语交际中，音韵不仅可以标记语言特征，如在英语中使用升调表示疑问、使用降调表示肯定；它还可以传达说话人的情绪，传递隐含意图。因此，说话人在交际中会将多种音韵特征糅合在一起，以表达各种情绪或态度。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音韵因素对语言信息理解的作用。反讽多用来表明说话人批评、嘲笑或反对等消极态度，是一种富有情感色彩的非字面语言。在使用反讽话语时，说话人会将情绪融入其中，这一过程自然产生语言音韵的变化；而听话人对口头反讽话语的理解也必然涉及对音韵信息的解读。人脑具备感知和理解语音信号的能力，听话人在交际中可以通过聆听语音来捕捉说话人情感状态的变化。已有研究(Colston & O’Brien, 2000)证明，在语境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听话人仍可以根据话语的音韵特点识别反讽。还有研究(Pell, Paulmann, Dara, Alasseri, & Kotz, 2009)发现，即使面对一种陌生的语言，正常的成年人仍可以从说话者的语气中感受到话语的情感色彩。
音韵信息可帮助听话人识解反讽意图，那么反讽话语是否具有固定的音韵特征？多年来，研究者尝试描述反讽话语的音韵特点，但各研究间的结果存在差异。Shapley (1987)认为，反讽话语多使用平调；有研究(Anolli, Ciceri, & Infantino, 2000)发现反讽话语中的音调更高；还有学者(章婷&顾文涛，2011)发现，与褒扬相比，贬讽话语的语速更慢，“基频”更低。
受语言特点及文化特点的影响，我们很难找出反讽话语所具有的普遍音韵特征。但是，尽管目前研究对反讽话语音韵特点的探究结论不一，有一点却是值得肯定的：在语境信息缺失的情况下，反讽话语中的音韵特点仍可以帮助听话人识别反讽的意图。这也成为了近几年语境与音韵之争的触发点。
4. 语境与音韵之争
如上文所述，语境或音韵均会对反讽话语的理解造成影响。但在现实交际中，约束反讽理解的因素很少单独发挥作用；因此，若要探究反讽话语理解的机制，我们还需进一步明确语境和音韵的共同作用。
2011年，Woodland和Voyer (2011)首次在实验中探究了语境和语调的共同作用对反讽理解的影响。该项研究使用了音频材料，利用E-Prime软件记录了受试对48段实验材料反讽等级的判断及反应时。结果显示，在反讽理解过程中，语境线索和音韵线索会同时发挥作用；例如，当一个有讽刺语调的目标句与一个消极否定的情景组合时，受试会快速将其归为反讽；但当同样的目标句与一个积极肯定的情景组合时，受试对其的判断则偏中性。该研究结果肯定了语境和音韵的共同作用对反讽理解的影响；即一致的语境和音韵线索可以帮助听话人更快地识解反讽意图，而不一致的语境和音韵线索则需要听话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言语中所包含的音韵特点有时可以加速理解过程，有时也会和其它的语言或非语言线索争夺认知资源，增加听话人的认知消耗。
2014年，Voyer等(2014)对2011年所做的实验进行了重复和改进。他们通过更加科学的实验材料和方法，肯定了Woodland和Voyer的实验结论。另外，改进后的实验还进一步探究了反讽理解中语境信息与目标句音韵特点之间的对比效应(contrast effect)：语境语篇信息(积极肯定、模糊、消极否定)和目标句音韵特点(赞美、反讽)之间的冲突越强，听话人理解反讽话语所需的时间越长；反之则越短。例如，消极否定的语篇信息和赞美的音韵为强冲突搭配，受试在理解此情景的意义时所需的反应时最长。
Woodland和Voyer的实验证明了语境和音韵在反讽理解中的作用；那么当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时，哪一种因素的影响更大呢？话语中所包含的音韵线索是否可以帮助听话人绕过复杂的语境加工过程，直接获取反讽意图呢？有学者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探究，但是实验结果间仍然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Wilson & Sperber, 2012; Rivière, Klein, & Champagne-Lavau, 2018)认为，在反讽意图识解任务中，语境线索发挥主要作用；另外有学者(Deliens, Antoniou, Clin, & Kissine, 2017)认为，信息处理过程具有认知努力节省性。音韵信息可以较便捷地帮助听话人理解反讽，因而它是听话人识解反讽意图的第一线索。
Deliens等(2017)通过实验探究发现反讽理解的确会消耗更多认知精力；但是，当音韵线索出现时，听话人会绕过复杂的语境处理过程，通过音韵线索迅速解读出话语的反讽意义。Deliens等(2017)肯定了音韵在反讽理解中的绝对优势，认为在反讽理解过程中，“音韵”可被视为是一种“省力策略”。语言理解的首要目标不是获取细致、完整且准确的含意，而是通过简单的方法先建构句子的含意。在对交际目的进行评估后，交际者会在多个策略中选择一种合适的处理方法。因此，若在反讽理解过程中存在容易被识别的线索，那么它将优先被使用。
但是，Wilson和Sperber (2012)认为反讽的理解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音韵只是可选择的辅助性线索。Rivière等(2018)也通过实验证明，听话人在反讽理解中主要依赖语境线索。Rivière等(2018)参考Voyer等(2014)的实验，在实验中使用了三种语境材料，即积极肯定语境、模糊语境和消极否定语境；这三类实验材料中的目标句分别搭配了反讽音韵和正常音韵。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发现：参与者在识别反讽时均依赖于语境信息，仅有部分受试参考了音韵信息；因此，语境是更可靠的线索。
Deliens等(2017)与Rivière等(2018)均探究了语境和音韵的作用大小，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也各有理据。但是，二者的结论存在分歧。通过对比二者使用的实验材料，可以推断，两个实验结果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未在实验中控制任务复杂度等关键因素。Deliens等(2017)在实验中使用的语境有三种：字面型、自我中心型反讽语和非自我中心型反讽语。在自我中心型反讽语中，情景中的说话人(甲)和受试（丙）了解背景信息，可识解反讽意图；情景中的听话人(乙)因缺乏背景信息而无法识解反讽意图。如下例所示：
语境：甲和乙各网购了一个杯子。甲买了一个保温杯，乙买了一个玻璃杯。几天后，甲发现保温杯的保温效果特别差，于是他给乙发了一条语音：
反讽话语：这杯子真保温啊。
受试丙(第三方听话人)需回答以下问题：乙觉得这句话是反讽吗？
在非自我中心型反讽语中，情景中的说话人(甲)、情景中的听话人(乙)和受试(丙)均了解背景信息。如下例所示：
语境：甲网购了一个保温杯，乙得知后建议他退掉，因为自己买过同一品牌的杯子，保温效果并不好。甲考虑后觉得退换太麻烦，打算先用一段时间。几天后，他发现这个杯子的保温效果果然特别差，于是甲给乙发了一条语音：
反讽话语：这杯子真保温啊。
受试丙(第三方听话人)需回答以下问题：乙觉得这句话是反讽吗？
在实验过程中，受试(丙)需要先将自己的视角调整到情景中听话人(乙)的视角上，再完成反讽识解任务。在字面型和非自我中心型语境中，受试(丙)为第三方的听话人，他所接收的背景信息与情景中的听话人(乙)所拥有的背景信息一致，因而当受试(丙)将视角调整到听话人(乙)的视角后，可快速完成判断任务。但是，在自我中心型语境中，受试(丙)虽拥有全部背景信息，但情境中的听话人(乙)却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无法获取识解反讽的关键线索。受试(丙)与情景中的听话人(乙)之间的信息不对等，增加了任务的复杂度；因此，在Deliens等(2017)的实验中，加工语境的难度较大。而在Rivière等(2018)的实验中，语境信息相对简短清晰。尽管该实验同样要求受试进行视角转换，但是却并未出现受试与语境中的听话人之间信息不对等的现象；因而加工语境信息的难度较小。
人的认知过程受到注意资源、工作记忆等的限制。在口语反讽理解实验中，当加工语境所需要的认知资源过多，以至于超过了受试的注意资源和工作记忆所能承受的范围时，语境加工的难度与语境信息的使用率将呈负相关关系：受试加工语境的难度越大，语境发挥的作用就越小。在Rivière等(2018)的实验中，语境信息相对简单，未超过人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的负荷；因此，受试会使用语境或者是音韵线索。受试对二者的选择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主试可通过统计分析来找出其中的规律。但是，如果任务过分复杂，以至于超过了受试的负荷，受试在判断时就不得不舍弃语境线索；这符合Deliens等(2017)的实验结果。
综上所述，尽管Deliens等(2017)与Rivière等(2018)所探究的问题相似，但Deliens等(2017)的实验未考虑语境信息复杂度等问题，人为地减弱了语境的效力，实验的效度有待考量。
5. 小结
语境和音韵是影响口语反讽理解的两大因素，在实验中将二者结合起来将有效地补充人们对口语型非字面话语意义加工机制的探究，还将为建立比喻性话语理解的通用假说提供实验支持。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口语反讽理解，并在不同文化中探究口语反讽理解的认知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为了使结果更加精确，研究者还应结合使用更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眼动追踪、ERP、fMRI等。同时，研究者可以考虑将性别、年龄等不同变量纳入研究的范畴，以丰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