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走向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老龄化在数量和增速上都位居首位，人口结构的变化随即也带来一系列有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根据2021年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在最新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范围内年龄在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显著增多，人口数已达到1.91亿人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3.5%，与2000年相比，增长6.5% [1]。老年人口比重的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这直接关乎着老年人能否顺利安享晚年，稳定生活和养老，因此，老年人群的晚年生活状况成为了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众多关乎老年群体的指标中，幸福感指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直接展现出老年人的真实生活状况，通过分析老年人幸福感可以从侧面衡量其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可以较准确的展现出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个人主体层面的直接感受，能较直接地反映出个人真实生活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自身的生活水平，在国家和社会等较大层面也同样有着重要作用 [3]。
信息媒介作为新时代对社会最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工具之一，全方位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人们使用媒介去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也可以通过媒介进行娱乐放松等休闲活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4]。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媒介因素是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随着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不断传播和应用，人们也逐渐熟练掌握不同媒介的使用。同时媒介也促进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符合新时代下国家发展转型的新要求新目标 [5]。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使用媒介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增多，媒介的影响范围以及应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社会各界通过义务宣传或者开设免费相关课程等方式大力帮助老年人学会使用不同媒介，加强普及教育，提高了老年人的媒介素养以及媒介使用能力 [6]。并且随着不同媒体部门针对老年人开设了一系列相关的适合老年人的栏目板块，大大提高了对老年人的吸引力，致使老人对媒介的使用率逐年提高，并且在媒介使用过程中逐步影响着个人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7]。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并选用适合的定量研究方法，去进一步详细分析媒介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幸福一直是被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关于幸福的探讨也一直是深受人们喜爱，有关幸福感的被记载的文字性表达可追溯于较早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时期，而对于主观幸福感这个名词的研究和探讨主要产生于近代时期的美国，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期开始，我国也逐渐开始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8]。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有关自身对生活满意度，获得感的评价感受，是一种依据主体自身对于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估，这种主观情绪的展现是最能表现个体自身真实感受的。情绪有好的也有坏的，是个人因外在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可以最直面地反映出主体的感受，情绪和人之间是一种从属依附关系，无法独立存在 [9]。通过一些既有研究可知，幸福感与许多因素有关，在学术研究中，研究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及评价是测量个体幸福感大小的重要测量指标，可以较直观表现出一个人的生活现状及幸福感程度。幸福感指数随着对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评价升高而提升，紧跟着生活中的正向情绪和积极事物就越多 [10]。
在早期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财富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紧密，但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和深入，开始对不同影响因素划分类群进行研究，将影响的因素更加精细化的划分为多种变量，并将变量以单个或组合的形式进行研究放进不同模型中 [11]。近年来，我国老龄化人口不断上升，因此有关老年人群的幸福感研究在不同领域也逐渐增多，相关领域的问题及发展策略也逐渐受到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刘鸣筝指出，年龄因素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当个体的年龄增大，那么他的主观幸福感也会有所变化，会相应也提升。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现阶段，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初步分类，可大致分为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 [12]。
媒介因素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媒介因素通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发挥着影响。李敏通过研究发现，个体对于媒介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当个人较容易接纳媒介，进行媒介的使用，那么对生活的满意度评价将会相比于其他人来说较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也会相应的得到一定提升。如果个体对媒介持有的接纳态度高，那么对生活的太多就会多倾向于积极正向态度。个体的主观性意识和评价可以直接影响着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态度和评价，从而影响着自身幸福感和满意度 [13]。李嘉兴指出，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老年人也逐渐开始接触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使用，互联网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沟通交流，老年人在逐渐使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过程中也会逐步提升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满意度。初步的研究结论可大致概括为对互联网使用频率较高的老年人，其幸福感也会越高 [14]。栾绍娇认为，传统媒介中的报纸是作为媒介使用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报纸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促进正向积极的生活态度产生，而相比于报纸，广播的影响力度要弱很多。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人们往往只有借助于媒介因素才能第一时间获得所需的信息，媒介是个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但这种现状会导致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无法准确辨别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就会造成过分将个人的幸福感寄托于虚拟世界的假象 [15]。
现阶段，学界较少对于媒介使用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详细研究，而在科技化时代背景下，信息数字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媒介因素也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加入媒介使用这一重要因素进行探讨。
3. 数据来源、变量界定与模型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研究数据是2017年的CGSS数据库中的相关调查数据。数据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覆盖中国大陆全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样本总计12,582份。研究对象本文选择的是年龄大于60岁的老年人群，通过将相关变量进行清洗，对残缺值进行删除后，总共得到有效用的样本量为3473份。
3.2. 变量界定
3.2.1. 因变量
将老年人自身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认知和评价作为因变量，将是否觉得生活幸福分为了各个等级，其中只有比较和非常幸福被定义为幸福，其余等级都为不幸福，分别记为1和0。如表1所示。
3.2.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媒介使用，现阶段的媒介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另一类为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介。为调查老年人对媒介的使用情况，本文选取了六个指标，分别是使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频度，将这些指标作为自变量，分布赋值为1~5。如表1所示。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因素，选取了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指标。性别为男性和女性，年龄为60岁以上。教育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五档。健康状况从“很不健康”到“很健康”赋值为1~5。兴趣爱好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每个方面根据使用频度分别赋值为1~5。另一部分是家庭因素，包括经济和婚姻两个指标。将婚姻状况共分为有无伴侣两种，分别记作1和0。经济也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布赋值为1~5。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3.3. 模型选择
根据CGSS2017的问卷调查结果，将因变量设置为两类，通过利用stata14.0来构建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模型公式为：
将模型线性变化后：
P：老年人感到幸福的概率；βi：各变量回归系数；Xi：自变量；α0：回归截距项。
4. 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模型1将个体因素作为自变量放入进模型中，表2结果表明，年龄、健康状况、空闲时间看电视或看碟、在家听音乐以及参加体育锻炼都会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这些个体因素与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着较高的相关性。通过具体分析可知，老年人的年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0.025，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为0.636，表明健康状况的逐级提高，幸福感每一级别增加63.6%。空闲时间在家看电视或看碟，在家听音乐或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高。从个体因素的整体情况来看，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最大，因此，健康对老年群体来说是首要重要的，也是最为关注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状况是最直接影响个人生活体验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模型2是基于模型1中的变量后又将家庭因素中的两个变量考虑进模型中，表2结果表明，当加入家庭因素后，跟模型1中的回归结果类似，年龄、健康状况、空闲时间看电视或看碟、在家听音乐以及参加体育锻炼都和因变量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显示。同时，老年人自身所获得多少教育，以及在晚年生活中参加老年人文化等活动的频率，都没有明显影响着其自身的幸福感。分析家庭因素的回归系数可知，家庭实际收入的多少以及老年人是否结婚，是否还存在伴侣等状况都会影响着老年人在自身晚年生活中的状态，与生活的幸福度有着相关性。老年人的所获教育多少，以及在老年生活中参加老年文化等活动的频率和期望程度都会考虑自身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会根据实际的经济水平有选择的参加，从而导致老年人获得感和满足感的参差。从婚姻状况可以看出，有伴侣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普遍高于无伴侣的老年人。当加入家庭因素后，从整体看，家庭经济状况的回归系数高于健康状况，说明家庭经济状况每上升一个层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增加93.7%。
模型3的目标是要单独观察媒介使用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因此自变量的选择上只采用媒介使用因素，单独进行回归分析。表2结果表明，当只考虑老年人媒介使用情况这一因素时，广播的使用频度影响系数高达0.333，与老年人幸福感呈正向关系。说明老年人对广播的使用频度每提高一个档次，相应的个人主观幸福感提高33.3%。其次是电视的使用频度也具有明显的影响，回归系数达到0.310。综上所述，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些媒介的使用可以直接明显的影响着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因为广播的便捷性等特点深受老年人喜爱，广播使用频度高的老年人其幸福感明显高于其他老年人。相比之下，报纸杂志以及手机的显著性则不明显。
模型4又基于模型3增加了个体因素包括的变量进行分析，表2结果表明，在媒介使用因素基础上加入个人因素后，原先的广播还有电视这两种媒介在使用率上仍然明显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而互联网的使用对其影响发生了变化，回归系数变小，下降到0.0007，相关性明显下降。
模型5是将全部相关变量考虑进模型中统一进行回归分析，表2结果表明，当把全部因素，即个体因素，媒介使用因素和家庭因素都考虑在内时，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力最显著，回归系数为0.934，第二位的是健康状况，回归系数为0.506。重点分析媒介使用因素时，通过结果可发现，广播的使用频度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最紧密，老年人的广播使用频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幸福感会增加27.6%，其次是电视的使用频度，回归系数为0.231。但是，新兴媒介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中还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对老人的幸福度影响较弱。
Table 2. Logit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elderly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
注：***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CGSS2017数据中各变量的特征和验证结果，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整体状况较好，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影响。从媒介使用的角度来看，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媒介因素以及媒介的使用频度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去使用媒介来充实晚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针对当前老年人使用媒介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切实保障老年人信息权利
随着媒介种类的不多增加，信息开始错综复杂，对于老年人来说，隐私防范意识较薄弱，因此在使用媒介时更容易造成隐私或者信息记录的泄露。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弥补政策缺少问题，通过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加强老年人的信息服务体系。用政策制度来强制规范媒体部门，并制定配套的惩戒措施，严格规范行业体系，形成合理有序的信息市场秩序。现阶段，最首要的目标是要致力于打造信息无障碍政府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权利，通过政府和各界媒体部门相互联动，合作以及沟通交流，不断加强信息的传播渠道，提高信息服务的流畅度。其次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不断推动信息技术的升级优化，加强技术层面的信息交流，为信息的传递共享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保障。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在信息的提供上要切实考虑到老年人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时间，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供方便，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帮助老年人轻松容易地掌握媒介使用方式。
5.2. 媒体部门加强联系，为老年人媒介使用创造有利条件
各级媒体要针对老年群体的现状，从老年人最感兴趣最需要的内容出发，建设适合老年人的信息和内容，有针对性的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信息，逐步通过设定的信息和内容去引导老年人使用媒介，提高媒介使用的兴趣和熟练度。同时也可以创新多元化的内容板块，制作较简洁明了的易老内容，在传统的普遍的老年板块内容中加入新的元素，尤其是与时代发展创新结合度较高的新知识，新内容，进一步让老年人紧跟时代，提高老年群体的时代适应性。另外，媒体和媒体之间也要加强交流，加强信息共享能力和联动效应，加快各级媒体间的相互融合，缩小不同媒体不同地区间的信息服务差距，最大程度规范老年人的媒介使用环境。
5.3. 老年人紧跟时代，自觉提高媒介素养
提高媒介使用对老年人的影响力重点是从老年人自身出发，首先在思想上转变传统观念，去自愿接受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使用，同时，要自觉培养媒介素养和媒介使用意识，真正发自内心愿意使用媒介去提升生活质量。社会各界要通过多种公益宣传或者科普教育等途径不断向老年人输入这种媒介使用的观念和思想，找到老年人的兴趣点，从老年人真正需要的以及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出发，提高媒介的吸引力。媒介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媒介使用频率以及规范媒介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老年人只有通过积极主动学习才能逐渐掌握各种媒介的使用方式，在媒介使用中享受到幸福感和快乐，同时让自己可以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用一种自觉主动的态度去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从而丰富生活内容，提高生活乐趣，从而优化自身晚年生活。