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伟大事业的关键时期，需要各行各业人民充分发挥主体性贡献力量。新时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最新发展，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表现主体、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多元文明共存的人类社会，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视西方模式、西方标准为圭臬，在全世界范围进行文化扩张。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多维主体的人民主体性遭受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等中国文艺向西看的现象。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文艺发挥着凝聚力量振奋精神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作为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西方中心主义渗透极具隐秘性和迷惑性。透析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文艺领域渗透路径，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在我国文艺领域的消极影响，直接关系到筑牢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
2. “现实的人”超越“抽象的人”：表现主体回归的哲学起点
表现主体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纵观中西方文艺作品，其往往通过塑造鲜活而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而引起读者、观众的共鸣，但在本质上呈现“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两种不同样态。
“抽象的人”从观念出发，宣扬“抽象人性论”，认为人性是永恒的，以普世的人性论遮蔽具体的人民立场，对应的文艺表现主体将个人高高举起，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人物形象没有倾向、政治信仰。这种有距离感的人物塑造，虚假的现实生活场景，使人民难以在影视剧等艺术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历史镜像。具体来看，人物形象人民主体性的丧失主要表现为主角社会属性的淡化和对群众形象的矮化这两个方面，这种倾向逐渐渗透到我国文艺领域中。如《金刚川》尽管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但剧中呈现更多的是军事实力悬殊下中国士兵的顽强抗战，结局以对兄弟情的歌颂收尾，对志愿军军队和党的领导轻描淡写，使观众质疑这场战争的意义。具体的志愿军战友情而非抽象的兄弟情是正确传达人物形象行为的历史背景，人物形象这种“去社会化”“去历史化”的塑造手段，究其本质是一种虚假的表现主体。同时，西方影视彰显个人英雄主义，漠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人民群众作为集体往往扮演着需要被拯救的角色，主角对待群众则持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典型的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影视将超级英雄作为主角，往往身负异能，凭一己之力拯救世界，解救百姓。受其影响，我国一些影视剧亦出现好莱坞式的主角塑造，对群众形象进行矮化，甚至为了突出主角光环，蓄意丑化、抹黑群众。如《最美疫情者》中给与人民群众的镜头多是不配合的画面，总要经过劝说感化之后，才会转化，这类情节一经播出就遭到武汉人民的反对。总之，西方影视表现主体以“抽象的人”为哲学基础，片面夸大个人力量，以超级英雄为主，淡化个体的社会属性，对人民群像进行矮化，消解和冲击了社会主义文艺表现主体的人民主体性。
与抽象的人不同，“现实的人”从实践出发。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紧紧抓住“历史中行动的人”，通过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揭示主体。主体既是进行实践活动的人，同时也包含人的实践活动，只有参与到社会生产实践中的人才是现实的具体的人，而只有现实的人才能创造历史成为历史的主体。是否客观反映实践活动的变化和发展，从根本上决定着表现主体是否真实。文艺表现主体具有真实性，尊重生活逻辑，读者从中可以捕捉到对现实的关照才能更好地被代入，进而引发思考。社会主义文艺来自于社会生活实践，因而主角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平凡人物，其不仅要让人民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生活现实，而且还要让人民看到自身潜在的主体力量。真实性不仅仅是对人民社会生活现象的反映，更要揭示社会关系内在本质联系，帮助人民在时代发展中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融入时代洪流，激发主体性力量，发挥创造历史的作用。如电视剧《装台》，在语言设计方面普通话中穿插地方方言，真实反映当地人民生活场景，同时以不起眼的职业和人物为表现对象，描述平凡岗位上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折射出新时代各行各业人民奋斗实现中国梦的精神风貌。
“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两种表现主体不同的塑造起点，折射出中西方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价值观的本质不同，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抽象的人”抬高个人，贬低群众，割裂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消解人民的集体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由于社会主义个人与集体在根本利益上一致，因而社会主义文艺是在集体中彰显个体，体现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西方强调个体主体性，人民主体性是对西方个体主体性的批判与继承，在尊重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对西方文艺表现主体套路的模仿，使我国文艺作品中人物形象和真实历史环境脱离，呈现中国标签下的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内容输出特点。西方文化通过使表现主体错位实现其个人主义价值观输出目的，其直接后果就是集体主义的式微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感召力的下降。据研究表明，“Yang (1996)通过对过往研究中中国人自我报告的价值观的梳理指出，许多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正在下降，包括谦虚、服从、自控等，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例如自由、竞争等则在上升” [1]。从此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文艺要坚持人物的人民主体性，揭示小我与大我互相成就的历史样貌，文艺才能凝聚人心、增强集体归属感，引领人民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总体来说，社会主义文艺表现主体塑造应从现实出发，而非观念出发。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文艺表现主体的消解在于用抽象的人代替现实的人、用普世的人性代替具体的人性，宣扬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主义，表现主体与社会实践活动脱节，对实践的忽视，从而导致表现主体的错位。表现主体的塑造离不开现实环境，忠于生活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性处理的成果，才能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我国文艺对象主体回归，需要扎根于中国实践，而不只是在中国标签下，与中国社会实践相脱离，如此才能实现文艺表现主体和中国实践客体的统一。文艺是经济基础的能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为塑造文艺对象主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近年来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呈现井喷之势，如《大江大河》《都挺好》《欢乐颂》等。与此相反，近年来西方影视对社会实践和现实问题的忽视，我国观众逐渐对其惯有的超级英雄套路等产生审美疲劳。社会实践是文艺表现主体产生的源泉和发展动力，扎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文艺终将大有可为。
3. “以人为本”超越“以物为本”：创作主体价值导向纠偏
创作主体即作家，创作作为精神生产活动，受到创作主体世界观、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入国内，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某种程度上为资本逻辑、消费逻辑等资本主义思想主张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价值增殖、利润增长为目的，艺术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创作成为艺术家的谋生手段。市场逻辑对文艺领域的侵占，使人民的精神需求附属于资本市场，人成为工具，而非目的。
资本逻辑和消费逻辑影响下的文艺作品，强调“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注重感觉器官的暂时享受，实质上只是充当布热津斯基所谓麻痹人民的“奶头”而已，这使文艺作品难以发挥解决精神困境和得到精神生活愉悦的艺术价值，消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下，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对票房、收视率的片面强调，各种制作拙劣、内容浮躁烂俗的文艺作品大行其道，影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博大众眼球和实现流量的快速变现，创作主体丢弃艺术理想，过分强调感官刺激、个人私欲等，各种肥皂剧、偶像剧层出不穷，文艺创作风气浮躁。另一方面，西方为消除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推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引导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奢侈消费。消费逻辑下人们只关心商品代表的符号价值，由于创作主体的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品上，注重物质化的生活方式，从而人民的精神需求被淡化。例如在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中，注重对奢侈品元素的夸张堆砌渲染而忽视情节的无病呻吟等，就是消费逻辑主导下的创作异化写照。
资本逻辑和消费逻辑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导机制，艺术理想让位于资本市场这对我国创作主体产生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主体性意识的丧失。我国文艺创作主体是人民的一部分，作家人民主体性的丧失首先表现为作家本身主体意识的丧失，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异化为文化商品化的参与者与适应者，出现“以人民币为中心”、“以私欲为中心”等创作物化倾向。其次，文艺作品沦为商品，失去唤醒人民主体性、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创作家如果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予警惕和渗透，极易成为其“俘虏”，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如《方方日记》随着疫情的好转，依然阴暗笔调叙事契合西方意识形态诉求，著作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西方出版，不仅在国际上助长了西方散播“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谣言和据此向中国索赔的气焰，还在国内引发争议，引起系列社会舆论事件和企图撕裂社会的热点讨论，正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主体失去人民主体性，与人民利益相悖的表现。
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物的依赖阶段，这一阶段物为目的，人是手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方向。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文艺服务于人民，新时代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是社会主义文艺人民主体性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人民为中心，创作主体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人民生活物质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自觉，创作主体就要坚持自己的人民立场，为自己负责，对作品负责，而不是借口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随波逐流，放弃艺术思想的独立性。一方面优秀的文艺创作主体怀有的人民情怀本身就发挥着榜样示范作用。纵观古今，无论是白居易还是柳青，其植根人民，时刻牵挂人民，为人民发声的赤诚胸怀总让人为之动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主体要坚持人民主体意识，积极担负社会责任，将文艺作品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发挥引领国民精神风貌，捍卫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将美好的情感，崇高的价值融入作品，真正关切群众的精神困惑。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人民的精神困惑也随之增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触及人的灵魂，引起思想共鸣，帮助读者和观众走出精神困境，从而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4. “自我”超越“他者”：接受主体审美的立场建构
接受主体是指文艺作品的受众。接受主体满意，文艺作品才能实现其存在意义和功能价值，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是文艺的接受主体，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家，没有人民的欣赏与批判，就不可能有真正人民的文艺。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我国文艺界一定程度上出现以获得西方国际奖项，得到西方欣赏和认可为荣，审美标准向西方看而非人民至上，我国文艺接受主体失语的现象。不可否认，西方标准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以西方审美标准为中国观众、读者发声，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2]，人民在审美标准上的失声，对人民自我理解、自我阐释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否定，致使西方中心主义挟带它的话语霸权肆无忌惮地闯入文艺阵地，以“他者”形象为我国人民提供理解自身的标准和模式，给出什么样的文学形象是符合中国的，什么样的文学形象是不符合中国。审视著名的戛纳电影节，“只要看一看在戛纳获奖的中国(大陆)与日本影片的区别和差异，我们就能理解，戛纳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左右世界影迷们心目中的中日两国形象的。一向温良恭俭让的中国变得面目狰狞，而犯下了与德国同样残暴战争罪行的日本却是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善者’” [3] (两部影片分别是中国的《天注定》和日本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西方审美标准下，中国形象被打上专制、落后等的文化符号，当代国际影视作品中，观众几乎看不到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一面。主观上制造文化差距而非客观呈现文化差异的视觉冲击，是西方在影视剧中甚至广告作品中的惯用伎俩，它在潜移默化中使接受主体形成“西优中劣”的文化预设。同时，以文艺审美为载体，西方生活方式渗透到中国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日常生活无论是对美国电影、韩国电视剧以及日本动画片的热捧，还是对法国时装、日韩系化妆风格的喜爱，都不无在消解中国人民的自我身份认同。
审美标准西化，往往美其名曰与先进的西方文明接轨，对西方所谓的“审美现代性”、“审美无功利性”心向往之。然而，追根溯源，西方现代审美标准，发迹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反对封建神权为资产阶级代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开始西方审美标准就并非普世的客观标准。学者对诺贝尔文学获奖的作者进行分析，发现“这个奖项通常颁发给西方作家，但当他们需要选择东方作家做补充时，评奖委员会一般会选择授予东方的叛逆作家，即那些拥有西方价值观的东方作家” [4] 同时，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来看，西方标准所谓的优越感，是站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水平上将其文明成果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而获得的，是建立在经济基础起点不同的无效比较。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文化的优越感会越发失去解释力而不攻自破。西方对于其优越感的沉迷，则会导致其失去对文化的批判和创新能力，陷入狭隘的自我世界，看不到外界世界的变化。如受西方影响较深的韩国，近年来其综艺节目频频爆出辱华事件，艺人更是将在华经历作为调侃对象，就暴露出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深陷文化主体孤芳自赏式的弊端陷阱。
“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5]，建立反映本国人民心声的中国审美话语，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造、创新性发展，提高民族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近年来李子柒、阿木爷爷等推出的中华美食和传统工艺的自媒体作品得到了国外网友的关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日益得到国外人民的肯定。在国内诸如《国家宝藏》、《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热播，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人民生活，使束之高阁的冰冷历史符号结合新时代语境，焕发新的生机。同时，打破西方文化预设，要构建中国新形象，更多融入中国现代化成果。传统中国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当今中国有更现代化的一面。正确看待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影视作品中多展现中国现代化一面，推动更多优秀影视剧走出国门，是打破西方他者形象的文化预设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的高铁名片、微信、微博较于外国社交平台的便捷，二维码支付等给国外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现代化元素是中国特有的，也是领先于世界的，是重塑中国形象所不能忽视的时代标识。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文艺要积极建构审美话语表达，传播中国积极进取的大国形象，助力中国在变局中开新局。
5. “多元主体”超越“文化霸权”：反映全球问题的人民呼声
受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形态呈现多样姿态。西方在处理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时，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采取文化霸权手段，企图形成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文化版图，多元文化西方化，使世界文化呈现单一模式和类型。马克思对此曾批判“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6]
多元文化西方化的前提在于消解本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种形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核心。长期以来西方中心主义不遗余力地对我国三种文化形态进行消解。其一，消解优秀传统文化，以切断中华民族与祖先的联结。尊敬老人、孝敬父母、祖先崇拜是我们中华文化延续至今的传统美德。以好莱坞电影和迪斯尼动画为例，“如果有个华人正角(多半是女儿或儿童)可怜可爱，则其必有个可恨或不负责任或缺席的父亲……‘父殇’是涉华电影‘政治正确’不可越的一条线” [7]。与西方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的绅士父亲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影视通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细节，瓦解人民对整体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在主观意愿上影响人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达到宣扬西方文化的目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立足的根本，放弃对其的坚守，中华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二，借“还原历史”、“重写历史”之名，行丑化英雄、为反动派翻案之实，消解革命文化认同。比如人民英雄刘胡兰、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等都被不同程度地歪曲消解，其目的是以对个别历史人物的新认知为突破口，借以否定在党带领下中国所取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成果，动摇党执政地位合法性。其三，西方特别重视通过文艺作品妖魔化中国制度，消解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难发现，对我国三大文化形态的消解，其实质表现为消解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国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文化去历史性、去境遇性地肆意裁剪，破坏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导致虚无主义。“无论是民族虚无、历史虚无和文化虚无，都与西方中心主义构成了一体两面的结构” [8]。一面是历史主体的缺失引发我国民族文化的虚无，一面是对西方自身文化的讴歌与膜拜。
和而不同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非西方文化遭受文化霸权的同时，就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各种保护。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文艺领域的文化主体消解，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既要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也要防止民族主义。超越西方文化霸权，我们要坚持多元文化主体，即承认每个文化具有独特性和主体性，平等交流，借鉴互补。“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9]。本质上看，多元文化的交流沟通，推动者是世界历史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在全球范围的扩展，是文化频繁交流的物质基础，文化多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只是在相对范围内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适应性问题。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交流是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主体之间的交流。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遇到的种种挑战和困境，破解世界人民期盼解决的难题，已不是任何单个文化主体就可以解决，需要多元文化主体平等交流共同贡献智慧。寻求各文化主体间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更是积极应对当代人类共同问题做出的选择。而全球化时代各文化主体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本国特色兼具世界共性的特点，也为文化主体间的交流提供了可能。因此当今文化主体交流，需要着眼于时代问题，拥有全球视野。事实上，这种类型的文艺作品在国内文艺领域已经产生，比如小说《三体》以及翻拍的电影《流浪地球》，科幻背后是对全球生态问题解决的价值指向，在国际国内都引起了良好反响，其传达了人类共同改变命运的思想，突破西方叙事套路，以中国的独特思想和智慧畅想人类未来，给人类以启发和思考。中国文艺要引领时代潮流，关键在于回归文艺本质，回应世界人民的呼声，有效阐释人类命运问题，给出中国答案。通过中国文艺的实践示范，在多元文化主体交流过程中，树立共同体意识，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推动其他文化主体积极参与进来，如此才能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真正实现中西方文艺领域的平等交流，在多元文化中守望中国特色。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领域意识形态引领研究”(项目号：5811202028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