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亲密关系中，当亲密伙伴需要帮助时，提供相应的照顾是必不可少的。在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s)中，人们会为对方提供持续的关怀，关注对方的需要并提供帮助而不期望直接的回报——但与此同时，人们希望对方也可以对自己有类似的关注(Clark & Mills, 2012)。
在国外研究中，常用牺牲(sacrifice)来表达这种关怀，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由于牺牲一词的含义过于沉重，人们更常使用“付出”这个词汇来表达这种关系。付出有很多种，它们可能是重大而少见的，例如为了一方放弃事业去一个新的城市。它们也可以是小而常见的，例如为了对方付出时间进行不感兴趣的活动。这些相对常见的日常付出对于亲密关系来讲很重要(Impett, Gable, & Peplau, 2005)。我们总是习惯于将亲密关系划分为以下三种：恋人关系、朋友关系、亲子关系。前两种关系中的付出已经有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归纳总结(Findley, Carvallo, & Bartak, 2014; Righetti & Impett, 2017)，但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付出则少有研究者进行系统的归纳。
相比于亲子关系，恋人和朋友关系中的付出和回报是相对均等平衡的，或者是根据需要来提供帮助。但是在亲子关系这个双方联结最为紧密的共有关系中(Clark & Mills, 2012)，按照基本需要来提供帮助是最基础的，但同时与恋人朋友关系不同的是它在本质上是付出和回报完全不平衡的，至少是在儿童至青少年时期都是父母在单方面为儿童提供照顾(Le & Impett, 2015)。
2. 亲子关系中付出的相关理论
付出有大有小，虽然在日常观念中对子女做出付出是理所应当的行为，但是付出还是会对个人的自身利益造成影响。在对于恋人和朋友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8~14天不等的短期日记研究这种具有生态学效度的方式研究接近和回避两种不同的动机下个体对他人的付出。例如，人们可能害怕失去关系，如果他们不付出，他们可能想避免冲突，或者他们真诚希望看到他们的伴侣快乐(Righetti & Impett, 2017)。
2.1.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付出理论
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父母的付出是儿童社会化中的一个显著特征(Chao & Kaeochinda, 2010)。在中国人的内涵中，父母身份对培养孩子和为他们的发展做出付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Lam, 2005)。父母为子女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弃自己个人的兴趣、自己的利益来满足子女的需求被看做是正常的养育环节，也被看做是中国家庭主义观念的中心特征(Chao & Kaeochinda, 2010)，同时子女也应该遵从父母的期望。学者Yang (2006)将家庭主义定义为“一个人对家庭、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的复杂的社会态度系统”。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家庭主义是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Ting & Chiu, 2002)。因为从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强调家庭是生活的重心，并形成了强烈的家庭主义意识。家庭义务，维护社会纽带，遵守规则，尊重老年人和父母，以及家庭声誉是中国集体家庭主义的基本要素(King & Bond, 1985)。中国父母强调的是一种家庭团结和家庭自豪感的集体取向，而不是让子女在社交中获得个人主义取向，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家庭的幸福和荣誉。
Leung和Shek (2011)对40~52岁中国父母和11~15岁青少年的焦点小组访谈结果编码后确定了中国家庭父母付出的五个维度：争取家庭资源，时间分配，重新安排日常生活，个人付出和掩饰忧虑。事实上，父母的付出对家庭资源稀缺的经济劣势家庭尤为重要。父母的付出是促进中国家庭青少年心理社会发展的积极家庭属性，且有证据表明，父母的付出积极地预测了中国贫困青少年的成就动机和心理能力(Leung & Shek, 2013a, 2013b)。父母投资、父母参与、父母付出是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的方面。其中父母投资和父母参与强调的是对子女的直接贡献，而父母付出强调的是为了子女的利益放弃父母的欲望。前者突出了对孩子们的“给予”，而后者则强调父母的“放弃”(Leung & Shek, 2016) 。中国文化中为人父母的内涵是培养孩子和为他们的发展做出付出，父母的付出则被定义为一个父母以付出个人需求和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其后代的需求和发展的家庭过程(Leung & Shek, 2016)。这个过程包括三个步骤。首先，青少年的教育和发展需求在金钱，时间和精力方面需要家庭资源。其次，由于资源的限制，父母必须兼顾家庭资源的分配。最后，父母将孩子的发展需求优先于他们自己的个人需求和欲望(Leung & Shek, 2011)。
2.2.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付出理论
西方研究主要将亲子关系视为一种联结更为紧密的共有关系，在其中个体会产生共有力(communal strength)。研究者将共有力定义为是人们对特定关系伙伴的福利负责，并愿意承担满足此人需求的成本(Mills et al., 2004)。在养育过程中，具有高共有力的父母对子女会采取主动付出——为了孩子的利益或是出于对孩子需求的关注——的方式，低共有力的父母对子女会采取被动付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作为父母的工作并且他们有义务这样做——的方式(Le & Impett, 2015)。在对父母共有力进行考量的同时，研究者也仿照在恋人关系中所做的相关研究，通过自我报告等方式对父母付出时体验到的真实性(Authenticity)进行测量。共有力高的父母不仅可以抵御单向照顾的负面影响，而且会因为感受到了自我验证而将其视为更积极和有益的(Le & Impett, 2015)。事实上，对浪漫关系的研究也表明，在为恋人做出付出时，共有力较高的人会感到更加真实(Kogan et al., 2010)，他们的行为与核心自我意识一致(Kernis & Goldman, 2006; Sheldon, Ryan, Rawsthorne, & Ilardi, 1997)。现有研究验证了亲子关系和恋人关系中付出理论存在的共同点，这也证实了相同的理论模型在亲密关系的不同子维度下具有共通性，也有助于研究者未来进一步的对亲子关系这一亲密关系中对付出关注度较低的维度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并分析亲密关系下三种子维度的相同及不同点。
3. 付出行为对关系满意度产生的影响
并非所有的付出都可以被感知到，在对恋人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信号检测论的方法来验证付出是否被另一半察觉并产生感激(Visserman et al., 2018) 。当付出行为没有被识别，并加以欣赏和感激时，付出者可能会由于自己损耗了过多个人成本且没有被接受者认可，认为付出行为对自身有害，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破坏他们的关系满意度(Whitton, Stanley, & Markman, 2007)。
不仅仅是在伴侣之间，来自Leung在香港进行的亲子成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父母子女双方同时对父母的付出行为进行评定，结果发现双方之间对于父母付出行为的感知有时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这种父母和青少年感知父母付出的分歧可能是由于父母和青少年家庭资源分配的分歧(Leung & Shek, 2016)，尤其是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可能会比父母感知到更多的父母的付出。因为一些正在经历经济贫困的父母可能会认为他们未能为孩子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源，这可能会带来内疚和羞愧(Chase & Walker, 2013)，从而减少他们对父母付出的积极看法。同时，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寻求独立和自我发展等原因，与父母在对于父母付出的感知上存在分歧(Longmore, Manning, & Giordano, 2013)。在当青少年无法准确感知到父母做出的付出的时候，可能就会引发父母对于亲子间关系满意度的下降。
但与西方文化中强调自我和独立的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更突出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即子能承其两亲，并能顺其意。父母养育子女也会要求子女应当顺从自己的心意，并满足自身对子女的要求。因此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付出不仅包含了对所爱的人无私的付出行为，也同时包含了期望对方知晓自己为他/她所放弃的个人利益、希望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回馈自己情感和行为支持。
鉴于亲子关系中这种不平衡的关系，虽然养育子女与更大的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有关，但它也与较低的生活和婚姻满意度有关(Nelson, Kushlev, & Lyubomirsky, 2014)。此外，研究者通过日重建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系统的重建909名职场女性样本的日常生活经历，与其他活动相比，照顾子女引起了最消极的情绪(Kahneman, Krueger, Schkade, Schwarz, & Stone, 2004)。因此在父母为子女提供照顾时，必须了解与幸福有关的心理因素，以及在何种情况下，父母认为他们最有能力响应子女的需要。
由于照顾的不平衡性，亲子关系可能成为紧张的根源，但并非所有父母都认为照顾孩子的代价很大。虽然大多数父母无法从子女那里得到均衡的回报，不过研究者认为具有高共有力的父母—那些高度关心并愿意为子女提供福利的父母(Mills, Clark, Ford, & Johnson, 2004)——可能会体验到回报或者孩子无意间接给他们带来的积极结果(Clark & Mills, 2012; Le, Impett, Kogan, Webster, & Cheng, 2013)。
有关恋人的研究发现，在浪漫关系中付出动机是影响付出过后关系满意度的一项重要因素。在进行付出的时候采用趋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的个体会认为自己为促进关系更好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实现了自我价值，对自己感觉良好，从而提高了关系满意度(Impett et al., 2005)；采用回避动机(Avoidance Motivation)的个体会将关注点放在需要避免的消极结果上，由于担心关系无法继续发展或者与伴侣发生冲突，因此会损害关系满意度(Impett et al., 2005; Impett, Gere, Kogan, Gordon, & Keltner, 2014)。同样也有研究证实即使是在亲子关系中做出付出的动机不同，也会对关系满意度产生相反的影响。主动付出的父母比被动付出的父母要感受到更高的幸福感以及更好的关系满意度，也会更好的响应子女的需求。并且，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儿童中心主义，也不是儿童自身的个性或是照顾儿童时的困难(Le & Impett, 2015)。
付出的动机不同，不仅会对付出一方的关系满意度和情绪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还会对接受者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对恋人和朋友的研究中发现，当付出的接受者发现付出者的动机是主动付出时，会产生更多的感激情绪，同时会提升关系满意度也更加有利于亲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当接受者发现付出者的动机是被动付出时，并不会产生感激，也不会对亲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对关系满意度造成损害(Impett et al., 2014)。但是目前，没有确切的有关亲子关系中单独关注子女一方情绪的研究，或子女对亲子关系满意度的评价方面的系统研究，未来可以在这一方面展开研究，探索这一机制是否在亲子关系中也存在普遍适用性。
4. 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未来研究可以关注父母在进行付出行为后的情绪体验，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主动付出的父母会对亲子间的关系满意度有更高的认可，但是对其中的具体机制以及不同付出动机产生的原因还没有进行详细探索。同时，研究主要是以国外家庭或是较为受国外文化熏陶的香港家庭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调查，国内没有相关学者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研究也可以从中国家庭为视角出发，研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父母付出与生活满意度和家庭幸福感间的关系。
由于目前研究主要是独立关注与某种类别的被试群体，没有对不同群体被试进行调研，无法论证不同文化背景下父母对子女付出以及付出后对关系满意度影响的差异。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导致中国的父母将日常生活中对子女做出的付出视为一种正常现象，这与西方独立自主文化背景下的家庭观念产生区别。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亲子关系在父母产生付出后，对关系满意度和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什么共同点或差异。
其次，在恋人和朋友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不仅关注了付出者在付出后产生的情绪，还关注了付出的接受者感知到伴侣的付出后产生的不同情绪。但亲子关系与恋人和朋友关系不同的是，关系中的双方本质上处于不平衡付出的地位，不是很容易能够界定子女对于父母付出产生的心理活动。因此未来研究中，需要找到一种特定方法对子女的看法进行测量，丰富现有的理论空白。
最后，对于父母付出的较多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家庭资源稀缺的贫困家庭。由于家庭贫富差距对于父母和青少年的影响十分强烈，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对正常家庭和贫困家庭的比较加强社会对于贫困家庭中亲子关系和青少年成长发展的重视，减轻父母压力帮助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健康发展。
5. 总结
综上所述，亲子关系中的付出行为主要来自于父母，并且这种长期不平衡的养育关系可能会对某些父母产生消极影响，降低他们对亲子关系的满意度；但与此同时，一些主动付出的父母即使在付出和回报不均等的条件下，依然会产生对亲子关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目前来看，并没有研究结果直接表明亲子关系中的付出对父母而言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总的来看的确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父母的付出与亲子关系满意度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