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月革命的炮响，让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短短百年间就落地生根，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着怎么的相通之处呢？本文从自然观、政治思想、社会理想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会通，以期能够更好的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儒家思想的当代化。
Abstract:
The cannon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brought Marxism to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in China. How was Marxism able to take root in China in just one hundred years, and how does it have similarities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Confucian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ree aspects: the view of nature, political thought, and so-cial ideal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Chineseization of Marxism and the contemporaryization of Confucianism.
1. 引言
近代以来，伴随着清帝国的瓦解和列强的侵入，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但同时，时势造英雄，彼时之中国，社会风气一改康雍乾三朝之沉闷压抑，各路思想云集荟萃，实有晚周诸子百家争鸣之状。虽然西学东渐，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似有风卷残云之势，但“孔家庙”最终仍然未被打倒。经历五四和后来的“破四旧”、“批林批孔”，儒家文化仍以它坚韧的生命力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我们不禁要问，在五四时期的诸多思想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中，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力压群雄，并最终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纲领？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否存在暗合与会通？
俄国的十月起义，给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新思路，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视线。李大钊说：“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期能够拯救当时孱弱的中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大多早期受过传统的四书五经的教育，虽然力图进步，但是潜移默化中，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自觉或是不自觉中，他们以传统的中国式方式，诠释着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笼罩着一层中国传统儒学的面纱，因此思想的相通和相融是必然的。
张岱年先生说：“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 [1]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体现在方方面面，下面主要就自然观、政治思想和社会理想三个层面来看。
2. “入世”自然观的相同
自然观的共通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相同的一个折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入世”的，这种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然。
儒家自然观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持一种万物一体的自然观，提倡顺应时节，保护自然环境。孟子告诫人们要因时制宜的利用自然：“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鱼鳖不可胜食的前提是数罟不入夸池，材木不可胜用的关键在于斧斤以时入山林，因此，这个“时”是非常重要的，“以时”的前提是要认识这个“时”，儒家认为人是能够把握好这个“时” [2]。荀子提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同样也是重视对“时”的把控。相较于老子的无为，儒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都是持一种“入世”的积极态度。时至今日，这种自然观对中国甚至是世界，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入世”态度更为明显，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出，人能够正确认识自然和把握自然规律，并能够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儒家自然观不谋而合，都强调人能够认识自然，并且按自然规律办事情，尊重自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自然观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自然观是中华农业文明在思想上的反映。因此，马克思与儒家相通的不仅仅是自然观，更是和华夏农业文明的靠近，马克思主义何愁不能在这片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呢？
3. 政治思想的契合
在政治思想方面，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处。孔子的民本思想着重体现在重民轻神，而孟子则有所不同。孟子开儒家之先，提出先有人民而后有国家的主张，有国家方有君主。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告诫统治者，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因此，为政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孟子民贵君轻思想改变了长期以来的君民关系的排序，是对儒家重民思想的一次理论飞跃。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主张，通过比喻把儒家的民本思想内涵展现的淋漓尽致。荀子的论见把民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推到了极高的地位，是先秦儒家重民思想的最高表现形态 [3]。
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的群众观点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当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则提出了群众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4]。无论是马克思的群众观亦或是毛泽东的群众观点，都与儒家的民本思想有相通之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快速落地生根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积极因素，并借助这些积极因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儒家的民本思想的优秀内涵也在这个过程中重新绽放光芒，显示出跨时代的价值，实现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双赢。
4. 社会理想的相通
在社会理想上，儒家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也是相同的，列宁指出：“剥削制度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自《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名提出后，影响深远。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是追求成仁成圣，泛着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辉。
在自然经济社会中，当这种追求个人的道德完美价值理念投射到社会观当中时，这个社会就理应是人皆圣贤的个人之集合。这样，大同的社会理想，这种独特文化理念就在儒家中产生了。儒家经典《礼运篇》中只用了一百多字来描绘这个理想社会，使得近代可以对“大同”做出不同的解释。熊十力认为，在“大同”世界中，儒家提倡破除“私心”。牟宗三则将其定义为“肯定民主、肯定道德价值、肯定德化人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其大致等同于取消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或原始共产主义。可见，对大同社会所对应的具体的制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点是所有诠释者都公认的，这就是“大同”是一个天下为公、人人有高尚道德的社会。
这种儒家所表述的“大同”，就约等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与“大同”，两种思想产生的时代虽跨越千年，形态和表述也都不尽相同，但两者有着共同的文化精神或价值追求，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扎根的一个主要的文化精神基础。马克思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 [5]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众多思想中脱颖而出走进中国的缘由众多，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但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融会贯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在积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自然观方面是相同的；在政治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是有共通之处的；在社会理想上，“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也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追求。今天，世界正处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复杂局面下，只有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积极因素的会通，才能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枝繁叶茂，才能让儒家文化在当代重焕生机，实现新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