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将以往“城乡统筹”改成了“城乡融合”这一新的表述 [1]；2019年4月，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强调要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2]；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2020年5月，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4]。这一系列的顶层设计都说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贵州是农业大省，传统农业深厚的根基阻碍了城市化的步伐，但是随着近年来贵州依托大数据、旅游、新兴农业等产业不断发展，城乡融合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尤为明显。大力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事关少数民族同胞福祉，是当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2. 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城乡融合的思想最初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得以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一个民族的生产能力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该民族分工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分工形成的根本原因，社会分工的发展又必然导致城市的发展和扩大” [5]。从该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导致城乡分离的原因，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必然导致城乡的融合，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必然要经历对立到融合的过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在《共产主义原理》首次提出城乡融合的概念，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将会使得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会被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所取代。农业会给工业提供原料，而工业会给农业提供技术支持，二者相互促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生产要素会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大大提升生产力 [6]。
由于在历史上我们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对农业实行统购统销，户籍实行等级制度等诸多原因，导致城市与乡村长时间的分离，农业远远滞后于工业，农村在教育、医疗、收入、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均与城市有较大差距。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今天，城乡二元机构已经大大阻碍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阻碍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因此，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
2.1. 城乡融合的概念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的矛盾不断突出，城乡融合一直是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刘彦随(2018)从地理学角度出发，将城乡融合系统分为地域、市域和县域三个方面，认为城乡融合就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文化等持续发展的过程 [7]。高波、孔令池(2019)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28个省份2003~2015年面板数据的计量研究，认为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对城乡融合的促进力更强，指出城乡融合应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考量，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强政府引导，探索符合地方特色并且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8]。此外，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一些学者认为城乡融合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二元分割的格局，使得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能够合理地流动，促使城乡之间的资源合理地布局分配，逐渐地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从而实现城市与乡村能够融为一体，协调发展。从制度论出发的一些学者认为，城乡融合就是不断依靠政府改革制度，逐渐实现城乡之间自然融合发展。如于晓华、钟晓萍、张越杰(2019)就从土地政策改革出发，认为农业农村虽然在不同阶段相应得到了发展，但是无法改变每一阶段土地政策更多支持了城市经济发展 [9]。从文化论出发的学者认为，文化融合是城乡发展的前提和桥梁，是城乡融合的生命。
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城乡融合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更是一种新的理念。其具体的内涵既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础建设融合、公共服务融合、经济发展融合、要素融合、文化融合、制度融合。城乡融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城乡只是功能定位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二是城乡应立足自身优势，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三是城乡融合的本质是消除城乡居民的待遇差异；四是城乡融合最终是使得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种自然生态和制度生态的有机统一。
国外诸多研究中，关于城乡融合的代表性思想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为代表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首先提出了二元结构模型，认为在欠发达国家早期，存在两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经济部门，即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延伸的过程 [10]。另一种观点是以英国著名城市学家霍华德为代表的“田园城市”理论，霍华德认为应将疏散拥挤的城市人口和振兴农业作为解决当时英国城市问题的途径，主要做法是将城市和农村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从而形成适当的城市族群 [11]。从刘易斯和霍华德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共同点都是认为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农村必然在未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乡村优势建设美丽乡村将有利于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
2.2. 城乡融合的内涵
城乡融合的主要问题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能达到一种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境界。本文将城乡融合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空间融合；二是发展融合；三是观念融合。具体包括基础建设融合、公共服务融合、文化融合、经济建设融合、要素融合、城乡制度融合。
1) 基础建设融合。城乡基础建设融合不只是一种静态的融合，更是一种发展和动态的融合，它既是一种现状，又是一种发展完善过程。它既包括道路、供电供水、垃圾处理的发展完善，又包括信息、广播电视、互联网协调推进。有统筹城乡的路网，畅通交通运输，使得城市和乡村可以更好更快地衔接；有统筹城乡的供水供电网络，更好满足农村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有覆盖城乡的网络通讯设施，使得城乡之间的更方面快捷交流。
2) 公共服务融合。城乡公共服务融合事关乡村百姓福祉，是城乡融合的本质要求。主要包括：一是健全的城乡教育均衡机制。让好校长好老师流动起来，提升乡村教师待遇，从制度上保障农村教育质量；二是城乡医疗服务均衡。完善的乡、村级卫生院条件，改变“大病小病城里跑”的现象；三是完善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对于特殊人群照顾城乡不应有过大差别。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就是要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建立惠及全民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3) 要素融合。城乡要素融合是使得城乡之间的人才、资金、产业、信息能在两者之间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壁垒严重阻碍了城乡要素的合理交换，在发展初期对于城市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是从长远的来看，同时也限制了城市的发展，也使得落后的农村地区更加贫穷。要素融合不应该是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抢占农村，而应该是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为主，推动乡级、村级多元治理，使得城乡要素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4) 经济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就是要形成城乡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经济关系。其形成的基础应该是城乡之间应该有合理产业的布局，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各要素的合理流动。鉴于城乡长期形成的二元格局，应加强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但不要对其进行严格的干预和控制。乡村应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着重把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形成一种既相互配合、又各有特色的产业发展经济有机体。
5) 文化融合。文化融合是城乡融合的灵魂，是精神层面的融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不仅是户籍、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不同，更是造成了农村居民心理上的劣势感。乡村的原生态文化原本是中华民族灿烂的瑰宝，但是却被很多人认为是贫穷落后的象征，不能将有特色的文化传承发扬，更不能将其变成经济效益。应该将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特色产业，加快推进特色城镇建设，抓实城镇产业支撑。
6) 制度融合。城乡制度融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应建立覆盖城乡的统一制度；二是建立的城乡统一制度应该更加成熟定型。城乡制度当中还有很多是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只有加快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壁垒，才能使得城乡之间的资源要素能够合理流动。制度设计应以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重点，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为依托，使得城乡在统一的制度环境中协调发展。
3.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总体状况
对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总体状况进行考察选取的对象为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贵州民族自治地方有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情况较为复杂，悉数分析存在困难；二是获得统计数据较为方便；三是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在经济总量上差距不大，易对比分析。通过分析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相关指标，了解黔东南州自2011年至2020年与黔西南州2012至2020年的城乡融合发展状况(由于数据缺失)，同时对两州城乡融合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其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存在的差异，以此来提供促进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
3.1. 指标和方法
城乡融合发展包括基础建设、公共服务、要素、经济、文化和制度等多个方面，是一种整体布局、共同推进、多方面协调发展的生态。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体系选取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经济和文化四个方面，如表1所示。运用统计分析法对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自身的城乡融合状进行分析，剖析近年来城乡融合趋势，并结合两州自身的情况对两州城乡融合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其差异，总结归纳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表1. 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人民政府官网和统计局，主要是来自两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2. 黔东南州城乡融合总体情况
地区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黔东南州GDP从2011年的383.6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191.52亿元，增长了2.1倍，实现了经济跨越式增长；旅游总收入从187.29亿元增加到719.76亿元，增加了2.8倍；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为54.3%，其中旅游业有很大促进作用。
黔东南州旅游业发展与上海及重庆等主打的都市旅游存在差异，更多是依靠其原生态民族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加深了城市和乡村的交流互动，旅游总收入占GDP之比越高，说明城乡融合的状况越好。黔东南州旅游总收入与GDP之比从2011年的0.49增加到2020年的0.60，城乡融合趋势良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也从2011年的46.7%增加到2020年的57.8%，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到城市就业，加深了城市和农村的联系；农业占GDP比重在9年间没有明显的变化，一直保持在20%左右，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年间，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水平，说明农业总体发展良好，这是由于对农业的大力扶持以及发展产业农业和特色农业的原因。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反应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能从很大程度上直接反应城乡融合的水平，对比系数从2011年的4.06减小到2018年的2.16 (2019、2020年数据缺失)，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明显减少。
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年末常住人口)和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能从一定层度上反应城乡文化融合的情况。黔东南州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2011年0.66个百分点增加到2019的1.06个百分点(由于2020年减少一所普通高等学校)，主要是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接受到了高等教育。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在10年间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从2015年开始，贵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较大程度的增加。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0年间平均保持在20%左右，教育在比较均衡地发展。
黔东南州人均病床数逐年增加，从2011年的人均0.0034个床位增加到2020年的0.0078个床位，医疗服务设施也不断改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比重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2014年以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往农村水事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更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率前几年增加迅速，后几年由于基数增加较为平稳。水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材料，在10年间按照平均每年24.8%增加率增加，增加迅速十分迅速，从一定程度上反应黔西南州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长十分迅速。
总体来说，黔东南州城乡融合发展态势十分良好，融合潜力十分巨大。无论是从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还是从旅游收入与GDP之比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都能明显看出，当然这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但是总的来说，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和经济融合对于城乡融合的贡献率较大，而文化融合中的旅游收入与GDP之比对于城乡融合的贡献率十分大。
3.3. 黔西南州城乡融合总体情况
黔西南州地区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462.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353.40亿元，增长十分迅猛。旅游收入与GDP之比从2012年的0.147增加到2018年的0.575 (2019、2020年数据缺失)，特别是在后四年中变化速度更快。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前三年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后四年增长较为明显，这与旅游总收入的增加有很大的关系。农业占GDP的比重从2012年的16.29%增加到2020年的18.4%，呈现较为平稳的农业发展生态。
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从2012年的3.01减少到2020年的2.08，年均消费水平对比系数减少0.103个系数，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减少趋势较为明显。人均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从2012年的8.02%增加到2020年的10.30%，呈现一种缓慢的增长趋势，说明普通中学在城乡融合中的作用程度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人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从2012年的0.41%增加到2020年的0.77%，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与其它公共预算的财政支出相互协调的结果，但是总体上对于城乡融合的贡献呈现较为平缓。
人均病床数从2012年的0.0033个增加到2020年的0.0070个，年均增加0.00037个。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财政支出总体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这是由于公共财政对于其他公共预算的支出比例有所增加，主要是农林水务、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加29.83%，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较大，这也从侧面说明城乡融合的程度逐渐加深；其中水泥产量年增加率为17.75%，增加迅速，水泥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原料，为推动城乡基础建设融合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上来说，黔西南州城乡融合程度态势良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旅游收入占GDP比重从2012年的14.71%增加到2018年的57.54% (2019、2020年数据缺失)，增加速度十分迅速，这其中说明了黔西南州发展旅游的巨大潜力，也说明了通过旅游促进城乡融合的充分可行性。基础建设的飞速发展给城乡之间搭起了桥梁，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和文化的稳步发展给城乡融合注入了镇定剂。
3.4. 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城乡融合总体现状，发现其存在诸多相似和差异。就相似来说，首先，两州在基础建设方面均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这主要是两州基础建设较为薄弱，且要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必须要加强基础建设；其次，两州在公共服务融合方面也是比较相似，呈现一种缓慢推进的状况；最后，两州在人均普通高等教育人数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注重提升高等教育受众。就差异来说，第一，两州旅游总收入与GDP之比虽然都增加十分迅速，但是增加量的有所不同，黔东南州有较强的旅游业基础，近年来实现旅游的飞跃式发展；而黔西南州从2012年的67.9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509.01亿元，虽然增速也很迅猛，但是增加总量与黔东南州仍有较大差距，且差距越来越大；第二，黔东南州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保持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而黔西南州则保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可以看出，旅游业对于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第三，两州城乡消费水平对比系数虽然都最终在一个比较相近的水平，但是变化的趋势却不尽相同，黔东南州变化效果较为明显。
4. 贵州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路径选择
通过对黔东南州和黔西南州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城乡融合发展状况(图1)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是在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民族自治地方推进城乡融合必须要先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城镇化；二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给予民族自治地方充分社会保障；三是优先发展文旅产业，挖掘民族自治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要以城乡基础建设融合和城乡公共服务融合为基础，打破城乡之间的空间壁垒；以城乡要素融合和城乡经济建设融合为重点，为城乡融合提供物质需求；以城乡文化融合和城乡制度融合为保障，破除城乡之间的思想观念差距。
Figure 1. Road map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Guizhou private-owned autonomous regions
图1. 贵州民资自治地方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图
4.1. 以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和基础建设融合为重点，实现城乡空间融合
贵州由于其独特的地形地貌注定了贵州城市的密度很低，使得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这种情况在民族自治地方显得尤为突出，以城带乡的作用并不明显，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空间布局上要更加合理。尽管现如今农村基础建设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仍远远不够，特别是仍然缺少完善的高速路网、高铁路网、铁路网，这些对于城乡融合的带动作用更加有效。国家应加大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建设投资，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同时，应该注意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首先，应该逐渐实现从幼儿到基础教育的城乡教育均衡化。其次，应该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统筹农村各类社会群体和各类保障待遇。第三，加快城乡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应该充分挖掘农村居民当地就业的潜力，培训职业农民 [12]，减少人才外流，鼓励农村人才返乡创业，对返乡创业人员加大政策、资金、技术支持。通过实行更加均等的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为城乡要素流动铺平道路。
4.2. 城乡经济发展融合和城乡要素融合为重点，实现城乡发展融合
促进城乡经济融合，关键在于促进城乡产业合理布局。其目的是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的各自产业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发展局面。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要为乡村服务。城市有着较为完善的科学研发、金融、物流等体系，可以为乡村的发展提供诸多的支持，帮助乡村打造优势产业，进行产业升级，拓展销路。二是乡村应该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努力打造产业规模化、特色化。目前城乡之间的产业布局还不够优化，在形成农村特色产业上还不成熟，促农增收的机制还有待完善。推进城乡产业合理布局主要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使得城市和农村能够更好地对接。农业是农村的主导产业，农业的现代化对于农村的现代化意义重大，通过对农业的技术化、产业化，改变原有的农业生产模式，迎合市场的需求，提升农村农产品的竞争力，帮助农村的优质农产品提质增收；二是要建立乡村农产品入城快速渠道。应建立责任追究长效机制，促使地方官员带头建立农产品快速入城渠道，增加农超对接力度，发展农村电商，扩展农产品销路。城乡要素融合关键仍然在于城乡产业合理布局，其着重应该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以此来带动城乡之间的要素合理流动。
4.3. 以城乡制度融合和城乡文化融合为保障，实现城乡观念融合
城乡制度融合是从制度层面对阻碍城乡融合的障碍用政策工具进行解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从制度上消除城乡之间的户籍差异。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对于现如今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不利于城乡之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其次，应在城乡发展上进行总体规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在公路网、电力网、水利网、通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统筹。应该在产业布局上进行总体协调，进行建立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鼓励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充分发掘当地具有创新意识的人鼓励创业，积极推动政策银行和商业银行向农村倾斜，减少阻碍乡村发展的资金瓶颈，鼓励城市技术为农村服务。城乡文化融合重点是发展文旅产业，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在贵州民族自治地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灿烂的民族文化，可以在优先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开发，形成独具当地特色但又适合旅游的旅游发展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宝贵财富，充分尊重、保护民族自治地区的民族传统并发掘其价值是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城乡融合的突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