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医生是救死扶伤的职业，“冷静”、“果敢”“无私奉献”则是他们受人敬仰的品质。但医生处境不容乐观，《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7~2018)》表明医务工作者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平均线(傅小兰，张侃，陈雪峰，陈祉妍，2019)。尽管如此，医生并未获得宽容及体谅，医患矛盾依旧突出(周宏，郝志梅，2019)，甚至出现如“内蒙古中心医生被捅案”“浙江温岭杀医案”等骇人听闻的恶性伤医事件。本文探讨人们对医生的心智感知，人们关注医生能动性而忽略了感受性，仅关注医生的冷静、果敢、控制、计划等能动性能力，而忽略医生痛苦、害怕等感受性能力。医患关系指医护人员在与患者产生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既定的关系(王吉善，2001)。医患关系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医生刻板印象(Stereotype)，认为医患矛盾源于媒体负面报道、医疗服务的消极体验，形成医生“谋取灰色利益”“缺乏共情”“冷漠无情”等消极刻板印象(王兵兵，彭杰，管健，2013；王沛，尹志慧，罗芯明，叶旭春，柏涌海，2018；王瑜，2014)。但大量研究表明医生的职业评价高(李娟，2009；吕小康，刘颖，2018)，形象正面(瞿晓萍，叶旭春，2014)。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中，医生的能力(competence)、热情(warmth)、道德都是积极的(吕小康，刘颖，2018)，负面形象仅是少数，单从消极刻板印象角度看待医患关系的现状是不足的。本文从心智感知角度出发，认为成对道德理论(Theory of Dyadic Morality)可解释医生“良好形象”的不利之处。基于成对道德理论，我们认为人们过于关注医生的能力、冷静、计划、缜密，而忘记了医生也有的情绪、敏感或脆弱。
2. 心智感知
心智感知(Mind perception)指将心智归于其他对象的过程(Epley & Waytz, 2010)，区别于心理模型(theory of mind)、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心理化(metalizing)。在我们知晓对方的所思所想时，我们必须感受到对方的心智(Epley, Waytz, & Cacioppo, 2007)。成对道德理论认为心智感知时乃是双维度的，分别是能动性(Agency)与感受性(Experience)，前者包括自我控制、判断、交流、思想、记忆、计划等功能：后者则包含感受、害怕、痛苦、快乐、意识等能力(Gray, Gray, & Wegner, 2007; Gray, Young, & Waytz, 2012; Schein & Gray, 2018; Waytz, Gray, Epley, & Wegner, 2010)。心智感知非但是二维，还是交互更替(tradeoff) (Gray & Wegner, 2009; Gray & Wegner, 2010; Gray, Young, & Waytz, 2012)。在道德事件中，存在道德主动者与道德能动者，两者互相排斥，对象不能既是道德主动者，又是道德感受者。互斥导致看待道德主动者时只关注能动性，即意图及执行的能力。相反，道德感受者会被关注感受性，即感受及体验情绪的能力(Schein & Gray, 2018)。历史上道德主动者如希特勒、圣母特蕾莎被认为具备自我控制及计划能力但缺乏内在情绪体验(Gray & Wegner, 2009)；人们会给予善良的道德能动者以痛苦(Gray & Wegner, 2009)；道德高尚的领袖难以获得员工的帮助(Yam, Fehr, Burch, Zhang, & Gray, 2019)；军队退役者被认为缺乏体验性，因而被需要感受能力的职业所排斥(Shepherd, Kay, & Gray, 2019)。因此，如果把对方被感知为高能动性低感受性很可能需承担不利的后果。
3. 医生的心智感知
医生群体的社会评价较高(李娟，2009；吕小康，刘颖，2018；瞿晓萍，叶旭春，2014)，治病救人的伟岸形象为医生带来良好声誉，但也工具理性化处理医生形象(谢瑜，2018)。医疗过程中常认为医生缺乏同情、“不好说话”(解方舟，吴姗姗，杨平，何成森，2016；张莹，梅松丽，徐军，陈峻江，杜红阳，2014)。刻板印象内容是解释之一，医生可能是高能力低温暖的代表，因此负面影响可能由于缺乏友善、 乐于助人、热情热心、讨人喜欢这类温暖特质所致(程婕婷，张斌，汪新建，2015)。根据刻板印象内容，医生的温暖评分较低，而能力的评分较高(吕小康，刘颖，2018)。但根据心智感知理论，医生的负面影响是因高能动性低感受性。
4. 研究1
测量对医生与患者的心智感知，检验医生与医生的刻板印象内容，我们认为医生能动性高于患者，感受性低于患者，在热情、能力、道德维度都高于患者。
4.1. 方法
4.1.1. 研究对象
发放180份问卷，回收147份问卷，回收率为81.6% (86名男性，平均年龄 = 28.76 ± 5.5)。
4.1.2. 研究过程
阅读背景材料：“张先生是一名32岁的医生，现今在广东省的深圳市人民医院工作，而与其年龄相仿的黄先生则是他的患者”，阅读后填写量表及人口学信息
4.1.3. 心智感知量表
采用心智感知的常用指标，参照Steven Shepherd 2019的研究，测量能动性分别是自制(self control)，记忆(memory)，计划(planning)及有意程度(intentional thought)，其α系数为0.79。测量感受性：饥饿(hungry)、害怕(fear)、痛苦(pain)、愉悦(pleasure)。在剔除项目“愉悦”后α系数为0.54。项目以简单场景来描述(Shepherd et al., 2019)，如“想象一下两人已经12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了，谁会感到更饥饿？”表示“饥饿”。在量表选项采用患者与医生相比较的九级量表(1 = 肯定是患者，5 = 不确定，9 = 肯定是医生)，测量项目均随机排序。
4.1.4. 刻板印象内容
参照对医生的刻板印象内容研究，采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中国化版本问卷(管健，程婕婷，2011)。共6项目“待人热情的”“友好亲和的”代表热情；“有能力的”“有才华的”代表能力；“值得信赖的”“诚实正直的”代表道德，α系数分别为0.89，0.88，0.61。同样采用两两比较的九级计分(1 = 肯定是患者，5 = 不确定，9 = 肯定是医生)。
4.2. 结果
5分为评价相同的分值，进行5为比较值的单样本t检验，小于5代表患者得分高，大于5代表医生得分高。结果表明，医生在心智感知中的能动性高于患者(M = 7.29, SD = 1.23)，t(146) = 22.497, p < 0.01。但感受性低于患者(M = 4.04, SD = 1.76)，t(146) = −6.57。在刻板印象内容上，医生的热情(M = 6.9, SD = 1.67)，t(146) = 13.81，p < 0.01、能力(M = 7.17, SD = 1.4)，t(146) = 18.75，p < 0.01、道德(M = 7.2, SD = 1.33)，t(146) = 20.03，p < 0.01均高于患者(见表1)。
相关性上，感受性与主动性呈负相关r = −0.24，p < 0.01，而主动性与道德r = 0.56，p < 0.01、能力r = 0.61，p < 0.01、温暖，r = 0.45，p < 0.01呈正相关。但感受性与道德呈负相关，r = −0.18，p < 0.05，与温暖呈边缘显著，都表明心智感知与刻板印象内容维度非相同构念(Shepherd et al., 2019)。
Table 1. One-sample t-test results of sensitivity and motility
表1. 感受性与能动性的单样本t检验结果
4.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医生在心智感知维度上的能动性高于患者，但是感受性却低于患者，这与能动性与感受性的互斥效应相吻合。除此之外，心智感知角度可展现刻板印象内容可能遗漏的维度，使用刻板印象内容考察医生将会描绘出积极的形象，无迹象解释医生的不利处境。然而，心智感知表明医生具高能动性同时可能需面临感受性不足的弊端。
5. 研究2
研究2a与2b通过操纵医生能动性，检验能动性与体验性互斥效应的因果关系。鉴于先前感受性项目信度较低，我们将对痛苦感知进行重点考察。我们认为如医生表现出高的能动性会导致感受性的削弱，而感知痛苦能力被低估(Gray & Wegner, 2010; Gray et al., 2012)。
5.1. 方法
5.1.1. 被试
发放80份问卷，回收6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7.5% (36名男性，平均年龄 = 25.3 ± 3.2)。
5.1.2. 实验过程
被试阅读实验材料“张医生和苏医生都是某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医生，在疫情期间，得知武汉疫情爆发后，张医生率先提出想要前往支援武汉，鼓励科室的其他医生与其一同前往，而苏医生受张医生的号召，打算两人以个人的名义前往武汉支援。”
为验证能动性操纵是否有效，借助研究1能动性项目作为检验项目，α系数为0.84。对因变量测量采用痛苦感知情景(Waytz, Hoffman, & Trawalter, 2014)，改编为中文语境。包括7个场景(如“遭遇车祸”)，问题为“你认为谁需要止疼药来减轻他们感受到的疼痛？”，采用九点计分的两两比较量表(1 = 肯定是张医生，5 = 不确定，9 = 肯定是苏医生)，本研究中的α系数为0.88。
5.2. 结果
采用研究1的统计方式，以5分为单样本t检验的检验值，大于5表示苏医生得分更高，小于5代表张医生得分更高。结果表明苏医生的主动性显著低于张医生(M = 3.68, SD = 1.74)，t(62) = −5.94，p < 0.01，表明操纵有效。苏医生的痛苦感受性显著高于张医生(M = 6.08, SD = 1.32)，t(62) = 6.45，p < 0.01。为了增强可靠性，在研究2b中，我们改变情景后操纵医生的主动性，结果再次表明，苏医生的主动性显著低于张医生(M = 2.74, SD = 1.56)，t(85) = −13.31，p < 0.01，表明操纵有效。苏医生的感受性显著高于张医生(M = 6.23，SD = 2.03)，t(85) = 5.59，p < 0.01 (表2)。
Table 2. Single sample t-test results of sensitivity and pain perception
表2. 感受性与痛苦感知的单样本t检验结果
6. 总讨论
我们发现心智感知可能比刻板印象内容更易解释医生面临的困境。冷静，大公无私，治病救人等高能动性特质使得其在刻板印象内容中无论是能力、温暖还是道德维度上评价都高于患者，这与过去的研究也保持一致(吕小康，刘颖，2018)。但是刻板印象内容不能捕获到医生可能的不利处境，道德角色定型的心智感知互斥效应表明医生在获得高能动性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低感受性，“退伍军人”“道德领袖”也遭受了此等对待(Shepherd et al., 2019; Yam et al., 2019)。据此，医患矛盾频发(张宇，左成锴，施琳玲，2020)、医生的时间精力被过度利用的部分原因可能源于人们关注医生能动性而忽略了医生的感受性(研究1)，认为对方在痛苦感知上不敏感(研究2)
对医生群体的高期待是医患矛盾的原因之一，无论对医生医术、还是医疗科技都有神化现象(吕小康，刘颖，2018；马小川，王建光，2020；谢瑜，2018)，部分患方持有“拿钱就得医好”的不合理观念，未意识到医术的局限及当今医疗技术的不足，实质是过分夸大医生的能动性以至于对感受性的忽略。而目前解决方法应是界定好医生的角色定位(胡梦珠，沈春明，2016)，向公众科普医疗技术目前的局限。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警惕对医生过度吹捧，歌功颂德等“造英雄”现象，这类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塑造了医生的光辉形象，同时也在“捧杀”医生，过去的研究中表明，英雄会遭受不公平对待，痛苦或快乐药丸的分配中获益较少(Gray & Wegner, 2009)，认为其不太需要帮助(Yam et al., 2019)。这类英雄形象给医生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能动性的标签，还会将医生形容成不近人情，善于忍受痛苦，不需要太多帮助的群体。
7. 展望及不足
本研究存在不足，首先，研究中采用自我汇报方法，未从行为或生理指标角度来验证假设，Gray认为对方的感受性会影响我们的共情反应(Gray et al., 2012)，在后续研究中，可利用其他指标检验医生是否更难获得共情。其次，量表依赖两两比较，过去研究表明该方法对效应较小的因素更为敏感(Gray & Wegner, 2009)，但目前尚未知方法是否有副作用。
研究为英雄化或超人化研究做铺垫，无论在东西文化，英雄向来是悲剧性(程朝翔，傅正明，1992；张苌，1996)，拥有崇高的道德光环同时也承担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苦痛。这类英雄的印象是否影响对英雄的心智感知？如果将人捧为英雄、道德楷模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极力关注其能动性，忽略感受性，关闭同情之心？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或许在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需要那些英雄给我们带来光与热，但这不能成为他们理所应当受苦的理由。我们的行动也不应该止步于讴歌他们的伟大，而是切实地帮助他们，以保护那些保护我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