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是人学习语言的起点，对于人的语言选择、语言维持和语言继承都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已经在国内外学界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已然成为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Spolsky, 2012) [1]。国外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却落后于国外。本文希望借助对近十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里的有关家庭语言政策的文献进行CiteSpace可视化分析，从而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启示。
2. 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文献都来自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检索关键词是“family language policy”和“family language planning”，并且在两个关键词中间选择“or”，时间段选择为“2011~2020”，然后在检索出的文献中排除相关性不大的文献，并且将会议通知等非研究性文献剔除，将筛选后得到的文献导入Web of Science进行除重处理之后获得173篇有效文献数据。
2.2. 分析工具
本文使用到的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博士和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可用来分析和可视共被引网络的Java应用程序。该软件通过深入分析文献的共被引数据，从而绘制相关图谱，能够直观的让使用者掌握某一领域研究的热点，并预测研究发展动向(戴玲真，2020) [2]。本文中使用的是CiteSpace 5.8.R1版本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上搜索得到的173篇文献进行分析并绘制了可视化图谱。
3. 国际上家庭语言政策相关论文发表趋势
由图1可知，从2011年到2020年期间，国际上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发文量一共有173篇。但实际上2011年没有相关论文发表，是从2012年开始才有论文发表。文献的年代分布如图1所示。根据发文量增长速度的不同，国际上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12~2015年)，第二阶段(2016~2020年)。第一阶段(2012~2015年)增速缓慢，每一年相关的发文量都是个位数，这四年加起来的发文量加起来一共才43篇。第二阶段(2016~2020年)除2017年出现文献发表的低谷，其余年份发文数量呈增加趋势。五年间发文总计130篇，该数量已大大超过前四年之和。这表明在2016年往后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在国外受到更多重视，研究相关方面的论文也相继增多。根据统计数据的走势来看，2020年往后的发文数量将持平或继续增加。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quantity of annual published articles on FLP
图1. 家庭语言政策每年发文量图
4.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计量分析
4.1. 主要发文作者分析
在这173篇文献中，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共发文9篇 [3]。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是英国巴斯大学教育系应用语言学教授，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对儿童多语言教育和双语发展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认知和政策观点。作为一名积极的研究者，她研究了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新加坡双语/多语种的社区–家庭–学校环境，涉及课程政策、教育政策中的语言和家庭语言政策等主题。在她的8篇文章中，被引用数量最高的一篇是2016年发表在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上的Conflicting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contradictory language practices in Singaporean multilingual families，这篇文章通过研究新加坡三个来自不同种族的“多语”家庭的对话来探究语言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不一致，以及语言政策在这三个家庭内如何产生冲突(Curdt-Christiansen, 2016) [3]。Curdt-Christiansen教授的这篇文章获得领域内很多研究者的认同，被引用数量高达68次。发文数量排名前六的作者可以参见下面的表1。
Table 1. Major authors and quantity of their published articles
表1. 主要作者及其发文数
我们利用CiteSpace软件上“作者”这一选项的分析功能可以绘制有关家庭语言研究作者的直观的可视图谱，见图2。
Figure 2. Diagram of the authors who studied FLP
图2. 家庭语言政策作者研究图谱
在图2中，名字的字体越大就表明该作者发文的数量越多；相反，名字的字体越小，就表示该作者发表的文章越少(李蒙蒙，2021) [4]。部分作者之间有连接的线条，线条越粗者，表示彼此之间合作强度大，关系比较密切；线条越细表示合作关系越小。没有线条连接的则表示没有合作关系，作者本人是独立研究的。结合图2，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作者很多，但是只有少部分作者之间存在合作研究关系，且图中连线较细，代表合作关系并不强。
4.2. 主要发文机构分析
根据CiteSpace中的institution功能对发文机构进行分析，生成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发文机构图谱，如图3所示。图中发文机构名字的字体越大就表明这个研究机构发文数量越多；相反，如果字体越小就表明研究机构发文数量越少。从图3中可得出的字体较大的几个研究机构有：University of Bath，Tilburg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Olso以及Bar Ilan University。
Figure 3. Diagram of the institutions that published the articles about FLP
图3. 家庭语言政策发文机构研究图谱
从机构之间的连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在这十年间互相合作进行研究的机构较少。此外，从这些研究的机构性质我们也可以看出，高校是国外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集中地。这说明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在国外的这些高校受到了重视。
4.3. 期刊来源分析
这173篇有关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文献来自于81个期刊。发文量较多的前10个期刊如表2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Table 2. Major journals and quantity of their published articles
表2. 主要期刊来源及其发文数
根据表2，我们可以看出，这十年间发文数量较多的期刊都与“双语”“多语”“多文化”发展的研究有关。在面对“双语”乃至“多语”选择时，家庭的语言政策和规划会对个人的语言选择产生较深远的影响，而不同的语言背后蕴含不同的文化，选择学习一种语言就是选择学习其背后的文化。因而，家庭语言政策对文化的发展、传播、继承也有巨大影响
5.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热点以及发展趋势分析
5.1.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热点
要分析家庭语言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就是要分析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而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精准显示关键词聚类的研究区域，也是研究热点的显示方式之一(何娟，2020) [5]。我们用CiteSpace软件对家庭语言政策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聚类编号越靠前的，说明文献发表的数量就越多，聚类规模也就越大。如图4所示，Q的取值区间是[0, 1]，Q > 0.3时，意味着所得结果比较显著，可信度较高。S值是评价聚类效果的参数，S值越接近1，反映网络数据的效果越好(范波，2020：97) [6]。图中聚类的Q值是0.4852，S值是0.8006。S值在0.5以上时，表明聚类的结果较为合理。据此，可以认为这个聚类结果合理且具有参考价值。
在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获得关键词共现聚类表，见表3。
通过对表3和图4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近十年国外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热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Figure 4. Diagram of keywords clustering network
图4. 关键词类聚网络图谱
Table 3.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about FLP
表3. 家庭语言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表
1) 家庭语言政策与语言维持以及外语选择
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成员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对于语言选择有很大影响。尤其是移民家庭，在移居到异国他乡之后，面对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官方语言，同时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就不得不思考要选择哪种语言去学习，是学习移民后国家的语言，从而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融入这个社会和国家；还是在学习这门语言的同时学习原来国家的语言，通过继承和维持原来的语言让子孙后代能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不忘自己的出处，传承祖先的文化。比如，Wilson, S在2020年发表了“To mix or not to mix: Parental attitudes towards translanguaging and language management choices”这篇文章 [7]。这篇文章通过线上调查的方式分析了英国法英双语家庭中父母的语言信念和语言管理，结果发现双语家庭的父母对语言混合的态度在往积极状态转变，但是这样的态度转变并不能使得他们在家庭内选择更灵活的语言政策(Wilson, 2020) [7]。而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对家庭成员的学习、生活、工作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在制定家庭语言政策时一定要慎重思考。
2) 家庭语言选择与家人文化程度
在一个家庭中，家人的文化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文化水平高且收入高的家庭会对家庭的语言选择进行较大的干预，家庭的主要负责人会在考虑各种因素后促使家人里选择最合适的语言。其次收入高的家庭有更多可支配的钱去促进家庭成员的语言学习。而对于一些受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来说，因为缺乏相关方面知识，很大程度上会忽视制定家庭语言政策的重要性，对于家庭成员学习哪门语言，怎样使用语言并没有很大干预。且因为经济收入较少，能够在语言学习和使用方面支配的金钱也较少。
3) 语言熟练程度与语言使用
家庭的语言选择和语言侧重会给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频率和重视程度带来一定影响。而语言使用的次数越多，往往就能加深一个人对这种语言的掌握，掌握的越深，语言就会越熟练。而能熟练运用一门语言能给一个人的学习、工作带来积极的影响，毕竟如果语言运用不流畅，讲起话来磕磕绊绊，就很难与别人沟通。而熟练掌握一门语言就能让人较为容易的融入一个群体。
4) 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方言能够反映一个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当地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并且反映出该地区的文化习俗。比如云南、广西等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会用自己的方言来唱山歌，而山歌就能反映出当地的文化。中国以及世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家庭作为民族的最小单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自然而然会对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目前也有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家庭方言的使用。比如Han, YW和Johnson, DC在2020年发表的“Chinese Language Policy and Uyghur Youth: Examining Language Policies and Language Ideologies” [8]。他们的这篇文章通过收集与四个上了大学的维吾尔族青年的访谈数据，研究在中国政府制定的教育语言政策背景下，维吾尔族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与家庭语言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Han, 2020) [8]。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多，比如有对中国少数民族苗族的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等。
5) 语言习得
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是语言习得的起点。制定好一门语言之后如何让孩子将这门语言掌握、熟练使用才会让家长面临真正的考验。而掌握一门语言的过程就是语言习得的过程。家庭成员如何通过制定政策来实现有效、快速掌握并使用一门语言也很值得研究。
5.2.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变化趋势
从关键词共现网络时间线知识图谱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的家庭语言政策近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趋势，如图5所示。
根据图5，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家庭语言政策最开始的研究是有关移民家庭的面对“双语”或“多语”的情况做出语言选择以及家庭成员的双语习得和语码转换。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最小的组成单位，研究家庭语言就不能不提到家庭成员的母语(母亲)。母亲是许多研究家庭语言政策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会提到的人物，作为家庭的核心成员，管理着全家人的日常事务，母亲这个角色在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mothers”这一关键词聚类的规模很大，这是发展初期家庭政策研究的基本定式。但是不管是研究家庭语言政策的什么方面，我们都不难发现，一个家庭不管制定或者实施什么样的语言政策都会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的语言习得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language acquisition”和“biliteracy”这两个关键词聚类规模较大。而且从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出，早期2012~2013年研究的家庭语言对象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家庭，而到2016开始，研究的语言对象开始转向使用中国方言(包括广东话等)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家庭。国际上对中国家庭语言政策的重视与中国日益深厚的世界影响力和逐步提高的世界地位有着密切联系，当然也与中国本身就丰富的语言种类紧密相关。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图中看出，国外的研究也注重探讨家庭语言政策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语言只是一个表象，其内核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对于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开始更多地探讨语言背后的因素，包括低收入家庭的文化水平对家庭语言政策制定的影响等。
Figure 5. Timeline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about FLP
图5. 家庭语言政策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时间线图
6. 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价值和启示
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规划是许多移民家庭、跨国家庭以及双语家庭都需要面对以及考虑的事情。家庭作为一个人最初接触语言的地方，家庭语言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同时会受到国家层面、学校语言政策的影响。研究家庭语言政策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是哪些因素在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的制定，以及应该怎样在这些因素中权衡利弊，做出最有利的决策或者及时对不利的决策进行调整(李英姿，2018) [9]。同样，通过大量分析某一区域同一类型的家庭的语言政策也可以对国家层面或学校层面的相关语言政策的制定发挥参考价值，促进国家或政府层面做出更利于民的政策。
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与意识形态有很大联系，因此要结合该地区以及家庭成员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与此同时，我们要将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的范围扩大，不能将大量研究停留在表面信息的处理和分析，而要去深入探讨其内核和本质。从家庭语言政策相关的研究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可以与语言习得、文化等进行跨学科研究。
7. 结语
本文运用CiteSpace引文分析软件，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2011~2020间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相关文献所涉及的文献来源、发文机构、研究作者以及研究热点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获得了以下发现：首先，近10年来，国外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2~2015，这一阶段的研究发展缓慢且研究文献数量少；第二阶段是2016~2020，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快速上涨。其次，从发文数量来看，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以及Cassie Smith-Christmas是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从主要的期刊来源来看，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是发文数量最多的期刊。此外，主要的研究机构有University of Bath，Tilburg University等。通过分析可视化图谱还发现了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热点和变化趋势等。希望本文的可视化研究的结果和发现能有助于国内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让国内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取得更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