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论《浮生取义》一书的人文价值
Living to Death: On the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Book Taking Righteousness from Floating Life
DOI: 10.12677/ARL.2022.112008, PDF, HTML, XML, 下载: 407  浏览: 1,254 
作者: 王金红:广西科技大学人文艺术与设计学院,广西 柳州
关键词: 浮生取义自杀过日子家庭Taking Righteousness from Floating Life Commit Suicide Live Family
摘要: 吴飞教授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一书对华北孟陬县204个个案自杀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特别是家庭政治的特点,并针对如何解决自杀问题提出建议,以达到另一种程度上的“以杀止杀”,开启了人类学研究自杀的新篇章。本文通过对《浮生取义》一书内容的梳理和赏析,来探究其间包含的人文价值,包括:关注边缘群体、理解家庭生活和找寻生的希望,用以反思自身,警醒世人。
Abstract: Professor Wu Fei’s book Taking Righteousness from Floating Life—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uicide in a County in North China makes an in-depth and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n the context of 204 cases of suicide in Mengzou County, North China,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ural culture, especially family politic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uicide. In order to achieve another degree of “killing to stop killing”, it has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study of suicide in anthropology. Through comb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umanistic values contained therein, including paying attention to marginal groups, understanding family life and looking for the hope of life, so as to reflect on itself and alert the world.
文章引用:王金红. 向死而生:论《浮生取义》一书的人文价值[J]. 艺术研究快报, 2022, 11(2): 38-43.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2.112008

1. 引言

生的终止不过一场死亡,死的意义不过在于重生或永眠,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时间。

——余华《活着》

自杀作为一种从生到死的特殊的结束方式,其历程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古人自杀,或为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或为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为恩:“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或为情:“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这是一种基于家国天下的生死观,视为“舍生取义”,通常用来赞美自杀的忠义之士,但这绝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在现代社会,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确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在《浮生取义》一书中,作者对华北孟陬县的自杀现象进行了田野调查,其结果触目惊心,在家之礼、人之宜、国之法的层层递进之中,作者重新拷问“生命”和“正义”的问题,在新的语境之下,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试图以研究“自杀来避免自杀”,实现向死而生。

2. 吴飞与《浮生取义》

2.1. 作者生平

吴飞,1973年出生于河北肃宁,200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师从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其初入学术界之时,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出版了《麦芒上的圣言》和《浮生取义》两部著作。后以奥古斯丁为出发点,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古今之变,翻译《苏格拉底的申辩》等书,并出版专著《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从心灵秩序、原罪、历史、末日等层面对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进行梳理与阐释。2007年之后,其专注于丧礼的研究,并于2011年发现清末民初人物张闻远,由现代丧礼转入对传统经学的研究,出版《丧服郑氏学》等著作,并提出“恢复土葬,给逝去的人留下颜面”等主张 [1]。

2.2. 创作背景

孟陬县位于华北,是一个不大的县,2002年,该县的人口总数为32万。2000年6月到8月、2001年6月到8月、2002年9月到2003年8月,作者在其母亲及向导的陪同下,在孟陬县做了18个月的田野调查,获取了204个个案,其范围基本涵盖了孟陬县所有的村子。

在当时那个阶段,国内外关心中国的自杀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年轻妇女的自杀率为什么比男子高;第二、中国农村的自杀率为什么比城市高?第三、中国的主要自杀方式——喝农药,到底意味着什么?第四、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自杀与精神疾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中国自杀现象的独特方面 [2]。在此之前,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被誉为“最著名的自杀学著作”《自杀论》一书中,将自杀当做一个社会事实来理解,他将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三类,而社会危机则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经常出现失范型自杀 [3]。精神医学的自杀研究认为自杀是精神疾病导致的,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Edwin Shneidman)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自杀来自一种后我,是人们对自己死后状态的看法 [2]。上述社会学和精神医学针对自杀的研究表面看上去不同,但其均来自相同的文化假定,前者认为自杀来自社会秩序的紊乱,后者认为其来自精神的紊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通过分析西方诸贤的研究,试图跳出自涂尔干以来针对自杀的研究框架,并结合中国自杀的特点,遵循道格拉斯(Jack Douglas)的方法,尽量揭示社会和不同的人对自杀的文化意义的理解,以中国社会独特的人性观为基础,将自杀的研究成果有效运用于中国本土社会之上。

3. 著作赏析

3.1. 作品简述

吴飞教授《浮生取义》一书包括引言在内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其主张粗略而言可概括为16个字:“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引言部分包括死与生和命与义两个部分的内容,作者通过分析琼枝、萝生等人的自杀以及与宿莽、望舒、椒兰三位老人的闲谈,来引出文章的主线——过日子,进而展开全文。过日子注重的永远是一个“过”的过程,这意味着人们一般不会因为日子有困难就不再过下去,即使问题能够解决,也不见得就立竿见影的换来好日子。在作者看来,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就是在过日子的时间之流中缓慢展开和凸显的,过日子的这个过程是生活的常态,过不好日子的人就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自杀正是过日子这个生命过程断裂的外在表征 [4]。同时,中国人所说的“过日子”与阿伽本(Giorgio Agamben)所描述的Bare Life,即没有一切社会束缚的本源生命状态是存在根本不同的,即它既是一种存在状态,又是一种政治状态,基于此,作者引入“家庭政治”分析自杀,家庭政治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权力游戏,双方或多方在亲密关系的基础上相互博弈,占据道德资本,从而达成胜负,自杀既是对家庭生活中委屈的反抗,也是对人格价值的张扬,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过程。但同时,自杀这种行为并不能真的赢回正义与尊重,以自杀反抗家庭生活中的赌气、丢人、想不开是一种病态的手段,并不是赢得正义的应有之道。

第二部分即家之礼,作者通过何芳、兰枝、所厚、滋兰、葛蔓、陆离、木兰、陈芋瑟等人的故事,进一步展开分析。所谓家之礼,就是在爱、慈、孝这三种最基本的人伦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人伦不仅是三种亲密关系,也是三种政治关系,在传统中国,一个家庭要过日子,就必须通过明确的等级秩序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家庭中的不义,就是对这种伦常关系的违背,而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正义,就是使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政治中既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看待,也同时感受到应该享受的亲密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家庭中的正义问题,不能通过冷冰冰的法律,必须通过礼,因为其根本目的不是惩恶扬善,而是为了形成更理性的亲密关系,亲密关系既可以缓解家庭矛盾,也可以激化家庭矛盾,这是过日子中所产生的最大谬误,也是亲密关系必须依靠礼义来实现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人之宜,作者通过玉英、求美、茹惠、超远、椒兰、周流、石兰等人的例子,来理解当地文化对自杀与精神疾病的看法。首先是边缘人,在孟陬县人的眼中,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等人都被认为是没有完整人格的,不能过正常的日子,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群体之外,因而他们的自杀不算自杀,自杀是正常人的一种特权,它包含着对于人格价值的追求。其次是脸面,面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格价值的外在特征和重要组成因素,它的存在会影响道德资本的高低,从而决定权力游戏的结果。再次是赌气,赌气是自杀者心理动机最常见的概念,具体表现为“没了我,看你怎么活”这种典型话语,它会对个体造成道德绑架,从而导致道德资本失衡,拥有更多道德资本的人就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从而产生冲突,使家庭权力游戏陷入恶性循环。

第四部分国之法,作者通过家庭中自杀的公共意义,以及公共领域的自杀,来思考国家政治中的正义问题。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极尽所能的保障人们能正常过日子和做人,充分实现幸福生活和人格的价值。国家无权干涉家中私事,不能直接插手家庭矛盾,只能另辟蹊径,尽可能的消除战争、纠纷、犯罪、疾病对人们的伤害,在整体上提高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生活。可以说,法义和礼义是相辅相成的,法义奠基于礼义的实现,礼义要靠法义来维护和张扬,两者相互作用之下,最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杀问题 [2]。

3.2. 作品赏析

对于《浮生取义》这部作品,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也是涂尔干以来最优秀的自杀研究,其结论不仅挑战和补充了精神医学的观点、对中国农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会带来世界社会科学对自杀研究兴趣的复苏,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笔者认为,其优势不仅在于其做出的贡献,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2.1. 以简明的文字,揭示古老深刻的道理

《浮生取义》一书词藻朴实、文风自然、言辞犀利、分析问题一针见血,这得益于吴飞教授深厚的文学功底,其在揭示每一个自杀故事时都如同一个参与者亲临现场,从当事人的角度展开叙述。书本原汁原味的还原、组织和记录了叙述者的方言、口语,触摸亡者和乡土中国人的心灵,呈现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观基础,以细腻的笔触,哲学的思维,揭示每一个故事背后的生命意义,在这一个一个的故事中,融入了“过日子”、“人格”和“正义”的思考,阐释中国人在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中形成的家庭政治概念和生命价值观,展现了人类学家强大的专业素养 [5]。

3.2.2. 以朴实的故事,展现动人心弦的分析

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自杀论》在社会学界被誉为里程碑式的经典巨著,但在笔者看来,其触动人心的程度远不及《浮生取义》,《自杀论》一书调查范围广泛,书中引证多以数据方式呈现,涉及庞大的统计学方法,若非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否则很难厘清思绪,而《浮生取义》一书则是由一个个鲜活具体的实例构成,使人读来感同身受,不知不觉间带入自我,引发共鸣,作者讲故事的功底可见一斑。在《浮生取义》一书中,作者将“人”的观念确立在差序格局之下,人格经由家庭或国家中体现出来,每个人物故事都围绕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普通的小事,而身后却包含了“修身齐家”的古老价值观,二者相融共生。

3.2.3. 以人性的关怀,回答时代赋予的困惑

《浮生取义》一书传承了中国乡土社会学的风格,其碎片化的个案分析,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杀者,而是在中国广大乡村中,所有有自杀倾向的人,它通过一个个自杀案例,让我们重新思考,在现代化的撕裂之下,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夫妻关系、伦理关系出现了断裂和错位,个体逐渐脱离了家庭人际关系,我们的千年文化是不是真的碎片化了,到底有没有一种社会幽灵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亦或许,在广大的中国社会,人们从来就没有挣脱过中华民族在源远的岁月长河中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意义之网,所以,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人、家、国家依然是每个人的价值本位,不曾动摇。

4. 人文价值

4.1. 关注边缘群体

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泛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狭义而言,边缘人是指各方面都脱离主流社会群体方式的人,其大多难容于世,少有人理解 [6]。在吴飞教授的《浮生取义》一书中,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姐”的故事。在2001年5月的第一周,一个叫葛蔓的小姐喝农药自杀了,尸体在医院停放了二十多天,无人管理,最后被扔到了一个干了的水沟里,逐渐为人淡忘。葛蔓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和一个叫石磊的人好上了,在一起七八年后,葛蔓从良了,开了一个鞋铺,想要过正经日子。石磊有家庭,葛蔓要求石磊离婚娶她,两人为此事争执了很多次,石磊最终离婚了,但却没有娶葛蔓,最终导致了葛蔓的自杀。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在葛蔓和石磊二人的权利游戏之中,葛蔓几乎没有任何道德资本,她唯一可以依靠却也最靠不住的,就是石磊的爱和承诺,说到底,双方连情侣都算不上,只不过是“嫖客”和“小姐”的关系,在周围人看来,石磊不仅对她没有任何社会义务和责任,甚至还应该尽快离开她,回归家庭。对于葛蔓来说,作为一个低贱的“小姐”,石磊就是她的救命稻草,是她脱离现在这个地位的全部希望,所以,当她意识到石磊从来都不打算娶她的时候,她自杀了。在她过身之后,她最大的作用就是成为了几天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连尸骨都无人收捡,甚至在针对自杀的研究中,人们都不打算将其作为一个个案。

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个人都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为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提供了生存空间,但仍然有很多边缘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默不作声的穿梭于人群之中,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自成一股气流,像葛蔓这样的小姐、像同性恋群体、像乞丐、像残疾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他们都需要主流社会的接纳与帮助,不抛弃,不放弃,共同奔向美好的明天。

4.2. 理解家庭生活

在《浮生取义》一书中,“过日子”一词贯穿全篇,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过日子就是在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的一辈子中生活的状态,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一个无法再化约的生活状态。在过日子的过程中,人们会经历很多东西,坠露服毒是“委屈”,视为遭到了诸如家庭成员等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公正待遇;好朋上吊是“冤枉”,意为在家庭之外的公共生活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椒兰自杀是为了“赌气”;周流自杀是为了“脸面”;石兰自杀则是因为“想不开”,这一系列的概念组成了中国文化观照下家庭内部独特的权力游戏,意为“家庭政治”,在家庭政治中,个体与家庭成员不断博弈,用自己手中的道德资本,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以实现对家庭及其成员的掌控。个体若是觉得自己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即感觉到在权力游戏中要失败了,就会觉得委屈,进而采取自杀这样的极端手段来赢得权力游戏 ,挣回面子,这也进一步凸显了,现代家庭革命对礼教的破坏并没有使家庭中的自由和情感更容易获得,反而需要通过更多的权力游戏来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诚如闫云翔先生所言: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革,家庭关系的主轴已经由父子的纵向关系变成了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 [7] 在这样的情况下,夫妻关系变成了过日子的主要载体,与之相关的爱情也变得更为重要,现代人以爱为基础连结在一起,促进了家庭的亲密关系。但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村和农业的消失必然对家庭带来巨大的冲击,现代文明会主导我们的行为,长此以往,家将不家,这是我们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警惕的 [8]。

4.3. 寻找生的希望

笔者一直在思考,作者为什么会用“浮生”二字命名呢?“浮生”意味着什么?百度百科释义,“浮生”意为空虚不实的人生,语出《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道家学派认为人生在世空虚无定,故称人生为浮生。

其实很多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空虚而不真实的,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他们的目光很小,围绕在柴米油盐和周围人身上,看不到自己,像方林,由于父亲出轨,还将对象带回了家,方林觉得自己努力守护的家庭遭到了破坏,于是自杀了,他喝下药的瞬间并没有考虑过,以后他的家庭将如何维系;像兰枝,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低,所以她将人生的全部希望倾注于儿子身上,得知儿子屡教不改,多次出入游戏厅,她自杀了,这一刻,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捧在手心的儿子今后该如何自处……如此种种,很多人的自杀,都是因为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几乎无法引人注目的小事,但就是因为这些小事,无数人随之丧命,所以作者说浮生。在这个大千世界里,登峰造极的人少有,多的是芸芸众生,他们会为了茶米油盐而奔走,也会为了阖家团圆而欢乐,更会为了些许小事赌气想不开而自尽,说到底,我们亦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脱不开,逃不掉。在这样的情况下,作者研究华北农村,以小见大,警惕世人,将关注的焦点更多放在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通过那些逝去的人来反思死亡,反思现实,找寻生的希望,实现新生。

5. 结语

读完《浮生取义》一书,内心不震荡的人少有,生命可贵,自杀本就是个沉重的话题,因点滴小事而放弃生命的大有人在,除了感慨,更多是无能为力的悲哀。有人曾经说过:“三十岁前,一切觉得来日方长;三十岁后,一个转身可能就是永远”,笔者觉得这句话很适合用来形容书中个体的人生,在他们的生命中,每一个转身,每一个抉择,都可能成为永远,或许有人比较幸运,重拾生命之后还有下一次选择的机会,但大多数人不会成为那个幸运者。所以,在浩浩荡荡的时间长河之中穿梭,我们应该明白,死亡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或许能挣来一时的意气,但后续的影响是无限大的,有人终其一生,也忘不了在自己眼前逝去的人,世事无常,生命可贵,且行且珍惜。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https://baike.so.com/doc/6973714-10568455.html
[2] 吴飞.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 埃米尔∙迪尔凯姆. 自杀论[M]. 谢佩云, 舒云, 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
[4] 杜鹏. 家庭政治与权力游戏——读《浮生取义》[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 : 197-200.
[5] 窦存芳. 以礼抗争: 乡土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过日子”——读《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J]. 西北民族研究, 2010(3): 151-155.
[6] https://baike.so.com/doc/299530-317067.html
[7] 闫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8] 孙帅. 自杀问题中的家与国——吴飞《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J]. 书城, 2010(3): 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