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虚无主义的症结
现代科学理论对外部世界的精准描述使得人类在技术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得以更加有效地改造自然，由科学研究范式主导的理性主义也因此在思想领域更具有独特的说服力，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诚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推进了现代主义的“祛魅”，但也让西方世界在“上帝之死”过后紧接着经历了“人之死”，这里既包含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主体之死，也包含现实意义上的人之死。
许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个人主义、工具理性、极权政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贬低，造成人类意义感的普遍缺失，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性的隐忧。如何抵抗虚无，成了现代人亟需解决的问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伯格森、萨特、福柯等非理性主义者纷纷涌现，他们认为理性本体论将人抽象为单纯的理性人，抹杀了人的感性存在，那种逻辑的、规范的理性认识形式不能把握那些独特的、内在的生命体验，更无法把握生命的意义。
从现实表征来看，虚无主义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生存世界存在的无意义感。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和工具理性的高度统摄之下，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神话的消解将主体直接导向虚无主义，在这样的视角下看待这个世界，人只不过是宇宙中最微不足道的“原子尘埃”。根据物理学质量守恒定律来看，所有能动的物质最终都将消逝，“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反问让人无法回答，价值和意义变成虚构从而不值一提，主体对伦理和生命的普遍漠视成为现代性社会最大的危机。
第二，自我生命存在的无意义感。由于自我始终是身处环境中的自我，世界意义感的丧失反映到自身就表现为自我价值的否定。现代战争的残酷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人们心灵由此遭受的巨大冲击和震撼迫使人们开始警觉“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二战之后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生活在原子恐怖、种族歧视、女权运动等等社会环境之下，对社会制度、道德准则、艺术形式等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怀疑之外，他们以反叛的姿态挑战主流社会：不修边幅、蓬头垢面，然而骨子里愤世嫉俗。” [1] 西方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掀起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拒绝“宏大叙事”，强调“个体关怀”，试图以一种极端叛逆的方式焕发生命力，抵抗虚无主义。
从根本上看，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与自我，这就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认知模式的主导范式有关。近代以来，机械论视角下的人被视作精妙的机器，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认为知觉与动作、记忆与行为、情绪与反应等都是观念的“联想”，提出联结主义的观点。桑代克则进一步认为人与动物学习的基本形式乃是试错，即在众多情境反馈中选择正确反应，形成稳定联结。行为主义者斯金纳在巴浦洛夫的条件反射的基础上提出“操作–强化说”，认为行为结果的正向反馈会使得行为得到强化。经典认知心理学摒弃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模式，认为身心关系类似电脑的硬件和软件，认知则是一种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程序，在知觉和行动之间有一个中枢信息加工系统，由此心智可以被理解成软件性质的某种程序或算法。从联结主义到行为主义，乃至经典心理学的计算机模型，都强调知觉和行动的分离，然而实际上却都仍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式的模式，在这样的认知模式主导下，我们能够看到现代社会对虚无主义的抵抗都是将知觉感官作为支点。
2. 释放感官：药物救赎与生存美学
在极度“精神痛苦”的社会情绪之下，让人能够超越自我，逃离现实的迷幻药看起来更像是一副镇痛药和麻醉剂，是科技时代的“灵丹妙药”。高度提纯的致幻剂完全是现代化学技术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LSD崇拜热潮。LSD学名叫做麦角酸酰二乙胺，是一种强力致幻剂，由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霍夫曼于1943年成功提取，只需要0.1毫克，就能对服用者产生强烈的致幻效果。1960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莫西·利里开始研究墨西哥毒蘑菇里的致幻剂，经人介绍接触到LSD，一下子便了爱上了这种致幻剂，认为这种药品是治疗抑郁症的灵丹妙药，开始对其深入研究并致力于向大众宣传和推广。他在1967年美国“人类大聚会”上挤入人群中激情演讲，用了三个短语形容服用LSD后的感受：“Turn on (聚神)，Turn in (入世)，Drop out (出离)”，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年轻人收到鼓动，LSD一夜之间渗透到音乐、美术、电影等文化领域。
赫胥黎在《知觉之门》一书中声称：“绝大多数的麦司卡林服药者所体验到的，仅仅是精神分裂者所感受的天堂那一面。只有那些近期得了黄疸病，或长期消沉、焦虑之人，才会在服食此药后感到地狱和炼狱的存在。假如具有一丁点儿其他毒品的威力，那么麦司卡林早已因其毒性而声名狼藉了，甚至仅仅是服药本身就足以引发焦虑。但是，那些理智的健康人先前就已经知道，就自身而言，麦司卡林在被服用八九个小时后，药效就会消失，不会留下任何宿醉感，也不会因此引起人再服一剂的瘾。” [2] 他在书中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实验者”的服药体验，并且认为这种致幻剂与毒品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不会使人上瘾，又强调这种药物见效快，且不会像饮酒那样引起不良反应。他的这种说辞已经足够让读者们跃跃欲试，然而摇滚乐的疯狂和激情与LSD更像是天生一对。
迷幻音乐、迷幻文学、迷幻电影等的兴起，迅速在社会文化领域掀起“迷幻文化”的狂潮，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致力于表现致幻后的那种惊异、迷乱、荒诞与虚无的感觉。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著名摇滚音乐人，为了寻求灵感带头服用LSD，创作出许多虚无缥缈风格的音乐向粉丝们展现幻觉世界独有的魅力，他们甚至成了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更多的年轻人因此受到鼓舞。“LSD幻游”很快成为一种时尚，社会上各种犯罪率飙升，美国的学者在那一代美国的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希望，只有放纵与狂欢，因此批评他们是“垮掉的一代”。
大量药物滥用的案例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能控制生物化学机制催生的欲望，曾被视作解药的致幻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药物救赎的美好设想随着各国政府对其加强监管而宣告失败。就像莫西·利里在大会上说的那样，服用药物的做法本质上入世的特性更强，每个个体都十分活跃，以超越普通人的激情和狂热融入共同的亚文化群体。相比之下，通过传统的哲学叙事参禅悟道的方式就成了一种出世的选择。
几乎与披头士群体同时出现，60年代美国社会兴起一股“禅宗热潮”。和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马歇尔·福柯同样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把人当作历史进程中的无意识客体是荒谬的，强调个体感受的重要性。他早期的作品着重分析了现代主体是如何形成的，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使人转变成了“知识型”的主体，“认识自己”变得比“关心自己”更重要，现代知识更加成为一种规训人的权力，因而个体在生存层面感受到的痛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在深入考察了知识和权力是如何对现代主体进行塑造的之后，他提供了一种破局的可能——生存美学。
不同于艺术鉴赏，福柯主张生活的艺术化。他指出生活的意义只在生活本身，因此人不是应当发现自己，而是应当发明自己、创造自己。为了实现“关心自己”的目标，主体需要有“自我技术”，包括“沉思的技术、记忆过去的技术、良心考验的技术、根据表象对精神的表现来检验表象的技术” [3] 等，通过自我技术，将个人生活本身变成艺术的，肯定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这实际上就是将现代社会知识权力规训下的主体完全解放回归到古希腊时期的伦理主体、道德主体。虽然福柯的“生存美学”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与禅宗自我修行十分相近，但从感官角度来看二者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就此而言，“生存美学”仍是对美的感官的放纵，而禅宗则主张要超越感官。
3. 超越感官：禅宗哲学的精神自洽
精通英语的日本禅师铃木大拙翻译了多本禅宗著作，将禅宗思想传播到了西方世界并在西方世界引起一波浪潮。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只是需要开悟，故而亦称作“佛心宗”。“禅”是梵文“Dhydna”的简称，意译为静虑。禅宗代表经典《六祖坛经》记录了禅宗六祖慧能讲禅的一些内容，《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等都集中体现了禅宗的思想。大体来说，禅宗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禅宗主张以内观智慧来体悟生命，超越世俗感官。内观不是以眼看，而是注重当下体验，以心静观，在心中经历沧海桑田，使物仍是其所是。注重主体所在的场域和处境的影响，生活的意义只在生活本身，而不在此之外，因此绝不可能向外求来，这就表现出其对过度叙事的隔绝，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悬置”和“关注事情本身”的思想在这里可见端倪。
第二，禅宗超越语言逻辑的束缚，强调语言的不可言说性，故而“不说破”。“开口即错”“说似一物即不中”，往往将道理置于生活通过公案来表现，内容多以故事和对话的形式展开，强调对人的启发和开悟，并不将大道理直接说明，更乐于发人深省，以至开悟。“禅师不说破，其目的是让学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自悟，明心见性。” [4]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解释学与禅宗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出于对语言的不信任，公案中的语言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怪诞叙事风格。譬如问：“如何才是古佛心？”答曰：“镇州萝卜重三斤。”这种语言风格的怪诞性与隐喻性往往使人捉摸不透却又觉得妙在其中。
第三，禅宗认为现实的相乃是虚幻，因而可以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宣化法师在解释《金刚经》的名言“一切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时说：“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是真空妙有的，并不是相上来用功夫的。” [5] 世间万事万物不过是“缘起性空”，事物的本质就是空，因而“万法皆空”，强调无我性、无常性以至无拘无束，通达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也正因如此，禅宗敢于突破传统，“呵佛骂祖”，这在佛家其他教派乃至世界各国其他宗教都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请，这里不妨借用拉卡托斯说的“Anything goes”作为禅宗修行者的行事准则来阐释其“我空法空”的理念。
第四，不同于其他宗派，禅宗最核心的观点体现在《金刚经》的八字箴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这并不是说将世界一切都消解成了空之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而是说原本俗世的执念和烦恼在梦幻泡影般的世界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不仅仅是从宏大的时间观来看是如此，从空间上看亦是如此。因此要有平常心，出世式的修行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显得愚蠢，要入世，在世间参禅，如此生活便能重新焕发生机。
综上来看，禅宗主张以内观智慧来体悟生命，注重当下体验，试图超越世俗感官。同时强调语言逻辑的局限性，大道理“不说破”，讲求“顿悟”和“随缘”。并且认为世间万物只是虚幻，事物生灭流转只是“缘起性空”，因而敢于破除“一切有为法”和“我执”，以至行事无拘无束，通达绝对自由。与虚无主义不同，禅宗对事物的把握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虚无，而是通透和有生命力的空幻，是对世界的消解和重新确认，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凤凰涅槃的力量。然而禅宗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身体和感官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先天认识形式，决定了人只能在忍受的基础上有限度地超越感官，完全超越式的生活方式最终仍是不切实际的。
4. 欺骗感官：媒介建构的超真实世界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论是通过药物致幻、艺术审美、还是静虑自省，摆脱虚无主义的关键都在感官上，绝对放纵感官不行，完全超越感官也不可能。现代媒介技术的救赎之道正是试图通过技术欺骗感官，用数字与信息构建起更加真实的虚拟世界，构建起一个“超真实”的意义世界。
现代人生活在高度发达的新媒体技术与网络信息融合的社会，原本要求主体的“在场”，变成了“在线”，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也早已变成了现实，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现代人已然生活在虚拟之中。时下正在兴起的虚拟现实技术与“元宇宙”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于现实的真实的虚拟世界。我国学者周逵认为：“诚然虚拟现实是新媒体技术的前沿领域，但纵观人类的媒介技术史，无论是通过抽离或具象的艺术创作——如写作、绘画、雕刻、戏剧，还是通过现代的视觉技术——如照相、电影或电视，人类一直在寻求通过艺术或技术的方式再现现实。‘在彼处’(being elsewhere)的感官体验的实现不局限于任何媒体形态，将人的身体或心理沉浸于某个由媒介建构的虚拟现实空间中的做法自古有之。” [6] 回顾梳理口语时代、前工业时代、电子媒介时代、计算机虚拟时代等不同时期媒介技术对现实的再现，不难发现虚拟化始终是暗藏在媒介形态发展背后的主脉络。
“虚拟世界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讲故事、绘画、雕塑、戏剧、手稿、印刷术摄影术、摄像术、电气化、广播、计算机以及互联网，作者布拉斯科维奇(Jim Blascovich)和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在《无尽的现实：化身，永生，新世界，以及虚拟革命的黎明》(2011)一书中，认为这些媒介的效果与南美原住民煎服的“死藤水”(可使人产生幻觉，陷入所谓的“通灵”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并无二致，都是允许人们从脚下的物理世界凌空而起，抵达另一个幻想世界 [7]。作者将媒介视作某种“致幻剂”，敏锐地看到了媒介和致幻剂的某种共同追求。以拜伦森的这种观点来看，人类历史上所有媒介的指向最终都是为了建构起一个个虚拟世界，较好的媒介好就好在能够让人更轻易地从贫乏的现实世界通往充满意义的幻想世界。就此而言，沉迷于艺术与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与沉迷于酒精、香烟乃至致幻剂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大致梳理媒介技术的发展史，我们能够看出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媒介形式都显示出其虚拟化倾向，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整体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语言和文字的记录使得以往的感知和经验可以跨时空流传；西方绘画艺术中的透视画法以及全景式画法与现代虚拟现实技术追求的“沉浸感”如出一辙；照相术和电影的发明已然将再现现实的技术发展到极致进而转向“再造”；电子信息技术通过编码与解码的再现方式因而将现实变成可修改的。因此，每一种媒介形式内部也都天然有着“还原”和“超越”两种指向，根据不同时期媒介模仿水平的不同，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划分媒介发展阶段的“拟像理论”。他说：“存在三个层次的仿真，它们与文艺复兴以来价值规律的不断变化相对应：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
——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前时代的主导模式。” [8]
他还列出了一个拟像的发展序列：“形象的承递阶段如下：1) 它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2) 它掩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3) 它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场。4) 它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纯粹是自身的拟像。” [9] 鲍德里亚认为真实的应当是基于“符合论”的，即可以被对等再现的东西，拟像发展的四个序列，对应着不同社会生产时期不同的“模仿”水平，发展最终的“拟像”阶段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事物的模仿，而是对“模仿物”的“再模仿”，因而成为一种“超真实”。在鲍德里亚看来迪士尼乐园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超真实世界，里面的卡通角色形象都是虚构的，却又与外部现实独立隔绝开来变成再造和真实的，因而由媒介建构的一整个魔法世界就是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在虚拟中承载着意义。
这种方式本质上仍是借助虚拟来抵抗虚无，然而超真实世界离不开媒介建构，媒介技术的高度发达是超真实世界的物质基础。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数字技术结合影像传媒等领域的发展，使得对客观物理世界的模仿能力达到极致，原有的真实和虚拟的关系被模糊甚至逆转，一个超真实的世界由此得以建构起来。
5. 结论
综上所述，放纵感官、超越感官、欺骗感官的方法本质上都预设了身心二元的认知模式，从感官出发，用虚拟抵抗虚无。看起来每一种方法都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相对有效，然而又都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关键在于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更是社会中的人，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人的社会属性会进一步加深。从感官出发，个体关怀继而演变成个人中心主义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也变成自设因而是利己主义的，其结果必然导向个体生存的无价值和意义。因此，应当重新思考自我的身心问题、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消解虚无主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