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足球文化缺失 [1]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现实因素；部分专家、学者也对足球文化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提出了足球文化建设对中国足球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总之，中国足球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下拥有区域特色的足球文化，在社会层面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发展氛围，人们对足球文化的认知处于一种宽泛的模糊状态，这是中国足球发展面临的现实瓶颈和文化认知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定义为一种“为什么”来解释世界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在其著作《物理学》提出了“四因说”( [2], p. 50)观点，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四因说对于事物的本质有着重要的解释作用，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为：“所有事物，不论是自然物、有生命的植物、动物还是人造物都可以通过所有这四种原因来说明” [3]。冯溪屏认为：“四因说启迪了后世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在哲学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地位” [4]。叶侨健指出：“它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自然哲学，并对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以及系统哲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5]。李章印对四因说进行重新解读，认为是：“聚形意义上的形式因、在场的适用者意义上的质料因、启动意义上的动力因和终态意义上的目的因” [6]。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它不仅具有哲学史的意义，而且具有当代的意义” [7]。四因说作为一种系统哲学思想，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于探索事物的本质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与借鉴意义。关于中国足球文化历来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认知，“四因说”可以为中国足球文化的认知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这将有助于深刻理解足球文化本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另一个方面，研究足球文化也不能缺乏系统哲学的维度，进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足球文化的重要性,，以期形成全社会对足球的文化认同，并自觉参与到足球运动中，形成良好的社会足球文化氛围，这些都将有利于中国足球的长期稳定发展。
2. 质料因：现代足球运动
“质料”原本表示树木和木材，通常是指产品所用的材料( [8], p. 1689)。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乃是每个事物的原始基础，事物绝对地产生，并且继续存下去的”( [2], p. 42)。这种事物的基础也就成了一种本体，也为“实体论” [9] 奠定了基础；同时认为：“质料是一种相对的概念，相应于一种形式而有一种质料”( [2], p. 49)。质料因是影响事物产生运动和发展的第一个原因。在《物理学》这样解释到：“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始终存在着的东西，是一种原因，例如塑像的铜，酒杯的银子，以及包括铜、银这些‘种’的‘类’都是”( [6], p. 50)。由此得知，质料因是构成事物的材料、元素或基质，例如红砖就是房子的质料因。
质料因总是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变化，其表现形式也随之变化，既可以是感知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足球文化无论发生变化，其形成与发展始终围绕着现代足球运动本身而开展，是由不同层面的群体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现代足球运动构成了中国足球文化的质料因，这里的现代足球是指当前的中国职业足球。
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格兰，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现代足球运动随着项目的发展与成熟，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世界第一大运动，其本身不仅仅是一项运动项目，而是超出了体育运动的范畴，已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一种精神反映，其精神内涵也不断发展与演进，小到足球大到国家，形成了不同区域、不同特点的足球文化。当前，中国足球正处于职业化的发展阶段，全国地区或城市的发展格局表现出较强的不平衡性，其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从历史发展历程来看，足球改革之路艰难而曲折，出现了众多的短板或问题，竞技水平的提高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人们对足球运动的认知发生偏移或不同。谷明昌在《现代足球理念》中认为：“在中国足球界，不懂足球原理、不清楚足球原理，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中国足球整体在足球思维方面出现了失误，是我们共同存在的足球运动认知上的一种结构性缺陷” [10]。在这里谈到了对足球的认知缺陷，实际上指出了足球运动本质的认同问题。
从质料因的角度分析，足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运动本体，始终没有离开运动项目的纯洁性，如足球比赛是由一个足球、一块场地、几个踢球的球员、几个判罚球的裁判和一些看球的观众等等组成。多年来，在职业足球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本，市场资源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与配置，但如果按照足球人口、人均场地来计算，物质资源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尤其是社会足球的各种资源建设。所以，中国足球文化的发展首先要对足球运动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客观尊重其发展规律 [11]，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外足球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充分发挥足球运动本体的本体作用。
3. 形式因：足球发展规划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中，形式与质料相对应，它们属于哲学范畴，就其本身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物外在的形状，二是内在的结构、组合方式。形式因在《物理学》中被解释为：“形式或原型，亦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们的‘类’”( [2], p. 50)这里主要探讨表达事物本质属性的形式因，如建筑师心中的房子式样就是房子的形式因，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该雕塑的形式因，再如剧本、脚本、企划书又成为一部电影的形式因。
在我国，一项事业的发展无法离开中央、省、市、县等不同行政区域的政策性文件，以便于下一级的组织或人去执行操作，这样才可以有据可依、有据可查，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中国足球文化的形成与构建是以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性为指导原则，突出表现在发展规划文件的形式上，其在中国足球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充分的引领作用，即足球发展规划构成了中国足球文化的形式因。自1992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形成了三个重要的发展规划。《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1993~2002)》 [12]，作为中国职业足球的第一份纲领性文件，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道路指明了方向，运动队的体制实现了从专业化到俱乐部的根本性转变，确定了中国国家足球队的竞赛成绩目标，而现实表现为：中国男足2001年以小组赛第1名的成绩晋级世界杯，最终排名31，未进入十六强；又奥运会预选赛被淘汰，与前八的目标相差甚远；而女子国家足球队于1996年奥运会亚军、1999年女足世界杯亚军、2003年女足世界杯八强、2000年奥运会小组未出线，总体上呈下降水平。由此，发展规划是理想状态的方向指引，既定的部分成绩目标最终并没有完成，成为了一种文件式的规划。
2003年中国足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规划(2003~2012)》，其中第七条要求：“女足继续保持世界领先优势，男足力争获得2004年奥运会和2006年世界杯出线权，并在2008年奥运会上力争进入前8名”。中国男足、女足参赛的成绩表明，这个规划以彻底失败告终，规划中的各种“力争” [13] 转变成为了另一种口号式的标语。这两个规划始终以足球竞赛成绩作为基本目标，各种管理制度充满着急功近利的措施，并没有彰显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或者说是执行的失效性。张晓林，何强把问题归于：“传统举国体制与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格格不入、足球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与运行机制的不畅通、拜金主义的盛行与体育道德精神的缺失、多元利益主体的认识不清与急于求成的政绩心理驱使” [14]。中国足球文化的外在形式仅仅表现在发展规划文件精神上，其内在行为表现为行政和功利足球的趋向，中国足球的发展状态为“混沌足球” [15]。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16]；2016年4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的《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 [17] 在全国各地实施。足球改革被纳入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部署，这种“社会变革行为” [18] 体现了国家振兴足球的决心与重视，规划制定了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发展目标，改革内容涉及制度体系、人才队伍、场地设施、赛事活动、足球产业、足球文化等方面，并配套了相关政策保障。规划再一次成为了足球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指明了足球发展的未来方向，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可以看到，规划的执行也成为了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多年的职业化实践证明，规划与现实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足球的发展关键在于不同群体或足球界的共同努力，其中文化认同和行为表现更为重要。
在三个《足球发展规划》中，提及或明确提出了培育足球文化的主要任务，中国足球文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关于对中国足球文化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认知，肖子亮指出：“足球文化是足球运动主体创造的不同形态特质所构成的复合体” [19]，认为足球文化是足球运动在文化层面的延伸，强调了足球运动主体的创造性。侯学华等人提出校园足球文化分类式的概念：“校园足球文化是校园足球相关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 [20]。刘鹏，药宏亮参考体育文化的界定，同样采用了四分类的描述形式，得出了更为具体的涵义，不同的是认为在特定范围不同特征的“群体文化” [21]。王恩龙对足球文化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分层的内涵 [22] 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发展对策。艾瑞咨询研究报告认为：“足球文化是世界各地域人群通过从事足球活动，围绕本体特征不断总结、创新、发展形成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物质与精神的、内容与形式方法的总称” [23]。足球文化是一个比较抽象、宽泛的概念，其界定仅是从文化层次上进行细化，其认知处于一种主观的“模糊”状态，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足球文化。笔者认为：“中国足球文化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的不同足球参与群体所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中国足球文化是随着社会文化的演变而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自始至终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这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不仅仅是体育文化的范畴，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就其形成过程来看，又是一个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递进逻辑关系，体现出中国足球发展的过程性和长期性。
4. 动力因：足球参与群体
动力，顾名思义就是推动某一事物变化与发展的力量来源。亚里士多德把动力因解释为“变化或静止的最初源泉。例如出主意的人是原因，父亲是孩子的原因，一般地说就是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 [2], p. 50)。正是由于主动者的努力事物才得以发生变化，这里引起变化者即改变了东西的原因，如建筑师就是房屋的动力因。从事物的运动状态来看，主动者使用的工具或行为表现也成为了动力因的形式。
基于中国足球文化的形式因得知，是由参与足球运动的不同群体所创造，推动了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足球文化，群体在足球运动的发展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足球不同群体是中国足球文化的动力因。这包括承担的角色不同而形成的足球群体，如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俱乐部、赞助企业等，有时候称之为“足球界”。举个例子，这里的足球群体就如同足球比赛不同角色的人员，如球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与赞助企业等，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球员方面也有不同的位置分工，如前锋、前卫和后卫，承担着不同的主要任务。因此，正是因为足球运动中不同人群的参与，担任着不同的工作角色，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特征，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足球现象，最终创造出各式各样的足球文化。由于足球运动固有的魅力可以扩展到赛事的决策者、管理者、组织者等，最后才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关注，出现了球迷、企业、媒体等，足球群体从少到多、分工不同，各项功能不断发展完善，致使足球运动的发展从体育精神内涵到社会文化外延的过程。所以，足球文化是需要足球群体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长期推动。
根据管理学的安东尼结构(Anthony Structure) [24]，结合中国足球协会机构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性质 [25]，认为中国足球的群体可为决策、管理、执行、支持与传播四个层面，包含国家领导人、中国足球协会、联赛、俱乐部、教练、球员、球迷、媒体等众多参与不同类型的足球群体。在结构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而且每个群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行为上存在一个主要取向，他们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足球群体具有目标性和协同性的特征，不同的群体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也有所不同，一般还会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与影响。由此，在这里讨论与解释社会发展过程群体行为的重要性，主要是强调群体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发挥群体行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更为重要；其次重视个体或成员每个人的创造力，发挥行为主体的积极作用，为实现群体目标形成合力；再者认为群体行为创造了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反过来影响着行为的表现，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如同足球文化应放在整个社会文化中讨论一样；最后认为群体行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背景的影响下，分清某一群体承担的主要方向和主导作用，共同形成群体行为的驱动力。
5. 目的因：持续健康发展
目的，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想要达到的地点或境地，想要得到的结果”( [8], p. 928)。对于目的因，亚里士多德认为：“若有某一事物发生连续的运动，并且有一个终结的话，那么这个终结就是目的或‘为了什么’”( [2], p. 48)。如我们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身体健康，即健康就是锻炼的目的因。
从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以来，中国足球文化在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同时也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工作，而最终目的是为中国足球的快速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即持续健康发展是中国足球文化的目的因，而这种目的因的完成是在质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即需要在尊从足球运动本体质料因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的发展规划形式因的推动，加上足球群体各个层面的行为付出，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
6. 结语
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哲学思想诠释中国足球文化的本质内涵，不仅是一种辩证方法的运用，而且是对中国足球文化认知视角的转变。中国足球文化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的不同足球参与群体所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不仅仅是体育文化的范畴，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反映。中国足球文化形成的四种“原因”，即现代足球运动是质料因、足球发展规划是形式因、足球不同群体是动力因、持续健康发展是目的因。为此，我们要客观尊重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挖掘足球运动质料因的本体作用；对中国足球文化的本质内涵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加强足球发展规划形式因的工作落实；发挥足球不同群体动力因的主体创造性，共同形成群体行为的凝聚力；从个体的行为取向到群体的文化认同，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共同推动中国足球的持续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全涛，男，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足球文化。林良娥，女，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