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了纯真女学生葛薇龙一步步走向堕落、最终沦为高级交际花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身处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们灯红酒绿、萎靡空虚的生活状态。
葛薇龙是一位普通的上海女孩，由于战局缓和，她的父母决定返回上海。而她不愿中断学业，便没有一同返回。迫于学费的压力，她来到梁宅寻求姑母梁太太的帮助。姑母的名声并不好，她年轻时因执意嫁给富翁做四姨太而和家人决裂。丈夫去世后得到大笔遗产的她，过着奢靡荒淫的生活。初次来找姑母的葛薇龙就有着满腹的不悦与委屈。姑母认定她是来找自己索要钱财的，因此说话刻薄，伤害了葛薇龙的自尊心。女佣睨儿在其中调和，葛薇龙才得以道出找姑母的实际原因。而梁太太出于一己私利考虑，同意了她的请求，将她留下并供她继续读书。在入住梁宅后的两三个月内，葛薇龙穿着姑母提供的新衣服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她被梁太太当做幌子，追求她的人最终都落入姑母的情网。在园会上，葛薇龙喜欢的大学生卢兆麟被梁太太横刀夺爱。不仅如此，她还要帮梁太太应付乔琪。但通过几次交往，她萌发了对乔琪的好感。由于抵挡不住对乔琪的喜爱和情欲的诱惑，而委身于他。过后她发现乔琪与睨儿偷欢。第二天出于嫉妒、愤怒和失望的葛薇龙狠打睨儿，大闹一场，并准备回上海。她不听姑母的劝阻，执意购买船票。而在奔波中，她大病一场。病好后，葛薇龙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此地，她依然爱乔琪，更重要的是舍不得这里的奢华生活。她主动向梁太太提出学习成为高级交际花，用金钱来锁住乔琪的爱，很快与之订婚。此后葛薇龙便把自己“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替他们“弄人”或“弄钱”。她对未来充满恐惧，也在自己的堕落中走向了毁灭。
针对《沉香屑·第一炉香》，最早进行文本研究的是梁丽明《悲歌：看<伤逝>、<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性话语》 [1]，这也是最先从女性主义视角阐释作品的文章。自新世纪始，掀起了一阵对《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研究热潮，二十余年来未曾中断，时有批评新作产生。对《沉香屑·第一炉香》进行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哲学角度、跨媒介研究、创作手法剖析等都是进入文本的切入点，其中女性主义批评是研究该部作品的重要视角。多位学者将关注点放在葛薇龙的形象上，对造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从多个角度展开论述。本文将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分为五个方面分而述之。
2. 葛薇龙堕落的发展历程
葛薇龙走向堕落的过程是清醒的、主动选择的结果，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下子滑向罪恶的深渊，而是伴随着苦痛、挣扎与不甘。她在欲望和金钱里迷醉，求学的初心被改变，逐步完成了形象的转变。苗文敬《浅析<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清醒的堕落》 [2] 将葛薇龙堕落的历程划分为四次抉择，分别为：是否进入那鬼气森森的世界、是否接受姑妈安排的生活、是否离开这儿(梁宅)、是否放弃这儿(梁宅)的生活回家。葛薇龙面临多次抉择，但凡任意一次作出正确的选择，都可以帮她摆脱这个复杂而肮脏的世界。
葛薇龙堕落的过程可以被划分得更为细致，陶一权《挣扎与屈服：葛薇龙的心理转变历程——论<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心理描写》 [3] 通过作品中有关葛薇龙的心理描写，把她沉沦的经过提炼为六次挣扎。分别为是否来找姑妈、是否答应姑妈要求、是否打开衣橱试穿新衣服、是否要成为睇睇的替身、是否要离开梁宅、是否同乔琪结婚。每一次挣扎，都是她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可以改变她的命运。但是她在六次选择中都败给了自己的欲望，她的每一次妥协，都带领她不断向深渊趋近。
人物的行为可以折射其内心想法，而人物的所思所想又是透视其性格的重要途径。在研究中，不止一位学者关注到葛薇龙的心理动态。胡小娜《堕落的天使——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葛薇龙的堕落》 [4] 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划分葛薇龙堕落的阶段。该文主要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人格内在结构的三层次并结合文本内容，将其划分为三段，即以色相为本钱的本我阶段、理想的闺秀之路的超我阶段以及理想与诱惑博弈的自我阶段。郑闽思《挣扎与沉沦——精神分析视域下对<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解读》 [5]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该文同样以“超我”、“本我”、“自我”为突破点，将人物行为和深层次的心理阐释相连接，探讨人性本质，直抵内心。葛薇龙一次次地挣扎与抉择，一次次地妥协与屈服，一步步走向那没有光的所在。她的心理转变随事件的发展应运而生，性格与命运也从此发生畸变。
3. 葛薇龙堕落的原因
3.1. 主观原因
葛薇龙最初是一个渴望完成学业、追求爱情、希望自食其力的纯真女孩，但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蒙蔽了她的心灵，对豪华、奢侈的上流社会感到无力自拔。她在自身欲望的支配下，最终走向被人出卖、抛弃的末路。史红华《清醒的陨落——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人物形象》 [6] 认为主观原因包括葛薇龙本质上爱慕虚荣与禁受不住情欲诱惑。贪慕虚荣的本性，是促使葛薇龙走进那鬼气森森却又富丽堂皇的世界的重要原因。虚荣心的作祟，让她渴望漂亮的衣服、昂贵的首饰以及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情欲的诱惑是葛薇龙清醒地走向堕落的另一重要原因。最初葛薇龙心中的爱情是单纯的、注重心灵契合的，乔琪的出现却使她在情欲中彻底沦陷，自愿嫁给浪荡子。葛薇龙所谓的爱情，更多的是风流公子乔琪激发了她在两性情感中的征服欲，她渴望获得乔琪长久的爱，这份“爱”是作为她战胜众多情敌的奖赏。
人的意识分为表层意识和潜意识两种，挖掘潜意识对于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有着重要作用。文中一个情节值得关注，睇睇被赶出家门时，葛薇龙侧过身子，靠在橱门上，不愿意再看她了。林湘莹、缪军荣《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表现》 [7] 指出这是葛薇龙潜意识的表现，表明她不愿面对现实，是一种逃避行为。她由最初的抗拒现实、嫌弃姑妈逐渐转向屈从于现实，向姑妈学习。当她下定决心想要离开姑妈家时，却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也是潜意识对身体的影响，葛薇龙的内心已经离不开这样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了，所以通过生病来拖延离开姑妈家的时间，让她不能真正出走。
3.2. 客观原因
环境对人的影响不可忽视，就葛薇龙生活的环境而言，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是艰难而“荒谬”的。苗文敬《浅析<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清醒的堕落》 [2] 认为当时的社会中，香港算是比较开化的城市，但依然是“女生念了书也不见得到社会上能有合适的工作，经济难以独立，结婚可以说是女性唯一的出路。”女性在社会中生存之路的狭窄，对葛薇龙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限制。另外，葛薇龙的姑妈不顾人伦亲情，用尽心机将她诱入风尘、让她作为自己弄人弄钱的工具。姑妈的算计、引诱，对葛薇龙走上歧路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葛薇龙是没有自身的“主体性”的，精神的“原乡”时时折磨着她。马万里《论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主人公的身份焦虑》 [8] 指出葛薇龙的焦虑在于她真正的“家”在上海，而来到香港后使她成为了异乡人。“异客”的身份、故乡文化的“失语”、无根漂浮的状态让她惶惑、迷茫和怅惘。这也和张爱玲自身的经历相关，使作者从上海外来客的视角冷观香港的殖民世界，呈现出“上海”和“香港”对立的二元世界。葛薇龙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殖民文化的侵袭，赵悦《殖民地的悲哀：从物质到精神的沦陷——以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 [9] 指出在梁宅中，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只剩下互相利用。葛薇龙甘心被“出卖”以获取自身的可利用价值，这种自愿为奴的心态是受到殖民文化深刻熏染的。
对《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研究进一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王娟《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解读张爱玲作品<沉香屑·第一炉香>》 [10] 从萨特存在主义视角补充道，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是外部诱因，文中随处可见香港的繁华，这样的物质生活让人迷醉、无法自拔。作品中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当时正处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激烈交锋的时代。香港深受英国殖民制度影响，呈现出西方文化的种种特点。葛薇龙从上海来到香港，就不可避免地遭遇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结果在她看来，西方文化胜于东方文化，其心理也变得扭曲。如当她带着家里的粗做佣人陈妈去梁太太家中时，看见别人的丫鬟打扮得如此时髦，她几乎无地自容，“原来自己家里做熟了的佣人这么上不得台面！”由此可见，同是佣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在葛薇龙心里对二人的评价悬殊。
4. 特定物品对葛薇龙形象的象征意义
文中出现的一些物品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是借以阐释文本的路径之一。邓如冰《服饰之战：绚烂下的悲凉——析<沉香屑第一炉香>》 [11] 认为文中的衣橱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象征着人难以抗拒的空间环境。葛薇龙正式入住梁宅后，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个衣橱。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新衣服，正是她这样普通的女学生所梦寐以求的。葛薇龙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对衣橱里的衣服一件件地试穿，意味着她接受了梁太太的“糖衣炮弹”，也表明了她的虚荣心开始膨胀、羞耻心的萎靡消失。“葛薇龙在衣橱里一混就混了两三个月”，在这里，张爱玲已经将衣橱无形地放大了。“衣橱”放大看是梁宅，再大是梁太太的交际圈，进而是上流社会贵族阶层纸醉金迷的生活。“衣橱”分割了葛薇龙的世界，她向往衣橱内的生活，认为衣橱内“温雅的空气、无所谓的时间”是十分迷人的。“衣橱体验”是葛薇龙心理变化的分水岭，是她“个人奋斗”的理想对出卖肉体的现实的妥协。衣橱内的世界像一张无形的网，包裹住了她的本心、本性，使她在假象中迷失，继而上瘾。
衣橱中的华美衣裳，是她来到梁宅面临的第一个诱惑。赵雰雰的《锦衣华服皆有语——浅谈<觉醒>与<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服饰意象化对比》 [12] 关注的是葛薇龙身上的服饰。她认为文中的服饰代表了纸醉金迷的诱惑。这些华丽而齐全的服饰像一双双物质的手，将葛薇龙拉向了深渊。随着越来越多的服饰属于她，她的生活也逐渐向奢靡淫逸方向发展，意味着她最终要向姑妈屈服，身体与灵魂都要任其支配。涉世未深的葛薇龙沉湎于衣橱之中，以为这就是理想的世界。其实衣橱之外才是真实的世界，是对她这样一个女孩子而言，即使付出了辛苦劳动也拿不了多少薪水的现实。但是这是一个“新人”应有的生活方式，也是新女性的生存方式，即不再靠婚姻养活自己。这应是像葛薇龙这样普通女孩应该直面的世界，而不是躲进衣橱过奢靡而无独立人格的生活。
除却服饰和衣橱，梁宅的其它物品也对葛薇龙的心境变化产生了影响。葛薇龙一开始进入梁宅是觉得“不真实”的，为了“适应”这种“不真实”的环境，她背负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以折损自身为代价，最终成功地“适应”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杨韵《简析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以环境描写为中心》 [13] 采用整体—局部—整体的原则，选取梁宅中的花园、客室、书斋、客房、紫檀盒子、园会乃至血腥之景进行分析，判断这些景物和葛薇龙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她性格、想法改变的影响。葛薇龙在不断地妥协过程中，自身也已然浓缩于梁宅的环境之中。
5. 与其他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比较
5.1. 与张爱玲其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较
张爱玲的多部作品自成体系，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走向了悲剧的末路，表现了作者对那个无爱时代的无奈和叹惋。李丽娟《徘徊在“有情”与“无情”之间——由葛薇龙与白流苏逐爱历程对照出发探视张爱玲的婚恋观》 [14] 认为白流苏与葛薇龙在各自的逐爱历程中拥有相似的身份，表现出物欲与情欲纠缠的复杂心境，都获取了他人看来“圆满”的婚姻。但相同中有着区别，她们秉持着相异的追求爱情与婚恋的逻辑。在两者的对照中，可以看到张爱玲徘徊在“有情”与“无情”之间充满悖论性的婚恋观。在张爱玲作品中，主人公的女性独立意识的强弱是有所不同的。苗澎萌《论张爱玲小说中都市女性独立意识的书写——以葛薇龙、白流苏、顾曼桢为例》 [15] 通过比较得出，由葛薇龙、白流苏到顾曼桢，这三人的女性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构成了女性自我觉醒的历程，即逐渐勇敢地表达自身诉求，控诉在男权社会遭受到的不公对待。
在张爱玲系列作品中，曹七巧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形象。她是《金锁记》中的主人公，从少女时期的纯真活泼到正常人看来都认为是“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不仅她自己被毁灭，她的儿媳被逼自尽、一双儿女也受到她的强烈控制，摆脱不了人生的厄运。贾诗涵的《浅析葛薇龙和曹七巧软弱与疯狂的双重性格》 [16] 提到葛薇龙和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两个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都具有软弱与疯狂两种看似矛盾的性格。文章分析她们这种双重性格产生的原因，认识到残酷的现实是逼迫软弱的女性走向悲剧的幕后推手，试图从新的角度进一步阐释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审美独特性。向美林《<沉香屑·第一炉香>和<金锁记>互文性分析——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命运与价值》 [17] 认为这两篇作品之间存在多重互文关系，不同于以往直接论述葛薇龙和曹七巧二人之间的共通之处，向美林将葛薇龙和曹七巧划为两代人。曹七巧是姑妈梁太太的化身，而葛薇龙和长安相似，因为葛薇龙和长安都曾追求过自己的幸福，但在长辈的诱骗或操控中逐渐迷失自我。这一类比具有新颖性，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张爱玲的多部作品中，都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成秀萍《男性的放逐与女性的迷失——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18] 一文指出与或是躯体残疾，或是精神“疾患”的男性形象相对照，女性的共同特征是压抑焦虑、缄默无助的，葛薇龙也并不例外。而通过对这两类人物的刻画，反映了作家描摹现实、抒发自我情感的创作心态。
5.2. 与中国其他作家作品中的人物比较
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作家在情感和精神上因性别而能够产生默契和共鸣。陈娇华《试论张爱玲对丁玲创作精神的承续——以<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梦珂>为考察中心》 [19] 认为《沉香屑·第一炉香》在情节模式、内涵意蕴和艺术表现多个方面对《梦珂》有所承接，在人物上都是运用了“出走——沉沦”模式，表达了两位作家的性别关怀。宋卫琴《梦想到幻灭的不归路——梦珂与葛薇龙》 [20] 认为二人虽然都有强烈的物质欲望，但梦珂仍有羞耻心，内心还会挣扎，而葛薇龙面对着比梦珂更为巨大的诱惑时，受到迷惑，无力离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除《梦珂》外，还有着一众和葛薇龙有相似性的女性形象。武兆《被异化的人格——陈白露与葛薇龙艺术形象研究》 [21] 将葛薇龙与曹禺《日出》中的主人公陈白露作对比，指出曹禺通过陈白露的悲剧命运控诉了黑暗社会的罪恶，拒绝了陈白露的堕落，让她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张爱玲则顺应了葛薇龙的选择，使其自愿接受人格的扭曲。在主题上，曹禺的《日出》延续的是五四以来批判与揭露的主题，而张爱玲则通过葛薇龙形象表达了对现代人生的悲剧思考，主人公最后心甘情愿地进入了资本交换模式。该文寻找的主要是陈白露与葛薇龙之间的不同点。张康妮《都市欲望下的病态心理——谈陈白露与葛薇龙的人生悲剧》 [22] 比较了陈白露与葛薇龙的共同点，她认为二者无论是自身成长遭遇还是心理的发展变化都有相同之处。并且都是借主人公展现大都市声色场里人性的扭曲与情欲的挣扎，进而展现出畸形都市生活的原态。
在与“五四”文学传统的联系上，范伟《文学现代性的两副面孔——论巴金<憩园>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文学史意义》 [23] 认为，巴金在《憩园》中依然恪守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即个人本位取代家族本位的启蒙现代性。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葛薇龙则选择放弃个人自由。张文和范文都认为《日出》和《憩园》依然遵循着“五四”文学传统，而《沉香屑·第一炉香》已经与“五四”文学传统有所不同。张馨予《1943年：五四“自由恋爱”题材的显现——从<小二黑结婚>和<沉香屑·第一炉香>谈起》 [24] 认为《小二黑结婚》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从乡土和城市两个维度在婚恋题材上对“五四”传统的改造，葛薇龙在自由恋爱泛滥的思潮中迷失了自我，受到金钱的“异化”，但丰盈的物质并不能填满其孤独的内心，写出了都市人空虚的心灵。
葛薇龙可以作为出卖身体的女性来看待，这就能与风尘题材的作品产生联系。《沉香屑·第一炉香》和老舍《月儿牙》的比较，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黄静《性别立场下的欢场女性堕落母题书写——比较<月牙儿><人与女人>及<沉香屑第一炉香>》 [25]、胡群慧《女性堕落文本的互补性阐释——<月牙儿><沉香屑·第一炉香>比较》 [26] 两篇文章都指出《月牙儿》和《沉香屑·第一炉香》有着文本阐释上的互补性，可作为女性性格畸变成因的内外对照。厉倩《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赵二宝与葛薇龙悲剧命运之比较》 [27] 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葛薇龙作比较，二人都是“弄钱”“弄人”，却以飞蛾扑火的姿态面对所谓的爱情，一边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一边又想摆脱不耻的身份，让人感到可悲、可怜。
5.3. 与西方作家作品中的人物比较
葛薇龙显现出的性格特征、人性弱点和悲剧命运，具有普适性。这也意味着张爱玲的作品具有“世界性”，葛薇龙可以走出国门，与世界文学中塑造的人物相类比。回溯世界文学史，《沉香屑·第一炉香》和英法小说有着一定联系。祝宇红《<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多重主题及其英法小说谱系》 [28] 指出在人物形象、情节设置和道德主题上与英法“少女涉世小说”的相关内容上不尽相同。文中以《危险关系》《玛丽亚娜》《茶花女》《曼侬·莱斯戈》《一位女士的画像》等多部作品和《沉香屑·第一炉香》相比较，认为其延续了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小说的传统，又能从中国特色出发，赋予历史悠久的“涉世小说”“诱惑小说”以新的内涵和活力。
而在外国创作群体中，萧伯纳是张爱玲推崇的作家之一，对她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娟《<沉香屑·第一炉香>与<华伦夫人的职业>比较论——张爱玲接受萧伯纳影响之一例》 [29] 细致地分析了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薇薇和薇龙在名字、年龄、身份、境遇等方面的相似性，也指出二者性格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人最终结局的不同。潘紫霓《试析<沉香屑·第一炉香>对<华伦夫人的职业>的重写——兼论萧伯纳对张爱玲的影响》 [30] 认为《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对萧伯纳名剧的重写，二者存在互文性，对女性堕落的描写都是从人物同外部世界的抗争，进而潜入内心世界的挣扎。
陈洁《天使的沉沦与救赎——伊薇特与葛薇龙之形象比较》 [31] 将莫泊桑《伊薇特》中的主人公与葛薇龙作比较。她认为《伊薇特》与《沉香屑·第一炉香》两部作品都关注了上流社会交际花的命运这一相同题材。小说的女主人公伊薇特与葛薇龙在各自的沉沦与救赎的人生历程中，走向了共同的人生悲剧。通过对两位女主人公的比较，文章阐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两位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不同而产生的社会文化差异。吕艳《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葛薇龙与利蓓加性格的异同》 [32] 以梅克比斯·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中利蓓加和葛薇龙相比较，从女性经验出发，认为两人都有敢于冒险和“游戏人间”的精神。这是对葛薇龙性格特征的新的发掘点，“冒险”精神是理解其行为的又一切入点。
起点相同的两个人会由于种种因素走向不同的结局。伍尔夫长篇小说《远航》中的主人公雷切尔·温雷克和葛薇龙在成长之初颇为相像，她们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家教严格。成长过程中由刻板的姑妈带大，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闫晓茹、段艳丽《何处是归程——<远航>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女主人公成长历程对比分析》 [33] 指出虽然她们在初期是相似的，但后期进入的场所、遇到的领路人和恋爱对象的不同，导致她们的人生产生了差异。可见环境以及所遇到的同行者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进入到负面的场域，与贪图享乐之人为伍，自身很难抵挡住诱惑、做到“出淤泥而不染”。
从神话原型的角度看葛薇龙形象会得到新的启发。左树涛《浅析<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神话原型》 [34] 中将月亮的阴晴圆缺同葛薇龙的命运和情感相融合，葛薇龙的人生是一出“嫦娥奔月”式的悲剧。魏冰心《凯蒂同葛薇龙形象之比较》 [35] 通过命运悲剧、神话原型和新旧文化冲突三个角度对《喧哗与骚动》和《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女主人公进行比较，发掘人物形象之下中西方文化层面的相似之处。
6. 葛薇龙形象的意义
在张爱玲看来，上流社会的女性都是可怜又可悲的。张金娣《试析葛薇龙的悲剧色彩》 [36] 中提到，她们像寄存在男人身上的“寄生虫”，必须依附于男性生存不可。为了满足强烈的物质需求和自己的虚荣心，她们不惜抛弃真情和牺牲青春，宁可众叛亲离也要过上“优越”的生活。如行尸走肉一般的她们，戴着华丽的面具，内心却是无比的空虚和寂寞。
史红华《清醒的陨落——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人物形象》 [6] 认为在张爱玲的眼里，葛薇龙只是一个普通人，正如作品开篇所说：“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她有着众生皆有的七情六欲，不过按照世俗的要求和自己的常识处世行事。正因为是普通人，才具有典型性。她身上的弱点是人类共同的弱点，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张健《对欲海沉沦众生悲剧的怜悯之情——论<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的悲剧原因及意义》 [37] 认为张爱玲对葛薇龙并没有持简单的道德价值判断，她在剖析葛薇龙人性弱点的同时，超越了葛薇龙本身，对人类众生命运的悲剧性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人”的悲悯之情。
通过上面的文章可以了解到张爱玲本人对葛薇龙形象的态度是既批判又同情的。葛薇龙形象揭露了人性的弱点，在物欲与情欲中苦苦挣扎，对其过分地追求会使自己陷入泥淖中不可自拔。同时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以及生活环境，未能给女性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以使其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作品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强烈抨击。这是葛薇龙形象的文本意义。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作者并不支持拒绝物欲的爱情，并承认对“华服美食”的追求是人性所致。但张爱玲也指出人为了满足“爱欲”和“物欲”，往往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走到曾经目标的对立面，与过去的自己相割裂。回首一望，满目苍凉。这让我们通过葛薇龙的不幸来联系自己、反省自己。王丽《解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形象的现实教育意义》 [38] 警示当今女性应当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树立正确的物质观和爱情观。对于女性而言，葛薇龙形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7. 结语
近年来，对于葛薇龙形象研究的不断深入，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采用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等视角均有重要发现。但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
第一，对于张爱玲题目选择的研究较少，在本文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的中间部分没有再提过。已有研究中将“月”作为神话原型或是象征意蕴与葛薇龙的命运相连。那么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那么铜香炉、沉香屑与葛薇龙形象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作者因何要起这个题目，具有何种象征意义，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寻的。
第二，《沉香屑·第一炉香》作为一部“成长小说”，葛薇龙堕落的历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是学界对此关注较少。虽然作品创作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但其中融入的性别关怀有着跨越时空的力量。应根植于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张爱玲对于人性和现实的深刻剖析，分析出葛薇龙形象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充分发挥文学的教育功能，净化人们的心理空间，提升抵御诱惑和风险的能力。
第三，对于葛薇龙人物形象的研究，学界目前基本上都是单纯对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解读，较少有从作家论的角度分析，张爱玲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这些是否影响她的创作视野和思考空间，是否对她创作葛薇龙形象的心理产生影响。研究者应做到文本细读与综合分析相结合，把握张爱玲创作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