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悄然而发并迅速席卷全国，人民生命健康遭受严重威胁。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众志成城，纷纷加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此次疫情防控，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次重要检视。疫情防控取得的重要成绩，证实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彰显了我国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坚定了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疫情防控也暴露出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些短板，针对这些短板，要进一步淬炼国家治理能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2. 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及衡量指标
科学界定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正确认识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衡量指标，是阐释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在疫情防控中得以充分彰显的前提。自“治理”一词出现以来，学界对其内涵的界定，就难以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中西方学者的认识中，这种差异尤为鲜明。
在我国古代，早就有关于治理的见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1]。老子所述之“治”，主要针对统治者的统治活动而言。在西方，治理原指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主张“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政治和治理多元化，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 [2]。
尽管中西学术界在治理内涵的界定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但中国学者基于中国话语、中国实际，对其进行了基本的界定：治理与管理、统治不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其主体除了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等；治理权的行使者不限于政府权力机关，其相当一部分权力由人民直接行使，即人民自治、共治；治理更注重协调性、灵活性，其运作模式不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模式，而是包含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多种模式。治理“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3]，是“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4] 的过程。
与治理密切相连的则是国家治理。我国国家治理“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在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上区别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及其主张”，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和话语系统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 [5]。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不同，我国国家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根据国家治理内涵的界定，可以看出，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党领导人民“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6]，是我国国家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反映的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水平和质量，集中体现为党的领导、人民参与、依法治国、组织协调等方面的水平和质量。因此，衡量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否强大，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判。
其一，党的领导是否有力，即党的领导制度是否成熟定型、运行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证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7]。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8]。党的领导制度是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制度，是中国人民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党的领导制度成熟定型、运行有效，党的领导就有力，中国人民治国理政就有章可循、有力可使，国家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渠道就通畅，国家治理能力就强大。
其二，国家治理是否民主化，即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还是单一的，国家治理能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能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体现人民治国理政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是人民群众的治理，国家治理的根本动力源自最广大人民群众。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能够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可见，国家治理民主化是国家治理能力强大的动力源泉。
其三，国家治理是否法治化，即国家治理能否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治理法治化意味着，一方面，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国家治理事务方面，国家具有强制有效、成熟定型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国家法律通过民主、科学的法定程序制定，能充分体现民意，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能力强大的保障，具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意义。
其四，国家组织协调是否科学高效，即国家能否通过各种体制机制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力量、资源充分协调好并积极地调动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以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最大限度地提高治理效率，创造经济社会效益。国家的组织协调是否科学高效，是衡量国家治理能力强弱的最直观指标。科学高效的国家组织协调能力，表明国家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决策力、动员力、号召力、凝聚力，国家治理主体具有敢于担当、敢于负责、乐于奉献的精神和能力，社会各方面易于结成命运共同体。国家的组织协调科学高效，在于以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各司其职、分工有序、凝心聚力地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
3. 疫情防控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彰显
防控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检验。在疫情防控中，党的领导力充分展示，人民民主大力发扬，法治水平显著提升，国家的组织协调科学高效，证实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彰显了我国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3.1. 党的领导力充分展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9]。疫情防控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打赢这场战争，不仅要发挥医务工作者的中流砥柱作用，更离不开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汇集和参与。这就需要坚决执行党的领导制度，确保党总览全局、协调各方。
面对疫情蔓延的严重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10]。为坚决执行党的领导制度，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下，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良好局面迅速形成，各项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展开，各项疫情防控政策举措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疫情防控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党的领导制度成熟定型、运行有效，充分说明只有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形成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的全国一盘棋局面，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说明党领导下的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3.2. 人民民主大力发扬
发扬人民民主，就是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全体人民共同筑起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是人民民主的精髓所在，也是坚持人民民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疫情防控期间，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的生命健康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把人民的需要落实到疫情防控的各项治国理政具体活动中。这些生动实践有力地阐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内涵，也是我们党充分发扬民主的佐证和注脚。
坚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11]。疫情防控要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中，党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广泛动员人民群众，使全国上下同心协力、群防群治，编织出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天罗地网。
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的真谛是“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12]。与疫情作斗争，是众人之事，是全社会的共同意愿和要求。正因为充分发扬了民主，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形成了全民抗疫、人人参与战斗的局面。
3.3. 法治水平稳步提升
法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疫情防控充分体现了依法治国的精神，依法防控、依法治理的原则得以严格坚持，国家的法治水平稳步提升。
疫情发生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迅速行动，召开第三次会议，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13]。不论是疫情防控措施的颁布和实施，疫情的报告和发布，疫情防控财务的捐赠和受赠，疫情防控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还是严厉打击破坏疫情防控的各类行为等，各级党委和政府均按照法定内容、法定程序、法定方式和法定时限，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决把有关防疫的法律法规制度落实到位。
3.4. 国家的组织协调科学高效
应对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战胜疫病，要做到科学防控。疫情发生后，科技部立即会同十余部门和单位成立疫情科研攻关组，紧急启动应对疫情的科技应急攻关项目，为科学防控疫情、科学诊治疾病提供重要指导和建议。国家卫健委及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口罩使用指南》和系列版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新冠病毒和进行有效防护、治疗提供科学指导。
为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全国上下统一行动，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启动联防联控机制，统筹调动多方资源。武汉封城后，全国各地多支医疗队、大批医务人员紧急集结，驰援湖北，医疗物资源源不断输往疫情重灾区；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迅速建成并投入使用。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再一次让世界瞩目。
中国速度何以如此之快？中国效率何以如此之高？中国力量何以源源不断？答案就在于中国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14]。中国速度、中国效率、中国力量背后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正是中国制度的高效组织协调优势。
4. 疫情防控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淬炼途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恩格斯说过，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15]。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总是在经历和战胜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中前进的。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的短板，指明了进一步淬炼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要以此次疫情防控为契机，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4.1. 在强化公共卫生治理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强化公共卫生治理、营造良好公共卫生环境，是远离疫情的前提。首先，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16]。要使生态文明教育广泛化、常态化，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敬畏自然之心，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减少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扰。其次，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挑战、风险，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4.2. 在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 [17]。首先，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方针。建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长效机制，保障人民共建共享健康。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加强公共卫生资源统筹、体系建设、条件保障，通过常态化手段，防疾病于未然。其次，通过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手段理清、界定国家疾控机构及各级疾控机构的性质、职能、能级、分工等。探索“条块结合”体制机制，建立各级疾控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的高效协调机制；畅通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的分工协作和联通共享渠道，建立一体化的“防控–治疗”机制；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提升疾控体系的灾害监测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和疫情化解能力。第三，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和基层防控能力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确保每个地方在需要用“兵”之时能有“兵”为用。
4.3. 在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防控救治体系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疫情能否得到控制，人民的生命健康能否得到救治。要对标疫情防控救治短板，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首先，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建立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直通机制，避免因分级管理、逐级上报机制影响突发事件响应速度。其次，建立科学合理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突发事件应急联动、合作、协同机制，有效控制突发重大疫情。第三，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加快构建内容科学、配套完备、程序严密、有效管用的干部考核和监督制度体系。探索建立日常与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相结合的考核制度，对勇于担当、成绩突出的，要充分褒奖；对推诿扯皮的，要及时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严惩不贷。
4.4. 在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疫情防控期间，医保救助制度发挥了减轻患者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巩固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基础性、普惠性地位。首先，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不明病因、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提高患者主动就医意识，及时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同时，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有针对性免除医保支付目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条款，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其次，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统一医疗保障业务标准和技术标准，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加强数据有序共享，实现全国医疗保障信息互联互通，破除基本医保支付闭环中参保资质确认、线上支付的技术壁垒。建立不明病因、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医疗费用财政补助制度，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承担责任。探索建立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构成的紧急情况医疗费用准备金制度，强化监管，专款专用。
4.5. 在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上淬炼国家治理能力
古人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18]。应急物资保障方面暴露的短板为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敲响了警钟。首先，加强应急物资保障法律支撑，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应急物资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推进应急物资保障法治化进程。一方面，推动完善国家应急物资专项储备制度，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物资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能力；在实物储备的基础上，增加技术储备和生产能力储备。另一方面，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生产供应体系，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对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其二，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建成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中心和区域分中心，对应急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同时，推动国家应急物资保障调度平台的信息化建设，完善跨部门、跨地区物资供应合作机制，建立原料供应、生产、流通、储备、使用等全链条的信息动态监测系统，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安全、可控、高效。
5. 结语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19]。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又一次经受了战斗的考验和洗礼，是彰显和淬炼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机遇。我们要深刻领会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坚定四个自信，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仔细洞察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坚持在发展中完善，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疫情防控没有结束，外部输入、内部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疫情防控总要求和总部署，坚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提升应对与防控重大疫情的治理能力，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在疫情防控大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交出完美答卷。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学理依据研究”(2017BKS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