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了数字信息化时代的序幕，随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渐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当下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理解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新型“资本–劳动”关系？生产力是客观中性的存在，它与不同的使用形式相结合就形成了特定的生产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多次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这一概念，并强调要将其与机器区分开来，将矛头对准机器的社会使用形式。在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不可调和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广大劳动力被数字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更为隐蔽，分析其出现的新变化是研究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2. 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主义资本和劳动的新变化
2.1. 数字经济的发展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
在数字经济时代，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日益商品化、资本化，数字技术不断向企业化、系统化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 [1]，那么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数字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又是以什么作为起点呢？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重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也发生了变革。
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2]。”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劳动方式的产生，数据渗透融入在土地、劳动、资本品等各类生产要素中，各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改变。劳动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趋势愈加明显，数据商品、知识、技术等非生产性材料的地位在也日益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3]。”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既是以往活劳动的成果，也对之后的活劳动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解放生产力这一角度来讲，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在下调企业中运营管理费用占比的同时能有效整合重组、合理配置劳动各要素运作，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和劳动效率。就生产关系的重塑而言，雇佣的形式和生产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不同于以往狭义的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单一区分的劳动形式，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限模糊，劳动者更加注重自身创造性能力和独立思维的塑造。
2.2.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新型资本形态的产生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普遍化应用，不仅使得生产力在质的方面飞速发展，而且也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的价值量、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催生了数字资本的产生。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平台、数据以及数字技术人才都是形成数字资本的重要因素，数字资本在社会生活、生产中的影响支配日益增强，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众多领域的新变革。数字经济消费模式多样化、个性化，改变了数字经济和流通方式，同时各种生活服务的在线平台也迅速抢占了市场。社交网络、社交多媒体和在线游戏凭借丰富的在线资源和实时交互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数字经济也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数字网络的出现，全球化不再局限于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而是在时空的维度改变了世界市场格局和国际分工；数字经济使得经济贸易的空间扩大、贸易时间和距离缩短，全球贸易规模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数字网络技术的支持下，跨国公司的远程管理成本显著降低，企业活动的范围日益全球化。
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数字霸权，如席勒指出的，“在数字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大量源源不断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被收集、被更新，其实它们都是为大企业和政府机构所用” [4]。数字资本的规模扩大控制支配数字化生产，发达的数字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推销数字产品，实现数字跨国公司合作，利用自身优势抬高商品定价，占领控制弱势国家市场，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对其他国家的技术进入实行限制和制裁。数字信息技术为数字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劳动日趋数字化、商品化，劳动范围扩大使得数字资本可以快速高效地搜集、处理数据信息并服务于资本增殖和积累。
2.3.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劳动的新变化
其一，突破传统时空限制，劳动方式日趋灵活。农耕文明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扛着锄头在田野中劳作；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则按照规定时间上下班，以工厂为主要劳动地点，使用机器进行规模生产；而在数字信息时代，数字技术打破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机器和社会分工对物理工作空间的限制，劳动者之间、与客户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不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劳动者与资本家以往提供的生产设施、设备的直接接触不再必须，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劳动者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工作场所，劳动者工作的自主性、工作时间的自由度显著提高。同时，劳动就业身份更加灵活。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灵活就业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人们可以充分挖掘并发挥多样化的个人能力，同时从事多份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工作。
其二，劳动分工的精细化、智能化。随着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需求的不断扩大和变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链不断拉长，产业门类日益增多，产业结构日趋高度复杂，旧的劳动形式被淘汰，新的劳动形式大量涌现，劳动日趋多样化。此外，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劳动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繁重的人力劳动占比正在减少，依赖互联网的数字管理和科技服务业占比也在增加。科技劳动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劳动中，科技劳动不仅作为生产劳动参与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而且科技工作是复杂的劳动，比普通劳动者能够创造更多的劳动价值。科学技术在创造社会财富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使劳动智能化、科技化，满足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多样化需求，激发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其三，劳动在日益灵活化、新型化的同时，不稳定性和非标准性成为焦点。以零工经济就业模式为基础的新型就业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劳工按需工作，如快递、外卖和家政服务。然而，这种就业模式带来了许多问题和风险，例如工作收入和相关福利的减少、安全感的降低、工作时间的增加和工作掌控感的减弱。劳动者根据需求工作，片面认为完成的任务越多就赚得越多，但是平台资本却可以通过压低每单任务的价格或其他手段，让劳动者付出的更多劳动成为无偿劳动。而且企业不用用人力管理对劳动力进行监督管理，不用承担一部分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是劳动者权利的损失。而且，按需劳动会导致企业提高工作强度，会激化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引起劳动力价格下降。
其四，劳动生产关系虚拟化，创造出虚拟价值。数字技术通过虚拟空间生成虚拟经济世界，各种数字经济关系在虚拟空间中远程、非接触地产生联系。数字生产要素通过控制数字虚拟机(如程序)来执行生产活动，然后将指令从虚拟机发送到生产工具(如工人和物理机器)。数字化生产要素不再受地理位置或潜在物理配置的限制，数字化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也不再受时间的限制，最后，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相互结合，重构在线虚拟生产过程，形成数字产品。这种生产经营模式是数字时代传统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最终形成虚拟数字产品或具有物理载体的物理产品。基于这一过程的生产关系，构建了各种虚拟关系载体，如虚拟企业和虚拟市场，它们是传统生产方式虚拟化的体现。
3.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资本–劳动”关系的新变化
技术进步背景下数字资本主义“资本–劳动”关系矛盾仍存在加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数字劳动包含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下的“资本–劳动”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和新变化，但究其本质都是数字资本的隐蔽剥削。
3.1. 雇佣劳动过程中的“资本–劳动”关系
马克思指出，“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 [5]。数字资本家通过剥削雇员劳动来获取剩余价值，这也是使得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基础和前提。
其一，传统生产领域。依托于数字技术，传统生产领域中的生产日趋智能化，生产设施、设备和生产流程实行智能管理，每一道工序运转更高效、可视化水平程度提高。借助智能数字管理系统，探索推进新的应用场景，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的系统性融合，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应当注意，生产效率的提升也意味着工人单位时间所生产出来的价值数量增多，但其所包含的价值量在减少，从而劳动力的价值也在相应降低。虽然智能设备代替了人类的一部分工作，但劳动者从事着流水线般的规模化生产作业，他们只是被动地进行程序化所设定的规范操作，其自身的创新能力被弱化了。同时，与以往传统人工监管相比，智能数字系统能够让资本家全天候实时对生产线上的工人进行监督和控制，劳动者的所有操作行为无时无刻都被记录下来，无处不在受着监管，这种无形的压迫也给工人增加了心理负担，也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其二，数字科技领域。不同于传统工业的就业方式，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多样化的雇佣方式，不受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束缚，劳动变得更加自由，数字技术工人可以在数字企业工作，也可以居家办公，或者是图书馆、咖啡店等非固定场所自由选择便捷工作的地点。工作时间也日趋碎片化、零散化，随时随地办公随处可见，看似给了技术工人很大的自由空间，但实则模糊了劳动者休闲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增加相对剩余时间。“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 [6]。”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最大限度占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使得资本家实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更加隐蔽化。不同于传统企业规模化生产，数字科技企业注重企业创新，尤其技术层面的创新进步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以对技术工人也有了新的要求，他们不仅要创造足够的剩余价值，还面临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和负担。
其三，平台零工经济领域。“零工、散工、短工是相近的概念，均指劳动者依据雇主的需求和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劳动，具有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7]。”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现今社会涌现出很多如外卖、快递、家政、代驾和网约车等新业态，数字经济时代下平台零工劳动者呈现出与以往传统零工不同的特点：一是零工劳动者与互联网平台之间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得不到相应的劳动保障。二是零工劳动者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弹性和灵活性较高。三是零工劳动者需要掌握基本的数字处理能力，服务绩效和满意度评价均是源于线上客户群体。
以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网约工，在劳动过程中有一定的独立性，占有基本的劳动工具，工作时间、地点灵活自由，但其劳动在社会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上都从属于资本。平台利用算法精准地将订单推送给零工劳动者，对他们进行劳动分配，消费者在线上将配送费、里程费、时长费和服务费等费用结算给零工劳动者，平台抽取其中的部分费用作为提成，直接占有剩余价值。此外，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8]，但是资本的运转离不开劳动，抽象劳动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创造的源泉，具体劳动则创造使用价值，劳动本身的存在能够使潜在性的资本变为现实性的资本。数字经济新业态下，零工劳动者平均工资不低，但是他们与平台在沟通协商时也时常处于弱势地位，缺少有效表达对平台在提成、管理等方面诉求的渠道，缺乏必要的职业安全保障。
3.2. 非雇佣劳动过程中的“资本–劳动”关系
数量巨大的作为非雇员的数字受众劳动者，使用自己智能终端和相关网络设施在平台上表达情感、记录生活、资源共享、社会交往等一系列行为，如人们在微博、微信、小红书、抖音、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以短视频、vlog、图片、文字等多媒体形式即时分享、交流互动。数字资本将自媒体运营与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利用数字受众劳动者发布的优质内容形成自身资源，吸引网民的点击量，给平台带来流量。在社交平台浏览的时间和数量越多，所产生的数据就越多，数字资本将这些流量用户的数据转化成商品出售给需要曝光度的广告商，以获得高额利润。
马克思在描述资本积累周期形式时候，界定的模式为：M-C…P…C'-M'。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资本积累周期变成了：M-C…P1 (v1, c)…P2 (v2 = 0)……C'-M'。其中，产品(P1)不是商品，而是“免费午餐” [9]。数字公司霸占了数字劳动者无偿创造的大量时刻处于完善更新的数据信息，并且还无需向数字劳动者支付酬劳，数字用户的无偿劳动为数字资本家创造了丰厚的剩余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数字化非但没有减轻资本主义对民众的剥削程度，甚至还以数字媒介为手段，把人们生活的全部领地都纳入资本的内在化领地 [10]。”应当注意，这种无偿劳动也不受时空限制，模糊了工作和休闲的界限，使生活和消费都具有生产性，让数字受众劳动者的日常都变成了平台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而且这种剩余劳动所占比远远超出必要劳动的比重。
4. 数字时代构建和谐的“资本–劳动”关系面临的路径选择
4.1. 完善企业数字管理制度，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当前，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网络技术不断涌现且快速发展，进入数字时代后，企业内部的运作效率及人才流失、劳工合法权益受损现象日益增加。同时现代企业管理理念落后，传统管理理念存在管理不够科学、用人缺乏体制，导致员工薪资待遇发放不科学、工资结构不合理、面临用工难和留人难等问题。因此，企业数字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更为紧要，让每个环节愈加合理化，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第一，创新企业管理网络化。企业应充分运用网络移动终端完成招聘工作，例如，通过线上面试，平台获取人才信息数据进行人员选拔，不仅能够提升人才招聘的工作效率，还能为企业节省时间与成本。另外，企业可以利用远程教育模式对员工进行培训，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创新员工的绩效考核方式和企业管理教育评估模式，主动获取有效的实时信息，利用组建员工管理教育平台的共享信息，充分掌握员工信息的管理数据，根据企业发展的要求随时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第二，构建管理交互社区。企业应在数字时代及时把握机遇，建立企业自身的网络社区。在即时通讯软件和移动社区终端逐渐成熟的基础上，将移动终端与网络社区相融合。管理者使用数字化管理终端去监管企业的员工是否按时上班、业绩水平是否正常、生产流程是否顺利。根据这些数据，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劳动者使用企业数字管理平台进行工作时长打卡，提交业绩内容，发布创新想法，形成劳工交互平台，更有益于团结企业内部，管理者更方便与员工沟通，促进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发展。
4.2. 完善劳动法律体系，规范劳动立法建设
数字技术的革新和经济市场的发展使得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多样，劳动领域产生了许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肯定以往劳动立法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可以看到现行劳动法律体系还是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立法仍具有可完善的空间，各法律法规间的协调性也有待加强。
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零工劳动者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人员的就业关系认定存在一定困难，使得劳动者被动地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中，需要适应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相关法制，明确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探索劳资关系认定标准，明确相关考量因素，完善新就业形态用工法律制度，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建设法治化的劳动制度、完善相关法制才能够为有效治理劳动领域提供法律保障，提升劳动保障监察的执法效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4.3. 深化劳资双方素质教育，加强劳资沟通与合作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数字技术在传统生产领域、数字科技领域和服务领域中生发出新的劳工剥削现象，大量的外包、非正规就业等，使得传统的劳资关系发生变化，因此加强劳资双方素质教育，加强劳资沟通与合作，营造劳资平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企业文化氛围迫在眉睫。
劳资矛盾产生的时候，构建劳资矛盾解决平台是关键的，可以有政府或第三方可信单位进行担保，在该平台劳工进行矛盾反映，维护权利。平台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技能培训，用来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企业要尊重每一位劳动者的地位和价值，强化管理人员和员工之间的交流沟通，善于听取劳动者的建议和想法。另外企业需不断完善员工激励体制，提供外出学习进修的机会和展现自我的平台，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形成对企业的认可感和归属感。同时，劳动者自身要积极完善自我，加强自身素质教育学习，提升自己的劳动技能水平，积极向企业管理者反馈交流自己的想法，在工作中实现自身价值。
5. 结语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11]。”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历史形式比以往的劳动形式具有更高级的资本增殖手段，但“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 [12]。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发生变革，但是新的技术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无偿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逻辑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依然存在。当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新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但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资本加重剥削及其隐蔽性加强，劳资关系之间紧张的总体趋势也仍然存在，在当今社会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方共赢成为必要。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技术观视域下的人工智能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9YJC710021)；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法国历史认识论与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BZX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